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代领导集体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新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集体论文,新思想论文,国际新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冷战后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个重要和宏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对此都进行了缜密、透彻的分析和思考，党的十六大又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新秩序主张的内涵，使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为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深入理解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政策主张，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建立国际新秩序思想的发展阶段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呼声最早来自发展中国家。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在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上，率先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最早由邓小平同志所提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邓小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同时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新秩序主张的思想内涵，到党的十六大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回顾第三代领导集体建立国际新秩序思想的发展脉络，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9年6月至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将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确立为我国外交政策的阶段。其标志是1991年3月召开的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和党的十四大报告，均强调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这一阶段，由于两极格局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冷战结束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美国、日本、西欧为争夺未来世界主导权，纷纷提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国际新秩序构想，其直接目的是为了使未来世界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以确保和提高自己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与优势。我国政府也把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纳入了外交政策的轨道。
邓小平早在1974年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时，就提出了有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总体上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发展。他又审时度势，在1988年9月21日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观点。同年12月21日，他在会见印度外宾时再次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倡议两国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邓小平所以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要是针对国际社会长期存在的国际旧秩序而言的。
国际旧秩序包含国际政治旧秩序和国际经济旧秩序，是资本主义在开拓世界市场、建立殖民体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是少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顽固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掠夺、控制弱小国家和民族为宗旨，形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其重要特征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实质是维护大国的霸权主义，维护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剥削。为维护世界和平，结束霸权主义，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邓小平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我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1991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正式提出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形成了中国的国际新秩序观：一是建立国际新秩序包括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两个方面；二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和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再次重申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外交政策，使建立国际新秩序成为冷战后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1992年10月至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前。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内容在外交实践中大发展的阶段。其标志是1995年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明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内容，实践中，中国与俄罗斯、法国及非洲各国达成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共识。
这一阶段，国际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了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多极化进一步发展；我国国内的改革开放加快发展，为外交上采取一些新举措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抓住有利时机，同俄罗斯、法国、日本、美国等大国建立了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也进一步完善了国际新秩序思想。这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1)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文件。这一阶段，我国与法国、俄罗斯等国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重申和阐明了我国对世界多极化发展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2)通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这一阶段，我国首脑外交异常活跃，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讲坛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全面阐明了我国政府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即：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共同对付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江泽民的讲话表明我国的国际新秩序思想在外交实践中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阶段：1999年3月至2001年9月“9·11”事件发生。重申和阐释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一系列原则。其标志是1999年3月27日江泽民主席在瑞士的讲话，全面阐明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原则立场。
这一阶段，美国凭借其经济一度出现的强劲增长势头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抛出“新干涉主义”论调，开始明目张胆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推行全球霸权，任意干涉他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竭力推行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独自发号施令，开始了对南联盟长达78天的大规模空袭。这种赤裸裸地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新干涉主义”行径，直接挑战多极化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正在瑞士访问的江泽民主席于1999年3月27日发表讲话，再次系统地阐释了我国关于国际新秩序的一系列原则主张，呼吁建立国际新秩序应坚持如下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世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2]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原则思想。
第四阶段：2001年9月以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形成系统理论的新阶段。其标志是十六大对国际新秩序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这一阶段，因“9·11”事件和“反恐”战争的爆发及深入展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世界和平与发展虽然继续发展，但恐怖主义膨胀泛滥、恐怖活动频频发生；一些原有的热点地区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美国单边主义上升，等等，使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局部战争和紧张、动荡的局势凸显，对国际形势的主流即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冲击和挑战增大。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建立新秩序的具体主张，使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内容形成系统，从而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国际新秩序主张的主要内容
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邓小平国际新秩序思想的基础上，又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其内容由邓小平所强调的政治、经济领域进一步扩展到了文化、安全领域，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具体表现为：
第一，政治上主张各国相互尊重，共同协商。
实现政治领域各国之间的相互尊重，共同协商，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理念。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都有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利，都应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要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继续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处理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积极作用，确保全体会员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在解决事关人类的共同问题、世界和地区和平以及全球范围的矛盾、冲突等重大问题上，各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事实证明，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解决，全球性的挑战也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如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南北差距问题等。因为这些问题绝不是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的，任何单边主义的行为，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样的道理，由于世界各国国情、发展阶段和所处国际环境不同，不可能采取同一种发展模式，其发展模式必然出现多样化。所以，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任何国家都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第二，经济上主张各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要在经济领域建立新秩序，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要加强对经济全球化的引导。经济全球化指的是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超越一国领土界限的大规模活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和融合的表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但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发展中国家总体处境不利，一些穷国、小国、弱国，特别是非洲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受到挑战；发达国家还利用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通过原料掠夺、资本输出、技术垄断、贸易保护、债务盘剥、转嫁危机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剥削和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落后，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据资料统计，进入21世纪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值达到27000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平均还不到4000美元，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为1600美元；[3]而且，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还在增加。这种状况势必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加强全球性的协调与合作，各国应共同努力，改革和完善现存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努力缩小南北贫富国家间的差距，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获得全球共同发展。
