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唐间的五行志与志怪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唐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5-0029-08
汉唐时期，中国的志怪小说非常盛行。志怪小说都是搜奇记异之作，内容以神狐鬼怪为主。在今天看来，志怪小说是中国古代人们浪漫幻想的集中体现。但对当时人而言，这些荒诞离奇的故事都是实际存在的。干宝在《搜神记》自序中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并说：“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①，说明他的写作态度是要求“实录”的。干宝的观点代表了六朝志怪小说作者共同的创作倾向。如鲁迅所言：“但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②《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将志怪小说归入史部“杂传”类。《隋书·经籍志》认为这些杂以虚诞怪妄之说的作品，“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③。可见在当时史学家眼中，那些记异志怪、神奇荒诞的作品具有“史”的性质。
在中国历史上，除志怪小说专门记载神狐鬼怪之事外，还有另外一种文体形式也记载着相似的内容，这便是史书中的五行志。在中国古代正史传统中，志书是很重要的史书体例，其中五行志又是相当独特的历史记载。翻开《五行志》，触目可见的是“草妖”、“服妖”、“鸡祸”、“狼食人”、“羽虫孽”、“龙蛇孽”、“人化”、“死复生”、“人痾”等等令人惊悚的字眼。若只从内容而言，五行志不啻为志怪故事之专集。这些在今天看来荒诞、虚无、神秘并且让人恐怖的事件出现在历代正史中，使史书的叙事充满了小说的趣味性。
光怪陆离的志怪小说具有“史”的功能，作为历史叙述的“五行志”又体现了小说创作的特质。二者在思想基础、题材内容、书写风格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文体功能及创作目的的差异，“五行志”和志怪小说对于相同题材、叙事手法的处理又各具特色。那么《五行志》与志怪小说的精神内核有何相同之处？二者的叙事有哪些相同点，又存在什么区别？二者又是如何发展并走向分化的呢？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
一、共同的思想观念与文化背景
东汉班固编撰《汉书》，最先创立“五行志”。班固在《五行志》中对创立这种史书体例的理论根据进行了简略的梳理，他说：
昔殷道驰，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
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传《春秋》，著于篇。
其《汉书·叙列（下）》也说：
《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世代实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可见，班固设立《五行志》的思想源头是儒家经典《周易》与《春秋》。而“《周易》、《春秋》好方灾异，则《周易》、《春秋》亦有小说野史之旨”④。汉代儒家用阴阳五行学说对《周易》、《春秋》里的灾异之言进行附会并加以改造，形成一套完整的天人感应学说。《汉书·五行志》的本质即是用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来推验祸福，指导政治，以作“王事之表”。
汉儒推行阴阳五行学说的代表性人物为董仲舒，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成为汉代社会政治的主要指导思想。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8“必仁且智”说：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⑤
他认为天地万物如果违背物性常理发生了变化，就是灾异。这种灾异是上天对统治者治国无方的一种警告，是天威凛然的反映。董仲舒的《对贤良策》对此也有详细阐述，他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於下，怨恶畜於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整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再如《汉书·谷永传》记载，建始三年，同时发生日食与地震，太常阳城侯刘庆忌上书皇帝，说“窃闻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汉代儒者用阴阳五行学说来指导政治，主要是劝诫皇帝、匡扶汉主。他们认为，自然界发为妖异灾祸是上天在警告人主及大臣，提醒他们检讨自己的过错，并及时修正，才能消灾免祸。
这种灾异与政治腐败对应的思想，在《五行志》中得到具体落实。《五行志》记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灾异，对当时出现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水灾、蝗灾、气候异常、动物畸形等进行解释，最终的结论或指向朝政的缺陷，或预示政局的变化。另外，一些在今天看来更为神秘、荒诞的故事如人死复生、异形、神怪等，在汉儒眼中，都是“咎征”，即“恶行之验”⑥。班固《五行志》凡“咎征是举”，记载的都是灾异之事。其创立《五行志》的目的也在于通过自然界表现出来的“咎征”，“告往知来”，以作“王事之表”。历代《五行志》都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记载了大量神奇、怪异、惊悚的画面。这些荒诞无稽，充斥着迷信、宗教色彩的故事，在古代中国却承载着历史叙述的功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
