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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是一段时间以来技术哲学研究中频频出现的主题，对此的讨论中有不少富于启发意义的见解。但总的来看，“生活世界”的概念及其与技术的关系都还需要进一步澄清。本文试图从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建构关系入手，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进而讨论高新技术的发展中生活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以及工具理性的博弈问题。
一、关于“生活世界”的概念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后期现象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胡塞尔为克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人的精神危机而提出的。它主要针对的是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在胡塞尔看来，科学本来是植根于生活世界的，而实证主义则将其理解为只关乎纯粹事实，并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事物，从而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胡塞尔，第16页)胡塞尔的思想被海德格尔继承和改造，形成了技术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批判”路向，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很多的技术哲学研究者循此思路来理解技术的本质，认为技术的本质在于技术与生活世界以及组成这一世界的各要素和关系之间的相关性。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即认为当今时代，人类遭遇的诸多问题和挑战最终可以归结为技术与人的生活世界的冲突，而问题的解决最终也在于“让技术回归人的生活世界”，为人找回生命栖居的“家园”。然而，这一看法中显然存在着问题：在这里，“生活世界”概念的运用是含混不清的。例如，说“技术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在人的生活世界领域，引发了精神家园的迷失、人文关怀的淡漠、行为方式的失范”等等，这不正是在说生活世界出了问题么？而如果是生活世界出了问题的话，又何谈“让技术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呢？可见，一些研究者在继承和运用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概念和方法时，缺少必要的概念区分和批判性思考，并沿袭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等等。
因而，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被揭示为“此在自身直接相关的全体”(伽达默尔，编者导言，第38页)，并由此展开了他的科学批判。胡塞尔“生活世界”思想的精萃在于其批判精神。然而，它又是一个唯心的、意识构造的产物。(参见夏宏，第59页)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概念的初衷仍是要解决先验还原问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仍是意识的先验结构的变体。而且，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不仅是非历史的，而且是单向的：他只强调生活世界对科学的奠基作用，而不讲科学技术的影响和作用。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打开了从意识哲学通向存在哲学的可能，海德格尔则完成了这一转变。但海德格尔的“此在”仍有前给定的含义，这也使得他看不到技术的未来。他为人们开出的走出技术异化困境的药方是走出“算计之思”，走向“沉思之思”，主张“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和“回忆”原始技术，但这显然是没有出路的。(参见吴国盛，第97页)
哈贝马斯在批判地吸收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一种以社会批判为旨向的生活世界理论。哈贝马斯把社会区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两个层次，“生活世界”是人类社会更为基础的层面。生活世界与文化、意义这些社会符号的再生产相关联，是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三位一体的语言建构型存在，它以日常语言为媒介而得到维系和再生产。“系统”则与社会的物质再生产相关联，它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而得到维系和再生产，人类的工具理性在这里得到展现。系统也是从生活世界中凸显出来的，但在现代社会中，以权力为媒介的行政系统和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系统不仅日益脱离生活世界，而且对生活世界实行强制，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多德，第131-138页)可见，哈贝马斯注意到了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影响。
事实上，在当今的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技术研究和现代性研究中，“生活世界”概念已被赋予了各种含义且成为主题。这一概念可以被合理地改造和利用，例如高兆明借用这一概念，“用以指称构成人的现实存在的一切条件、环境”，他认为“人就是人的生活世界”(高兆明，第103页)；德国现象学家黑尔德则认为：“生活世界无非就是普遍联系，……生活世界从根本上讲就是文化。”(黑尔德，第203页)这些看法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拟补充说：上述条件、环境或普遍联系、文化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并且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活动和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以及作为对象的自然，都参与到并实际地改变着生活世界的形成。因此，人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有着自身矛盾的、发展(历史)的有机整体，是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活动和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统一。它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既有给定性、现实性，又指向未来，蕴含着价值和理想。在一定意义上，生活世界是一个价值的、文化的世界；这强调的是生活世界的批判性。
总之，对“生活世界”概念的理解不应拘泥于胡塞尔或哈贝马斯的定义，当然也不可泛化。重要的是，这一概念以往的两个缺陷即先验性和非历史性必须被克服，而其批判的原则则应当贯彻到底。
二、技术与人、社会的相互生成
