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的撰著指导思想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导思想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生于盛唐时代的刘知几《史通》，是我国古代最系统、最具特色的体例完备的历史学理论著作。仅就其著作规模和理论框架而论，可以说，在古代没有任何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可与之相媲美。刘知几不但在著作名称上标新立异，而且在著作框架的设计和论述方法上都独具特色。他不仅在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沾溉后人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以自己的亲身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学创作方法的遗产。考察刘知几《史通》的著作思想与方法，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
一部理论著作的名称是规定该著作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它往往概括地反映着著作的基本内容、体制和作者的思维方式。现代理论著作名称大多是由词或短句构成，表达一个完整明确的中心论点或中心论题。这种以论题作为书名的名称制作方式，一般应在民族思维能力高度发展时才能出现。春秋末期的《论语》是我国最早以书名体现内容性质的著作。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而战国初期的《墨子》，则是最早以论点作为篇名的著作。但是，在春秋战国期间，人们著书撰文，大多不重视书名、篇名的制作，一般不是先拟名称再写作，许多著作的名称是后人所加。有以作者名称转换为著作名称的，比如：《老子》、《荀子》等。有截取原文构成篇名的，比如：《论语》的《里仁》篇，截取原文第一句“里仁为美”的前两个字构成。这类篇名既不成词，也不成句，没有严格的内涵意义，只是文章的起始标志，不能反映篇中的内容。到汉代，由于知识的进步，图书的丰富，人们才普遍注意到著作名称的重要性，注意到名称与内容的关系。加之目录学、经学兴起，目录学家著录图书时，偶而也对著作取名原由、内涵意义进行阐释。“《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注：《汉书·艺文志》。）传注训诂家们在解释经书中的字、词以及其他各类概念时，自然也涉及到对著作名称的说解。或解篇名，“谟，谋也。皋陶为帝舜谋”（注：《尚书·皋陶谟》伪孔传。）；或解书名，“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注：《尚书》伪孔传序。）。这种解释著作名称之具体含义的现象在汉代以后为数不少，但对其理论思考的却不多见。直至唐代刘知几才第一次把著作名称作为重要论题提出来设专篇进行详细论证，并结合自己的著作进行实践。
刘知几在《史通·题目》篇专门讨论史学著作名称的设置问题。此篇立论的基本思想是“求名责实”，即追求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他将著作名称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书名，一是篇名。书名在著作名称中是最高层位的概念，其制作原则是“名以定体，为实之宾”，意思是书名是用来规定著作的体制风貌的，即体现书的内容性质和体裁，是内容的概括形式。而篇名是次于书名的下位概念，制作时则要根据书中内容“区分类聚，随事立号”，就是将书中所记载的各类具体事实按性质不同划分类别立篇，以每一篇的论述中心作为篇名。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在确立自己的著作名称时是煞费了一翻苦心的。书名怎样立？篇名怎样定？也就是说要写出一部什么性质和规模的书？是沿袭旧名，写旧体裁？还是“革旧”“取新”，另辟蹊径？刘知几反复斟酌，认为自己受主观客观各种条件限制，既不能像前人那样独自写出一部唐朝史，也不愿“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在史馆“坐变炎凉，徒延岁月”（注：《史通·忤时》。），他根据自己耿介的性格，“喜谈名理”的学术爱好和想刊正孔子以来各类史书的过失的理想，决定创作一部旨在“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注：《史通·自叙》。），即辨别史书宗旨，探讨史书体裁体例的有关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以表现自己的志向。但是，这类著作没有先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著作名称问题。用什么样的名称能概括全书的内容，确定著作的体制，体现自己的学术旨趣？刘知几经过仔细推敲，又与同行商议，决定参考借鉴汉代经学理论著作——《白虎通义》。
刘知几在《史通·原序》中说：
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
