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家利益的新变化_国家主权论文

冷战后国家利益的新变化_国家主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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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国家利益是制约影响一个国家对外政策以及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90年代以来,随着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趋加深,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主要大国对于国家利益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表现是:1.冷战后国家安全利益的重点由政治军事安全向经济安全转变;2.国家政治利益的实现由直接的意识形态较量向竞争综合国力的优势转变;3.国家主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利益由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向在自愿基础上的部分共享、部分让渡转变;4.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由主要依靠军事实力向依靠经济科技实力转变;5.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由重视既得利益向重视未来利益转变。充分认识上述变化,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国际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制定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国家利益,包括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就其所涉及的领域而分,大致有3个方面:1.国家安全利益。即保护国家有形本体的存在,包括维护本国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人民的生存、不受外来势力的侵略控制等。2.国家经济利益。它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繁荣等方面。3.国家政治利益。它表现为在国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谋求巩固、完善和发展有利于本阶级统治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力求在世界范围扩大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利益是制约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因素。

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都是在国家内部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的现实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因此,它首先是一个客观范畴。同时,国家利益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内国际条件下,国家对于其利益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追求的重点,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利益,又是不相同的。这种不同,是由于制约国家对其利益作出判断和选择的因素,诸如生产力发展水平、利益实现的权力因素、国家的阶级性质、国内国际环境等等,都是不断变化的。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国家追求的利益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并由此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

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战后最为深刻的变化。在国际政治领域,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苏两极格局已经瓦解。在世界经济领域,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对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乃至国际关系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这种历史性变化,不能不促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对形成于冷战时期的国家利益作出新的判断和选择。从冷战结束后世界各主要国家所进行的政策调整和外交实践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国家利益重点发生变化的一些带有共性的特征。认清这种变化,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下面,试从五个方面,对冷战后国家利益的新变化作一分析。

一、冷战后国家安全利益的重点由政治军事安全向经济安全转变

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尽管东西方学者有种种不同的理论,但在把国家安全问题看作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或原则性利益,并把国家安全首先同政治军事安全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上,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理论上的认同,是符合自近代以来对于国家安全、国家生存的主要威胁来自外部的军事入侵这一历史实际的。在历史上,当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主要依靠外延式的扩展——通过对于领土的扩张,满足对更多的劳动力和原料以及更大的市场的需求,而不是依托技术知识密集的内涵式增长时,资本主义强国总是把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暴力征服联系起来。伴随着这一进程的,便是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以及为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的世界大战。这一严酷的现实,不能不使政治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利益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冷战时期,尖锐的东西方对立更加突出了政治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世界上的主要大国无不把谋求军事上的优势,确保本国政治军事安全,放在国家利益的首位。在这一时期,经济之于国家安全,还只是表现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或实现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二者之间在本质上尚处于一种相对分离的状态。

然而,上述这种状况自冷战结束以后,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人们看到率领美国及其盟国赢得了冷战胜利、并打赢了海湾战争的美国总统布什,由于无法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而在总统竞选中落马时;当人们看到作为政治军事强国的苏联迅速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经济政策失误、经济发展缓慢有关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政治、外交乃至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足以维持一个政府的合法存在,政治军事上的安全并不完全等于国家安全。忽视了经济的发展,不能保障经济的安全,同样会危及国家的生存。冷战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将“经济安全”列为其对外政策三大支柱之首,声称“要象激光束一样”专注于经济问题;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一方面在广泛的领域进行裁军,一方面纷纷确立经济优先的国家发展战略,无不反映了这些国家对于国家安全利益所作出的新的价值判断。

造成国家安全利益由政治军事安全向经济安全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发生变化的结果。自80年代末期以来,战后形成的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与斗争为特征的两极格局走向瓦解。华约的解散、苏联的解体,打破了美苏全球争霸和北约与华约在欧洲军事对峙的局面。在世界范围内,仅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这样,对于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长期笼罩在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国家来说,来自政治军事领域的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已大大削弱了。此外,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和平反战力量的壮大,使依靠武力征服谋取国家利益的企图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在当今世界,除一些地区热点仍存在军事冲突以外,政治军事安全对于多数国家、特别是对于那些世界大国来说,已不是国家安全利益的唯一首要问题。

其次,从经济角度看,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私人资本的垄断向国家资本垄断和国际垄断联合所有制演变,以资本信贷为特征的“象征经济”代替了以劳动力和商品为对象的“实际经济”,以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为特征的内涵式经济发展取代了传统的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量的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这些变化,使得依靠暴力征服进行领土扩张所获得的利益价值大大降低了,对于国家安全的军事性威胁相应地减小了。相反,随着二战以后人民群众日益深入地参与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一个国家能否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已成为国家政局是否稳定、国家安全是否有保障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济安全重要性日益突出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战后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使各国从国际分工中获取更多的好处;另一方面,它也使国家经济发展和安全利益受到外部经济力量的制约和影响。这种相互依赖越是深化,受到的制约和影响也就越大。当外部力量将其作为一种打击对象时,便常常会对国家的安全构成致命的损害。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以石油为武器,给予西方发达国家以沉重打击,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不能不把经济安全放在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虑。