阴阳五行学说同样对汉唐间的志怪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干宝“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⑦，沈约《宋书》与唐修《晋书》的《五行志》中就记载了许多干宝推占阴阳的事例。干宝《搜神记》卷6“妖怪”条体现了其撰写志怪小说的主导思想。其文曰：
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论矣。
这则材料是干宝对后文的一种纲领性的论述，也表现了他对用阴阳五行学说来阐释神怪变异的肯定。《搜神记》卷12专记天地事物的幻化，卷首《五气变化》也体现了干宝的阴阳五行观念。其文曰：
天有五气，万物化成：木清则仁，火清则礼，金清则义，水清则智，土清则思：五气尽纯，圣德备也。木浊则弱，火浊则淫，金浊则暴，水浊则贪，土浊则顽：五气尽浊，民之下也。……应变而动，是为顺常；苟错其方，则为妖眚。故下体生於上，上体生於下：气之反者也。人生兽，兽生人：气之乱者也。男化为女，女化为男：气之贸者也。
从以上两则材料可知，干宝认为五行清、五气纯则社会“顺常”，是圣德之体现。反之，则会产生“妖眚”。于是，人们可以通过某些现象来推占社会秩序是否正常，即“其于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论”。可见，阴阳五行观念对干宝的《搜神记》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祖冲之的《述异记》、任昉的《述异记》、刘敬叔的《异苑》等志怪小说，都记载了大量天地灾异、五气变化、神妖鬼怪之事，性质与五行志有相似之处。
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密切联系着。《汉书·艺文志》认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⑧班固批评拘于阴阳学说的人是“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在班固的《五行志》中，是借鬼神来证人事的。汉代统治者提倡神学，社会各阶层都弥漫着巫祝之风，“街巷有巫，闾里有祝”⑨。在这种情况下，催生了许多神奇怪诞、荒谬异常的传闻。当统治者在运用一些鬼神精魅的故事为自己的政权服务时，就形成了预测并解释社会政治伦理的一种知识体系，即谶纬神学。那些荒诞离奇的传闻也成为五行志的主要内容。而统治者的肯定与提倡，又促使此类故事的繁衍，一些喜欢猎奇的文人将之收集起来，即为志怪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及六朝志怪小说时，认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⑩这些鬼神志怪之书，除了指志怪小说外，还可包含五行志。神鬼之说、巫祝之风是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共同的文化背景。
二、五行志与志怪小说的交集
由于具有相同的思想根源与文化背景，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在选材及叙事情节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汉唐间的五行志强调灾异，是有史以来各种灾异神怪故事的汇集。喜欢猎奇的文人从中寻找创作灵感，或者直接从五行志中摘抄感兴趣的内容。如干宝《搜神记》的内容来源于两种途径：或“考先志于载籍”，或“收遗逸于当时”，既摘录前代书籍中的志怪内容，又有口耳相传的鬼神故事。该书卷6的内容即摘录于前后《汉书》的五行志。当然，干宝并非对两《汉书》的五行志全文照抄。他只是对那些特异的故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如“女子化男”、“人生角”、“雨肉”、“牛生鸡”等等，并用“《五行志》以为”之语强调此类故事的推占结果。《搜神记》卷7记载两晋时期的灾异事件，干宝在此卷中延续了卷6的风格，用五行志的笔法叙述奇异非常之事。他运用自己掌握的阴阳五行学说对这些异事进行推占，行文风格与史书中的五行志无异，以致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误认为干宝《搜神记》卷7也是抄自两《汉书》(11)。
再有任昉的《述异记》，其中也有记“祥瑞灾异及变化之事，……多无故事情节，一似史书之《五行志》”(12)。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2、3、4记载的内容，与五行志的风格极其相似。略有不同的是，《异苑》中所记异事应验的结果指向一般的士大夫或者市井小民，而五行志往往指向朝政。当然，志怪小说中类似于五行志的内容，往往少有故事情节，是志怪小说发展初期还没有脱离史书依附地位的体现，其文学价值是较低的。