刘知几在这里首先阐明了他为自己著作定名的主要根据。汉代集论经传于白虎阁，所论结果定名《白虎通》；刘氏撰此书于史馆，书成就定名为《史通》。《白虎通》是《白虎通义》的省称。在汉代经学兴盛之时，经学家阐释经书创立了多种体裁，有“传”、有“训诂”、有“通义”等。“传”主要是补充事实，为叙事体；“训诂”主要是解释字词，为随文释义体；“通义”则主要是理论（即义理）上的阐发，为理论文体。自西汉刘向创作《五经通义》，开创经学理论著作文体——通义体之后，采用通义体进行理论阐发的著作层出不穷。章帝时，经书流派既广，异说既多，希冀从义理上进行统一的白虎观会议，沿用通义体，创作《白虎通义》，把经学进一步理论化，成为汉王朝的治国法典。这里的“白虎”是指“白虎阁”，本为汉代观阁名，由于在此召开了经学研讨会，于是就借用来指经学，成了经学的代称。“通义”就是疏通义理，是经学理论著作的文体名称。显而易见，刘知几仿《白虎通义》而作《史通》，“史”即指史馆，“史馆”在这里借来指代历史学；“通义”依然是作为理论文体名称出现，它规定了本书的体制。所以，《史通》的全称应是《史学通义》，即“历史学理论”，“历史学”是对全书内容的高度概括，属学科专有名词；“通义”揭示此书属理论文体性质。刘知几又采取截取命名的方法，截取“史”“通”二字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其次是探寻史之称“通”的来源，证明“史通”二字是可以搭配，独立使用，作为书名是合理的。
《史通》的书名与篇名的关系是辩证的：书名是主论题。而篇名是书名的具体化，是主论题的分论点。今本《史通》由49篇论文组成，每一篇都是有关历史学理论的一个分论题。每篇的篇目就是该篇的中心论点，共49个论点。比如，刘知几对隋唐以前史书体例进行全面总结，集中评论了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等六个史学流派。他就以“六家”作为论点，并以此名篇，为《六家》篇；论述断代史的范围，就以“断限”作为论点，设《断限》篇集中讨论断代史的记时、记事范围；以“古今正史发展变化”作为论点，设《古今正史》篇，按时序论述自古讫唐正史发展源流；以“怀疑古史”作为论点，设《疑古》篇，探讨《尚书》的内容，大胆怀疑儒家经典，等等。这样，篇与篇之间的关系是同一层次，是在历史学理论这个大论题下划分的小类。篇名针对篇中内容来讲，又是名，篇中实际内容是“实”，是“事”，是篇名的具体化，立名的依据。但在书名这个大论题下，篇名与篇中内容又是书名的“实”或“事”。可见《史通》的书名与篇名无论在设置原则和内涵意义上都是有区别的。
刘知几撰著《史通》，把经学领域的“通义”体名称移植到史学领域中，创作出了历史学理论文体，开辟了中国专门史学理论研究著作体裁的先河。
二
刘知几借鉴《白虎通义》的名称创立了自己著作的名称，并通过著作名称限定了著作的性质和体制。但是，《白虎通义》的内容结构并不适合刘知几为自己著作确定的“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注：《史通·自叙》。）的评论性著作的内容框架结构。《白虎通义》全书共12卷，47篇，阐述了有关经学的47个专题。书中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说明经学义理。如：卷一《爵篇》：“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这种呆板的问答式的陈述方式不能自由地阐发思想，难免会被明人李维桢讥为“止于条对，而广雅未该”，甚至认为“乌可与子玄例也。”（注：《史通评释序》。）刘知几在30年的史馆工作实践中认识到，编著史书“宜明立科条，划分区域”（注：《史通·忤时》。）。即首先制定体例原则，“以类区别”（注：《史通·载言》。）著作内各部分的界限。至于评论性著作的体例原则、内容界限怎么确定？这就迫使他必须另寻新的著作思路。
早在战国时代，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百家争鸣和由此而产生的绚丽多彩的诸子文化成果，是这个时代对历史最富魅力和光彩的奉献之一。诸子著作从古代文体分类来看都是属于论说体，大都从讨论如何治理国家入手而展开哲理思辩。其中有单篇论文著作形式，有采用论文集的著作形式。而产生于战国中期的道家学派代表作《庄子》在著作方法上又前进了一步。它首先将著作中的33篇论文按类别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注：唐成玄英《庄子序》。）《庄子》的作者想首先阐明庄子玄妙的道理，所以将内篇编在前面。由于内篇道理深奥，便于内篇文字之外另立篇目补充。各篇之下再设立相应的论文。这种以内篇集中表达作者学术宗旨，外篇作补充说明的著作方式对后代评论体著作影响甚大。到汉魏六朝之际，诸子遗风余韵虽不及先秦昌盛，但也不乏荦荦大者：刘安《淮南子》、扬雄《法言》、王充《论衡》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不仅深刻影响着刘知几，同时在著作方法上也为刘知几创作《史通》提供了营养。其中对刘知几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要算刘安的《淮南子》。刘知几曾以《史通》与《淮南子》对比，认为：“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若《史通》之为书也，……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注：《史通·自叙》。）