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变化特征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我国经济论文,周期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34（2004）05-0098-06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领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经济也开始出现了具有市场经济特点的经济周期波动。对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个国家出现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来阐述。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从20世纪初开始尝试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监测、分析与预测。对宏观经济进行监测，可以清楚地发现宏观经济各层面发生的变化，洞悉经济结构发生的转变，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有利于政府及时采取稳定政策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因此在实践上意义重大。在借鉴国际宏观经济监测预测方法的基础上，我们结合中国实际，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我国的宏观经济监测预测方法，利用景气指数、预警信号系统等方法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监测和预测，并且积极推广这些方法，部分国家机关也已经开始利用这些方法监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通过这些年利用预警信号系统监测中国经济，发现我国不同时期出现的几次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和原因有很大的不同。本文首先介绍解释经济周期波动原因的主要理论，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近几次经济波动的特征变化，第三部分是结论。
一、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发展历程
宏观经济出现的忽而持续增长的繁荣，接着又陷入衰退和萧条吸引着很多经济学家的视线。经济学家们从外生冲击和内生因素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对经济的周期波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假说。
古典主义认为总供给的变化导致实际产出的改变，成本上升等负冲击将减少产量、导致衰退，技术进步等正冲击会增加产量、导致扩张，而需求变化并不影响实际产出。这是由于古典主义认为实际工资的灵活调整使劳动市场始终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进而由生产函数确定了经济系统的总产出，因此总供给曲线垂直，产出处于充分就业下的潜在产出水平，与价格独立。如果总需求增加，由于总供给不变，只会带来价格水平的上升，总需求不影响就业和产出。然而，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使人们对古典的传统理论失去了信任，由于古典模型认为劳动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的充分就业的状态，无法解释当时大量失业的存在，现实经济和古典模型的不一致导致凯恩斯提出以总需求为导向的周期波动理论。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具有粘性，因此总需求的变动对实际产出产生影响，带来了经济波动。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等理论[1]，认为经济系统中的总需求尤其投资需求是很不稳定的，总需求的不稳定导致了经济的波动。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剧烈的波动，凯思斯主张政府应该通过需求管理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凯恩斯的观点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凯恩斯的追随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总需求上，采用财政、货币、税收、社会福利等经济杠杆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生活进行大规模的全面干预。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持续扩张使人们认为经济周期消失了。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受到了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的批判，经济学家又在努力探寻引起经济波动的新的原因。货币主义学派认为经济系统内在稳定，从长期上看将趋于充分就业的自然率水平[2]，但在短期中，由于人们具有货币幻觉，货币当局政策的不稳定导致了总需求波动，从而引起了经济的不稳定，因此主张按照单一规则（Simple Rule）制定货币政策；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等发起了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将货币供给变动看作外生需求冲击的源泉，认为预料不到的货币供给的变化是价格和产量波动的驱动力[3]；20世纪80年代初，基得兰德、普雷斯科特、朗和普劳瑟等提出的RBC（Real Business Cycle）理论强调，经济周期是由经济活动中以技术变动为代表的实际因素引起的[4，5]。虽然各个流派关于经济周期存在不同理解，但事实上经济周期并不是由哪一个独特的因素引起的，总需求和总供给都是重要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吸收了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观点，认为长期中价格水平的灵活调整将使产量恢复到自然率水平，而短期中，总需求的变动能够导致产量水平与自然率水平的偏离，出现经济周期波动。
