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酬递增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酬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第一部分（见本刊1998年第6 期）从学说史角度扼要讨论了报酬递增理论的思想源流，基本的结论是，以斯密和马克思为开端，报酬递增理论经由马歇尔和杨格，最终在现代经济学中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作为本文第二部分，我们将对这两种思路的基本内容展开讨论，并通过对这两种思路的比较，最后简要说明报酬递增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引入新的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一、新古典主义传统
在斯拉伐和杨格的影响之下，作为20年代成本问题争论的结果，产生了1933年同时出版的两本名著，即张伯仑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这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重大进展。张伯仑实际上放弃了最终产出由固定数目构成的假设，企业可以以产品差别形式进行水平分工。每个企业在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的形式下进行生产，但仍受到竞争对手提供类似但不同一的产品的竞争，经济系统可以在每个企业报酬递增之下达到均衡。有意义的是，张伯仑的产品差异实际上已突破了产品同质划一的假定，强调了产品的特异性，这是对产品生物学个体的看法，但他未能深究其原因，特别是未对产品差异的技术根源、技术变迁及技术差异的企业特异性进行分析，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可能会使均衡分析方法不可行，因此他仍保留在正统分析传统之内。虽然垄断竞争一词流行一时，但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用得更广泛。80年代以来，新古典报酬递增理论就是把不完全竞争与外部性结合起来构筑其模型的，在不完全竞争的框架之下，通过外部经济的报酬递增，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马歇尔在完全竞争情况下可逆报酬递增的缺陷，使增长成为可能。
外部性（或外部经济）概念，正如蒂博尔·希托夫斯基所说，“是经济学文献中最难捉摸的概念之一。”（注：Tibor Scitovsky, "Two Concepts of External Econom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Lxzz,February,Number.1,1954.），但经过经济理论家的努力，这个概念基本上已被澄清。一般区分为两种外部性：技术上的外部性和金钱外部性，技术上的外部性是由生产者之间通过直接的、非市场的相互依赖所产生的，这个概念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重要的基础，巴塞尔把它定义为产权束在“公共领域”所导致的高昂交易费用和收益的不确定性。金钱外部性是通过市场机制的相互依赖由价格变动所引起，当一个企业的利润不仅取决于它自己的活动，而且取决于其他企业的活动时，金钱外部性就存在。技术上的外部性又分两类：一类是马歇尔所强调的，行业知识的外部性，企业内分工通过“边干边学”所发生的收益是“内部经济”，但它的收益不能完全被企业占有，这种活动有溢出效应，第二类是由于辅助行业的增长和专业化，产业间分工对某个企业产生的外部性，生产率是市场规模的函数，这种外部性还包括由于行业聚集产生的外部性。技术外部性的第一类是罗默（1986）关于内生增长和卢卡斯（1988）论文推导的核心，第二类在杨格和卡尔多的论著中得到了更多的强调，金钱外部性是罗森斯坦——罗丹（1943）论文的核心论点之一，这一思想到80年代末，已由墨菲等（1989 ）模型化（注：参看
Murphy,Kevin M.,Andrei Shleifer,and Robert Vishn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Ja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7,October 1989.），其核心思想是，由于相对价格效应，任何产业或企业不能孤立进行投资，因而市场规模受到限制，不完全竞争产业的报酬递增技术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协调或大推动，社会总福利才能被提高。
新增长理论是由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创立的，一定程度上使技术进步内生化了，这比索洛的增长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新增长理论有三个基本假定。第一，由于外部经济，投资的社会报酬率高于私人报酬率；第二，定义广泛的资本概念比传统测量的有更大的投入份额；第三，技术进步主要是由市场驱动的研究与开发内生的结果。罗默的论文简要地追溯了报酬递增理论的思路，明确了阿罗（1962）的文章中隐含的关于知识的两个假定：科学知识就其本性是不排他的， 但就其产权而言是可以部分排他的；知识具有“溢出效应”（外部性）。并且把知识区分为两类：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的知识。专业化的知识可以产生内部经济，给个别厂商带来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又形成个别厂商用于开发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一般知识可以产生外部经济，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交织作用，不仅使单一产品或企业报酬递增，而且使要素投入和整个经济产生了报酬递增。以此方式罗默内生了分工所产生的知识积累过程。卢卡斯是以人力资本的外部经济来建模的，60年代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构成了其思想来源之一，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是通过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教育所形成，它们产生了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而阿罗（1962）的“边干边学”是指通过在岗训练、师徒相传或在工作中积累经验，由此形成了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形成过程具有“外部效应”，阿罗的思想当然可以追到斯密的分工理论。卢卡斯的模型承续阿罗的思想，说明了作为增长发动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由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报酬递增所决定的。
