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衰败与晚清现代化的受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
晚清现代化受挫的原因，犹如现代化研究领域里的司芬克斯之谜，不断地吸引着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对其破译，本文则从现代化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入手进行探析。笔者认为，由于晚清现代化并非一个自然渐进的历史进程，而是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被迫回应，这种回应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为需要，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为实现这一需要的保障，由此便决定了它与农村之间的历史定位：现代化只能是发生于城市社会的孤军突进，与农村基层社会严重脱节。这样，晚清现代化从一开始便只能在城乡分裂的空间结构中展开，这种分裂的空间结构使农村被抛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不但难以品尝现代化的初期成果，反而必须承载现代化启动的重负。在这种境况下，农村陷入了严重的衰败与动荡之中。并以这种衰败与动荡的逆反应，构成了晚清现代化受挫的一个深层原因。
一
分裂的现代化结构使农村被抛弃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成为被遗弃与牺牲的弃儿。这种遗弃与牺牲首先表现在经济社会的层面。
1.现代化推动者对农村的忽视。
晚清对现代性挑战的回应首先发生在城市。城市是前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首先感受到近代文明的压力。随着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开埠通商，晚清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便首先在口岸城市肇端。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带来的压力与机遇只会波及城市。实际上，鸦片战争以后，农村也同样感受到了现代性的压力，沿海和口岸城市附近的农村受外国资本主义渗透而逐步开始的自然经济解体过程就是一个明证。如上述地区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了，农产品开始突破了狭小的地方市场限制，贸易交换的空间范围扩大，部分农副产品甚至进入了国际市场。从经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这些变化未必没有给中国农村提供一次新的历史性选择与转换的可能。
然而，历史却表明，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变为现实性。转变之所以未能实现，除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抑制了农业变革这一外部因素之外，晚清现代化推动者对农村的忽视贻误了农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则是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当时，尽管存在着不利的外部环境，近代西方的农政理论及农业科学技术毕竟也开始渗入国内，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不可能对此毫无感受。这一时期，也确有人倡言以西法改革中国农业，克服传统农业已经呈现出的衰败和停滞。但是，这些言论却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更不用说引起一场与城市工业化并行的农业革命了。分析其中原因，除了现代化推动者自身对农业变革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之外〔1〕，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晚清工业化乃民族危机所促发，其得失成败直接关系到清王朝的兴亡，而农业与国运的关联在当时尚没有那么直接。而且，要在一个素以高度农业文明成就自豪的国家中倡行农政改革，仿行西法，其重要性与紧迫性一时也难以为众人所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清政府已经被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外交失败弄得焦头烂额，除了将全部精力用于维持统治之外，它已经没有更多的能力去履行一个政府在正常状态下所应履行的诸多社会经济职能，包括保护和发展农业的职能（指客观上而非主观上）。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化便几乎承载了晚清中国的全部使命和希望。现代化推动者们将他们的热情和精力倾注到了新政与洋务方面，相形之下，农业的变革被严重地忽视了。于是，当工业化勃兴，开始扮演晚清社会发展的主要角色时，在前现代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农业便黯然失色，悄然退居后台。受这一历史变化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社会上层人物（包括农村社会的上层）也把注意力转向城市，谋求在城市的发展。他们更关心军队的现代化和工商业的发展，而逐渐与农村疏远和隔膜。就这样，在农业和农村同样需要国家扶持和社会关注的时候，它却被置于一种无人问津和放任自流的境地，成了现代化的“弃儿”。作为这种无人问津和放任自流的必然结果，现代性挑战所带来的机遇没有被抓住，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阵痛却被充分地放大与承受。
