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的认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认知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庄子口中的“小说”与其他
1997年7月18日至22日，福建师范大学在武夷山召开中国小说史研讨会，与会学人六十馀，率为治小说者。交出论文，亦悉为小说之研究。然研究之主题，大多着眼于史的部分。
在倾心聆听两日之后，深感治理小说史之学者，大都忽略了小说艺术的本质，人人都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基点，来发挥其论述。
诚然，“小说”一辞，始于庄子，庄周在其“外物”篇中，说到“小说”二字。兼且例说了一则故事，说是有一位姓任的世家子，他做了一个大的钓鱼钩，系了一条粗大的钓绳，准备了五十头牛的肉作饵。于是他蹲在会稽山上，把钓竿上的钩子与绳线，投到了东海水中，每天每天不间断地垂钓，钓了一年也没有钓到鱼。后来，终于有条大鱼上了钩。在吞钩时，连钩上的饵都带到水中去了。任公子紧拉住他手中的钩竿不放。那吞钩的大鱼，在海中飞腾着，奋起鳍来挣扎着，激起的白色海浪山样高，海水都波荡起来；动荡起的声音，如鬼魅如神魔，千里远的人听了，都会害怕。任公子终于钓到了这条大鱼。割成一块块，腌成了腊肉。然后，一块块分给了会稽附近浙河以东、苍梧以北等地的人食用。这一带的人，人人都享受到了这条鱼腌成的肉块。
这之后，便有人在这一带的通衢要道，颂说着任公子这条鱼功德于地方的故事。到了后世，这地方还有人争相传颂。
庄子例说了这则故事之后，还有一段评论，说：“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
从庄子的这句“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例说故事来看，当可蠡知庄子之使用“小说”一辞的要义，乃从“大道”、“小道”以及“大学”、“小学”的说词，衍义而来。譬如“大学”、“小学”二词的意义，“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小学”就是“小人”之学。按“大人”、“小人”之别，就是“官”、“民”之别。在位的官员，谓之“大人”，一般“平民”，即谓之“小人”（亦称君子、细民）。再换个说法，也就是“贵族”与“平民”之分。在位者，掌理国政的贵族也。孟子则用“劳心者”与“劳力者”分之。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又说：“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天人。”孟子还有一句话，这样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犹）未免为乡人也。”读了孟子的这段话（离娄下），当可想知庄子的任公子钓喻，之所以“去大达远”，皆在此耳！
在《论语》（阳货），还有这么一段话：“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杀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民，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听之，偃之言是也。前言虞之耳！’”这一段话，也说明了“大达”一词的意旨，乃君子之“大学”之道，齐家平天下也。
所以，古有“大学”、“小学”之分，“大道”、“小道”之别。《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认为凡属小道，窥于一隙，执于一偏，虽有所得，但若推而远之，欲其达于远大悠久之域，恐多窒泥而难通，故君子不为也。
汉人扬子云，认为文章之事，乃“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桓谭则视“小说”为“短书”，乃“合残丛”之“小语”却“近取譬喻”而已。汉书《艺文志》列“小说”为十家之末。总之，抵汉兴，“小说”始有名立于史志。然对“小说”之认知，尚未能从小说艺术上着眼，于是取乎类，入乎史。
到了民国，鲁迅于1930年成其《中国小说史略》，窥其内涵，犹未能以小说之艺术观而成其书也。他对小说的看法，几乎是以西人的小说定义“虚构”(FICTION)为标的，来写其小说史的。遂以“神话与传说”昉其始。设《山海经》、《穆天子传》作例说之基。盖“神话与传说”悉虚构者也。竟摒史诗、史传于“小说”艺术之外，未免遗憾！
