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人学的开拓者——评梁漱溟先生著《人心与人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心论文,开拓者论文,中国当代论文,人学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先生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一生著述有三十余部，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研究和总结。70年代，“文革”后期，我在冯友兰教授家中，看到《人心与人生》一书的稿本，当时梁先生将亲笔写的稿本，送给冯友兰先生审阅，征求意见。稿本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字字工整。其时梁先生已年过八旬。此事对我感触很深。他以如此之高龄，亲自动手，抄写稿本，并征求同行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其认真和谦虚谨慎的学风以及不畏艰险、追求真理的高贵品格。我是研究和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我阅读梁先生著作的目的，是探讨梁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成就和问题。由于过去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我的研究和教学中，没有能够对梁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作出公正的和科学的评价。我想在本文中就梁先生晚年的著述《人心与人生》，谈谈我的想法，欢迎朋友们指正。
梁先生一生的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人心与人生》一书，是其哲学思想的总结，包含其一生哲学思想的精华。《人心与人生》一书，从学术特别是哲学上看，所讨论的中心课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他在此书《书成目记》中说：其“要点，全在辨认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异同之间。此一辨认愈来愈深入与繁密，遂有志于《人心与人生》专书之作”。由此可知，本书的宗旨在于辨人兽之异同。人一方面是高等动物发展的顶峰，有其兽性的一面，但人与动物又有本质的区别。此书的目的在于研究“人之所以为人者”，即探讨人的本质属性。如梁先生所说：“吾书盖不啻如一篇《人性论》也。”（第二章）探讨人的本性的学问，可以称之为“人学”。研究人的本质，在中西哲学史上都是一古老的问题。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人，则是现代哲学和科学的任务。在祖国内地，近年来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关于人的研究，掀起了人学热。关于人的研究，可从多方面入手，有从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有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有从伦理学和美学角度开展研究的，也有从哲学角度进行讨论的。但当前学术界关于人的研究，可以说是各有偏重。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对人的本质作出哲学的概括，在祖国内地，梁先生的《人心与人生》可为其代表。梁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常谈到中西学术界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三大问题：一是人同物的关系，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是人自身生命反思。由于所关心的问题不同，在历史上形成三大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三个问题的提出，表达了梁先生的一个基本立场，即他重视人的研究，所以三个问题的开头，都冠以“人”字。重视人的研究，在西方始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中国始于春秋时代的孔子。梁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正是继承和发扬中西古代哲人的这一传统。梁先生生活于20世纪，其对人的研究，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不是苏格拉底和孔子所能比拟的。就《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内容看，他吸收了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发展的重大成果，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如其所说：“设非得此种种启示于前贤，吾书固无由写成”。此外，20世纪以来，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积极成果，也都为梁先生所吸收。