2.工业化对农业的挤压与农村加速贫困化。
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始终在晚清工业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晚清的军事工业均为官方出资兴办，其它如采矿、金属冶炼、机器制造业等或为官办，或为官方参资，或为官方垫款兴办。这些新型工矿企业耗费了清政府的大量钱财。仅以1864—1894年兴办的24个军工企业为例，其中由清政府创办的五个大型企业（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汉阳枪炮厂）在近30年的经营中就耗资白银4100万两以上，其它的各省营办的企业也耗资1000万两以上〔2〕。这笔支出十分惊人，据估计，已相当于19世纪70年代末清政府一年的总收入。又据研究，清末所推行的洋务运动岁需银约2000万两。由此推算，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甲午战争之前，各种洋务费用已超过6亿两，在这一时期政府的各种支出中高居榜首。
如此庞大的开支出自何处？依据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工业化初期，农业在整个经济中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农业。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讲，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任务都将主要落在农业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田赋、盐税、茶税，以后又开征关税和厘金。这一时期，为应付庞大的支出，各主要税种日渐增加。以田赋为例，康熙年间虽有过“永不加赋”的圣示，但在财政需求膨胀的压力之下，各种附加田赋相继出现，且附加税额逐渐超过田赋正额。光绪中叶，为了支付新政用款和战争赔款，又允许各省自由筹款，此例一开，各省的田赋附加更是名目繁多。至宣统初年，“田赋之暗增于旧者，已不啻二三倍”〔3〕。田赋是直接向农民征收的，田赋加重，“负担此赋之小农，前此仅足以自足者，今者岁暖而号寒，丰年而啼饥矣。”〔4〕其他税种，亦多呈不断上涨趋势。各种赋税负担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落在晚清社会的主要成员——农民身上。
晚清工业化对农业的挤压虽有不可避免的一面，但是，挤压过度或只挤不补，便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经济的衰败。咸丰举人强汝洵在《求益斋文集》中曾对当时农户的生活状况作过详细分析：“今时（同治朝后期），南方之田耘作精密，人不过耕十亩，上腴之地，丰岁亩收麦一石，稻三石，其入四十石耳。八口之家，人日廪米八合，老稚居其一半，人日廪米四合，率日食米四升八合，一岁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麦当其三之一，尚食米十一石有奇。率稻一石为粝米三斗，则留稻二十三石，麦六石，然后卒一岁之食。余麦四石，稻七石，乘急而卖，幸得中价，麦石值钱一千二百，稻石值钱八百，凡为钱十千四百。纳租税及杂徭费率亩为钱五百，十亩则需钱五千，余钱五千四百耳。而制衣服，买犁锄，岁时祭祀，伏腊报赛，亲戚馈遗，宴客饮食，嫁女娶妇，养生送死之费，皆出其中。而当凡物皆贵之日，其困固宜。况所耕不及十亩，或值瘠土遇歉，又处赋役烦重之区，而当谷贱之时者乎？北方农事疏恶，人可耕数十亩，而所入尤薄，故愈困。”〔5〕强汝洵的分析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一般农户在沉重的赋税压迫下的生活窘况。农民的贫困严重地摧残了农业经济，导致了农民的逃亡，加深了农民对高利贷的依赖，使自耕农沦为佃农。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经济之凋敝日甚一日。
3.近代城乡二元结构的发韧。
晚清工业化对农业的挤压是近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重要原因。作为纯消耗性产业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不能直接给农村经济带来发展机会，也无法直接在资金、技术方面给农业以补偿，对于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农业仅仅意味着资金、原料和劳动力的供奉。这就决定了晚清工业化始终不能给农村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推动力。所以，当现代化逐步改变城市经济社会的面貌时，农村则基本上一如既往地沿着传统道路滑行。一方面，城市引进了机器与近代动力系统，另一方面，沿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农具仍然是农村的基本劳作工具；一方面，工厂代替工场逐步改变了城里人的工作方式，另一方面，依据天气和节令确定的农业耕作方式仍旧因袭占制；一方面，近代工厂的大规模和集群性开始代替手工工场的小规模与孤立性，另一方面，单家独户的小农经营仍然是农业最基本的经营方式……。这一系列差异，即是现代化初期产生的现代产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的二元并立现象。不仅如此，随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城乡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风貌方面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全面对立，即“近代化的城市生活与中世纪的农村生活相对立。