新增长理论的建模比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缩小了与持异端见解者的距离，但仍是基于有约束的最大化原理，用生产函数中的要素解释经济增长，所以仍属新古典主义传统。在这个传统之内，它是一种增长理论，缺乏微观机制的说明，其中最严重的缺陷是未能深究外部经济内在化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施蒂格勒（1951）和新制度经济学为此提供了一种厂商的或微观基础的理论。施蒂格勒试图把厂商理论、竞争产业理论和市场规模溶合起来，提供报酬递增机制的说明（注：参看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第22页至37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版。）。但这种理论具有以下缺陷，第一，它与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动态报酬递增（即平均成本随时间推移而下降）以及生产函数是相互依赖的思想不一致（注：M·Corsi,Division of Labour,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PP:118～123.Gower Publishingcompany,1991.）；第二，他把分工活动组织形式的选择只归于生产成本，忽视了交易成本；第三，只停留在生产成本类型分析上，未能深究生产成本下降的技术特性，当然这在新古典传统之内是无法完成的，但技术特性之分析是解开报酬递增根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威廉姆森所提出的“资产专用性”是一个最初的尝试，但尚未形成对报酬递增的解释，技术问题仍是未被开启的“黑箱”。对于第二点不足，科斯（1937）和阿尔奇安、德姆塞茨（1972）提供了交易成本方面的解释，科斯认为分工组织形式——市场和企业的替代，取决于交易成本的比较。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则更深入一步，“对于通过合作行为为什么能获取利益，通常的解释是依赖于它所从事的交换与生产比分别加总的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原理，”（注：《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6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但要组成企业实现专业化生产的潜在优势，外部性问题是合作生产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他们强调了市场渗透力（交易成本）对企业形成，从而生产成本下降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强调产权具有使外部经济内在化的功能，为新增长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据此，经济增长可以看作由导致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下降的制度变化过程所决定的。但是，仍保留在新古典传统之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缺陷，它不能解释它所指称的所谓最优制度是如何产生的，用生物学术语来说，它说明了生物可以进化，但不能说明生物为什么不能进化？对新制度经济学来说，似乎最好的制度天然能被保留下来，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一种理念。但何者为适者或“最优”？实际上帕累托最优境界是不存在的。另一严重的缺陷是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在许多时候表现为间断的跳跃，上述理论不能解释这种情况，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在制度结构不变时，分析一项制度变化是如何导致另一项制度变化的。因此，新古典主义传统对报酬递增处理的动态性质是有限的，放弃均衡、最优的思维理念在理论上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报酬递增的结构主义思路为此做了开拓性的尝试。
二、结构主义思路
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本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发展经济学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思想趋向，即强调报酬递增以及由市场规模效应引起的金钱外部经济的重要性”（注：Paul Krugman ,"Toward a Counter- Counterrevoution in Development Theory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Development Economics,1992.）。虽然克鲁格曼的这种概括并不全面， 因为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大部分作者意识到了结构和制度差异这些更重要的因素，但仍然可这样说，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是继杨格之后现代经济学中试图在一个宏大的框架内论及报酬递增的最早努力，这些经济学家（如缪尔达尔、罗森斯坦——罗丹、赫尔希曼、纳克斯等）自称为离经叛道者，试图建立一种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同的新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激扬的宣言反映了这种努力的心声，“在这个伟大的觉醒的时代里，如果不发达国家的年轻经济学家迷醉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思想中，将是令人遗憾的。……我希望他们有勇气抛弃那些庞大的、没有意义的、不想干的、有时显然是不适当的教条结构和理论方法，通过研究他们自己的需要和问题产生新思想”（注：迈耶、西尔斯编：《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第16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这种努力虽然功败垂成，但它对后来的报酬递增理论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克鲁格曼把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看做是其思想的重新发现，从而在论文中召唤对发展经济学领域中70年代新古典主义卷土重来的“反革命”进行回击。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也给布赖恩·阿瑟以强烈影响，使之致力用数学语言精确地表述其思想内涵。