何以？对小说艺术之认知，有偏差耳！
二、认知小说艺术的本质
虽说，在武夷山的会议上，我提出的论文是《我说〈金瓶梅〉的历史》，但在开幕式的致辞中，要我对中国小说史的写作课题提出一些意见，遂提出了我对“小说”艺术的本质看法。多年前，我讲过《何谓小说及其特质》（1991年5月在中国小说研究班讲）这一课题，认为对“小说”的认知，不应再泥于前人的界说，应从文学艺术的兴起，来认知小说的本质，来界说何谓“小说”？使之正确地入乎史书。于是我说：“我如果从事中国小说史写作。诗三百中的故事诗，应列首篇，其次是《左传》与《礼》之“檀弓”，再下是诸子的寓言，再下则是司马迁的《史记》。”此一认知，便是多年前我在《何谓小说及其特质》这一课题中讲过的。
小说是文学艺术的类别之一。
文学的大类，不过韵文、散文之别；我中国则多一骈骊文体。但无论韵文、散文或骈文，只是文体的形式。至于内容之议论、言情、叙事、说人或述史，则不限于文体。换言之，韵文、散文、骈文，无不具有其议论、言情、叙事、说人或述史的功能。
那么，我们如从此一观点来说，对于小说艺术的认知，良应以文学为之基。
文学，语言艺术也。它是语言形成的，当文字未曾发明之前，可以推想到人类在未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时代，人与人的相互言谈，怎能无“街谈巷语”式的张家长李家短的途说而道听？到了语言成熟之后，遂有了诗三百的民人歌谣，喜者美之，恶者刺之。人间之上位争国杀伐，下民号寒泣饥，史官书之竹帛，稗官录之巾襟。于是，尧禅舜让，禹疏九河，桀无道而殷商兴，纣无道而成周起。孔子作《春秋》，而左丘传之，公羊论之，谷梁诠之。礼之失，求诸野，《檀弓》记之。若是之史也。若是之《礼》也。若是之《易》也。若是之《书》也。悉是古代文学艺术。若诉诸于小说之艺术观，则“诗三百”之风、雅、颂，所歌者，史也。“三礼”、“三传”，所记者悉史也。大《易》、《尚书》，演述者，悉古史也。一篇篇、一章章无不事有先后终始，情节周旋有致，人物对话如生，怎能不以小说视之哉？
南开大学李剑国教授说：“应视之为小说的萌芽。”
闻之，诚以此说，极不得当。何以？观之“诗三百”与礼传、《檀弓》所记等文，述事写人，力透纸背，无不步力简册，与吾侪共谈吐。故事情节之成熟，今之小说家何能望之项背？焉能以小说之“萌芽”视之耶？
按艺术门类，音乐、戏剧、舞蹈、美术等，可以说有其“萌芽”时代，独文学艺术一类，无有所谓之“萌芽”时代。盖“文学”乃源自语言艺术成熟之后。人类之文学既已到了能记事成文、论事成章，文学之使用，业已成熟，所成之文章业已体式完完整整，譬如“诗三百”、左氏传、檀弓记，无论是记事述人，歌之美刺，都已是成熟的篇章。不视之为小说则已！视之为小说，则应列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之兴起时期或产生时期，未可以“萌芽”一词命之也。斯我刍荛之见解。
岂其然乎？岂其否乎？
三、小说焉能摒史传於界外？
今之小说史家，几乎无人走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前已说到。鲁迅先生以“神话与传说”作为小说的发端，固然正确，但传于今世之神话作品，虽题材乃“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易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但这种神话，如以语言形成文字组成的文学艺术观之，与史传、《礼记》以及“诗三百”之歌，并无分别，都是语言成熟后的文字组成的文学。何以神话入乎小说史，而史传、《礼记》中的那么结构严实、人物如生的史事，竟摒之于小说史之外，诚然令我不解？
史传、《礼记》以及“诗三百”的史诗，才是真真切切而铁铁石石写出的人物事件艺术呢！
像《山海经》、《世说新语》之列入小说史，我也甚感诧异。
按《山海经》这部书，其中虽有神话故实，可入小说者，极微。若说《穆天子传》、《神异经》、《十洲记》都受到《山海经》的影响，清之《四库全书》列在子部小说类，它终究不是小说，鲁迅也说它是“盖古之巫书也。”未列入小说类论之。
至于《世说新语》，所写都是人事，鲁迅论之说：“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若以小说的本质鉴之，“世说”都是散言、片语、文摘，成其章者，绝少。纵以今之“小小说”比之，也有其完善结构之病。譬如《自新》篇之周处，文约二百言，述周处之能听善言而改过自新，也只是片言折狱之类。再如《栖逸》篇之“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栖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辂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外，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