用机器生产的城市工业与用手工劳动的农村农业相对立。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经济与封建主义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相对立。外国侵略者、城居大地主、大高利贷者、银行家、政府机关和官僚们所在的城市与贫苦农民居住的农村相对立。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的主要集中地城市与赋税、地租、利润的主要来源地农村相对立。”〔6〕这一系列对立实质上也就是城乡在地理空间上的二元结构现象。这种二元结构，破坏了前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同质性，造成了传统城乡一体化结构的破裂，并且使新的一体化结构迟迟不能建立。这一后果意味着农业与农村进一步丧失了变革与发展的可能。
总之，晚清农村在上述三个方面的重重压力之下，陷入了深刻而持久的危机。这种危机从表现形式上看似乎只是在重现昔日王朝更迭时的常有征象，如耕地荒芜，农业生产萎缩，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购买力缩减，农村金融窘迫，农民生活条件恶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综合衰败与动荡。但是，在晚清社会现代性与传统两大文明激烈碰撞和冲突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农村衰败与动荡综合症便具有了并不局限于推动王朝更迭的新的历史意蕴。这种历史意蕴主要表现为，当晚清上层社会在现代性与传统的对抗中陷入分裂，其中任何一种势力都无法完全战胜对方，把握晚清社会的走向时，农村及农村的衰败与动荡便从社会基层开始对现代化的前景和走向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加重了传统社会对现代化的阻遏与抗拒。
二
农村经济的衰败是阻碍晚清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农村衰败使农业没有能力为工业化提供充足的资金。以田赋征收为例，当时各省实际征收额与应征额之间几乎总是存在差距。1903年各省统计数据表明，除吉林、热河以外，无一个省完成地丁银的征收。以下是一些省份应征额与实征额的数据比较：直隶应征白银2,606,273两，实征2,259,574两；奉天应征37,290两，实征36,960两；江苏应征2,570,400两，实征2,001,998两；湖北应征1,269,083两，实征1,024,119两……〔7〕。这些数据差表明农村已经无力满足国家日益膨胀的财政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能另辟税源，举借外债。1853—1893年大借款之前，清政府就已对外借款4600余万两，这些借款多用于兴办洋务。这一时期，政府财政税收的来源虽然有所增加，但新增税收中却有相当部分（如厘金中的相当份额）并不能直接归中央政府支配，关税率的变动也要受到列强制约，以土地税为核心的农业税收仍然是唯一完全归中央政府掌握的最重要的财政收入。但是，此时国家却无力从农村提取更多的资金。虽然土地税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然其在国家财政收入总额中所占比例却逐次递减。18世纪中叶，各种农业税提供了国家财政收入的70～80%，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支柱，到清王朝终结时，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5%左右，农业税已经很难在晚清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学术界存在各种解释，笔者认为，因农村衰败所造成的农业剩余降低和资金枯竭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前述关于工业化对农业的剥夺以及农村贫困化的分析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晚清农业生产总量固然仍有缓慢增长，但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增长极快的财政需求。以工业化的需求标准来衡量晚清的农业，后者实在显得相当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无力所造成的资金障碍泯灭了广泛工业化的任何可能〔8〕。如果再考虑到对外大赔款以及人口增长对农业所造成的压力，那么，我们实在难以对晚清农业支撑工业化的能力做出任何乐观的估计。
农村经济衰败的消极影响还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对现代化的制约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虽然不无冲破传统经济低水平均衡的历史意义，但是，在晚清众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挤压，对现代化构成巨大压力的特定时期，二元结构的出现只是在增加这种压力。