二、国家政治利益的实现由直接的意识形态较量向竞争综合国力的优势转变

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利益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美苏两大集团政治上的对立、军事上的对抗、经济上的争夺,无不受到意识形态利益的支配和影响。西方国家极力反对共产主义,力图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取而代之,和平演变便是他们的重要的战略之一。而社会主义国家,在坚决捍卫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以在世界范围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这是一个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直接较量和激烈交锋的时期。

冷战结束后,我们看到,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利益中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际事务中意识形态交锋的激烈程度却在减弱。这表现在:当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策趋于内向,意识形态已不是国家对外行为价值取向的唯一判定标准,谋求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优势已成为众多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倾斜,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为区分标准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做法已改变,亚太经合组织在摒弃意识形态纷争的前提下得以迅速发展;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中作出的使人权问题与贸易最惠国问题脱钩的决定,也反映了美国着眼于21世纪综合国力的发展,更加重视中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而不愿因意识形态纠纷自我束缚手脚的趋向。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呢?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发生了演变,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国家出现了趋同;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中国、越南,集中精力于经济发展,实行改革,扩大市场机制,改变了传统的以意识形态为行为准则的对外政策模式。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苏东巨变,弱化了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势,而冷战后出现的地区冲突和动荡,发达国家之间日益激烈的经济摩擦所产生的矛盾,较之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更需要着力解决。无疑,这些因素使当代意识形态斗争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

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是,冷战后,世界各主要国家从两极格局瓦解的过程中,从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事实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当代,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社会制度的优劣与否、意识形态较量的谁胜谁负,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一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能否为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创造条件,能否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以经济为 核心的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既可以有力地保障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扩大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综合国力对于国家政治利益的重要性正是体现在这里。

当然,我们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上述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冷战后国际关系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消失。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未放弃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企图,它们在对华政策中推行的人权外交和经济外交,正是反映了其以压促变、“不战而胜”的目的。对此,我们只有不断努力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在这场斗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

三、国家主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利益由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向在自愿基础上的部分让渡、部分共享转变

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是涉及到国家生存的根本利益,对内它表现为最高权,对外它表现为独立权和防止侵略的自卫权。传统的观点认为,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共享、不可转让的特性。这种认识是建之在各国经济比较封闭、土地和资源的多少在经济活动或经济实力对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国家主权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必然要受到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同时,尽管主权是国家利益的重要体现,但它不是全部,在一定条件下也不一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十月革命时期,苏维埃俄国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割地赔款以维护新生革命政权的生存,便是一例。80年代以来,随着货币、信贷、技术、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实力对比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土地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对降低。许多国家从迅速发展民族经济这一国家长远的最高利益出发,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实践中,已经突破了国家主权不可分割、不可共享、不可转让的束缚。

这种突破,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加速经济发展,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出让部分国有土地和资源供外国资本开发使用,双方共享领土、资源、技术和资金,事实上是双方在国家主权上的部分让渡与共享。近年来,许多国家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纷纷组建或进一步发展区域性的经济集团。作为经济组织的一员,它既可以享有应得的权利,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在多数情况下,义务具有对国家主权的制约作用,因此,这也是一种主权的让渡。例如欧共体一体化的过程,也是其成员国将其部分主权让渡于联盟的过程。此外,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科技全球化、国际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各国共同合作、共同研究、共同开发、共同分享科技成果,这本身也突破了本国科技成果只能为本国所独享的传统主权观念。

其次,全球问题的出现,也突破了国家主权不可分割、不可分享、不可转让的传统观念。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粮食短缺、核物质的扩散等一系列问题。全球性问题的特点是,它的后果将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大威胁,它所涉及的范围突破了主权国家人为划定的疆界,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并非单个国家所能完成。这就要求各个国家在解决全球问题上,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采取协调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对其主权作出一定程度的让予是难以避免的。当前,联合国为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控制,计划建立类似于联合国安理会性质的生态安全机构,以监督世界各国在处理生态安全事务中的举措,这也会限制各个国家在处理全球问题上的自主权。

需要指出的是,从国家利益角度,对国家主权作出部分让渡,并不意味着可以要求各个国家无条件地放弃或无视国家主权。这种对国家具体主权利益的重新认识和调整,应当是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并服务于国家长远的最高利益的。唯其如此,国家才能在更高层次上,更加负责地处理自己的内外事务,才能更有效地把行使国家主权与实现国家利益协调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与西方一些大国出于推行强权政治的目的而鼓吹的主权观念“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等论调划清界线,警惕他们以种种借口干涉、损害别国的主权。

四、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由主要依靠军事实力向主要依靠经济科技实力转变

权力规定国家利益,是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它也反映了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现实。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后长期冷战中,作为规定并实现国家利益的权力要素,总是首先表现为军事力量。而经济的科技的因素,则只有在转化为军事行动力和政治影响力时,才能在国家利益的实现中发挥作用。因为,在这一时期,单凭科技和经济的力量,既不足以决定势力范围的归属,也无力打破东西方冷战的铁幕。所以,我们所能看到的便只能是帝国主义凭借武力争夺势力范围,美苏两国不惜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进行军备竞赛,谋取军事优势。这是一个以军事实力决定一个国家的权力大小、利益能否实现的时代。