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像这等具有小说本质之人物刻划艺术文绣者，十难得一。若以之质对左氏传、檀弓记，以及诗三百之故事诗，几乎是十九塑人物者，《世说》如何能比？试举如下：
左传首篇“郑伯克段于鄢”，写庄公之养奸叔段，终于伐诸鄢，杀于共。这故事，乃家喻户晓，不必录之矣！
还有庄公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的“曹刿论战”一则，也曾收在高中国文课本上，知之者多，也不必录矣！
那么，我们以隐公三年传的“石碏谏宠州吁”一文作例说，这篇传文，虽偏于议论，然其文章结构，述事也有头有尾，议论也事理分明，君臣之间的谏者言而君弗听的性行，也都赤裸裸表露出来。尤其，此一传文可与“郑伯克段于鄢”的传文，合而阅之。前者，母武姜偏爱次子；此者，庄公宠妾子州吁。两者都为了宠爱不当，酿成了悲剧。
兹录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文如下：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颀人”者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也。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事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这篇短文，写大臣石碏谏卫庄公宠州吁之不当。写庄公之不听谏终酿悲剧。
庄公卒后，桓公立，石碏告老归。史迁在“卫康叔世家”中说到此事。说：“桓公二年，弟州吁骄奢，桓公绌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郑伯弟段，攻其兄不胜，亡。而州吁求与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卫亡人，以袭杀恒公。州吁自立为卫君。”郑叔段攻其兄，州吁请宋、陈、蔡三国助之。卫人不爱州吁，石碏与陈侯共谋，杀州吁于濮，迎桓公弟于邢而立之，是为宣公。
当我们全部了解了有关州吁的这段历史悲剧，便更能认知到这段左氏所传，其故事结构之简洁扼要，人物之主从分明；其情节之周折，终始如一；而且结尾留下悲剧伏笔，有很强的故事性。由于作者所传的是正史，委实用不着再写州吁弑桓公，卫人杀州吁，迎立宣公。一如“郑伯克段于鄢”之写到“大叔出奔共”止。下所写乃史家之论，非说故事者之故事情节矣！
我们若以今之小说艺术比而论之。试问，史传之文，若以小说况之，岂不比《山海经》之神话、《世说新语》之碎语，更堪以入乎小说史？
四、中国小说始于“诗三百”成于史传
在这次武夷山召开的中国小说史研讨会中，福建师大的郭丹教授提出的论文《史传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对于一般小说史家认为在一些子书里，夹杂着不少寓言故事，说“那是小说的萌芽。”郭丹说：“这虽然有一些道理，但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不尽相符。”他认为这一史说，“从先秦到六朝之间，未免留下了太长的空白和遗憾！”遂立说：“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与史传文学有着更加深刻的血缘关系。”而我则认为从“诗三百”篇的故事诗，小说的艺术结构已经形成了。
涂秀虹（福建师大讲师）在研究《水浒》戏时，也感受到了史传的故事，大多是戏剧的取材，越看越觉得史传也就是一出出戏文（在武夷山中国小说史研讨会中发言）。
而我，则一向认为小说与戏剧是孪生的同胞。它们都是复制人物的艺术。
我在前面说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当语言诉诸于文字，能记人事成章，文学就完成了，不应有“萌芽”时代。文字有萌芽时代，文学没有萌芽时代。
