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近十年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40(2002)06-0039-05
毛泽东与邓小平作为我党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和开创者，他们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历史已经确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然而，作为中国当代的两大伟人，他们又有不同的个性特征，有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实践证明它们是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但它们形成于不同的历史背景，致力于解决不同的时代课题，具有不同的理论特色。因此，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至今方兴未艾。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二者进行了比较，取得了许多成果。本文试就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的述评。
一、研究概况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起始于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概括之后。石仲泉认为：“由于邓小平理论突出的表现在《邓小平文选》之中，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是在1993年10月，第一、二卷的再版是在1994年11月，这就决定了人们对它与毛泽东思想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比较研究，只能产生在1993年之后。”[1]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把它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将它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阐述为一脉相承、继承与发展，这成为新时期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契机，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进入了深入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出版的相关论著很多，如龚育之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与邓小平》，廖盖隆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郑谦主编的《毛泽东与邓小平》，余世诚的《邓小平与毛泽东》，董克勤的《继承与超越——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樊瑞平主编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马捷莎的《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等。相关的论文更多，不胜枚举。
从已有的成果看，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围绕邓小平对毛泽东错误的纠正与超越，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展开比较。在这一类比较研究中，学者们把眼光主要投向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认识以及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失误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一类研究成果所占的比重较大，内容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科技、哲学、文化等多个领域。例如：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比较、关于现代化思想的比较、关于民族理论的比较、关于人民主体思想的比较、关于矛盾思想与系统思维的比较、关于民主思想的比较、关于对外开放观的比较、关于科技思想的比较等。总的来看，这些研究成果大都论及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共同之处，即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与继承，但其重心往往都放在二者的差异上，而且其最终落脚点大都放在邓小平对毛泽东错误的纠正上。另一类是围绕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也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展开比较。学者们主要着眼于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时代主题的创新，着眼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总的来看，这类研究成果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少，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从宏观上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行两个理论体系的整体比较；二是从微观上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某个专题进行比较。比如，关于实事求是思想的比较、关于国情分析思想的比较等。
党的十五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成果，并阐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些论断成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观点比较一致。学者主要围绕如何继承与发展展开讨论，阐明各自的观点。龚育之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一脉相承，两个阶段”，一脉是指马克思主义之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之脉。(2)武劼认为，一脉相承表现为五个统一：哲学基础的统一；政治立场的统一（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基本原理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目标的统一（共产主义）；检验标准的统一（实践）。[3]也有人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的思想三者放在一起考察，认为它们有三重关系：一是继承。就是坚持那些被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邓小平理论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纠正。主要是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毛泽东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背离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重新纳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纠正错误不是全盘否定过去，而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三是发展。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4]
当然，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而是已经将研究的范围逐渐拓展到了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及其成员之间。如在张闻天诞辰100周年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有人不仅对张闻天与毛泽东、刘少奇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对张闻天与邓小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关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提出张闻天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这是新时期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的新气象，是今后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有些学者还就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意义、宗旨、原则、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这必将推动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第一，关于研究的意义。对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重大意义，学者们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或者专门撰文进行了阐明。综合起来大致有三点：一是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行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既有利于深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有利于从总体上和更深层次上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二是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具有政治性和理论性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某些模糊的认识，甚至错误的看法，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澄清模糊认识，统一思想，促进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三是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已进行了多年，但由于立场、观点、方法的局限，形成了很多不符合事实的认识和判断，我们自觉地进行这种比较研究，有利于从更高的层次上说明事实真相，明辨是非，以理服人。[5]
第二，关于研究的宗旨或目的。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宗旨，很多学者认为，进行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并不是为了比出毛泽东和邓小平谁高谁低，而是通过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搞清二者之间的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更加自觉地把握和运用邓小平理论。巫育民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我们进行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之前必须指出和强调的，先是同，最大的同在于此，忘记或忽略了这一根本出发点，用毛泽东来反对邓小平或用邓小平来反对毛泽东，都是错误的，也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6]李捷认为：“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否定了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也就否定了邓小平理论。”[7]