如果说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那么技术就是人与客观世界之实践关系的中介。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是相互生成、相互建构的：人一开始就是技术的人，社会一开始就是技术的社会。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技术与人一直是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众神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塑造了各种生物，并分配给每一种生物以特有的品质。爱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就负责这分配的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负责检查。爱比米修斯给有些动物配上双翅，有些动物配上尖利的爪牙；体力强壮的就不给予敏捷，而把敏捷分配给柔弱的动物。但爱比米修斯忘了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品质全都给了鸟兽，结果人什么品质都没有得到。轮到规定的人从地下出世的时刻来到时，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补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产技术的女神)的制造技术，同时又偷了火(没有火便不能制造和使用这些技术)，送给了人。这个神话似乎说明：人生来是没有本质的，而在人类先天本质的缺失中，隐藏着技术起源的秘密。或者说，人的本质的生成与技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这只是一个隐喻，因为仅从自然原因并不能解释人类起源问题。
人的身体尤其是人手，可以看作是最早的技术工具和手段。“形成中的人”借助于外在天然物如枯枝、石块、兽骨等，逐渐“建构起了一些不定形的原始技术形态”。(王伯鲁，第14页)由此，人类发展的自然进程被打断，开始了通过技术自我进化的进程。可以说，正是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中，隐藏着人类起源的秘密。
工具(技术的物化形态)从一开始就超出了直接生产的意义。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促进了手、脑等生理器官的变化与进化，也促进了语言和意识的产生以及认识的发展。“用工具制造工具的活动，提供了对客体进行抽象的客观尺度”(陈筠泉、刘奔主编，第201页)，又包括了智能的因素，如预见、计划、策略等。进而，“人们借助于工具，不仅占有满足需要的自然物，而且利用工具提供的尺度，对于周围事物做出划分，确定其对自己生存发展的(肯定或否定)意义”，“工具的改进也表达了人们对不断改进生产、改善生活的要求和价值的肯定”。(同上)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还塑造了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如所周知，劳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分工、合作和交换，作为技术凝聚物的工具和产品的交换不仅是交往的媒介，而且规定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和协作方式，从而凝聚和规范着人们的社会关系。技术创造、改进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不断提升和发展自身生活世界的历史。
因而，一部文明史又是一部技术史。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看作“一种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表征。他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格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2页)技术还被看作人类的基本文化现象，弗里德里克·费雷说：“技术(而不是科学)直接地影响着生活和自然，它是人类最基本的文化现象。任何一种文化，如果缺少了独具特色的技术，它就无法成立。”(见格里芬编，第199页)技术作为人类的基本文化现象具有不同的形态，每一种形态都表示和决定着人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与存在样式；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样式也伴随着技术的重大变革而发生变革。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4页)我们把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蒸汽机时代乃至今天的信息时代，依据的正是技术(工具)的发展演化。
当然，技术与社会是相互塑造的。技术塑造了社会和文化，反过来，社会文化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技术，规范着技术可能的发展方向、方式和途径；正是资本主义为机械技术的巨大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
技术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方式，或者说，技术使人的自由意志获得了现实化。由此，人也从抽象的人变为具体的人、现实的人。“技术在二重意义上使人成为现实的存在者：其一，使人与周围环境建立起现实联系，使这个环境成为人的，进而连同人自身一起构成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其二，使人从抽象中走出来成为现实的人，成为现实的行动者。”(高兆明，第104页)首先，技术作为人的自由意志的实现方式，与语言一起，根据人的意向使一切原本散在、孤立、零乱的东西聚拢起来，使人的自由意志得以表达并通过沟通而实现，使周围的环境或世界变成为我的世界。其次，技术还从存在论意义上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与存在样式乃至人本身。人自身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现实的存在者，就是说，正是通过技术，使人从抽象中走出来成为现实的人、现实的行动者。“现实的个人”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以及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这些界限、前提和条件对于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来说，具有某种“先验性”，因而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使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并且，这里的现实的东西又不是不变的、永远合理的，人类的生活实践总是指向未来的，蕴含着价值、理想和对当下的超越，因而，对生活世界的概念不能作实证主义的理解，相反，它是一个价值的、批判的“视域”。
从哲学上说，这种现实化就是从可能到现实。技术潜在或直接地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接受一种技术就是接受一种行为逻辑乃至价值(典型的例子是钟表的出现，使得效率、精确、秩序等具有了突出的价值)，它诱使或迫使你去做一些事。技术的逻辑就像“打开了一扇门”，它开放了一些可能性，又限制了一些可能性，或者说，使人、社会的一些方向、方面得以发展，另一些方向、方面则被限制。人本来是要求全面发展的，但技术尤其是机器大工业用工具理性压制了人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并使人的生活和劳动服从于机器的节奏，服从于工具理性，也就是陷入异化。
谈到异化，很多人都把它仅仅归罪为工具理性或效用逻辑。在对技术的批判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对工具理性或效用逻辑的批判。另一方面，由于长时期以来人们认为哲学只讲真善美，工具理性或效用逻辑在人类实践中的地位或对历史进步的巨大意义很少被充分注意。事实上，工具理性或效用逻辑是实践或人的活动的内在要求，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总是要求得成功，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否则便无意义；也不仅仅是因为为了达到目的总是要讲求方法；甚至也不仅仅是因为手段、过程反过来会制约目的并塑造行动者；而且还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有限性、资源的有限性。但工具理性或效用逻辑从根本上来说，是“目标在自身之外”的，即服务于一定的目的，因而不能取代目的性价值。更重要的是，这种手段性的价值一旦与资本的贪婪、短视等等结合起来，就会带来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因而，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现代性问题的根源所在。