我们中国文学，传到后代最久的，便是“诗三百”篇，其次便是史传、礼记、易说，再则是诸子论说。这些篇什，全是文学成熟后的锦绣文章。无论史传、礼记、易说以及诸子之侈谈大论，无不是演说人生事故，窥其本质，悉与“小说”之说，无大差异。憾于后之论学者，扭于大学小学与大道小道之分，到了鲁迅这一代，还无胆去突破经学这一界域，是以五经之文，至今未敢举之与小说并论。
民国以来，诸子中的寓言，虽已引而入乎小说，至于《论语》、《孟子》中的故事，除了“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有人以小说入论，他则多忽尔舍之。盖《论》、《孟》乃经学也。
再者，我举出的《礼记》中的《檀弓》，所记虽属说礼之与说人，实则全是说人之与人的处身处世，亦人文之学也。小说之史也。甚少有人举“檀弓”故事，入乎小说之史，立于小说之论。实则，“檀弓”上下等篇，记之文有长有短，虽全是说礼的，由于礼是人的切身问题，是以说礼的故事性，不但浓厚，兼且有情有致，杀人亦有礼可说。（“工尹商阳与陈弃病追吴师及之”）。小说史家以《世说新语》入于史，《檀弓》又怎能摒之小说史外？
我们大家习知的“嗟来食”一则，就出自《檀弓》。文，不到百字，情节完整，人物如生，古文选本，弃之者少。“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以食之。有饿者蒙袂辑举，贸贸然来。黔敖左执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今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欤！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在《檀弓》还有不少长文，情节曲折的。有篇“有子问于曾子”的丧之“速朽”与“速贫”问题，情节通过对话表现，可以说是起伏周折，情致沛然！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而言之也。南宫敬速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按《檀弓》的这段记述，已成为“有子之言似夫子”的赞誉辞。按孔子弟子，有若与曾参年最少，（有若少夫子四十三岁，曾参少夫子四十六岁）。一天，有子问曾子知不知道老师对于死而葬的看法是怎样的？曾子便老老实实把他听来的两句话重述一遍。这时，老师已去世。有子听到曾子说他听到老师说的是“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不相信这话会是老师说的。曾参说老师说这话时，子游也在旁听到。有子听到曾参说得如此肯定，遂推想老师当时说这番话，一定是有所为而发。
曾子便去问子游。子游听了，就赞美有子的这句怀疑老师不可能说这番话的有所疑推想，倒很像老师的疑问呢！遂说起当年说“死欲速朽”是对宋之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不成说的。“丧欲速贫”是因南宫敬叔的“必载宝而朝”说的。有子之所以不相信老师不会对丧事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有子知道他的老师任中都宰时，制规是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辞去鲁司寇时，准备到卫国去，曾先遣子夏、冉有打前站。
《檀弓》记下的这件事，除了述丧礼的规制，实则是在写孔子弟子中的曾参智拙，有若智捷。这么说起来，《檀弓》的此记，岂不更加的具有小说艺术也。
五、今之治小说史者能不改韵徙调乎？
今之治小说史者，类分舍“文言”、“白话”两类，还有“志人”、“志怪”之分。另外，还有“神话”一类。
近些年来，更有“通俗”一类，以及“俗文学”一说。所谓“俗文学”，是不是全是语体，小说程度的人就能阅读无碍呢？还是其中文辞不论文、白，但所写内容，全是乡人的街谈巷语，则谓之“俗文学”呢？还是指那些民间小唱、笑话书、唱本、民间故事等类呢？
可是，以文言行之于文的“三国演义”，则被今之小说史家列入“通俗文学”类矣！
殊不知《三国》、《水浒》、《西游》之能家喻户晓，非其文之通俗，实应归功于说书人的嘴，与剧人之搬上舞台。再说《金瓶梅》乃标准之“文备众体”的说部，不要说其中的文辞，不但韵、散、骈骊统而有之，韵文的诗、词、曲、剧，一样不少（诗之绝句、律诗、长调全备，曲也小令、套曲俱全，剧则整套在内。古文有邸报、谏状，白话更有妻妾斗嘴、婆嬷骂街。写景则骈文连篇），列入文言小说类？还是列入白话小说类？
只此分类，也是小说史家颇为头大的问题。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大康教授，在会议席上报告他的论文，说了一句治小说史的大原则，“应当着眼于历代小说在创作过程中的演变状况。”（不知我听真切了没有？）陈氏此言，见及根矣！