因此，《人心与人生》一书中的论点，有较为深厚的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或者说，梁先生依据现代科学的成果建立起自己的人学体系，或为自己的人学体系作了论证。但梁先生作为一位善于用心思的哲学家，并不满意当代科学关于人的论述或所作的结论，而是对诸家有所吸收，又有所扬弃，总之，不倚傍别人，努力创新，走自己的路。这正是梁先生作为当代哲学家的高贵品格之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能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为数很少，梁先生是其中之一。人们尽管对梁先生的思想，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即他系统地建立起人学的体系，在世界历史大变局的今天，唤起人们关心人，研究人，从而为人类的现状和未来，寻求出路。梁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人学的开拓者。
梁先生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对人的研究，提出哪些精辟的论点，自成一家之言呢？首先，从方法论上说，他以进化和发展的观点考查人的本质，用梁先生自己的话说，“人心不是现成可以坐享的”（第十七章）。因此，他从动态，而不是从静态的角度研究人。因为人同物比较，其特征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所以不能静止地、孤立地研究人的本性，如传统的心理学和伦理学对人性的剖析。从生物进化观点研究人，归功于达尔文；从社会发展观点研究人，当归功于马、恩和近代的人类学家。梁先生的人类观将两大派的观点综合起来，将人看成是历史长河中的人，从人性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探讨人的本质和人类的归宿，这在方法论上是一大突破。因为从进化和发展的观点考查人性，梁先生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如关于人性论中的先后天之辩，是人性论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梁先生认为，人心的特点之一是，人有理智。就人的理智说，有其生理的基础，即出于人脑的功能；而人脑又从动物进化而来，通过种族蕃衍，遗传给下一代。所以一个人生来就是有思维的能力，如同目能视，耳能听一样，此为先天。但人类理智的形成，同动物本能区别开来，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个人的理智的形成，又要靠生活经验锻炼和蓄养，其成熟和光大，还要靠不断地学习和反思，就此而言，理智又是后天的产物。只承认先天，不能说明人类之间何以有智力上的差异；只承认后天，不能解释人类的理智何以又有相同处。在梁先生看来，人性乃先天和后天的统一，从而科学地解决了心理学史和伦理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
其次，由于梁先生将人心或人性看成是一个进化和发展的过程，进而提出人性三层说，即从本能到理智，从理智到理性。此三层既相互联系，又有质的区别。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人为动物中之一物，乃一生命有机体，受新陈代谢的法则支配，以个体图存和种族蕃衍为活动的内容。凡依此生命有机体而形成的人的性情、气质等，梁先生称之为“本能”。中国古代哲人孟子说：“食色，天性也”，即属于本能的范畴。同孟子辩论的告子，提出“生之谓性”，其所说的人性，亦是指本能而言。但人类又不同于动物，乃高等动物发展的顶峰，同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即有“人之所以为人者”。关于人的本质，梁先生回答说：“吾书开宗明义曾谓：人之所以为人在其心。而今则当说：人之所以为心者在自觉。”（六章，七节）认为人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自觉心。即是说，动物的生活靠其本能，而人类的活动则靠其心的自觉。所说的“自觉心”，指人同动物相比，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其表现之一，即是人的理智。按梁先生的解释，理智作为人的心理活动之一，在于认识外在的事物，通过思维，构成观念和概念，形成人的知识系统。理智不同于本能，它“好真恶伪”，如孟子说的“是非之心”，乃追求真理的意识，不受基于本能的利害得失之情的干扰。理智增长一分，情感冲动即减少一分，就此而言，理智又有反本能的倾向。理智的活动亦在于解决和处理个体生存和种族蕃衍两大问题，但又不受此两大问题的局限，即是说，能超越发自本能的求生的方式，不受其牵累，如梁先生所说：“人必超于利害得失之上来看利害得失，而后乃能正确处理利害得失。”（六章，七节）总之，人凭理智的活动成为外物和人身的主宰者。人类凭理智而劳动，从而发明创造了各种工具，增人类本能之所不能。人类正是依靠理智的活动，脱离了动物的自然状态，由野蛮进入文明，并且创建了各门科学，从而使人类进入了高度文明的社会。一部人类文化史，即是理智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总之，理智使人类从本能生活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类生命的第一次飞跃。但人心的发展，并未至此而停止。向更高一层迈进，则为理性的活动。