首先，二元结构的极化效应过强，城市突破难以带动农村崛起。晚清城市的现代化是一个突起的过程，人为性极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所具有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赶超型特征又使城乡分离的速率过快。这种人为性和高速率使城乡之间的单一核心——边缘结构难以向多核心的新型经济空间一体化结构转变。城乡分离的结果只是以广大农村与小城镇的衰落为代价，换取了少数大城市的畸形发展。因此，当现代化的鼓噪开始在大城市甚嚣尘上之时，农村和小城镇只表现出一种衰败后的孤寂与冷清。其次，二元结构的扩散效应弱化，城市发展呈现出闭锁性〔9〕。 由于自晚清开始出现的城乡关系的尖锐对立以及整个上层社会对农村的忽视，致使二元结构的扩散效应始终难以充分发挥。相反，零星的大城市犹如兀立于传统农村汪洋大海中的孤岛，表现出自我封闭式的发展。广大农村则在城市的吸纳之下，资金、原料大量外流，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于是，从总体上看，城市愈发展，农村就愈落后；城乡差异愈显著，现代性因子就愈难以扩散；扩散效应愈弱化，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分裂就愈严重；经济社会结构的分裂愈严重，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任务就愈难以完成。
三
农村经济的衰败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危机，这些危机最终导致晚清农村的社会与政治动荡，使现代化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全丧失。
农村经济衰败的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农村在衰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国家的疏离，这种疏离严重地削弱了国家对农村的整合与控制。自古以来，中国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并不存在一种直接的制度控制。隋唐以后，国家正式的政权机构只延伸及县，县以下，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乡绅阶层这一中介实现的。乡绅阶层实际上是前现代官僚制国家整合与控制农村的一个虽非正式、却不可缺少的层级。乡绅的这种特殊地位意味着他们与国家关系的疏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对农村整合与控制能力的强弱。但在晚清现代化以及现代化所致的农村衰败过程中，乡绅的这种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冲击。如城市工商业的兴起和农村衰败使乡绅的经济地位从总体上处于下降之中；又如晚清的一系列新政措施，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割断了乡绅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与官僚制国家的制度性联系；再如西方文明对儒学的冲击以及城市近代教育的出现，动摇了乡绅作为道德教化载体的师统地位。面对这一系列变化，部分乡绅顺时应势，转化成为新兴的商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更大一部分因循守旧者却无法适应变革中的环境，其地位与权势逐渐衰落。由此，一种愤世、失落、失去社会归属感的心理在乡绅中滋生。这种心理导致了乡绅玩世不恭、不负责任之利己主义的泛滥。他们乘国家忽视农村的空隙，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因此，其“合法性下降了，而剥削性却加重了”〔10〕。乡绅的蜕变，给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导致地方主义恶性膨胀，使国家与农村的联系脱节。乡绅们不再表现出作为精英阶层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勾结地方官吏，称霸乡里，与国家政权貌合神离。这种趋势加速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开始出现的地方势力的膨胀，国家权力流失的过程，成为清末民初之地方割据、军阀崛起和国家分裂动荡的重要原因。乡绅蜕变还导致了农民与国家的联系脱节。乡绅的蜕变，使豪强、恶霸、地痞、流氓之辈占据了农村社会权力的中心位置。这些人横行霸道，欺凌百姓，将原来多少存在的宗族与家族的联系纽带扯断。于是，农民既无法得到国家的保护，又失去了乡绅所曾给予过的一点可怜的荫庇。作为一个孤立无助的阶级，现代化对农民仅仅意味着更加沉重的榨取。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认同降低了，与上层社会的联系松弛了。农民阶级疏离于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又一次开始扮演瓦解王朝统治的传统角色。
上述方面给晚清现代化以致命打击，使清政府无法集中力量动员各种权力、物质资源支持现代化，并通过对社会的强力整合与控制，克服外部压力和因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而激发的内部矛盾，而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是否具备这些能力往往是其现代化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由于农村对国家的疏离，致使传统政治控制结构松散，权力传递之链中断，作为农民帝国之晚清的社会政治基础开始土崩瓦解。