杨格的论文给罗森斯坦——罗丹的《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1943）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无疑杨格的思想在罗森斯坦——罗丹“从一个新古典综合派转变为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结构变迁运动的领导人”的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罗森斯坦——罗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理解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不是静态传统的均衡理论，而是对非均衡增长过程的分析，这可以看作是早期发展经济学方法上的基本特征。在构思“大推动”模型时，罗森斯坦——罗丹认为他的4个创见对他来说是关键的， 即隐蔽失业，金钱上的外部经济，人力资本的技术上的外部经济，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外部经济特征的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罗森斯坦——罗丹论文的思想可以简述如下，工厂水平的规模经济和生产要素有弹性的供给（在罗丹的论文中是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交互作用产生了具有实际福利意义的金钱外部经济，而单个工厂水平的规模经济又通过这种金钱外部经济在总水平上转变为报酬递增，正是通过这种“累积因果”的过程，使报酬在部门间产生了战略性的互补，所以需要工业化实行相互协调的“大推动”。
虽然“累积因果关系原理”是由缪尔达尔明确提出来的，并用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关系问题的分析，但基本思想在杨格的经典论文中已表露无遗，是否缪尔达尔受到杨格的影响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然而，纳克斯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1952）却是以杨格的分析为开篇展开讨论的。纳克斯与缪尔达尔提出的“贫困的恶性循环”实际上是布赖恩·阿瑟用数学模型正式化的“路径依赖”的最初版本。报酬递增使贫困国家“锁定”在恶性循环的正反馈之中，为此罗森斯坦——罗丹和赫尔希曼提出了“退出”锁定状态的不同战略规则。赫尔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1958）中使用的“联系效应”实际是金钱外部经济的同义词，它在早期发展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导致了后者很少被使用。动态外部经济（或联系效应）还有助于说明处于为期颇晚工业化过程的国家的政治状况，有助于说明核心国家与外围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外围国工业化过程的制度特征，“依附理论”和赫尔希曼对进口替代的政治分析可以看作是一个初步的、早期的尝试。
虽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思想的发展与发展经济学并无直接联系，但上述分析被卡尔多所深化，并被一般化为对发达国家之间增长率差异的分析。卡尔多最初是正统经济学的重要成员，大约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以对英国经济衰落原因的研究为标志，学术思想发生了激烈的转向，全力致力于报酬递增理论的研究，同时开始对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的批判。卡尔多不仅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成员，而且对主流的“新增长理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于《经济杂志》出专集讨论卡尔多的增长理论。
卡尔多认为他对杨格定理的主要贡献是，有弹性的需求就其通常含义来说，并不象杨格所认为的那样是报酬递增条件下经济累积进步的必要和充足条件，所必需的是，不论从供求那一方引起的初始变化，应当诱导了额外的投资，除非收入扩张过程所产生的储蓄为其提供融资，否则能为这种诱导性投资提供融资的货币金融体系成为关键。卡尔多还论证了商业专业化在供求导致分工自我演进中的作用。卡尔多实际上是从杨格思想中推导出了制度安排或产业组织的重要性。卡尔多在这方面的抱负是，试图把凯恩斯理论与杨格定理结合起来，以杨格的方式使凯恩斯理论动态化（Younghian dynamization of Keynes）。他认为，从累积因果过程来看，产出的增长和资本的增长，在作为生产目的的财货存量（或耐久财货存量）增长的意义上，不是两种不同的事物，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把斯密——杨格定理与凯恩斯有效需求学说结合起来的重要后果是，在报酬递增条件下，凯恩斯对于充分就业与失业状态之间的严格区分消失了。除非在纯粹的短期意义上，总产出从不会受到资源的约束，但受需求的约束，因此包括政府干预在内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对于“自我维持的增长”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
卡尔多的另一贡献是，提供了报酬递增的结构分析，并用于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关系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歇尔一样，他认为农业是报酬递减的产业，而制造业遵循报酬递增规律。农业典型地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产活动，由于土地节约型技术创新是间断的，因此农业受土地稀缺的约束。在给定工农业贸易条件下，对工业品需求及工业就业也将受到限制，因此将存在失业，但由于劳动具有最低价格，带有失业的均衡是不存在的，因此市场是无法出清的。在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把剩余劳动或资本转移到农业而达到均衡，因此线性生产函数（即报酬不变）是竞争条件下瓦尔拉“资源约束”均衡的必要条件。但经济现实是一个非线性的世界（即不存在报酬不变），不仅每个产业，而且每个部门或某种技术在报酬递增程度上的差异，使经济系统不存在趋向均衡的内在趋势，在任一时点上，经济状态除非作为导致它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结果，否则是不可预测的，这样就必须把历史时间引入到经济分析中来。