梁先生区别理智和理性。理智主知，理性主情。但此情感非出于本能，而是基于理智。梁先生认为，理智求真，具有无私的要求，不受个体情欲的支配，其进一步发展，则为“无私的情感”，即“在情感中不失清明自觉之心”，此心即是理性。理智的活动，向外努力，其所认识的对象为“物理”；理性的活动，向内努力，其所认识的对象为“情理”，即人类共同心理和共同生活规则。在梁先生看来，人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体或社会而生活，总是生活在人际关系中，社会是个体存在的方式，又形成了人的社会生命。社会生命将个体生命联结为一个整体，人心总是彼此相通的，求通乃人类生命的本性。理性所要求的是人在群体生活中，应尊重对方，关心别人，爱护同类，互相照顾。此种无私的情感，是人的社会生命的基础。如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和人们所说的“正义感”，即是理性活动的表现。如果说，理智的追求是真，那么理性的追求则是善和美。人类正是依靠好善恶恶、好美恶丑之心，进一步摆脱动物的本能，从基于求生本能而形成的贪求、忌妒、怨恨、倾轧等情欲冲动中彻底解放出来，从事于道德和美育生活，如儒家倡导的礼乐生活，使人的自觉心，得到充分的发展，生命方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梁先生描述理性的王国说：“一向为生存竞争而受牵掣于种种本能冲动，多所障蔽的人心，至此乃始解除障蔽与隔阂，而和洽相通。人们乃不复在彼此竞争、斗争上耗用其心思力气，而同心一力于凭借自然，创造文化；利用自然，享有文化。”（六章，八节）。是说，人心进入理性主宰的境界，人类方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理智者人心之妙用，理性者人心之美德。后者为体，前者为用”（七章二节）。是说，人心进入理性发达的层次，理智方能发挥出其神奇的作用，如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理智发展的成果，纳入理性的轨道，方能造福于全人类。所以人类之所以贵于物类者，不只在于理智的优越，而且在于理性的发达。理性才是人类的特征。总之，人心的发展，从理智到理性，可以说是人类生命的第二次飞跃。经过这次飞跃，人不仅区别于动物，而且成为高尚的人。以上所述，是我所领会的梁先生人学的基本纲要。
梁先生所建立的人学，在心理学史和伦理学史上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心理学史看，他既批评了自然主义流派，即将人视为自然的人对其心理活动进行分析；又批评了本能学派，即将人心的一切活动归之于有机体的本能。指出，人不仅是自然的人，而且是社会的人，人的意识具有社会性，而人心的社会性，又是通过后天生活环境形成和发展的，所以人心能从理智进于理性。从伦理学史看，他既批评了将道德行为归之为基于本能的功利主义流派，又批评了将道德意识神秘化的直觉主义。指出，人的道德意识基于人的理性的自觉和自律。即是说，人依其理性，一方面自觉地控制和改造自己的本能，如孟子所说：“唯圣人乃可以践形”；另一方面，又自觉地讲伦理情谊，即互以对方为重，尽自己应尽的义务，彼此过着相安的社会生活，如孟子所说的“尽伦”。此种伦理学说，可称之为新理性主义。西方近代的理性主义者如康德，提出“要把人当作目的看待，决不要把人当作手段使用”（《道德形上学的基础》），认为道德行为基于人先天具有的道德律令。但人类作为理性的动物，为什么具有这种道德的律令？康德最后将其原因归于“上帝的存在”。而梁先生则从人类心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依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论证了理性乃人心高度发展的产物，则超过了康德的水平。抛开梁先生提出的“宇宙大生命”这一形上学或本体论的命题外，其对人心的分析，充满了实证的精神，此是梁先生人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梁先生提出的人学，因为讨论了人类的现状和前途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生活在理智高度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满足人类求生本能的物质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可是另一方面，人与人的关系，按理性的原则来衡量，没有得到改善，人与人争，族与族争，国与国争，总之，基于动物本能的生存竞争，还很激烈，甚至不惜将原子能的发现用于战争，使人类面临着自我毁灭的灾难。梁先生在他的人学中，大声疾呼，唤起人类理性的觉醒，克服动物的本能，以情理代替暴力，互以对方为重，以无私的情感对己对人，使人类得以和协相处，共存共荣。梁先生于此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人类设非进于天下一家，即将自己毁灭，非谓今日之国际情势乎？”梁先生的理性主义，就是针对此种现状而提出来的。我想，我们如果不存有某种政治成见，梁先生提出的关于人类前途的设想，在理论上是无可非议的。他深信，一个充满人道的和谐的而又有创造活力的理性王国，通过全体人类的不懈努力，一定会在人类生命发展史上放出光彩。总之，梁先生的人学，充满了奋发向上的和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从而成为中国当代人学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