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的未来与两岸经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台湾论文,两岸论文,未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湾经济自80年代中期进入经济转型与调整期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无论经济体制、产业结构还是对外贸易、投资结构，都正处于脱胎换骨之中；同时，世界经济和亚太经济发生的巨大转变，尤其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也推动台湾在亚太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无论从世界经济形势还是岛内形势看，台湾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选择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之路，以及在选择发展道路时如何看待与处理两岸经济关系，对于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前途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台湾经济转型回顾：希望与瓶颈
台湾自60年代初期进入“经济起飞”后，借助廉价的土地、劳力以及官方的强力经济干预政策，充分利用一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特有的“后发性利益”，实现了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台湾有了东亚“小龙”的称誉，并成为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Es）的一员。
但是，在1986年前后，岛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将台湾推向一个尴尬的境地：土地、劳力成本迅速攀升以及新台币的大幅升值，使台湾传统工业丧失了国际比较利益优势；环保、劳工等社会运动的崛起，使企业一时难以适从；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以及科技实力上的落后，给台湾经济形成新的瓶颈；而政治变局给台湾传统经济体制带来的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非经济干扰因素，更令企业陷于窘境；在国际市场上，东南亚国家以及祖国大陆经济迅速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也使台湾处在发达国家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双面夹杀”的险境之中。
这些新的挑战，结束了台湾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台湾经济在走向中年，步入成熟阶段，再也无法凭借过去的低工资优势，进一步向跨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这个更高目标冲刺。在1996年，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已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行列中正式毕业，先一步进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林。而台湾则经济增长趋缓、国际竞争力下滑……仍处在经济转型之中。如何跨越这道门槛，以新的经济体制和更高层次的经济素质来全面提升竞争力，重新确立和构筑新的国际比较利益优势，从而展开新一轮再跃“龙门”的冲刺，便成为台湾经济转型期间面临的世纪性大课题。
在经济环境剧变的强制下，台湾经济进入了新的转型期。这次转型不同于过去的阶段性演进，而是一场深层次、全方位的大变革，这次变革不仅表现为经济体制的革新、宏观发展策略的调整，还体现在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换上。
在宏观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充、民营经济力量的壮大以及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动，宣告战后曾行之有效的经济干预体制已开始走向反面，必须以“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为原则的新经济体制取而代之。从“六年国建计划”到“振兴经济方案”，再到“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实施，显示指导台湾宏观发展策略的经济理念在发生转变，以“供给导向”为口号的自由主义理念占据了上风。同时，曾被讥讽为装有“政府”干预经济皮包的产业政策，也由过去的主导地位逐渐退居辅导地位。经过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台湾正在摆脱过去的经济强力干预模式， 经济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了。 根据1995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对全球142 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程度进行评比，台湾与丹麦、卢森堡、英国并列第八位，其经济自由度已取得相当的进步；但较之分列第一、 二名的香港与新加坡相比仍有相当差距〔1〕。经济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一系列经济宏观发展策略的调整，对台湾经济的增长形态、结构变化以及产业升级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台湾经济也由此进入一个快速的转型时期。