布赖恩·阿瑟自80年代以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讨报酬递增对经济系统运转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在报酬递增存在的情况下，经济系统显示了如下特点。第一，均衡的不可预测性，报酬递增能够导致多种可能的结果（马歇尔的“多重均衡”），究竟哪种结果能被选中是不可预测的；第二，非遍历性，即过去的历史事件对目前及未来有影响，系统具有强烈的滞后效应；第三，潜在的非效率，动态演进中的某种路径就其任何福利意义而言，可能是“劣等”的，系统可能被“锁定”在这种形态之中。经济史家保罗·大卫以打字机键盘锁定于QWERTY设计中，用史实说明了报酬递增通过一系列偶然的随机事件使打字机技术“锁定”于这种效率并不高的键盘之中。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个别事件，可以举出很多。很明显，阿瑟这里研究的是一个非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这种理论所提出的各种政策与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布赖恩·阿瑟与概率理论家合作，为处理这种现象发展了数学方法，这些数学推论令人清晰地看到一组组不同的历史事件是怎样导致了完全不同结果的。阿瑟自信的宣布，报酬递增不再是熊彼特所说的“无法分析的一片混沌”了。沿着结构主义思路，阿瑟确实把报酬递增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与自然科学中关于复杂的进化系统研究不谋而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于放在一个更宽广的框架之下进行思考和建模。
三、结论
综上所述，报酬递增理论不仅源渊流长，而且就目前而论已有了很大进展，特别是仍保留在新古典传统之内的新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说明经济理论向接近现实迈进了可喜的一步，这是值得欢迎的。然而，比较起来，结构主义思路由于具有丰富的内涵，在未来理论发展中很可能是更有前途的。实际上，正如帕西内蒂激烈地坚持的新古典主义传统似乎缺乏思想创造力，它只不过是对结构主义者的思想被动地做出反应，以最优化风格对其进行再装饰。本文对这两条思路进行了评述，其特征可以简要地区分为，新古典主义传统采用个体主义的、对整体分解的方法，在均衡框架之内以最大化和最优方式处理经济变化，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决定论哲学观，坚持存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都适用的规律，这是一种非历史的分析方法。而结构主义采用了整体主义方法，认为局部的功能应从系统和结构的整体特征上去认识，累积因果使经济系统具有不稳定特征，经济变化典型地是非均衡过程，制度动态包括了诸多非经济因素，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动态过程。初始条件和随机事件相互作用导致了路径依赖的发展过程，经济分析要注重时间、地点的差异，采用的是一种历史的分析方法。
除了两种思路存在差异以外，它们都存在共同的缺陷，即缺乏关于经济系统是如何运转的整体认识，特别是如何处理局部上寻求稳定的均衡与整体上趋于非均衡动向的关系，此外结构主义还缺乏一个坚实的微观理论。两种思路在主题的明确性和细节分析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似乎都未能充分展示斯密和马克思报酬递增理论的全部内涵，即使是结构主义思路，也不如马克思的理论恢宏和深刻，这样说并不暗指今不如昔，而是说如果报酬递增理论能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吸收更多的营养，将会更具说服力。让我再次引证马歇尔给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任务，“经济学家的目标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这样的经济学还有待于创造，结构主义思路只不过是一个前奏。正如哈罗德·德姆塞茨在谈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时所指出的，“过去三十年间，经济工作中心发生了一次革命。经济学家们新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我们同行的前辈们使之完全抽象化的问题上，其中心在于信息经济学和交易经济学以及在此意义上推广到对包括法律和政治制度在内的研究。”（注：哈罗德·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第1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报酬递增的经济学这个古老而又不成熟的议题，目前已逐渐地转变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但目前的研究明显地未能深入分析技术特性对报酬递增的深刻作用；正象新制度经济学一样，我们对制度的认识也存在着缺陷；除了布赖恩·阿瑟对经济系统的特征作了一些开拓性研究外，我们对此知道的并不多。报酬递增理论未来的发展，将会在这些有待深入的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在已有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下，这种目标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报酬递增经济学已处于大发展的前夜，对这个议题有必要拓宽视野，吸收新的研究方法。
这种新方法很大程度上是认识论上的，它不可能从经济学内部独立产生，更多的是来自哲学层次及其从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近二十余年来，耗散结构、混沌理论、生物进化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一些反响。自然科学中的非线性现象，本质上是与经济学中的报酬递增是一回事，只不过经济系统比物理或化学系统更复杂。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是牛顿主义的信奉者，牛顿力学的决定论、可逆性和机械时钟结构，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征。目前，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内所发生的一些革命性进展，已动摇了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世界观，但这种变革对主流经济学影响甚微，报酬递增经济学是把这些革命性的思想和方法导入经济学的最好结合点，正如古木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在经济学中即指报酬递增理论等——引者注）”（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的社会科学》，第6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布赖恩·阿瑟对报酬递增的研究就从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中受益匪浅，而他关于竞争中的技术如何因报酬递增规律发挥作用，由历史事件所锁定的看法，也使非平衡热力学等自然科学家从中得到了启发。迈向一个进化的经济理论，是本世纪20～30年代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经济变迁理论的核心思想，里查德·尼尔逊和西德尼·温特《经济变迁的一个进化理论》（1982）的出版，使进化经济学已成为迅速发展的一个研究领域，如何在更明确的进化框架之中处理报酬递增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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