总需求和总供给都可能是经济波动的原因，某一时期的经济波动有可能是消费、投资等总需求的构成部分引致的，也可能由技术进步和其他的总供给冲击因素引起，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政策出现偏差也会引起经济波动，因此应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引起某个特定时期经济波动的因素。对于理解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这些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利用预警信号系统分析我国“增长率循环”（注：近20年来，我国大多数经济指标在绝对量上都是增长的，只是增长速度波动较大，因此，我国大多教研究部门和政府机构都利用增长率周期波动研究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况，观察经济时间序列的增长率的周期波动规律。）的特征
经济系统中经常出现的各种冲击因素，引起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宏观经济预警信号系统就是要选择一组经济指标，通过类似于一组交通管制信号红、黄、绿灯的标志，根据选择的预警界限发出不同的信号，敏感地从不同方面迅速、准确地反映景气动向。并且运用数学方法将这些指标合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来反映宏观经济景气变动。[6]本课题组确定了4个预警界限，并进而划分出“红灯”、“黄灯”、“绿灯”、“浅蓝灯”、“蓝灯”五种信号，当指标的数值超过某一预警界限时就亮出相应的信号。每二种信号给以不同的分数，每月将各个指标的信号分数合计得到综合指数，然后通过综合指数的界限值来判断预警信号亮哪种灯，即判断当月宏观经济总体态势。
本文筛选出的月度预警指标（注：月度预警指标的选取：首先计算宏观经济指标与前年同月比的增长率序列，然后经过X-11季节调整剔除掉季节因素和不规则要素，再利用时差相关分析、K-L信息量等方法，选择与基准指标（工业增加值增速）关系最密切的一些指标作为顶警指标。）见表1。由工业增加值增速（注：文中所用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和中国经济信息网。由月度数据的可得性，工业增加值增速1995年前用工业总产值（不变价）的增长率代替，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991年前用国家银行贷款余额代替，固定资产投资1993年前用基建投资代替，全行业销售收入1995年前用预算内企业销售收入代替。）等10个预警指标构成的月度预警信号系统计算出的景气动向综合指数（图1）可以看出，在1987年1月至2004年3月的17年多的时期里，我国有两个时期处于红灯区，即经济增长处于过热状态，这两个时期分别是1988年4月到10月，1993年2月到1995年7月。图1还显示，最近几年经济景气几经起落，于2002年6月份开始从稳定增长区域——“绿灯区”，仅仅经过5个月时间就迅速穿越“绿灯区”，于2002年11月进入趋热的“黄灯区”，2004年初已经接近“红灯区”下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能在“黄灯”区就及时采取适当的调控措施，使得过热的经济增长再趋于稳定发展，可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是由于经济政策效应的发挥存在时滞，在景气达到过热之前的紧缩政策会在几个月后发挥作用，从而避免经济的“大起”，进而消除了由此带来的“大落”。
表1 月度预警指标
月度预警指标
1.工业增加值增速（可比价格）
2.固定资产投资
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进出口商品总值
5.全行业产品销售收入
6.发电量
7.财政收入
8.狭义货币供应量M1
9.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10.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图1 月度景气动向综合指数图
1.消费需求拉起的经济过热（1988年4月—10月）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市场环境是以“短缺”为最主要特征的，宏观经济很容易就出现过热，经济过热成了这个阶段经济波动的“常态”[7]（P15）。图2显示了1988年和1989年各预警指标和综合指数的信号。图中可以看到综合指数由1988年4月后进入红灯区，于1989年跌入蓝灯区的过程。从预警指标中可以看出，狭义货币供给（M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指标加速增长，从1988年的1季度陆续进入红灯区。因此，1988年的经济过热主要是由居民消费行为引起的，即总需求的膨胀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的膨胀。这是由于放权让利使人们收入增加，必然导致消费增加，而且当时加快了价格改革的步伐，1988年的前几年物价水平一直处在较高的水平，使居民形成了高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因而出现了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基建投资额增长速度并不高，1988年初由浅蓝灯区转入绿灯区，并且一直处于绿灯区。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5％，而当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8.8％，因此1988年的经济过热并不是投资膨胀引起的。
面对物价涨幅急剧上升的局面，1988年9月，政府决定进行治理整顿。提高居民存款利率、对部分产品征收消费税；1989年初开始用行政手段压缩投资并控制信贷规模。大规模压缩投资的宏观调控政策，造成了1989年4.1％、1990年3.8％的经济低速增长，国民经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89年竟然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绝对水平的大幅下降（由4624亿元下降到4339亿元），从图2中可以看出，1989年整年基建投资额增长率都处在过冷的蓝灯区，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也从1989年7月开始处于蓝灯区。
图2 预警指标信号图（1988、1989年）
2.消费，投资需求拉动的全面过热（1993年2月—1995年7月）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双重体制格局并存决定了这个阶段经济波动的特点。这一轮的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易于膨胀和过热的特点，经济增长率由1991年的9.2％上升到1992、1993和1994年的14.2％、13.5％和12.6％，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增速迅猛，由1992年5.4％上升到1993年的13.2％，1994年更高达24.1％。