第三，文化上主张各国各民族相互借鉴，共同繁荣。
要实现世界各国在文化上的相互借鉴和共同繁荣，就必须确立世界是多样性的认识论基础。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存在着不同的国家、社会制度和文明等，这种多样性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都为人类的文化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都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各国、各民族文化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那种认为本民族文明至上，忽视其至鄙夷其他文明，在文明的差异上大做文章，企图挑起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的做法，是错误的，不利于世界文明的进步，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第四，安全上主张各国树立新安全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安全方面来说，关键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和全面遵照新安全观行事。新安全观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审视当今国际环境和安全形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基本内容是：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世界持久和平的利益出发，摒弃冷战思维，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基础上，通过多边、双边协调及建立相互信任的措施，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实现共同安全。
当今世界，国际安全形势相当严峻：
1.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一是各种“新干涉主义”论调纷纷出笼，为任意干涉他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提供理论依据；二是“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无端指责一些国家是恐怖主义，随意扩大反恐范围，新的霸气上升；三是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大力推进包括“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反导防御系统研制，把“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付诸实施，用以制约所谓“流氓国家”的攻击；四是美国提出“预防性干预”和“先发制人”战略，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组织和国家采取军事打击行动。美英联军绕开联合国，几十万大军开赴伊拉克，发动伊拉克战争即是例证。
2.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现在的国家安全超出了主权、领土完整这些传统范畴，已延伸到经济、金融、生态环境、文化、社会、信息、资源等领域，哪个领域失控出乱子，国家的整体安全都会受到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周边安全乃至世界安全息息相关。
3.不确定因素增加，突发事件层出不穷。2002年下半年先后发生的印尼巴厘岛的严重爆炸事件以及莫斯科车臣恐怖分子大规模武装劫持人质事件，都表明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国际安全形势严峻、世界和平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各个国家更应确立新安全观并遵照新安全观行事，真正做到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就是要做到不计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抛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不相互猜疑和敌视，并就安全防务政策和重大行动进行对话和交流，共同维护国际安全；互利，就是要顺应历史潮流的客观要求，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确立本国的安全战略，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协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国际争端，而不能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如果各国都能本着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态度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有望实现共同安全。
总之，我国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领域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确立新的国际规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这些主张体现了对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对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尊重，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准则的维护，顺应了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而得到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赞赏和支持。
三、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的基本原则
第三代领导人不仅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内容进行了新概括，而且还就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原则进行了多次阐释，概括性地说，就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笔者结合第三代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精神，具体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以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为前提和基础。
1998年11月23日，江泽民主席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共同发表了《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联合声明，指出：“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元性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阐述了以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为前提，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
当今世界约有200个国家、60多亿人口，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发展程度、民族特色、宗教派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不同，使得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社会制度和文明都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种多样性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从而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变得五彩缤纷。因此，建立国际新秩序，首先就应该认识到世界多样性的现实，承认和尊重各主权国家的特点和平等地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互相促进，共同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和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是第三代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思想。江泽民主席在十四、十五大报告、一些重大外交场合的讲话以及与一些国家签署的双边文件中，曾多次重申和阐释了这一思想。1997年中俄双方发表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就明确指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应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和本质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侵略扩张，和平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五项原则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能得到尊重，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都有权参与世界事务的决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没有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的特权；国家之间的争端和地区之内的冲突，都应通过对话谈判、平等协商逐步求得解决，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应得到充分发挥；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应本着负责的态度和风险共担的精神，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相互合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基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符合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主精神，符合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正确处理国家关系的最基本准则，也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和原则，已在外交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认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国际关系准则。如民族自决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原则，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原则，等等。这些准则维系了战后50多年的和平，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四、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新成果
当今世界正处在重大而深刻的变动之中，人类目前面临的两大课题，仍然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也是各国在21世纪需要继续为之奋斗的目标。要解决这两大课题，关键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积极“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5]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第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已在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在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公报、条约、宣言、声明中均承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法联合声明》、《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等，这说明它在外交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已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也显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强大生命力。
第二，大力发展双边与多边关系，积极推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构建了新型的国家关系框架。
冷战结束后，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大国关系不断调整。我国抓住机遇，与法国、俄罗斯等国发表了建立多极化和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与一些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新型伙伴关系，如中俄、中法、中美、中日等双边关系以及中美俄、中美日等多边关系；还通过多边会议的形式，如与东盟、日、韩举行的“10+3”会议和与东盟举行的“10+1”会议；与欧盟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与非洲国家举行的“中非合作会议”以及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共同开发湄公河流域等形式，形成了跨区域的多边政治经济合作关系。通过上述举措，构建起了新世纪国家关系的新框架，使中国外交呈现出了新局面。新型国家关系的建立，有利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第三，确立了新型的大国关系原则。近年来，我国与其他大国之间通过一系列高层对话和建立“伙伴关系”，使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彼此间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并确立了互相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不互相敌对、不搞对抗；不结盟和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以指导国家关系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破除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任重而道远。因为，发达国家试图维持旧秩序或按其战略构建国际秩序与发展中国家谋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较量不会在短期内结束。而且，建立国际新秩序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既需要世界各国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也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的共同努力才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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