西方教会人士谈克隆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会论文,克隆人论文,人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7年2 月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科学家用体细胞进行无性繁殖培育了克隆羊多利以来，在世界上便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西方国家，人们对这项技术的态度是忧大于喜，其中最担忧的是用这项技术去复制人。为此美国总统克林顿下令严禁用联邦政府的经费进行克隆人的研究。欧盟和许多其它国家也纷纷作出类似反映。其中反映最强烈的是梵蒂冈和西方教会的神学家及伦理学家。就在人们顿促政府尽快立法禁止用克隆技术复制人时，1998年1月初， 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锡德却公开宣布他要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生产出第一个克隆婴儿，而且说已有四对不育夫妇正排队等候为他们做此试验。这真是语破天惊，西方舆论哗然。此举更加快了一些国家的有关立法进程。1月10日， 克林顿要求国会通过法案，至少在5年内禁止进行克隆人的试验。1月12日，19个欧洲国家签署了一项国际条约，禁止进行“培育遗传物质与别人（不管此人是活着的，还是已死的）完全相同的人”的尝试。
西方教会对此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少数人对克隆技术大加赞赏。在他们看来，这一技术用于人类并没有什么不好，并不违反基督教的道德，相反还能造福于人类。例如为无生育能力的夫妇复制婴儿，就能给这类家庭带来福音。实际上，上面所说的科学家锡德就代表了教会中的这少部分人的思想。锡德本人就是一位基督教徒。他在1998年年初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台采访时就公开声称，作为畏惧上帝的基督徒，他不会为这个造人计划受到良心的谴责。
教会中另有些人坚决反对克隆技术，包括克隆动植物在内。罗马天主教会基本采取这种态度。教廷不仅反对克隆人，也反对试管婴儿，甚至对动植物的转基因技术也持反对态度。深受天主教会影响的巴西在英国克隆羊多利成功后就立了一项国家生物安全法，规定禁止无性繁殖动物和人类。美国许多保守派信徒也坚决反对克隆技术和一切转基因技术。他们以圣经为依据，认为上帝创世时，造了万物和人，这些物种都各从其类。如今人们从事转基因工程，就是想创造新物种，试图充当上帝，这本身就是亵渎上帝，最终将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这些人在今天的西方教会占有相当的比例。
西方教会中的主流新教教徒中的不少人对克隆技术是有保留的支持。他们只支持对动植物进行克隆研究，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但反对用于复制人，认为这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伦理学问题。其中相对保守的人极其坚决地反对克隆人。而较开放的人则认为目前克隆人时机不成熟，应该禁止，因为伦理学中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但如果找到较好的解决办法， 也许不应该永远禁止。 美国路德宗神学家特德·彼得斯（TedPeters）说：“我反对盲目的克隆，但也不认为就应该永远的禁止。”（见Christian Century，P.287，1997年3月19－26）。实际上，克林顿所说的至少5 年内禁止从事这项试验正是代表了教会中这部分人的思想。
为什么西方教会中多数人反对克隆人？实际上，这种态度与他们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基督教看来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与一切其它的万物都不同。每个出生的婴儿都是上帝的赠礼，拿克林顿的话说，人是由“实验科学无法达到的奥秘所产生的”，“必须尊重这一意义深远的赠礼”，而复制人这一举措明显地把造人视同制造产品那样，是对上帝这一神圣的赠礼不尊重，也就是亵渎了上帝。因此必须“抵制复制我们自己的引诱”。（克林顿语）
传统基督教认为人的生命从受精卵开始，因此保守的基督教教会反对对任何阶段的生命的摧残和不尊重，坚决反对堕胎，反对试管婴儿，认为这是残杀生命。而出现了无性繁殖羊之后，梵蒂冈宗座科学院认为这是对生命个体的不尊重，必须严禁用“无性繁殖的生命的胚胎”作实验用。在他们看来胚胎就是生命，不管是通过有性繁殖，还是通过有性繁殖产生的胚胎，用它作试验，就是用生命作试验，这与纳粹法西斯用人体作试验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因为在作这类实验时，必定会废弃大量的胚胎，这从多利的产生就可看出，它前后试验了277次， 才最终成功（最近科学家们对多利是否是无性克隆的成果有争议，罗斯林研究所承认多利可能并非是无性的体细胞克隆而成，仍属胚胎细胞的克隆物），相比之下，克隆人要比克隆羊难度大多了，由此废弃的胚胎也肯定更多，残杀的无辜小生命也就更多。也正是从这点出发，罗马教会反对试管婴儿，因为在做试管婴儿的过程中也要遗弃许多不健康的受精卵（胚胎）。