图3显示出了1993—1994年各预警指标和综合指数的信号。从预警指标中可以看出，除极个别指标外，几乎所有的预警指标都加速增长，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大多数月份都处于红灯区，因此，1993年的经济过热是经济系统中总需求各个部分都增加拉动的膨胀。由于这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开始出现依据市场经济法则行事的经济主体，双重体制的并存、微观基础的改变要求此时的宏观调控不能像计划经济那样主要依靠行政控制和管理，而应该采取多种手段综合治理出现的过热问题。这阶段，我国取消了货币化融资，消除了引致通货膨胀的隐患，并基于当时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提高利率、对投资课以重税等，抑制投资过热现象。通货膨胀率由1995年17.1％下降到1996年8.3％，同时经济增长仍保持了较高水平，1996年GDP增长率仍然高达9.6％，既抑制了经济过热，又没有造成经济衰退，牺牲率很低，即实现了“软着陆”，因此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宏观调控政策操作。
图3 预警指标信号图（1993、1994年）
3.投资增长引起的新一轮经济上升态势
“软着陆”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二个新的阶段，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告别了计划经济下的短缺经济，处于转轨阶段的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特点，存在着总供给—总需求、投资—消费的失衡问题，人们的消费行为趋于平稳增长，消费品供给开始出现剩余，出现了总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部商品处于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状态，其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3.8％，经济运行越来越受到有效需求的约束[8]。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这迫使我国政府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连续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同时，屡次降低利率等货币政策也在努力地扩大内需，从而摆脱通货紧缩，避免出现进一步的衰退。经过几年持续实施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20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1％，各项宏观经济经济指标都出现上升态势，有些指标已经进入过热区域。2004年1季度，虽然景气动向综合指数还没有达到过热的红灯区，但是已经接近红灯区下界（84），局部过热有演化为总体经济过热的趋势。
从图4可以看出，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发电量、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商品总值等都处于过热的红灯区，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处于稳定发展的绿灯区。可见，这次的经济上升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出现大幅度增长，这是和前几次经济周期都不相同的地方。之所以没有出现类似前几次经济周期中消费需求的过热状态，是因为新的消费热点体现在汽车、房屋等大宗商品上，而电器、服装、食品等的供给能力过剩。以前中国人不能想像的贷款买房已经司空见惯，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迅速上升，2001年末就已经比1997年末增长了32.55倍。而且，2001年11月我国加入WTO后，关税逐渐降低，进口商品如汽车等价格下降，加上我国近年来对消费信贷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汽车消费等高速增长。但住宅、汽车等数十万元级的“重型”消费所形成的购买热潮，主要还是以较高收入群体为主，这不同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那种有广泛购买力的、排浪式的千元级“轻型”消费[9]。因此，新阶段很难再出现消费过热的局面。然而，在房地产等行业发展的带动下，钢铁、水泥等产业出现了局部的过热态势。
图4 预警指标信号图（2003年4月—2004年1月）
对待新阶段出现的问题，采取紧缩政策抑制经济系统中的过热行业是必然的。央行于2003年9月和2004年4月先后两次调高法定准备金率、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出售票据以回笼货币等货币政策，正在进行着抑制投资盲目扩张的努力，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率由2004年2月份53％降低到3月份43％，政策效果已经有所显现。由于存在政策时滞，紧缩效应会在今后时期不断显现。然而，投资需求的过度高涨，积累了更大的生产能力，在近几年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背景下，蕴含着出现萧条的风险。只有消费需求大幅增长，才可能避免我国在过热之后再度陷入到通货紧缩中。然而，当前抑制投资需求的经济政策对房屋、汽车等信贷消费不利，因而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民的消费，开发广大的农村市场，是缓解供需缺口、避免可能出现萧条的有效途径。
三、结论
本文介绍了宏观经济预警系统的应用原理，并通过预警指标的变动对比分析了几次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特征。分析发现：1988年的经济过热是居民高通货膨胀预期心理引起的消费需求拉动的，投资并未过热；1993—1995年的经济过热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致了这阶段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全面过热；而当前是投资过热，消费稳定增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投资主体更多地按照他们对市场需求的判断进行投资，因此，新阶段出现的增长率周期波动具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特点，经济波动主要是由投资需求不稳定导致的。在新阶段，理性的投资行为能够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加强对经济系统的监测，提供宏观经济总体运行态势的信息，有利于企业理性投资，从而拉动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协调地增长，避免大起大落的波动和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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