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台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开始告别高速增长的“工业化加速时期”，步入所谓“后工业化社会”的成熟期，这种转变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增长率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劳力、资本投入增加实现生产扩张的粗放型，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带动的集约型；在产业结构上，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使其取代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在需求结构上，公共投资、民间消费的快速增长，使岛内市场需求迅速扩张，并取代岛外净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经济宏观表现上的一系列转变固然显示台湾经济在趋向成熟，经济自主性也相应增强，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台湾人均收入虽然仅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但第三产业在GDP 中所占的份额却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内需市场的迅速扩张和经济自由化政策是促进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主因。而内需市场的迅速扩张更多是公共投资和民间消费增长带动的结果。在台湾官方赤字迅速增加、民间消费度过高涨期以后，以台湾现有的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岛内需求的快速扩张还能维持多久呢？若内需扩张减缓，具有典型内需性特征的第三产业还能保持八十年代以来的高成长吗？换言之，步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台湾，能够象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样，以第三产业来担当经济持续增长的火车头吗？
如果第三产业难以一柱擎天，第二产业又怎样呢？
随着经济转型，台湾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力密集型产品加工出口基地了。在岛内投资环境急剧恶化的形势下，过去为台湾经济起飞立下汗马功劳的传统加工出口企业，掀起了赴东南亚及祖国大陆寻求“第二春”的外移潮。这种大规模的产业外移，对台湾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快工业升级，以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部分资本密集产业弥补传统产业大量外移留下的空缺，避免“产业空洞化”的发生，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台湾制造业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脱胎换骨式的大蜕变，以资讯工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逐渐形成，并且正取代传统产业体系成为工业的主导。个人电脑及周边设备在国际市场上的高份额占有率，以及正在高速发展的半导体产业，表明台湾正在成为世界重要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加工出口基地。目前的台湾工业化水平及产业结构与十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台湾工业同样面临许多问题与发展瓶颈。资讯、半导体等新兴科技产业的崛起与传统劳力密集型的迅速衰退形成强烈对比，新兴产业并未充分发挥带动工业全面成长的关联效果。这种产业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台湾工业结构出现迅速向少数几个新兴产业过度集中的趋势。高科技产业固然代表台湾工业未来的比较优势，但同时也有高投资、高风险、受国际市场周期波动大的特点，若过度集中于少数科技产业，其后果必然是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况且，以台湾现有的综合科技实力，还不具备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产业上一决雌雄的实力，研究发展（R＆D）仍是台湾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台湾目前的高科技产业，主要还是以委托加工制造（OEM）为主，其生产方式与60、70 年代相比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只不过加工的产品由传统纺织、塑胶等制品转向个人电脑、半导体等新产品，技术上仍未摆脱对日、美的依赖。
产业外移以及随之产生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改变了台湾在亚太地区经济分工中的地位。台湾传统产业向东南亚及祖国大陆的转移，使台湾经济开始“脱美入亚”，与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台湾将劳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基地的角色移交给东南亚及祖国大陆，自己则扮演起技术密集型加工出口基地的角色。在亚太地区的所谓“雁行分工”中，台湾不再是“尾雁”，而是开始发挥中介、传承的功能。在台湾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分工的过程中，与祖国大陆逐渐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亚太经济这个大舞台上，台湾虽然有被双面“夹杀”之虞，但如果策略调整适当，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充分发挥自己的“二传手”角色，确立起新的国际比较利益优势。
二、未来经济之路的两难选择
台湾当局的经济发展目标，是要在下个世纪迈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列。那么，要实现这一目标，实现台湾经济自“起飞”后的第二次大跨跃，台湾应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与祖国大陆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其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台湾未来发展之路大体有二大选择：一是出于地缘经济的考量，以祖国大陆为主要经济发展腹地，凭借祖国大陆这个世人看好的未来经济“巨龙”，强化自己的对外竞争力，特别是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竞争力和加深与大陆的产业分工，实现再跃“龙门”。二是出于政治考量，未来经济发展刻意与祖国大陆保持距离，通过强化制造业基础及技术“自立”，保持对祖国大陆的经济“自主性”。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前院长梭罗教授（Lester Thurow）在1995 年接受台湾《天下》杂志采访时所言，台湾可以走以祖国大陆为主要腹地的“区域营运中心”之路，也可以走产业升级和科技之路。