《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众家之说的汉代诸子著作大家。书中许多内容是采撷《庄子》思想写成的，自然在著作形式上也受到《庄子》的影响，采用内篇外篇的结构形式。《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21篇，《淮南外》33篇。师古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注：《四库全书总目》：“今所存者二十一篇，盖内篇出。”）这种以内篇为核心，集中阐述学术宗旨，以外篇作补充的结构形式，可令读者一望而知，便于了解其学术思想。比那种不分区域，不论主次，混杂编排的论文集又前进了一步。这种谋篇布局的方式直接影响了刘知几。
今本《史通》的49篇论文，紧紧围绕着史学“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主题展开论述。其中内篇36篇从史书体裁体例、创作方法、史学批评和史家人才要求等方面归纳出一系列原则，构成一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是全书的主干部分。其中《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11篇是集中辨别体裁体例结构的。我们称之为史学文章体裁论部分。《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直书》、《曲笔》、《模拟》、《书事》、《人物》、《序传》、《烦省》、《杂述》19篇，集中阐述史书谋篇布局，创作原则等方面的体例。我们称之为史学创作论部分。《品藻》、《探赜》两篇阐述史学批评原则。我们称之为史学批评论部分。《鉴识》、《核才》、《辨职》3篇， 集中阐述史学人才方面的体例，我们称之为史学人才论。由此四论构成刘知几史学理论的基本体系。另有《自叙》篇是叙述他研究史学的经过和著作史通的本意，应视为全书的总序。而外篇13篇是对这个体系相关问题的补充：《史官建置》阐述史学创作组织源流、《古今正史》阐述自古讫唐历代国史的发展源流。这两篇一是从制度发展的角度，一是从国史源流的角度对以体裁为评论中心的《六家》、《二体》的内容进行补充；《疑古》、《惑经》、《申左》是对书中反复评论的《尚书》《春秋》《左传3部古史内容的探讨； 《点烦》是在《叙事》《烦省》的“文约事丰”思想指导下举例点灭烦文；《杂说》（上中下）3 篇是杂评先秦至唐初史书存在的各类问题，可以作为内篇相关问题的补充；《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集中批评《汉书·五行志》的违例现象、编纂错误及记载内容的虚妄，可补充《书志·五行志》部分。《暗惑》考证《史记》至《晋书》史事真伪，主张文史分家；《忤时》全文收录与萧至忠信，信中申明他没有独立写出国史的原因和辞官的理由，并集中批评了唐代中期史馆制度。这样，外篇分别可以对内篇的体裁论、创作论、批评论、人才论进行补充，确实可以起到阐发内篇未尽之意的作用。
这种以内篇集中表述史学学术宗旨，外篇作为补充的内外结合相配，以内为主，以外补内的结构形式，是刘知几参考借鉴诸子论著结构形式，创作的传统史学理论著作的体例。无论内篇所论，还是外篇所评，都属于“史学通义”的范畴，都统属于《史通》这个总论题之下。
三
刘知几不仅在书名的设置、内容框架结构的选择上独具匠心，而且在评论方式上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众所周知，一部史学理论著作，所要评论的内容只有与其独特的评论方式相结合，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其史学思想和史学价值才有实现的可能。通观《史通》全书的理论体系，我们不难看出，刘知几在编排《史通》篇目顺序时，将史学文章体裁论放在内篇的最前面，将史学创作论、批评论置其后，这正是以分体史学史、史家著作评论作基础，从而上升为系统的史学理论。就是说，刘知几在评论方式上是贯彻了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具体言之，即主要采取了史、辨、评相结合的评论方式。
所谓“史”，即“赜彼泉薮，寻其枝叶，原始要终”（注：《史通·忤时》。）的方法。意思是探赜史学产生源头，寻求其发展支流，达到追源其开始，总括其终了的目的。比如，刘知几考察古代史学流派之一——《尚书》体的发展史，自《尚书》产生，沿其两千年的发展脉络论至隋代王邵《隋书》，“《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乞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80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注：《史通·六家》。）。刘知几正是在“历观众史”（注：《史通·书志》。）之中，总结出了众多史学创作的规律。比如：分逐一考察先秦至唐代的史官制度的历史，辨别不同时代史官职守，才悟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注：《史通·史官建置》。）的道理。同样，他正是立足于对大量的、自古迄唐的史家、史学著作的分析研究与综合评论的基础上，才得以创造性的提出彪赫千年的“史家三长论”。这种擅长以史的眼光和方法去分析史学现象，总结规律的作法，使刘知几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就。