论小说者，日多一日。吾友黄霖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与韩同文合选了一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由桓谭《新论》始，再下即《汉书》“艺文志”而《山海经》、《神仙传》……郭豫适教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之《中国古代小说论集》，则自《世说新语》选起，又拉后矣！
老友侯忠义教授（北京大学）之《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亦是因循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立言的。时代衍生，日月交替未变，而阴晴圆缺，气象分秒而化育万千，世上的一切事事物物，都在日新而月异。百年以来，我们治理文学的人，怎的还能一成不变地沿循着错误的老路走下去？
观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编目分类，依循的大多是宋人说。如宋人对于“说话人”之“四家”说，鲁迅也沿袭之分为四家：1、小说——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2、谈经（说经、说参请）；3、讲史书（说史）；4、合生。或者分1、演史；2、说经谏经；3、小说；4、说诨话。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对于“小说”，也是类同的四分法：1、小说；2、说经；3、说参请；4、说史书。可以说，三十年代的学人，对于“小说”的认知，尚无人从“小说”的“本质”上去寻求合乎学理的艺术认知，来予之定义。
现在，我就前辈学者对于“小说”的四家说，定义出的名称，提出一段问题：
“小说”只是说“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
谈经、演史、说诨话，都是“小说”的另一类？
此一问题，早就有所争论，胡怀琛的《中国小说概论》认为，不应把“说话人”的“小说”分界得太碎，“应把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纳入“小说”之下，分成四家就可以了。他不赞成分家太多。然而，说经、讲史还是各成一家。与“小说”界开。
而我，则认为文、史、哲三位一体，讲文学，史学、哲学即包含在内。（我国之经学即斯类也）而文、史、哲三位一体之文学，在大体类分上，只应有韵文、散文、骈文之分。而小说、戏剧，乃文备众体之文学类型，韵文中的史诗（故事诗），亦小说也。散文之写人叙事如史传、《礼记》等等，殆亦应视同小说也。记传之作如《邱吉尔回录录》（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沈复的《浮生六记》（虽仅余四记），不是已被列入小说史中论赞着么？
固然，今之科技时代，学问之类，分工越细越好。
若以中国文学一事论之，改制百年以来之教育，习文者不知乐，习乐者更是不通于文。最可伤者是音韵学家，虽大师已不能张口，不知诗、词、曲之有韵律音也。休说长调《琵琶行》、《将进酒》等，他们歌不出协律之音，就是七言绝句，也会把“梅”、“台”念成二韵。说来，这是闲话了。
那么，我们研究小说者，如能把“小说”看成是写人的艺术，并不局于韵文、散文，他如辞赋之颂“两京”与“三都”等文，其本质，殆亦叙事写景说人之小说也。西方之史诗(EPIC)如《奥德赛》、《依里亚特》，虽是有韵的歌，文学家也以小说论之。我们的汉乐府如《日出东南隅》、《羽林郎》等，以及唐诗长调《长恨歌》以及《兵车行》等，文家不也悉以故事论之乎？
唐之佛家宣讲，两宋之说话人，那种有说有唱的“宝卷”与“话（唱）本”，早已列入小说门类。如史传、《礼记》中的写人艺术，比神话还要完美，诚不应以“经学”拒之。治小说者，良应以小说的艺术本质鉴之，不应以什么经也史也界之也。
治小说史者，还能再循前贤之小说史说，而自狱于宋人之纷乱小说史观之乱草丛莽间乎？
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于台北安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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