传统的基督教认为根据圣经，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让这对夫妇结合，通过负责的性行为繁衍后代。这表明只有一夫一妻组成的家庭才是生命传递的正当途径，繁衍后代也是家庭的主要功能。天主教伦理学家吉诺·孔切蒂（Gino Concetti）在1997年3月27日的《罗马观察家报》上明确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说：“这是一条不可改变或变相改变的法则：生命的传递只能通过婚姻和夫妻之间的负责的性行为进行，任何其它的途径或方法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不仅与天主的创造旨意相违背，而且对人和婚姻的尊严也是严重的亵渎。人应该有权通过人道的方式诞生，而不应在实验室中制造。”梵蒂冈宗座科学院也认为对人类生育作彻底的控制是剥削妇女的生育权利，使繁殖人类变成一种工业化的过程。这必定会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有悖常理而复杂难解。实际上他的这一观点罗马教廷信理部早在1987年的文告《恩赐的生命》中就有阐述。一些新教神学家也指出，通过克隆技术产生的孩子在家庭中往往处于类似一种产品的地位，总是要求他们完善无缺，或要求他们成为死者的替身，因此很难得到象正常家庭中父母对女子那种不计得失的照顾和养育。还有人认为这种违背上帝意旨的克隆人的方法定会大受同性恋者的欢迎，给他们的婚姻合法性带来了福音，这在较守旧的传统派看来更是无法接受的。
著名美国神学家保罗·拉姆塞（Paul Ramsey）在30 年前就对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为《美国自然主义》（the American Naturalist，1966年9—10月）所写的一文中对克隆人的美好前景作的描述持批判态度。他特别提到有些人把克隆完全看成是自己的私事，认为只要自己愿意而科学技术又能达到，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克隆人，因为这是他的自由。如果有人干预，那就是干预了他的自由。拉姆塞指出，自由并不是一个最充分的道德原则，如果你的自由是建筑在对别人的操纵和控制上，建立在冒犯别人的基础上，那就不是真正对自由的尊重。而想要克隆人的人所要求的正是这类自由。因为他们各自有其复制的目的，必定要把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些被复制者身上，这就注定了“克隆人”从被造出的那一刻起就没有自由，也没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而这点是完全违背人道主义原则的。因为所谓人，就应该是“有其自己灵魂的肉体”，或者说，是“有其自己肉体的灵魂”，而这些“克隆人”却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做人的起码条件。许多伦理学家认为一旦采用克隆技术去复制人，就难免会有人为了追求利润提供这类服务，甚至出售这些被复制的人，把他们变成商品，也就是沦为奴隶，有些甚至会成为“原型人”的移植材料，因为“克隆人”身体的任何部分在移植时都不会与“原型人”的身体发生排异现象。要是这样，那么“克隆人”的处境就极其悲惨。从基督教的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原则和保护最弱小者的原则出发，基督徒应该负起保护最弱小者的道德责任，决不能允许克隆人的现象出现。
随着对“克隆人”争论的发展，西方教会许多人对转基因技术也存在了很大的疑虑。转基因工程实施的初衷也许是为了治疗遗传性疾病和癌症等病。但在实施过程中很可能违背了伦理道德。许多神学家对此工程十分担忧。一些人指出，这一技术是对人的遗传基因作些更换，所冒的风险太大，一旦失败，就会形成新的遗传疾病，其影响面不仅是一代人而将是代代相传。罗马教会宗座科学院也提出，由于科学家将生物体内的基因胡乱摆弄，就可能出现一些变异的个体，前景将不堪设想。不仅如此，如果被一些种族主义者利用，就会像希特勒那样，用它来培育一些“优秀”种族，或“优秀”人才。 这种情景将会十分可怕。 纽约Yeshiva 犹太教大学的一位医学伦理学会主席和微生物教授摩西·坦德勒（Moshe Tendler）拉比说，作为一名科学家， 在从事克隆和转基因工程时要注意科学和伦理两个方面。他说，圣经中上帝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但人也是一种受上帝制约的造物，人不能去主宰自己的命运，只有上帝能主宰。人要自己更改其基因类型，就会具有向恶的能力。他警告说，从事这一工作“你所犯的任何错误都将是永恒的”，同样，为无子女的人提供“克隆孩子”，或用他们来延续人类的寿命，都是优生学的罪恶，因为“宣布一些人复制的价值，也就是宣布另一些人无价值”，（Christian Century，1997，3，P.287）这对人类的整合性将起到破坏作用。他认为当前科学界和医学界对伦理学问题并没有高度重视，以他们学校为例，医学院的学生在6 个月的学习中只上1小时的伦理课，这是很不够的。
总之， 克隆技术的发展对犹太—基督教传统冲击很大。 芝加哥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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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伦理中心主任菲利普·鲍利（PhilipBoyle）认为克隆技术将会毁灭犹太—基督教的传统。 他的这种担心正代表了许多犹太—基督教会人士的看法。人们已预感到，克隆和转基因问题在近几年内将成为西方基督教会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其激烈程度将超过对堕胎问题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