所谓“辨”，是指对历史学理论问题的辨析，特别是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刘知几具有十分强烈和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他想接续孔子，“行夫子之事”（注：《史通·自叙》。），刊正孔子以来各类史书的过失。特别要对司马迁以后至唐初各类纪传体史书“普加厘革”，进而建立起他理想中的国史体例。那么，他在“厘革”前人过失时，必然要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或者给旧的概念赋以新的内容。比如：“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注：《史通·本纪》。）。这样细密入微的辨析，使本纪的本质特点、写作方法灿然明白。又如：对《尚书》书名的辨析，“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惟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注：《史通·六家》。）。刘知几援引各家解释《尚书》的文字，进行比较辨析，从体裁的角度赞同了王肃的解释。
所谓“评”，是指对各类史学现象的分析评论。这是最具创造性的部分。比如：“《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放此，安得于魏无讥者哉？”“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注：《史通·杂说上》。）刘知几在此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司马迁天命论的悖惑，提出“论成败，固当以人事为主”的杰出的史学批评原则。
然而，刘知几在评论各类史学现象时，是将史学史、史家著作辨析评论和理论阐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比如：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丙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诛，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偄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自兹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省文可知。（注：《史通·论赞》。）
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论赞部分兴起于《左传》，此后至唐初各家史著皆有此内容，但提名不一。仔细辨识，“其名万殊，其义一揆”，“总归论焉”。他通过对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各家史论进行考察，认为史论的作用在于“辩疑惑，释凝滞”，历史学家在写作这部分内容时“尤宜阔略”，必须做到“事无重出”（注：《史通·论赞》。）文字简省。这就是他的由具体到抽象的史、辨、评相结合的评论方式。
这种史、辨、评相结合的评论方法，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以大量的具体的史家、史著为立足点，在博览深研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对史家著作做出恰当的评价，从而总结出史学创作的经验与规律。这是刘知几积数十年功力形成的独特的评论方式。
综上所论，刘知几借鉴经学领域的“通义”体，创历史学理论文体；又借鉴诸子著作结构，创历史学理论著作结构；并创造性地采用史、辨、评相结合的评论方式，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理论著作方法的先河。在他的历史创作方法中，有继承，有创造。他继承，不因循守旧，“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注：《史通·模拟》。）。他创造，不片面求新，“取其道术相会，义理互同”（注：《史通·模拟》。），实事求是，“择善而行”（注：《史通·题目》。）。他创造的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著作的体裁体例，成为此后史家模拟的榜样。千年之后，清代史学理论大家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在著作方法上也没有超越其藩篱。刘知几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有关历史学创作经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