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11年清朝官员在东南亚的活动_清朝论文

1905~1911年清朝官员在东南亚的活动_清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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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2 文南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2)03-0009-07

1905~1911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重要的7年。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加速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导致了革命团体的出现。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在国内外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同盟会领导群众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一方面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镇压,一方面宣布要进行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欺骗人民。此外,还派出官员和军舰到东南亚地区“抚慰”华侨,企图同革命派争夺群众。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最终逃脱不了复亡的下场。本文着重谈谈以下两个问题:(一)1905~1911年间清朝政府派官员到东南亚活动,西方殖民者有什么反应?(二)清朝政府派出官员到东南亚去“抚慰”华侨,背后又干着什么勾当?通过历史事实揭露清朝政府懦弱和反动的本质。

20世纪初的东南亚,除了泰国之外,所有的国家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清朝政府要派出官员到东南亚地区活动,西方国家会提供方便吗?现在我们以荷兰殖民当局为例谈谈这个问题。中荷双方曾因华侨的国籍问题进行长期的交涉,无法达成协议,致使清朝政府迟迟不能把领事官派到荷属东印度去。

1905年6月9日,商部就委派王清穆赴南洋考察商务一事致函外务部:“据本部左参议王清穆函称,会查路矿事竣,刻正料理南行。查南洋各岛如新加坡、槟榔屿、婆罗洲、爪哇、三宝垅、小吕宋、麻刺甲、苏门答刺等处为英、法、美、荷诸国属地,拟请咨呈外务部照会各该国驻京使臣,将清穆及随带司员王大贞、单镇、议员徐恩元、林姓及随从人等到该国南洋属地考查商务知照该岛洋员妥为照料,以便接洽。如需用各使填发护照,并请咨照外务部办理等因前来。查南洋各岛分隶诸国,该参议等前往考察商务,必须发给护照,并知照驻京各使转饬各岛洋员妥为照料,方足以资保护。”(注:外务部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文所引的外务部档均为该馆所藏,不另注明):《商部为左参议王清穆往南洋考查商务请给护照并转告各使照料事致外务部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七日(1905年6月9日)。)

对此,外务部反应很快。1905年6月12日,照会美、英、荷驻华使臣:“希即转饬各该地方官于该员等到境时,妥为照料保护。”(注:外务部档:《外务部为商部派王清穆赴南洋考查商务请予保护事致英美荷大使照会》,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十日(1905年6月12日)。)美、英使臣没有表示异议,外务部在给商部的复函中也称:“本部以该参议等奉公派往南洋各岛考察商务,并非寻常巡历人员,自无须请领护照,当经分行照会和、美、英国驻京使臣转饬各该地方为官妥为照料保护。”(注:外务部档:《外务部为王清穆等往南洋考查商务,英美荷各使己给照复事致商部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1905年6月17日)。)最终,阻力来自荷兰方面。1905年6月15日,荷兰驻华使臣希特斯在复照中称:“王清穆先已向驻沪本国领事官索得一函,即系嘱托此事。该参议自主若此,应请饬该参议将领事原函璧还,且认错误,方能转饬各该地方官照办。”为此,外务部只好要商部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后来商部复称:“据该参议电复,在沪曾晤美、英、和国领事,就询各属地华商情形,并告以已请外务部照会驻京大臣转饬经过各处地方官妥为照料。至索函一层,只从交际上谈及,而美、英各领事乐于周旋,皆有函来,并不止和国领事一处,且事在请外务部照会驻京各大臣之后。和国希大臣以该参议所为未能合理,或未知此中详情,请为婉言代达,祈希大臣见谅,速为转饬各地方一体照料保护,并无庸壁还领事原函,以免周折,耽延时日。”6月28日,外务部复照荷兰驻华使臣,说明事情经过,“希勿介意,即转饬各该地方官遵办,仍望见复为荷。”(注:外务部档:《外务部为商部王清穆等赴南洋各岛考查商务事致荷大使希特斯照复》,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1905年6月28日)。)