农村经济衰败和政治控制减弱的直接后果是农村社会秩序的崩溃。1.游民对晚清社会的压力。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业流民。当时，在全国许多城镇都聚集着一支庞大的游民队伍。如山东地区“人多田少，不敷耕种”，闲民日多〔11〕；福建永春一带，“田土瘠隘”，百姓“资生无策，半游食于延津两府”〔12〕；四川、广东等地的游民就更多。这些游民到处流浪，或乞讨，或偷窃，或拐骗，或投身娼妓业，客观上为社会大动荡提供了社会因子。2.盗匪蜂起。农民无地可耕，“弱者坐守饥困，黠者流为剽窃”，使晚清社会成为一个盗匪蜂起的世界。农民为盗，多因谋生无路。“贫人既无生计，饥寒亦死，为盗而为官所捕亦死。等是一死，而饥寒重迫，必死无疑，为盗虽犯法，然未必为盗者，人人尽为官所捕。即捕，亦不过一死。是不为盗则死在目前，为盗且可以侥幸不死”〔13〕。这段分析较为准确地反映了绝大多数沦为盗匪之农民的心态。3.农民暴动连绵不绝。如果说游民和盗匪的压力至多不过是对晚清社会秩序的一种消极和无序的冲击，那么，有组织的农民暴动则是对这种秩序的积极突破。据杨庆根据大清历朝实录进行的统计，1866 —1875年民众运动达909次，1896—1911年达653次〔14〕。又据载，仅清末最后十年，以抗税、抗捐为主要内容，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就不下20余起。农民暴动多因农民与上层社会在制度上的联系过于脆弱以及这种联系的剥削性特征增强。这两个条件在晚清皆已具备，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精英未能实现与农民的结合，农民暴动才没有来得及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起义。即使如此，农民的暴动也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大伤了清王朝的元气，并且在客观上使现代化所必须依赖的有效的社会控制丧失。
更为重要的是，农村的动荡造成了城市与乡村在空间上的阻隔。这一阻隔使清政府无法再对农村发挥有效的影响，也使城市新兴社会势力难以顺利地渗透于社会底层。于是，在20世纪初，当朝廷内部现代派与传统派的较量逐步让位于朝野之间的现代化派的较量时，农村却远远地游离于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之外，又一次由超稳定走向了无序化的历史陷阱，并因此而对晚清及晚清以后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复杂影响：它使清政府中那些图谋新政者丧失了本来可能凭借国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而动员的最后一支社会力量——农民去还击城市知识精英的挑战；它也使作为西方文明最积极传播者的城市知识精英无法动员广大农民进行一场彻底变革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革命；它还使陷入无序状态的农民大量地被军阀、豪强收罗，使这些集新旧观念于一身的地方军人集团成为介于清政府和反清知识精英之间的、实际上对形势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第三种势力。清政府在反清知识精英和地方军人集团的夹击下垮台之后，国家政权落到了形形色色的军人手中，这些急于填补因清廷垮台而出现的巨大政治权威真空的军人们无心去疏通城乡之间的阻隔，反而通过一系列战争给农村带来更大的动乱与灾难，使农村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渊薮。这种结局向人们预示：自晚清开始的，通过城乡分裂型现代化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道路已经逐渐被堵死。
农村对晚清现代化最顽强的抵抗则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层面。狭隘和保守是传统农民的典型心态，而经济的衰败和社会与政治局势的动荡更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这种心态。他们终日为世态变幻对自身生存的影响而焦虑，希望安稳而非变化，希望权威而非自由。所以，客观地讲，未经组织而作为个体存在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往往是保守主义者，是传统秩序的维护者。这种根深蒂固的贫民保守主义与特权阶级的保守主义一样，“都是力图使既存社会秩序永久化的一个因素”〔15〕。这样，晚清现代化在政治文化上就受到了来自城乡上层保守势力和下层贫苦农民的双重夹击。这两大势力虽然拥有完全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但在维护传统和阻挠社会变革这一点上却又达成了文化上的同一。这使近代文化的传播更为艰难。而清政府内部那些现代化推动者在文化取向上本身所具有的妥协与矛盾性，又使他们在面对这种夹击时显得软弱和尴尬。
晚清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始终是缠结在一起的，晚清社会现代性因素的增长也往往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加深相伴随。这种现象是晚清历史上中外矛盾及现代性与传统矛盾相互纠缠和交织的结果，这就加剧了历史的复杂性。农民阶级自然不可能科学地认识与辨析这些复杂的矛盾，他们只能从朴素、直观的体验出发，确立对待上述现象的政治态度。例如，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连遭挫折，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国内，洋教的传播从沿海城市渗入内地农村，这一系列过程对农民的传统利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造成了极大冲击，从而激发了农民的民族义愤。另一方面，现代化也与农民的生活和观念发生冲突。修建铁路，开采矿山，占用了良田，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新政的种种摊派，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造成了农民生活条件的恶化。而由修路开矿引起的拆毁农民祖坟，破坏被农民视若神圣的龙脉与风水的种种现象更激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惧。