这两条道路，从经济意义上说并无相悖之处，但侧重点的不同，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以祖国大陆为经济发展腹地、走“亚太营运中心”的道路无疑是最为便捷的，这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台湾现有的经济优势和地理位置优势，也符合未来亚太经济的发展趋势。从亚太地区的形势看，随着亚太经济合作程度的加深以及区域内产业分工体系的逐步确立，台湾借助东亚、东南亚特别是大陆市场的“源头”，以及国际跨国公司在亚太投资势头的加强，以既有的优势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扩充经由台湾的人、物、资金、信息等流量，提供更广泛的贸易、金融服务，发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传手”角色，进而促进产业进一步升级，使台湾以“大自由贸易区”的身份成为亚太分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岛内形势看，“亚太营运中心”的发展道路不仅有助于促进台湾的工业升级，而且有助于加强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占岛内GDP六成以上的服务业在内需能力减弱后，能够获得外需市场的新动力，从而建立起更新、更高层次的经济比较利益。
当然，台湾要实现“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必须以祖国大陆作为主要腹地，这不仅在美国麦肯锡公司的评估报告中已有充分反应，也是大部分岛内企业及跨国公司的认同。的确，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的祖国大陆经济，仍将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这种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市场扩大效应和经济扩张力，将对近在咫尺的台湾形成更加难以抵御的诱惑。台湾经济要在下世纪初再跃“龙门”，祖国大陆无疑将是其重要支撑点和推动力。
但是，经济归经济，由于目前两岸政治关系方面存在的巨大障碍，使台湾当局在选择未来经济发展之路时处于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两难选择之中。两岸经济关系的迅猛发展，为台湾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同时，台湾当局从政治角度出发，又担心会由于在经济上过度依赖大陆而导致在政治、“安全”上受损。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一直处于如何处置“政治”和经济利益相矛盾的两难之中。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到一个相当规模之后，台湾当局终于做出了选择。去年台湾当局某高层人士先后提出“检讨亚太营运中心以大陆为腹地的”论调和“戒急用忍”政策，以及随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已经表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在选择下个世纪的台湾经济发展道路及处理未来两岸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政治因素的考虑将占据上风。根据台湾当局的构想，今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将首先建立在所谓“国家安全”和“经济自主性”的基础之上，即强化制造业基础，侧重于走“产业升级”和“科技岛”的发展道路，避免因产业进一步移向大陆而造成所谓“产业空洞化”；同时，对台商赴大陆投资加以“降温”和约束，减少对祖国大陆的贸易和投资依赖。
三、疏远大陆，台湾能再跃“龙门”吗
如果台湾在今后发展道路的选择更强调经济的“自主性”，并因此采取与祖国大陆经济“脱钩”或渐行渐远的策略；那么，这条路能够成功地将台湾带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列吗？
本来，推动产业升级、强化制造业竞争力，与发展“亚太营运中心”、强化台湾服务业的对外竞争力，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之处。“制造中心”本来就是“亚太营运中心”最重要的功能性中心之一。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与服务业对外竞争力的加强，应该是台湾经济实现再跃“龙门”的两只翅膀，缺一不可。制造业是基础产业，同时也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岛内支撑。很难想象，如果象台湾这样一个人口2100多万、经济规模达2600多亿美元的经济体，如果单纯象香港那样以外向型服务业部门来带动，是个什么样的后果。而反过来，在目前服务业占岛内经济比重已超过六成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狭小的岛内市场，又怎么能够维持服务业的长期持续成长；而一旦服务业成长遇到内需瓶颈而出现低迷，仅靠占经济规模不足三成的制造业能够担当持续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任吗？
就目前而言，台湾制造业的对外竞争力要远远强于服务业的对外竞争力，台湾出口贸易主要依靠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来带动。但是，由于岛内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化以及生产成本的迅速上升，台湾制造业竞争力近年来正在滑坡。在台湾服务业对外竞争力还不强的情况下，优先推动“产业升级”、加强和提高其对外竞争力，在短期内是必要的、得当的。但如果因偏重于“产业升级”而忽略了推动服务业现代化和加强对外竞争力，对台湾经济的不利影响则是长期的。
问题是，台湾当局若选择一条强调“自主性”的经济发展道路，由于这条道路的选择隐含着力图在经济上与祖国大陆“脱钩”，或者至少是摆脱对祖国大陆的经济依赖，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台湾实现“亚太营运中心”目标的难度将大大增加，而“亚太营运中心”无疑是台湾加强服务业对外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如果在下个世纪台湾服务业不能迅速实现现代化和加强对外竞争力，以制造业特别是新兴产业作为台湾经济的主要支撑，又将是一幅什么情景呢？