后来,由于王清穆患病,此次赴南洋考察未能成行。对此,荷兰方面又横生枝节。1906年1月26日,荷兰驻华使臣希特斯又向外务部发出照会:“本大臣接准本国外部大臣函称,西历八月间贵国驻德荫大臣转达贵政府之意于本国政府云,欲派新加坡领事张振勋前往南洋各海口考察商务,本政府已经允准等因。本大臣查改派张振勋前往南洋,想因商部参议王清穆患病,不克前往考察,但去岁八月三十日贵亲王照会内并无另派他人之意,本大臣以为此举已作罢论,今又如此,本大臣稍觉诧异,即希贵亲王指示为感。”(注:外务部档:《荷国大使为询问考查南洋商务大臣何以改派张振勋事致外务部照会》,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二日(1906年1月26日)。)

照会一到,清朝政府又忙了起来。1906年1月29日,外务部就荷兰使臣提出的问题转告商部,咨文中称:“张振勋因何派往南洋各海口考察商务,未据知照有案。相应咨行贵部查照声复,以便转复和希使可也。”(注:外务部档:《外务部为答复荷国大使询问为何改派张振勋往南洋考查商务事致商部咨》,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五日,(1906年1月29日)。)直到2月7日,商部才向外务部作出说明:“张振勋考察外埠商务,系于光绪三十年九月间奏派,奉旨允准。是年十月十三日曾经咨行贵部查照在案,并非因本部王参议不能前往南洋始行改派。所有和希使照称各节,自系未悉原委,相应咨复贵部查照,酌核转复和希使可也。”(注:外务部档:《商部为请外务部转告荷大使张振勋往南洋考查商务前已奉旨允准并非改派事致外务部咨呈》,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1906年2月7日)。)

清朝政府对张振勋的任命,王清穆因患病不能出访,本来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张振勋是南洋华侨,曾任中国驻槟榔屿领事、驻新加坡总领事。1903年被清朝政府电召回国,“共商国是”。清朝政府要他招徕南洋华商,以振兴中国实业。1904年,他提出达致强国的十二项措施,如招商承办农工路矿,招徕侨商兴办铁路,振兴实业,抵制洋货等,被清朝政府任命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对张振勋的任命,是在委派王清穆之前,不存在因王清穆患病而改派张振勋之事。荷兰殖民者不希望有清朝官员到荷属东印度去,才把这两个互不相干的问题扯在一起。

1907年1月,清朝政府拟派董鸿祎到南洋考察学务。1月31日,学部致外务部的咨文称:“本部前准闽、粤两督咨称,现于南洋各埠设立劝学所,选派总董、视学等员。又准农工商部咨称,槟榔屿设立中华学堂,各岛侨民尚能闻风兴起。又据新加坡总领事申呈应新学堂章程、规则等因,先后到部。南洋兴学情形,已可略见梗概。本部业于本年九月派法政科举人董鸿祎前往新加坡、槟榔屿、爪哇各埠周历考察,现经奏准派该举人总理南洋华侨学务,以资联络而专责成。相应咨呈贵部知照驻京英、荷两使转饬照料可也。”(注:外务部档:《学部为派举人董鸿祎往新加坡等处考查学务并总理南洋华侨学务请转照英荷各使照料事致外务部咨呈》,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1907年1月31日)。)1907年2月5日,外务部致函英、荷两国使臣,希望他们“即达贵国政府,转饬该处地方官妥为照料”(注:外务部档:《外务部为举人董鸿祎赴南洋考查学务并总理南洋华侨学务事致英荷大使函》,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7年2月5日)。)。

麻烦又一次来自荷兰方面。1907年2月9日,荷兰驻华使臣希特斯致函外务部说:“本大臣查本年十月初一日(1906年11月16日)贵部照会内所派之陈华想已到爪哇各埠,今又派董鸿祎总理学务,该二员到底有何分别,即希贵亲王查明见复,以便转达本国政府可也。”(注:外务部档:《荷国大使询问前派往南洋视学之陈华想已到埠今为何派董鸿祎事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7年2月9日)。)