反之，史官在修撰五行志时，也从志怪小说中择取材料。明代沈士龙撰《搜神记引》说：“余得《搜神记》及《搜神后记》读之，乃知晋德不胜怪而底于亡也。……若令升所载皆出前史及诸杂记，故晋、宋《五行志》，往往采之。”(13)确实如此，沈约在《宋书·五行志》序文中，说自司马彪撰《后汉书》后，王沈《魏书》等史书不再编有五行志，“凡厥灾异，但编帝纪而已”。沈约认为“自黄初以降二百余年，览其灾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规沓矩，不谬前说。又高堂隆、郭景纯等，据经立辞，终皆显应。阙而不序，史体将亏”。于是他在《宋书》中修撰五行志，延续《后汉书·五行志》的记载。当然，要编撰这二百余年的灾异之事，沈约必得借助前贤的成果。沈约自己也说：“五行精微，非末学所究。凡已经前议者，并即其言以释之；未有旧说者，推准事理，以俟来哲。”(14)干宝性好阴阳，又为著名史官。《搜神记》成书之日，即享有盛誉。沈约的《宋书·五行志》就采用了《搜神记》中的许多材料。如《搜神记》卷7记载有“仪杖生花”事：
太兴四年，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花，如莲花，五六日而萎落。说曰：“《易》说：‘枯杨生花，何可久也？’今狂花生枯木，又在铃阁之间，言威仪之富，荣华之盛，皆如狂花之发，不可久也。”其后王
敦终以逆命，加戮其尸。
《宋书·五行志》也有相关记载：
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华，如莲花状，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为变也。干宝曰：“铃阁，尊贵者之仪；铃下，主威仪之官。今狂花生于枯木，又在铃阁之间，言威仪之富，荣华之盛，皆如狂花之发，不可久也。”其后终以逆命，没又加戮，是其应也。一说此花孽也，于《周易》为“枯杨生华”。
沈约所记与《搜神记》为同一事，文字大同小异，略有变化。而且沈约还特意摘录了干宝做的推占(15)。由此可以推断，《宋书》此条材料来源于《搜神记》。又如《宋书·五行志》记载的“江、淮之域有败编自聚于道”事，预言西晋王道不行，乱自下作。此则材料也采自《搜神记》卷7“败屩聚道”条，并且援引了干宝的推占。据统计，《宋书·五行志》与《搜神记》卷7中共同记载的怪异事件达23例之多，其中又有10例引用了干宝在《搜神记》中所做的推占，说明作者在编撰此志时确实参考过《搜神记》。
另外，五行志是用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的观念来推占灾异，以警示统治者。内容重在记载推占理论及结果的应验，忽略了对故事本身的叙述。这是五行志作为史志的重要特色。但是也有例外，如《后汉书·五行志五》中记载：
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鼋，入于深渊，其后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女子李娥，年六十余。物故，以其家杉木槥敛，瘗于城外数里上，已十四日，有行闻其冢中有声，便语其家。家往视闻声，便发出，遂活。
又如《宋书·五行志五》记载：
晋惠帝世，梁国女子许嫁，已受礼聘。寻而其夫戍长安，经年不归，女家更以适人，女不乐行，其父母逼强，不得已而去。寻得病亡。后其夫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其夫径至女墓，不胜哀情，便发冢开棺，女遂活，因与俱归。后婿闻之，诣官争之，所在不能决。秘书郎王导议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之，宜还前夫。”朝廷从其议。
以上数则材料，均只记载故事的本事，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些异常之事影射的政治后果，也没有推占的尾巴。五行志中此类既有故事情节又没有推占或应征的叙述不少，《汉书·五行志》有1例、《后汉书·五行志》有2例、《宋书·五行志》有4例、《南齐书·五行志》有5例、《隋书·五行志》有7例，若将这些故事结集起来，就是一部艺术水平颇高的志怪小说集。
五行志与志怪小说相互渗透的情况，在六朝时期最为突出。汉代时，小说家是不入流的，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在班固眼里，“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16)。而且，班固在编撰《汉书》时，曾将一些小说家之琐语摒弃掉。据葛洪《西京杂记·跋》所言，其家有刘歆《汉书》一百卷，以此“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钞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补《汉书》之阙”(17)。可见，班固在撰修《汉书》时对小说的借鉴应该是很少的。但是到了魏晋六朝时期，文人对小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一些史学家也热衷于这些鬼神怪异之谈，干宝自不必再说。“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以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18)时风所披，五行志作为专记天灾地妖之史志，与志怪小说的交集正在情理之中。
三、五行志与志怪小说的分化
虽然五行志与志怪小说的内容、写作风格存在交集，但是由于五行志与志怪小说的文体功能及创作主旨存在很大差异，二者还是各具特色。
首先，五行志重“灾”、“异”。五行志记载的内容除了神怪鬼妖之类的异常之事外，还记载了大量的地震、水灾、冰冻、雷电、干旱、蝗灾等自然灾害。五行志对这些自然灾害只是流水帐式的记载，并无任何故事情节。这是五行志史学性强而文学性弱的原因之一。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五行志的内容也有所变化。班固最初创立五行志，强调“咎征是举”，也就是说五行志只记灾异。但是，在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里，还有与“咎征”对应的“休征”，“休，美也。征，证也”(19)，即“善行之验也”(20)。若皇帝政令清明，德泽天下，则自然界“甘露降，神芝生，蓂荚、朱草、嘉禾，休征同时并至”(21)。在阴阳五行学说的浸淫下，除专记灾异的《五行志》外，后世的史官又创立新志。如沈约《宋书》有《符瑞志》，萧子显《南齐书》创立《祥瑞志》，专门记叙祥瑞休征。北齐魏收《魏书》设《灵征志》，《灵征志》的上部相当于五行志，专记灾异；下部则同于符瑞志。