凡此种种，均造成了农民群体政治心理的普遍受挫。当时在乡间广为流传的各种揭帖在某种程度上就折射出了农民由心理受挫而导致的不安、焦虑与愤懑〔16〕。挫折心理学显示，大的、连续性的挫折一旦超过了人们所能容忍的程度，便会使受挫者表现出一种社会行为失常，其最原始的反映即是受挫者对引起挫折的客体施以报复性的攻击。义和团运动笼统的、汹涌的排外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报复心理的最集中的反映。义和团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同时，也拼命反对一切与“外”、“洋”有关的新事物。他们称一切主张洋务、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人为“二毛子”，属赶尽杀绝之列。他们憎恨洋人，又罪及一切近代文明的物化形态。他们毁铁路，拔电杆，拆洋楼，烧洋书，甚至发生过因“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的事件。这些既反映了农民的民族义愤又夹杂着大量非理性因素的行为表明，在农民炽烈的爱国情感中渗透着浓厚的逆现代意识。而且，农民群体心理受挫愈深，这种逆现代意识往往也就愈明显。
综上所述，晚清现代化一启动即以遗弃与牺牲农村为代价，这种遗弃与牺牲给农村造成了灾难，最终通过饱经创伤的农村对现代化的逆反应，使现代化自身陷入了困境，并且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农村成了晚清现代化所面临的最深层障碍。事实上，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陷入了新一轮更大的动荡与战乱，现代化与农村社会的矛盾也在这种动荡与战乱中进一步加剧。中国的现代化由此便出现了一个二律背反：现代化的目的之一在于实现对农业社会的改造，然而，现代化所面对的最顽强抵抗，又恰恰是这个它要“化”为现代的农村。正是这个亟待“化”为现代却又被无情地抛弃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农村，与其他反现代因素一起，共同造成了中国现代化启动不久的顿挫。这一历史事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一次昭示出：农村的地位及其扮演的角色对于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注释：
〔1〕例如，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就仅仅停留在技术的层面，并未能进一步追究掩藏于现代化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他曾说：“l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比较则弃梏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为此，他提出了农业技术改良的一系列设想，但也就到此为止，没有触及到制度问题。
〔2〕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
〔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1页。
〔4〕同上。
〔5〕《求益斋文集》卷四，“农家类序”，第15～16页。
〔6〕赵德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页。
〔7〕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页。
〔8〕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晚清的农业剩余与国家对这一剩余的低提取能力的矛盾，并作出了各种解释。本文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剩余是不能否认掉农村普遍贫困的事实的。农业剩余不如说更准确地反映了农村土地占有不均的事实。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应进一步考虑将这些剩余转到工业化时所存在的制度与观念障碍。
〔9〕极化效应指较为发达的经济核心区（如城市）从不发达的经济边缘区（如农村）吸入各种要素和资源壮大自己，引起边缘区衰落。扩散效应指经济核心区向边缘区输出资金、技术与设备，将经济社会的现代性因子辐射至边缘区。扩散效应与极化效应呈反向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扩散效应的作用便日益增强。
〔10〕G·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1页。
〔11〕朱寿朋：《京华续录》，光绪朝190卷。
〔12〕徐继畲：《徐龛先生全集》“l奏疏”，卷下。
〔13〕《清稗类钞》“盗贼类”、“乞丐类”、“拐骗类”、“娼妓类”。
〔14〕转引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15〕埃里克·霍弗：《真正的信仰者》，转引自S·亨廷顿：《转变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16〕这类揭帖多以一种传统的价值评判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迷惘和恐惧。如对西医，谓之曰“汝医者实欲盗我人体之宝”，“刺人心肝，盗人脑髓，取人眼目”，对于火车、电线、采矿、照相等科学技术也都讹传以要用人心眼珠等。详见程
：《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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