经外务部多方解释,荷兰驻华使臣最后才表示,“该员何时起程,何时可能抵和属,务希示知,以便转达接待。”5月5日,外务部把有关情况向学部作了通报。(注:外务部档:《外务部为董鸿祎总理南洋学务何时起程事致学部咨》,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1907年5月5日)。)

事情到此并未过去。5月16日,荷兰驻华使臣又传来了荷兰政府的声音。希特斯在来文中称:“董鸿祎总理南洋学务一节,准本国政府训谕,凡和国地方,不准他国官员在彼处为官,董鸿祎总理南洋学务,本政府不愿接待。”荷兰政府此举,又迫使清朝政府再一次做出说明。5月31日,外务部复照荷兰驻华使臣希特斯说:“董鸿祎总理南洋华侨学务,与遣派各国留学监督事同一律,并非派驻彼处为官。相应照会贵大臣转达贵国政府,于该员抵爪哇时转饬妥为接待,以郭睦谊。”(注:外务部档:《外务部为董鸿祎总理南洋华侨学务并非在彼处为官希转达政府接待事致荷大使照会》,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1907年5月31日)。)

为什么荷兰政府坚持“凡和国地方,不准他国官员在彼处为官”?一是出于误解,以为董鸿祎“总理南洋学务”,他一旦到爪哇考察,就是在爪哇为官;二是荷兰殖民者历来认为,荷属东印度的居民,包括众多的华侨,都是荷兰的臣民,因而不容许清朝政府派官员到华侨聚居的地方去。清明政府最初把海外华侨视为“弃民”,后来才把海外华侨视为天朝的子民。中荷双方对华侨的国籍问题看法有分岐,长期影响着两国关于中国在爪哇的设领谈判。

1911年11月,清朝政府同意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提议,派农工商部郎中吴桐林到南洋各地募捐经费。清朝政府外务部就此照会英、美、法、荷等国驻京使臣。这时,还是荷兰驻华大使出来声明:“现在贵国情形混乱,旅和属印度之华侨中政见互异,该官员到和属地必须严守其奉委本义,否则易生枝节,使属地政府干涉,此意务请详细体察为要”。当时,武昌起义已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清王朝已丧失对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控制能力,荷兰驻华大使作出上述表态,清朝政府只能顺受,外务部在给红十字会咨文中称:请“饬该员按照和使所称各节,格外加慎可也”(注:外务部档:《外务部为请转送吴桐林护照事致中国红十字会长的咨复》,宣统三年十月初三日(1911年11月23日)。)。

东南亚地区是华侨较为集中的地区,人数众多。东南亚的华侨社会,革命派异常活跃,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大论战的重要战场。孙中山多次到过东南亚,革命派对广大华侨有很大的影响力。广大华侨从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从1905年7月到1908年4月,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同盟会在华南沿海沿边地区连续发动6次武装起义。清朝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英、法殖民当局把孙中山从新加坡、河内驱逐出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清朝政府把官员和军舰派到东南亚地区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清朝政府招商办实业,需要华侨支持,不得不在“抚慰”华侨,保护华侨方面有所行动,但又害怕华侨接受革命思想,便千方百计使华侨免受“邪说”的影响,看来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朝官员在东南亚的活动。

1907年4月10日,北洋大臣袁世凯会同南洋大臣端方电奏,请派军舰到东南亚地区巡历,以保护华侨。4月12日,军机处电复,此事已得到清朝政府允准。4月28日,袁世凯电告外务部,已选派海筹、海容两舰“连樯前赴南洋各岛,由何管带督率,以资联络”。袁世凯特别说明,已向游击蔡廷干面授机宜,要他附舰前往。(注:外务部档:《北洋大臣袁世凯奏为已派两兵舰前往新加坡等处巡历事致外务部咨》,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1907年4月28日)。)