冷战结束后,作为国家利益的实现手段,军事力量的作用降低了。当代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动用军事手段问题上普遍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近年来,各主要国家纷纷进行军事政策的调整,其显露出的倾向是,军事手段的运用更加侧重于威慑,军事力量的任务更加注重于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军事部署和军备建设着眼于加强旨在防止地区冲突的快速反应能力。这种调整反映了军事实力作为国家利益的实现手段,更多地带有间接性的特点。

相反,冷战后世界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追求其国家利益时,却越来越大量地运用经济和科技的手段。海湾战争后美国带头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在波黑冲突中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制裁,解决北朝鲜核设施检查问题上美国等国家以经济制裁和经济技术援助两手交替运用,都说明了这一点。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近二三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相互间的矛盾和摩擦时,更是把经济技术手段作为一种主要武器,经济制裁或制裁威胁频频出台。应当说,经济科技手段运用的效果是明显的。伊拉克宣布承认科威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南斯拉夫放弃对波黑塞族的支持,朝鲜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的检查,已显示出了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越来越具有直接性的特点,它较之传统的武力手段,更具穿透性,更易于取得实效。

冷战后,军事实力在实现国家利益上作用的有限性,一方面是由于两极格局瓦解,政治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呈下降趋势,而经济安全问题日趋突出;另一方面,现代化、高技术的战争具有高消耗、大补充量的特点,使得军事行动的代价与军事行动的收益很难成正比,任何国家都难以承受这种战争的重负,这也使得军事力量的运用受到极大限制。海湾战争中,美国一改冷战时期自己出钱出枪支持代理人进行战争的做法,而是自己出人出枪由海湾和西方国家出钱,反映了即使象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也难以独立进行这样一场高消耗的战争。

经济科技力量能够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有着密切联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手段的运用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生存产生重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这使得经济科技的力量得以卸下军事实力的护甲而直接发挥作用。

当然,经济科技的力量成为谋求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涉及国家利益的所有问题。军事实力作为国家运用经济技术手段谋求国家利益的后盾,作为国家间利益冲突不可调和时的最终解决手段,它的作用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看到,冷战后的美国,尽管一方面减少军费,削减军备,关闭一些不必要的军事基地,但另一方面,它仍然在为确保自己作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地位而努力,如致力于防止核扩散和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等等。当经济、科技手段的运用难以奏效时,美国仍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武力,海湾战争以及美国解决海地问题都反映了这一点。

五、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由重视既得利益向重视未来利益转变

国家既得利益表现为现实可以取得的利益,将来利益则是在以后方能实现的利益。一般来说,将来利益的实现取决于既得利益的发展,既得利益的积累和扩大,为将来利益的实现创造条件并提供实现的手段。因此,国家对于利益的追求,总是着眼于现实的既得的利益的。然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家对于既得利益的追求,并不总是同其未来利益相一致的,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损害未来的利益。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与伴随而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当前,人类由于自身的经济活动而引发的生态环境恶化是多方面的。如滥砍滥伐热带雨林造成的水土流失和沙化;森林减少、矿物能源的过量使用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的破坏;不合理的开发自然资源和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造成的大气、海洋、土壤的污染,生物链的破坏等等。随着生态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及高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人们不但看到了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性,而且也充分意识到了如果任其下去,其后果将直接威胁到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如果说,在冷战时期,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直接的主要的威胁是来自核战争和大国之间的对抗,使各国难以在这些问题上有效地协调解决的话,那么,冷战的结束,为世界各国协同合作,着手解决发展经济与环境恶化的矛盾,为走出“发展的困境”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世界各国在注重追求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的同时,把目光转向人类未来利益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世界各国从未来利益出发,谋求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规划了全人类环境与发展跨世纪的行动议程。会议所通过的《21世纪日程》文件,涉及到了气候的变化、资源的保护、森林的管理与开发、海洋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它要求各国根据本国基本情况,制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对策。《21世纪日程》以及其他一系列文件的通过,反映了世界各国在处理既得利益与未来利益关系上的新思路,各国政府从人类未来利益出发,在环境和发展领域取得共识,并作出了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从关注既得利益向关注未来利益转变,已引发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新的利益冲突,并将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北方发达国家,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有条件全力转向维护生态安全,考虑未来的利益,因而主张一国开发利用国内资源时,要对全球环境负责,对未来负责。而发展中国家,从解决本国面临的经济问题的角度出发,强调对环境的保护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来实现,并主张对全球环境恶化负有主要责任的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和技术,在环保问题上作出应有的贡献。显然,这种矛盾在短时期内是难以解决的。从人类未来利益出发,谋求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解决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已成为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综上所述,伴随着冷战结束,形成于冷战时期的国家利益的重点已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世界各国正在据此重新确定国家战略,调整外交政策,整个国际关系也在随之发生变化。我们应对这种变化予以充分认识,才能正确地把握国际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才能正确地制定符合我国利益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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