到了唐代，史官将“咎征”与“休征”并入《五行志》内。唐修《晋书·五行志》“序”说：“综而为言，凡有三术。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辅克忠，万物咸遂其性，则和气应，休征效，国以安。二曰，君违其道，小人在位，众庶失常，则乖气应，咎征效，国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见灾异，退而自省，责躬修德，共御补过，则消祸而福至。”《晋书·五行志》的“三术”，分别为“休征”、“咎征”和“灾异”。《旧唐书》、《宋史》、《金史》、《元史》等《五行志》皆是灾异、祥瑞并载。元代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记》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盖天地之间有妖必有祥，因其气之所感而证应随之。自伏胜作《五行传》，班孟坚而下踵其说，附以各代证应为《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则阴阳五行之气，独能为妖孽而不能为祯祥乎？其亦不达理矣。”对班固《五行志》的理念进行了修正。
而志怪小说只重“异”，并不关注那些自然的灾害与祯祥。即使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故事，也是因其神异而被记载。如《搜神记》卷12“霹雳被格”事，本为自然现象的闪电，被村民杨道和用锄头打落在地，霹雳长得“唇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寸许，状似六畜，头似猕猴”。再如《搜神后记》卷7有“虹化丈夫”的故事，彩虹化为英俊的男子与凡间女子交，竟生儿子。在志怪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有灵性，具有幻化的本领。修炼千年的虎仙狐妖自不在话下，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无生命的事物，如金钱、扫帚、饭臿、枕头等等，皆可作人言，变幻异形，为妖作怪。很多志怪小说以“异”名其书，如《列异传》、《甄异传》、《古异传》、《述异记》、《异苑》、《旌异记》等，说明汉唐间文人们有着搜奇记异的爱好。特别是汉末魏晋六朝时期，政治极为混乱，战争相当频繁，而且灾害连年。心灵脆弱的人们需要某种神秘力量来寻求精神的寄托，于是那些虚幻的审美形态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六朝志怪小说的兴盛正是这样一种审美表现方式。如杨义所言：“志怪小说是乱世人在生存极限的边缘上，以审美形态追求神秘的生命补偿。”(22)在这些记异的志怪小说中，作者感兴趣的是故事本身奇幻、神异的魅力。因此，他们在记叙这些故事时，尽量完整、详细、绘声绘色地刻画出事件的原貌。
其次，五行志重推占，用阴阳五行学说对神鬼异常之事进行理论解释，并对之作各种牵强的比附与预言。因此，五行志尽量淡化故事情节，重在揭示故事背后的政治因素。而志怪小说的作者热衷于对故事进行完整、细致的叙述，在叙述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及伦理道德。我们以五行志与志怪小说都津津乐道的“异形”情节为例，进行分析。
在中国的远古时期，就存在着人类变异为他物的传说，如《淮南子》记载了禹化为熊开山、涂山氏变石生子的故事(23)。佛教东传以后，中国文人还利用佛教教义，进一步为异形故事寻找理论依据。《隋书·隐逸传》记载，李士谦善谈玄理，曾与人谈论佛家应报之义，他认为：“积善馀庆，积恶馀殃，高门待封，扫墓望丧，岂非休咎之应邪？佛经云轮转五道，无复穷已，此则贾谊所言，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之谓也。佛道未东，而贤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鲧为黄熊，杜字为鶗鴂，褒君为龙，牛哀为兽，君子为鹄，小人为猿，彭生为豕，如意为犬，黄母为鼋，宣武为鳖，邓艾为牛，徐伯为鱼，铃下为乌，书生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变受异形之谓邪？”(24)可见，在当时文人的思想中，异形故事既隐含中国儒家的“休咎之应”，又体现了佛教的轮回之道。
动物形体发生变异，是五行志经常记载的内容，如“鸡祸”。《后汉书·五行志》对“鸡祸”隐含的政治危机有详细的推占：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寺雌鸡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诏以问议郎蔡邕，邕对曰：“貌之不恭，则有鸡祸。宣帝黄龙元年，未央宫雌鸡化为雄，不鸣无距。是岁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鸡化为雄，冠距鸣将。是岁，后父禁为平阳侯，女立为皇后。至哀帝晏驾，后摄政。王莽以后兄子为大司马，由是为乱臣。窃推之：头，元首，人君之象；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兹大。”是后张角作乱称黄巾，遂破坏。四方疲于赋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致天下大乱。