新兴高科技产业是台湾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也将是台湾未来工业发展的主导。应该说，这些产业符合台湾的比较利益优势，因为台湾资金较充裕，并具备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台湾制造业各部门的发展却极不平衡，台湾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缓慢，生产处于停滞、衰退状况，而新兴高科技产业则是一枝独秀，呈现高速增长。这种发展不平衡，导致工业结构有向少数几个高科技产业过度集中和倾斜的趋势；而台湾资讯、半导体产业又集中在个人电脑、记忆体等少数几个产品，产品同质性高，主要以价格取胜而非技术取胜。高科技产业固然具有高利润、高回报的优势，但同时也具有高投资、高风险、高技术的特点。从生产特点看，由于高科技产品升级换代速度极快，需要不断的高资金和技术的投入才能维持竞争优势，一旦跟不上，便马上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从市场特点看，高科技产品市场波动较大，周期性循环明显，较一般产品更具不稳定性。如果今后台湾这种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将“鸡蛋放在同一个蓝子里”，必将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1996年世界半导体市场由于供过于求，导致记忆体产品价格大幅滑落，使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这些半导体产品出口占据重要位置的国家经济增长受挫，台湾也连带受到影响。这个事实，应该已经为台湾敲响了警钟。
还有，台湾要进一步加强产业升级、推动工业的脱胎换骨，就能够完全离开祖国大陆的支持吗？
过去十年，台湾的产业升级过程推动了台湾传统产业向祖国大陆的转移和投资，客观上促进了两岸经贸联系的加强和两岸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今后，随着岛内“六轻”等大型重化工业项目的陆续完工和传统工业的进一步萎缩，台湾传统生产体系失衡加剧，中、上游工业产品的出路将更加依靠大陆市场，使台湾对大陆的出口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同时，随着转移至大陆台商的经营逐渐趋势于当地化，即原料与设备逐渐减少由岛内的采购量，而是越来越多地由当地取得，无疑会对岛内中、上游厂商产生进一步的压力，进而迫使其加快对大陆投资步伐，就近生产以供应下游台商及抢占大陆市场。
再就台湾的新兴产业而言，虽然目前其与祖国大陆联系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并不密切，但从趋势看，台湾欲形成以资讯业为龙头的新生产体系，必须加强技术密集产业的海外生产分工体系，资讯业向海外的投资势必加强。1995年台湾资讯业海外生产比重已达到28%，估计1998年将进一步提高到38%。大陆的研发实力、人才资源、内销市场等优势因素，将是台湾资讯业海外投资的最主要地区。据最近美国商务部的报告指出，到2010年祖国大陆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资讯市场之一。这种趋势，为未来两岸产业分工领域由传统产业延伸到科技产业领域创造了条件。因此总体来看，台湾的产业升级过程中，两岸经济关系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从宏观经济体制角度看，台湾正在转向以“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根本要求是尽量减少官方对企业经营行业的干预，以市场法则来决定经济的运行方向。不顾市场法则来硬行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进行限制，一是不利于新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因为对已是台湾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和最大海外投资地的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关系进行政治干预，势必对新经济体制的建立将是巨大的损害；二是在技术上很难行得通，在国际资本流动日趋自由化的今天，台湾当局要拿出一套得力的办法来阻止台湾资本通过国际资本渠道投资祖国大陆，是十分困难的。
从国际经济尤其是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形势看，也不利于台湾采取与祖国大陆渐行渐远的发展策略。未来整个世界经济在贸易自由化和国际产业分工深化发展的推动下，将变成一个“地球村”，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将是世界贸易、投资和生产网络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台湾要想在“地球村”中占据更利的位置， 就必须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争取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海峡两岸共同成为WTO的成员已是指日可待，一旦两岸双双加入， 台湾很难再拒绝与大陆的直接“三通”。
岛内大企业的态度，显然不赞成台湾走一条与祖国大陆逐渐“脱钩”的经济发展道路。就在台湾这位高层人士讲话之后，台湾新闻媒体对岛内大型和绩优企业作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显示，有五成六的受访者认为，台湾推动“亚太营运中心”，如果不以祖国大陆市场为腹地，将不可能吸引外商来台设立亚太营运总部；五成五的受访者也认为，台湾的经济不可能不依赖大陆而生存；八成六的受访者认为，长期来看，台湾当局的管制措施并不能阻止台商到大陆投资〔2 〕。如果台湾当局对台商大企业的大陆投资采取长期限制政策，势将引起大企业越来越强烈的反弹。在台湾“金”与“权”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势下，这种限制政策又能维持多久呢？
两岸关系对于台湾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台湾当局高层已有充分的认识，只不过认识还不那么统一罢了。就在1996年8月14 日台湾当局高层人士发表讲话、为两岸经济关系大泼冷水的同时，8月15 日台湾出版的《远见》杂志刊载了对连战进行的专访，连战不得不承认：“两岸要双赢，要以经贸为主轴，文化、科技、新闻、艺术各方面都可以合作，这就好比是一支tiger（老虎）加了两个wings （翅膀）”〔3〕。
如果台湾没有了这两个“翅膀”，还能再跃“龙门”吗？因此，那种以政治借口企图在经济上疏远大陆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行不通，对未来的台湾经济发展也是极不负责任的。
注释：
〔1〕台湾《工商时报》，1995年12月18日。
〔2〕台湾《经济日报》，1996年8月25日。
〔3〕台湾《远见》，1996年第8期，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