第三，关于研究的方法。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必须将二者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和历史条件下进行比较，不能对其作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对比，否则，就会造成二者的对立，就会割裂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庄福龄指出：“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从战争到和平，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适应这种变化而产生的，就是在不断面对和解决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实践中发展的。如果我们不重视、不研究、不比较这些历史条件的变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怎样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和建设的，也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何以能一脉相承而成为统一的科学体系的，何以能在当代作出重大创新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8]
第四，关于研究的标准。有的学者根据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比较研究必须有一个坐标，否则无法比较。在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中，人们感到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坐标难以确定，但大家普遍认为，在比较研究中既不能以前者为坐标去衡量后者，也不能以后者为坐标去衡量前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对二者的比较研究必须以中国人民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为坐标。郑德荣等认为：“正确全面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必须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是研究邓小平只谈发展，似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体系无关，甚至相反；另一方面，研究毛泽东就只强调继承，把邓小平理论拿到毛泽东著作中作语录式的对号，似乎毛泽东早已有了这些思想。”[9]
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人为地将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割裂甚至对立，造成研究方向上的扬毛抑邓或扬邓抑毛
应该说，无论在毛泽东与邓小平还是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大多数人能够坚持正确的方法，得出科学的结论。但是也有少数人不能正确把握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研究中存在着扬毛抑邓或扬邓抑毛的倾向。[10]扬毛抑邓的倾向表现在：把邓小平理论拿到毛泽东著作中作语录式的对号，似乎毛泽东那里早已有了这些思想。例如，有人将新民主主义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作对比，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对毛泽东“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1]或者，从现实中存在的不尽人意的现象出发，认为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是与毛泽东思想相背离的结果，从而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产生怀疑，甚至否定。扬邓抑毛的倾向表现在：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与邓小平的正确思想作对比，以今天的“是”否定昨天的“非”，从而将毛泽东和邓小平根本对立起来。例如，有人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的不同点在于毛泽东表现为理想主义而邓小平表现为现实主义；毛泽东大搞群众运动而邓小平不搞群众运动；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而邓小平不搞个人崇拜。[12]纵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这一种倾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对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缺乏辩证的理解。
2.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某些非历史和非辩证的态度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相联系。脱离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抽象地议论决策的是非，离开时代背景而抽象地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有的学者在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比较研究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不能够坚持用历史的、逻辑的眼光去分析和比较，只是用现在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框架去剪裁、评判和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异同，用今天的标准去评判昨天的是非功过，从而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结论。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略上，毛泽东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纰漏与不足，表现在：毛泽东把“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笼统地归结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惟一可行的方法，未能揭示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调节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意义；忽略民主法制建设，未能将其视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原则；毛泽东更倾向于“人治”而不是“法治”。[13]事实上，“团结—批评—团结”曾是我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行之有效的方法，怎么可能成为毛泽东的一大不足？论者忽视历史背景的不同和时代主题的转换，用今天的标准去评判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差异，其结论未免过于武断。
3.存在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概念不清的现象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两个概念的区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已经讲得很清楚。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思想既有正确的思想也有错误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然而，有的学者在研究中仍然不自觉地将二者等同，以致得出错误的结论。有的学者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继承与发展关系立论，但在论述过程中却又大谈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14]既然是错误怎么会有继承与发展？让人感觉莫名其妙。其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概念不清。再如，有的学者指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具有传承关系，但这种传承关系，不是简单地延伸，而是辩证的“扬弃”。一方面，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源泉之一；另一方面，邓小平理论并不是建立在单纯地吸收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而是辩证的扬弃，既继承又发展，坚持毛泽东思想中被实践证明正确的内容，抛弃不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15]既然是毛泽东思想就不应该有错误，更谈不上对它的“扬弃”，很显然论者淆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两个概念的区别。
4.比较研究的视角单一，思路不够开阔
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不是哪一门学科能够独立完成的任务。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研究还处于分门别类的状态，基本上是从某一个方面围绕着纠正、继承、发展三个基本点展开的，综合性的研究不多。同时，大多数成果政治性强而学术性弱，视角单一，从文化的、社会心理的、人学的、发展学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的较少。
三、建议
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虽然已进行了多年，但是只要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不断开拓思路，它仍然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1.必须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必须立足于准确把握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定历史背景出发，历史地、辩证地考察两位伟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历史地、辩证地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在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理论特色以及它们一脉相承的辩证关系。
2.要对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比较研究的新领域，展开对二者的生平、实践活动、著作、个性特征以及互相影响等的比较；既比较研究对象本身，也注重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背景、时代条件、社会影响等多个层次上的对比；既从政治、历史的角度进行比较，也从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社会学角度上进行研究；注意在不断总结比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整体性比较研究。
3.在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毛泽东、邓小平与两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以及其他成员之间的比较研究
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两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对两大理论的形成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比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加强他们之间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脉络及相互关系的理解。
4.注意比较、鉴别、吸收国外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研究成果
国外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已经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果，虽然由于立场的不同，很多成果有悖于历史史实，有悖于客观实际。但是不可否认在已有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可借鉴的研究方法和积极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当在批判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吸收，以推动国内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02-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