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路线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初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而且在理论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丰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研究建国初期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对于进一步认识国情、研究党的思想发展过程有着重要作用，对于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意义。
一、从实际出发，确定建国初期的战略策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立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践证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无比正确的。这一正确思想路线在建国初期得到了进一步贯彻。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②
七届二中全会运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制定了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勾画出一幅建设新中国的重要蓝图。
七届二中全会准确地把握政治形势的变化，及时确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③全会认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结束，“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要实现这一转移，必须做好两点：一是必须处理好城乡关系，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二是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站在我们方面，以便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一方面立即开始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这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否则，“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因此，城市中的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④实际上，七届二中全会开始了两个转变，一个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一个是由战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这两个转变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是中心任务的思想，成为建国初期的指导思想。建国后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全会在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实行转移和确定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中心任务的同时，要求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确定工作任务。毛泽东指出：“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不同。”⑤不仅南方和北方不同，而且城市和城市，农村和农村也必须有所不同，这充分体现了革命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的统一。
七届二中全会以我国经济的基本状况为出发点，制定了建国初期各项经济政策。在全国解放前夕，党内在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等理论和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忽左忽右，不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要以中国的经济状况作为我党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⑥毛泽东提出的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制定战略、策略和政策的重要任务，是建国前后我党处理一切问题的准则和依据，对于纠正和防止“左”右倾向产生了重要作用。薄一波说：“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毛主席阐明了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既反左，又反右，处处闪耀着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为如何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绘制了一幅清晰的蓝图。”⑦
七届二中全会从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状况入手，确立人民民主政权的阶级政策及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及其政治态度是非常清楚的，这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是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七届二中全会认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全会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建立的新国家的阶级性质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原则，并且指出：“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个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我党同党外民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入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⑧全会还对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随后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共同纲领》的理论与政策基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纲领。
在七届二中全会正确方针指引下，我党领导人民迅速取得了全国胜利。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⑩，使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共同纲领》这种临时宪法的形式表现出来，使我党的政治主张以及方针政策变为国家的纲领，从而具有了最高法律效力。“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11)在如此伟大的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坚定不移地贯彻我党制定的方针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阶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尽管在建国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党和人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12)，取得建国后经济战线上的第一个伟大胜利。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全国形势发展极不平衡。在老解放区，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土匪活动猖獗，工商业还没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严重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毛泽东和党中央充分认识到这种形势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进一步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政策，顺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
七届三中会全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和“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13)实现这三个条件，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多一点。为此，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做好八项工作。这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具体纲领和步骤。这些任务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我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的第一条都是土地改革。实行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的重要措施。七届三中全会把它作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一个根本条件，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共中央根据建国后的不同情况，适时调整了土地改革的政策，“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14)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家致富”成为农村的新时尚。一大部分贫农通过劳动，经济地位很快上升，成为新中农；一部分老中农则上升为新的富农。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表示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证明党中央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的正确。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是七届三中全会解决的又一重点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再次申明我们党团结资产阶级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批评了党内一部分人的急躁冒进情绪，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15)为了集中力量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进一步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战略策略。他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们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16)
建国之初，新生政权面临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彻底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事业。这是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二是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由我党的纲领决定的。对于这两大任务，七届二中全会已作过规定。七届三中全会正是从建国初期两大任务来着眼的。全会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既是实现第一个任务的保证又是实现第二个任务的措施。如果说，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宏观指导纲领的话，那么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实现这一宏观纲领了。七届三中全会是七届二中全会的继续和发展。
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从1950年到1952年，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普遍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爱国增产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等。在这些繁忙的运动中，党中央正确处理政治运动与生产建设的关系，始终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及时提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开展了爱国增产运动和生产竞赛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党中央指示在基层试行“三反”“五反”的“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党中央还针对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脱离群众，损害农民积极性的“五多”问题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是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17)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频繁的政治运动不仅没有影响生产活动反而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短短的三年内就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创造了在战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典范。
二、既反“左”又反右，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
在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就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及时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1952年6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为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起草的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8)这表明，毛泽东已把解决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解决的方式方法还不成熟。当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已在开始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从1952年9月，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逐步完成，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过渡，即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争取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这一过渡。而不是等到10年到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19)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显然已不同于进城时中央和他本人的设想，对于这些构想中央领导同志是同意的。到1953年6月15日，基本上形成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后经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以及对有关文件修改补充，到1953年12月形成了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20)这个总路线，是把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中国当时的实际相结合，在借鉴苏联的经验及总结中国的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不仅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而且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曾指出：“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21)
为了正确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一化三改”的历史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建国初期历次运动中出现的或“左”或右的现象，及时提醒全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195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出，“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指示分析了产生官僚主义等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指出了解决办法，提出了克服这种现象的长期性。指示中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22)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是主观主义的重要表现，是党政干部脱离群众、“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工作忽左忽右的主要根源。克服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避免了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就能保证党的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于是在1953年开展了一个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斗争。
在“新三反”斗争中，党中央及时批转了全国各地开展“新三反”的情况，指导运动顺利进行。在现已掌握的材料中，仅毛泽东亲自做过的讲话、批示、批语和批转的材料多达26处，可见对此项斗争重视程度。毛泽东还在阐发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多次提醒全党要谨慎从事，防止急躁冒进，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1953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群众性戒烟运动的指示的电报》中指出：“凡对生产有妨碍的工作，不论是中央哪一个部门部署的，只要当地党委认为有必要推迟进行，均可提出请求，推迟进行。此外，根据主观主义设想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何上级的命令指示，必须加以废止或修改者，地方党政有权提出意见。遇到这种情况，地方党政从实际出发提出意见，是正确的；不提意见，将不正确的命令指示，违反群众意见，硬着头皮往下摊，则是不正确的。”(23)这充分体现了我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24)不久，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说：“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介石，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25)毛泽东提出的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的思想既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反映出中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也是我党能够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条件。