文中只用一句话，极其简单地介绍了这件特异之事。之后便是蔡邕就雌鸡化为雄鸡这一现象来议论朝政，比拟皇后得势，外戚干政。最后，历史的发展果然应验了蔡邕的推占。再如人化为鼋之类的故事，在五行志中也多有记载。上文所谈《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的江夏黄母变为鼋，虽然正文没有对此进行推占，但是梁代刘昭为之作的注释，充分表现了五行志的推占功能：
黄者，代汉之色。女人，臣妾之体。化为鼋，鼋者元也。入于深渊，水实制火。夫君德尊阳，利见九五，飞在于天，乃备光盛。俯等龟鼋，有愧潜跃；首从戴钗，卑弱未尽。后帝者三，不专权极，天德虽谢，蜀犹傍缵。推求斯异，女为晓著矣。(25)
刘昭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黄母变鼋这一事件进行了牵强附会的分析，句句涉及皇权政治。同样的故事在六朝志怪小说也不鲜见。《搜神记》卷14记载：
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盘水中，久而不起，变为鼋矣。婢惊走告。比家人来，鼋转入深渊。其后时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犹在其首。于是黄氏累世不敢食鼋肉。
魏黄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大小悉出，独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于壁穿中窥之。不见人体，见盆水中有一大鳖。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尝先著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视之积日，转懈。自捉出户外。其去甚驶，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数日，忽还，巡行宅舍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治服；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此与江夏黄母相似。
以上两则故事，体现了志怪小说不同于五行志的特色。首先，虽然干宝对故事的叙述依然是梗概式的，但是在这两则故事里已有作者的创作。干宝在这些故事里增加了一些非常合理的情节：如发现黄母变鼋的婢女，惊恐地奔跑告诉主人。宋士宗母亲沐浴前，把家中大小全部驱出室内，引起家人的怀疑；在家人的偷窥下，发现宋母化鼋；而化鼋后的宋母依然保留了人的情感，她“啼泣”、“意欲求去”，最后趁人不在意，逃入水中；数日后，已化为鼋的宋母突然回家，如平时一样巡视庭院而去。在这些叙述中，已开始有人物心理的简单刻画了。其次，与五行志故事背后的推占和征验不同，《搜神记》“人化鼋”故事里反映出来的是人类的情感与社会伦理道德。黄氏累世不敢吃鼋肉，是因为自己的亲人化为鼋。时人认为宋士宗应为母亲举行丧礼，披带孝服，但宋士宗却因母亲形体虽变，然生理尚存而不治丧。所有这些，虽是寥寥几笔带过，却体现了人性之本然。
再如《五行志》对人死而复生事件的解释，常引用京房《易传》的“至阴为阳，下人为上”的理论，认为是庶族之人强夺政权的征兆(26)。本来十分具有玄想的神秘故事，被史官做为阴阳失序、检验政局的方法。也正是如此，这类故事的叙述枯燥乏味，形象干瘪，读之有如嚼蜡。而在志怪小说中，人死而复生的故事，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搜神记》卷15的“河间郡男女”讲述河间女子因情死而复生；武陵民妇李娥死而复生后，描述的地府现象。《幽明录》中死而复生情节或宣扬佛教的生死轮回，或赞美爱情的伟大力量。当然，也有一些宗教小说也带有应验性，如刘宋时期傅亮的《光世音应验记》、齐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等，但是志怪小说中的应验是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与整个故事的框架融为一体，而不像五行志中的推占游离于故事本体之外。
这些充满神秘主义幻想的故事或改写于民间传说，或源自文人的创作。很多故事想像丰富，情节复杂，故事始末刻画得细致委婉，人物形象比较生动丰满。叙述者深受传统的艺文训练，能敏锐把握时代风气，运用清新细腻的笔调，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达到宣扬教义的效果，并且反映了更广泛的时代思潮与社会生活。这种叙事比那些“徒有解释，无足观采”(27)的五行志要有趣得多。
四、余论
“古之国史，闻异则书”(28)的传统，为五行志与志怪小说的内容风格提供了历史的借鉴。汉唐间五行志与志怪小说都属于“史”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史学”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五行志与志怪作品的文体归属被分离。
因为“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29)。五行志作为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内容来看，虽然也记载了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但“五行所志，乃当时一种学问”(30)，其重点在于用阴阳五行学说进行推占与解释，其用途是为统治者提供借鉴。而且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无志不得为完史；有志而不淹贯，不得为良史”(31)，因此，即使是西学东渐、讲究科学的民国时期，学者在撰修《清史稿》时，也将《五行志》易名为《灾异志》，以续接明代《五行志》。