5月中旬,海筹、海容两舰由上海启程,先到香港。5月22日,潮州黄岗起义爆发。两广总督周馥征得袁世凯的同意,把两舰调到汕头、厦门一带海域巡查。黄岗起义被镇压以后,这两艘军舰才启程前往西贡。海筹、海容舰在西贡只停留9天,因台风季节临近,返航上海。

两舰出航之前,袁世凯对游击蔡廷干面授机宜。蔡廷干到西贡之后,又干了些什么?我们从1907年8月16日袁世凯致外务部的电文中可以看出问题。电文中用了不少文字形容西贡华侨欢迎海筹、海容舰南巡的热烈场面,同时也道出了清廷派遣蔡廷干附舰出巡的用意。电文中说:“该处华侨久栖异域,睹中国兵舰之南来,遥望龙旗,欢声雷动。中外观者如堵,咸称中国自开海禁以来难得之盛事。该处法官亦照料甚周,备形辑睦。该两船驻泊西贡九日,全埠华商送迎宴会,尽敬竭诚,并由委员蔡廷干迭次演说,宣布朝廷德意,慰其爱国之诚,勉以同舟共济之义。该埠侨民欣感交集,且详询中国立宪之事,莫不额手称庆,共祝圣明,同呼万岁。察其向国情殷,忠爱之色露于言表,尚不致为邪说所惑。”(注:外务部档:《北洋大臣袁世凯为派兵舰先往新加坡等地巡历事奏片》,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1907年8月16日)。)很明显,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进行大论战的时候,清朝政府派军舰到东南亚地区去,表面上在做护侨文章,实质上是要和革命派争夺群众,使华侨“不致为邪说所惑”。

惠州七女湖起义之后不久,1907年8月,农工商部又奏派杨士琦前往东南亚各地考察,立即得到清廷允准。8月24日,慈禧发下谕旨:“南洋各埠,华侨居多,类以商业,自谋生聚。现在商会渐次成立,朝廷时深注念,甚为嘉许。著派杨士琦前往各该埠考察情形,剀切宣布德意,优加抚慰。如有慨集巨资,回华振兴大宗商务者,除从优予以爵赏外,定饬地方官妥为保护,以重实业而惠侨民。”(注:外务部档:《农工商部为派员考察南洋华侨一折录旨钦遵事致外务部咨呈》,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1907年8月24日)。)

1907年9月5日,杨士琦就前往南洋考察一事上奏:“窃帷南洋各岛,多系英、法、美、荷等国领土,闽粤两省华民侨寓者不下数百万人。虽或置田宅,长子孙,而衣冠礼俗仍守华风,忠爱之忱,海天不隔。近年各埠商会渐次成立,其载货回国兴办各项实业颇不乏人。观民心固结之深,益钦圣泽涵濡之远。兹复钦奉懿旨,派臣前往各埠考察情形,优加抚慰,并悬爵赏以为奖劝。纶音远播,中外同钦。”(注:外务部档:《杨士琦奏考察南洋华侨商业酌带司员折》,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1907年9月5日)。)杨士琦对清廷派他前往南洋考察的用意心领神会,除了带领工务司员外郎柏锐、农务司主事杨寿楠等随员出发外,还特意带上曾经到过西贡的游击蔡廷干。(注:外务部档:《考察南洋商务大臣杨士琦放洋日期奏稿抄件》,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1907年10月25日)。)