在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潮中，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艰巨任务。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这是血的教训。“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希望不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结合。”(26)1953年开展的“新三反”斗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使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统一了认识，从而在胜利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为全面贯彻实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打下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实际上，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非常陌生。但是，我党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的经验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个体农业，我党充分认识到农民的特点，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就采取趁热打铁的方针，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全作的道路。在实践中创造了从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的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种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既避免了由于生产关系突变而引起生产力的破坏，又逐步培养了农民对集体经济的适应性，使他们易于接受。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即采取了从初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小组到中级形式的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再到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由初级到高级、由分散到集中的逐步过渡的改造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使我国的生产力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把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第一次变为现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基本上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多次回忆说：“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27)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有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28)在“一五”期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照抄苏联是必要的。照抄本身，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又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从中我们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学到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由于我们采用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就可以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进行重点项目建设，有利于迅速改变我国工业落后面貌。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严重的弊病，不利于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容易造成基建投资膨胀，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经济效益低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弊病就明显地暴露出来。
总之，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只是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商业改造上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这都是没有很好贯彻实事求是的毛病。当然，这些问题是不能与我们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的。
三、深入调查研究，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认真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及时提出“以苏联为鉴戒”，避免重犯苏联、东欧的错误，开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
这一探索是从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开始的。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斗争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但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真正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却很少，不免在工作中也带有主观主义色彩。1955年12月初，刘少奇为起草“八大”报告作准备，从12月7日到1956年3月8日，先后找32个部委领导谈话。为了解决合作化中有关问题，毛泽东于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他找沿途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为了解决经济建设问题，他又和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从2月14日开始，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详细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建国后进行的两次重大的调查研究活动。这两次调查活动，对于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国情，总结经验，探索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起到了重大作用。正是在这两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写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文献，形成了一整套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9)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进一步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30)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始终贯彻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31)这与建国初期处处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态度显然大不一样了，而且对苏联的经验要采取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态度。这是我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大进步。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重申了我们党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他指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但是，“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2)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不仅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而且打破了长期以来苏联老大哥独霸社会主义建设讲坛的沉闷局面，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挣脱出来。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发表意见，并公开指责和评判社会主义老大哥的是非功过，这确实是难能可贵、振聋发聩。如果说，毛泽东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对苏联“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的挑战的话，那么，毛泽东关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则是对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又一次挑战；如果说，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是对盛行于30年代的教条主义的一次批判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则是对盛行于50年代经济领域中教条主义的批判，揭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二次反对教条主义斗争的序幕。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薄一波回忆说：“在建国初期，我们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经验，虽然有必要，但毋庸讳言，在学习中有一定的教条主义，对斯大林存在一定的迷信。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之后，毛主席在许多方面批评了斯大林，这无疑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33)
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率先探索，特别是“双百方针”提出后，在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发生了巨大影响。1956年，在党内掀起了一股浓厚的调查研究和探索的风气，并取得了累累成果，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做好了思想理论准备。
中共八大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探索成果，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制定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备斗。”他还指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我们这次大会的文件所规定的东西，所讲的东西，要尽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国的实际。同时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这个任务，早几年我们就开始提出来了。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34)毛泽东不仅把反对主观主义作为党的八大的一个重要任务，而且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长期任务，百年大计，万年大计！他认为要克服和防止主观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这是毛泽东首次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纳入了党的思想路线，对于保证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贯彻增加了监督检验功能。这是建国后对党的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的讲话被八大所采纳，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并且在大会上得到贯彻。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列举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指出：“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35)新党章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动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36)八大政治决议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37)决议还指出，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克服党内干部的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我们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不断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的错误。”(38)象这样，在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章中明确规定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党的八大在党的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八大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大会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论十大关系》之后全党探索的最重要成果，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准确把握。大会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经验基础上，作出了关于经济发展指导方针的正确决策，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八大的精神鼓舞下，全国思想理论界学术空气异常活跃。一些专家学者，冲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提出了一些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价值的观点，引发了关于我国经济理论、人口理论问题上的大论争。1957年春天，我国学术思想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烈局面。这可以说是全党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如果加以正确引导，70年代末的全民思想解放运动可能会提前20年。遗憾的是这场运动被资产阶级右派利用。
毛泽东积极支持思想理论界的学术讨论，他自己也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理论问题。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重大理论课题，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这标志着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总之，从七届二中全会规划建国宏伟蓝图，到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再到党的八大提出党的任务转变，无一不是正确地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在制定这些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党的思想路线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和深化。在党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和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建国初期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不仅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且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也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否则，即便有好的方针政策也未必能收到好的效果；思想路线的解决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事，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解决才行，不仅要从理论上解决，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上解决，只有把它变为实践才算彻底地解决。解决思想路线是我党长期的历史任务。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11页。
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版1983年7月版，第122页。
③《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4卷，第143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
⑦《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6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页。
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页。
(1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9页。
(1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
(19)《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15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405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01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9页。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72页。
(2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2页。
(2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7页。
(2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5页。
(27)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1959年底1960年春。
(28)有林等编：《国史通鉴》，红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51页。
(29)《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1页。
(30)《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1页。
(3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3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93页。
(3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35)《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03页。
(36)《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821页。
(37)《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19页。
(38)《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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