而同样是记载神怪异常故事的志怪作品却逐渐被摒弃于高贵的“史”部之外，沦落为不入流的小说家类了。历史发展到宋代，人们对史与小说的文体特征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欧阳修的《新唐书》将记录人事之书归于史部，而将谈鬼神怪异的志怪作品划入子部小说家类，“于是小说家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32)。史书讲究实录的原则与小说之“虚构”对立起来了。自宋以后，五行志和志怪小说的志趣越来越远，叙事风格也越来越不同。最终，志怪小说脱离了对史书的依附，取得了独立的文体特性，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种类。
注释：
①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页。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76页。
③魏徵：《隋书》卷33《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2页。
④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月月小说》第1年第3号，1906年12月30日。
⑤董仲舒：《春秋繁露》卷8“必仁且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页。
⑥班固：《汉书》卷27中之上《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52页。
⑦房玄龄：《晋书》卷82《干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49页。
⑧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34页。
⑨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散不足”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54页。
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9页。
(11)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142“小说家类三”《搜神记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7页。
(12)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05页。
(13)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附录《沈士龙、胡震亨〈搜神记〉引》，第253页。
(14)(15)沈约：《宋书》卷30《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79-880，882页。
(16)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45-1746页。
(17)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32，《二十五史补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537页。
(18)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书事”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0页。
(19)(21)班固：《汉书》卷99上《王莽传》，第4050，4050页。
(20)班固：《汉书》卷27中之上《五行志》，第1351页。
(22)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23)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颜师古注引，第190页。
(24)魏徵：《隋书》卷77《李士谦传》，第1753页。
(25)范晔：《后汉书》“志”17《五行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48页。
(26)参见《后汉书》、《宋书》等《五行志》的相关条目。
(27)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第553页。
(28)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书志”篇，第63页。
(29)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载《古史辨》（五）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4页。
(30)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
(31)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26“作史不立表志”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906页。
(3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