1907年10月26日,杨士琦一行乘海容、海圻号军舰从上海启程。11日3日抵达槟榔屿,11月9日他向清廷报告:“该埠为南洋孔道、商会、学堂组织完备,惟五方杂处,与新加坡情形略同。经此次抚慰后,朝廷威德深入人心,邪说诐词不攻自戢。计自沪放洋……所至水陆商埠共十四处,无不欢迎恐后,复谆谆以斗邪说,正人心,广教育,兴实业相劝勉。”(注:宫中档案,电报类:《考察南洋商务大臣杨士琦为抵槟榔屿讲演慰问华侨情形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四日(1907年11月9日)。)12月5日,杨士琦一行抵达新加坡。12月11日,他又向清廷报告说:“新州为南洋枢纽,商会设立最先,规制之善,权力之雄,为各埠冠。学堂恪遵学部定章,注重中国文字,宗旨纯正。惟五方杂处,良莠不齐,与内地上海相似。至商会成立,渐讲爱戴君亲之义。复经连日演说,该商民等深感朝廷慰问之殷及农工商部提倡之力,情意甚戢,颇能坚持定见,力拒邪说。英官外交极洽。”(注:宫中档案,电报类:《收考察南洋商务大臣杨士琦来电抵新加坡事》,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1907年12月11日)。)事实说明,清廷十分关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把革命派的主张视为“邪说”。杨士琦一行在东南亚各地遍访中华商会和学堂,在“抚慰”华侨的过程中,念念不忘要在各地发表演说,以“斗邪说”和“拒邪说”,企图阻止革命思想在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传播。

1911年,清王朝的统治已危在旦夕,但它仍不断派出官员到东南亚去活动。1911年初,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奏请委派候补三品京堂张煜南考察南洋华民商务,以招徕华商经营实业,清廷要农工商部议奏。1911年3月7日,农工商部复奏:“农林、工艺、矿产为今日刻不容缓之要图,而长江一带尤属财赋之区,各种实业正宜次第扩充,如能经理得人,裨益实非浅鲜。”张煜南“久居南洋,富有经验,若派往南洋召集华商经营长江一带实业,必有成效可观,拟请准如该督抚所请,以资提倡”(注:外务部档:《农工商部溥頲奏为议复张人骏奏派张煜南考察南洋商务等事折》,宣统三年二月初七日(1911年3月7日)。)。

1909年,清朝政府曾委派农工商部司员王大贞乘军舰到过东南亚。1911年2月,农工商部的官员又酝酿奏派官员乘军舰巡历南洋。很快,这一提议得到清廷允准。农工商部郎中赵从蕃乘坐海琛号军舰到了东南亚,经历英属新加坡、麻株巴辖、槟榔屿,荷属日丽、巴达维亚、棉兰、万隆、士里武眉、三宝垄、日惹、梭罗、文池兰、泗水、多隆亚公,法属西贡、堤岸等地。8月10日,农工商部向清廷奏报赵从蕃此行的经过。农工商部根据赵从蕃回国后的报告,提出在侨务工作中要办好三件事:一是要维持华商学堂;二是保护各埠华工;三是优待回国商民。溥伦在奏报中说:“以上三者,皆今日眷怀南服之要图。而优待回国侨民与国籍尤有关系。近年迭奉谕旨保护回国华侨,凡闽粤等处之侨民回国者,倘受豪强欺凌,盗匪劫掠,一经禀诉到部,臣部无不立予咨行转饬保护。无如各省积习相仍,或未能悉慰侨民之望,因回国者未形踊跃。近自领约既定,订明和属人民回至中国,即归华籍。出奴入主,判此几希。果能曲示怀柔,化除殄域,在朝廷多一赤子,即海峤少一游民。”(注:军机处档案,录副奏折:《溥伦等奏为农工商部派员巡历南洋各埠情形并筹拟办法事折》,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六日(1911年8月10日)。)