技术向人们显现出来的是它的巨大效用。现代技术(更不要说高技术)的设计原理、运行规律对很多使用者来说，已是“不可见的”(这里就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意向、利益博弈则隐蔽在更深的层次，甚至被表面的功效所掩盖。很多学者认为“技术是中性的”，乃至不能看到资本在背后的作用，以上事实也是原因之一。
总之，通过认识技术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有限性、局限性，看到它“显现”出什么、“遮蔽”了什么，从而理解自己的处境、问题和危机，并开发出新的可能性。
三、高新技术：冲突的本质
自20世纪中叶始，人类已逐步进入高新技术时代。高新技术至少具备两个特征：一是科学(知识)含量高；二是需要大量投资。它不是以往技术发展的简单延伸，而是技术发展的新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一轮产业发展，推动了全球化的深入和知识经济的出现。进入新世纪后，这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进一步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它使得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社会的组织结构乃至世界格局，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知识、技术与资本一起，成为塑造我们时代面貌的基本力量；而且其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方式上，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科学技术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舒适和便捷都是以前不能想象的；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人类面临的挑战也是空前的。
概括地说，高新技术发展出现的新特征、提出的新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1.今天，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认知科学等的发展，使我们对自然的干预深入到了它的基础层次(物质和物种的“始基”如核技术、基因技术)，科学在理论上的进展也显示出似乎是无限的可能性：从自然的万事万物到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被纳入到技术的控制之下，尽管其中很多在目前只是局部的、不完全的或理论上的。
2.技术的改造对象也由自然转向生命乃至人自身。在以往的以机器为代表的技术中，我们的身体是出发点(“器官的延伸”)，而在今天的高新技术中，身体成为了技术塑造的材料。我们不仅在改造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而且已经在重新设计生物和我们自己的身体。例如，医疗技术由“减轻痛苦”发展到可以进行“增强”(enhancement)”或“提高的替换”；再如，随着辅助生殖和基因研究的进展，有人想设计、制造婴儿。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则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形成、获取和运用知识的方式，这使得人的“心-身”关系、“身份的建构”等等成为问题。计算机和生物技术的结合，还可以产生“Cyborg”、“Bioberg”这样的人-机和不同物种的混合体。
3.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使技术与资本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今天，技术已被看作是“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原本被视为提供公共知识的科学也被商品化和市场化了——它的创造和使用(分配)被纳入市场的运作中，其资源的投入和成功评价也要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和检验。英国的科学社会学家齐曼把这一变化称为向“后学院科学”转变。(齐曼，第81-82页)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和“后学院科学”的出现，使得财富和权利的生产(产生)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它可能导致新的不平等形式。因此，如何在全球市场经济和充满着利益竞争的条件下恰当地处理知识的公共性和商品化之间的关系，公正地分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所带来的好处、风险和代价，成为我们时代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上参见朱葆伟，2007年，2008年)
高新技术的发展还可能导致一些其它的问题，如全球风险社会。
显然，这里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和伦理学问题。例如，人类是否真的拥有了随自己的意愿组合、设计生命体和控制自身进化的能力？人能够像其他客体一样被设计、制造吗？我们是否能够完全像对待外部自然那样操纵和改变自己的身体？或者说，这种操纵、改变(或“改善”)、设计有没有一个限度？“突破身体的局限”一直是技术发展的目标，它也是技术进步的标志，但这在今天还是无可置疑的吗？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发展出一些新的原则。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技术与资本的关系。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了“技术与资本合谋”的问题。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技术与资本不是共生的，或者说它们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尽管资本在今天仍在发挥着它的历史作用，但是它绝不会是永恒的；而技术将会伴随着人类到永远——不能设想有一天人类的生存会离开技术。因此，如何让技术的发展服务于人，而不是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是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另一方面，技术仅仅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向度而不是全部，技术的发展是要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需要发展的——用芒福德的话说——是生态技术而不是权力技术，是生活技术而不是控制技术，是有机的技术而不是无机的技术，是交往性的技术而不是征服性的技术。(参见芒福德，第504-506页)应该承认，今天的高新技术已不同于人们熟悉的以往的机械型技术，它使人的劳动日趋信息化和智能化，并开始呈现出人性化的、环境友好的特点。但今天的技术发展还远远没有走上坦途。这不仅是由于今天的人类尚不够自觉，更是由于资本逻辑的统治。因而，生活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以及工具理性之博弈，并用生活的逻辑去制约后者，是理论和实践的长期任务。或许，我们在技术哲学中研究“生活世界”的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