这些护侨议论一出现,马上招来非议。1911年8月19日,裁缺中书陈福震递上呈文,提出兴教劝富以系侨民的主张。他认为,“南洋各岛侨民关系紧要,亟应兴教劝富以系人心而杜隐患。”他同那些顽固的封建官僚一样,把革命派的主张视为“邪说”,把拥护革命的海外侨胞视为异己力量。在呈文中他又说:“今日之海外侨民可以利用亦可以隐忧者,莫如南洋各岛是矣。其地近于中国,为匪迹所必经;其籍隶于列强,为法权所不逮。其人民富于财产,缺于教育,为一二不经之说易惑而难驯。是故善用之则外强可折,内乱可弭;不善用之则所以厚敌而助匪者,为祸蔓延,不可穷诘。”所以,他提出,“抚侨之策,不仅在遣员派舰与添设领事,而及今之所汲汲者,则以内乱外患于彼埠均关密切,不得不注重于兴教劝富诸大端,以冀弭祸于无形,裨坚内向而资外援,利用之道胥在是矣。”(注:军机处档案,录副奏折:《陈震福为南洋各岛侨民关系紧要亟应兴教劝富以系人心而杜隐患之呈文》,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五日(1911年8月19日)。)

值得注意的是,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清廷在已无法控制局势的情况下,仍想派员前往东南亚活动。1911年11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大臣致函外务部,提出要派农工商部郎中吴桐林前往英属新加坡、吉隆坡、霹雳、槟榔屿、仰光,荷属爪哇的巴达维亚、苏门答腊的日丽,法属西贡美属菲律宾和暹罗劝捐。他在咨文中称:“本大臣奉旨派充中国红十字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事宜。现甫开办,经费支绌,不得不广为劝募。查南洋各岛华侨,凡中国义举,无不情殷乐输”。“拟请大部照会各该钦差大臣,照下开地方一律电知,妥为保护,并请发给护照,以昭郑重。”(注:外务部档:《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为派员到南洋劝捐请照会各驻京大臣并发给护照等事致外务部之咨文》,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九日(1911年11月19日)。)11月20日,外务部给英、美、法、荷驻华大使发出照会,送上护照,请各使馆签证。很快,各使馆把签证送回外务部。但是,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吴桐林赴南洋劝捐未能成行。12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把吴桐林的护照送回外务部,并称“查本会现在筹画款项稍有头绪,所有各国劝募一节,拟暂从缓办理。合将护照四纸先行缴还贵部查收,即希转达四国驻京使臣验销,并请代为致谢。”(注:外务部档:《外务部为缴还吴桐林往新加坡等处护照事致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咨文》,宣统三年十月十三日(1911年12月3日)。)12月7日,外务部致函四国驻华使臣:“查吴桐林前往贵国属地劝募一事既已从缓,所缴护照应即作废,为此函达贵大臣查照。”(注:外务部档:《外务部为吴桐林暂缓往南洋募捐并缴销护照事致英美等大使函》,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1911年12月7日)。)

为什么清明政府在1911年还要派吴桐林到东南亚去?吴桐林是什么人?原来他早就是两广总督派赴南洋的保商委员,多次在东南亚各地活动,“创兴孔教”,得到清廷的赏识。1903年6月16日,署两广总督为派赴南洋各埠候选同知吴桐林以知府选用事给外务部的咨文中曾说过:“粤省出洋华商侨寓南洋新加坡等埠者实繁有徒,类多身家殷实,慷慨好义,惟寄居外洋既久,于中国情事转多隔阂。近年孙、康等逆窜匿海外,及内地奸民犯法远遁者利其财力,往往播煽谣言,与之结纳,引为党类。各华商远在异国,耳目难周,域于见闻,不免为所诱惑。”1901年,吴桐林受两广总督差委,“自备资斧,远涉重洋,遍历南洋各埠,向各华商剀切劝谕,反复开导,晓以大义,并联络各商在新加坡、吉陇等埠创兴孔教,以正人心,一时因而改悔去逆效顺者甚众。”(注:外务部档:《署两广总督奏为派赴南洋各埠候选同知吴桐林以知府选用事给外务部的咨呈》,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1903年6月16日)。)看看吴桐林的经历,我们不难理解,武昌起义之后清廷仍寻找借口,把他派到南洋去的真正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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