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的内心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内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叶立文(以下简称叶)：您好。首先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我的提问仍然从一个老 问题开始。1986年是您创作发生重要变化的一年，发生这种变化的现实原因您在《白梦 》的创作谈里曾经提到过，我感兴趣的是这件事对您思想的影响，在当时有没有形成一 种精神事件，促使您的创作在1986年后转向了对人生世相的揭示和对人生存困境的思考 ?
方方：那是肯定的，虽然以前也写小说，但我并没有静下心来思考社会中人的复杂性 和人本性中一些根本的东西。过去只是喜欢写，小说有些浪漫而且简单。但那件事对我 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觉得人怎么可以这样险恶，人性居 然有这么多阴暗、肮脏或复杂的东西，它使我想了很多的东西。这件事其实帮了我一个 忙，我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写作方式。
叶：您创作上的这种变化很明显地体现在您对现实的认知方式上。您在许多小说中描 写的现实，基本上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对生活细节真实的摹仿，倒接近于先锋作家 依靠想象去虚构现实的方式，您能否具体谈一谈。
方方：我的小说虽然很真实，但靠的仍然是想象。小说不仅仅写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同样要写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风景》中写的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也许这个故事在别 处可能已经发生过，但我并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生活在那个环境中，我只看到他们生 活的表象，但对他们生活中一些根本的东西并不熟悉，那么我就根据他们的言谈、行为 、生活的奋斗方式以至吃饭穿衣等等去推测他们生活背后的东西。我的这种想象也许太 真实了，才被看成是写实的，实际上它仍然是虚构的，凭借想象去虚构现实，有可能让 别人看到虚构的一面，但也有可能产生无比真实的现实，以致将这种现实当作生活中的 现实，其实这也可以说是另一种真实。
叶：您对现实的认知方式与许多先锋作家确实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但有一种看法，认 为您的“新写实”小说是对先锋小说的反拨，这主要表现在您的小说中有很强的故事和 写实成分，您能否谈谈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学创新运动对您创作的影响?
方方：八十年代中期的创作气氛很好，大家都在寻找新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每 个作家都在试图创新。我的《风景》写于《白梦》这前，大概在1987年3月写的，但当 年年底才发出来，写完《风景》，我又写了《白雾》。我的创作确实受了当时文学总体 氛围的影响，但我并不认可我的创作是对先锋文学的反拨。所谓的“新写实”，是评论 家加在我身上的，我不争辩，并不意味着我的认同，实际上1987年在我发表的四部小说 《船的沉没》、《闲聊宦子榻》、《白雾》和《风景》里，除了《风景》与“新写实” 小说有点关系外，其它三部都称不上“新写实”。其实我不太关注评论界对我创作流派 的划分，不管我的小说属于什么流派，小说的可读性是我首先强调的，好的小说应该好 读，形式创新固然重要，但我更关注人物的命运或是人和社会的关系，不能说好读的东 西就浅薄，关键在于作家对笔下人物的理解，理解深了，自然会写出深刻的东西来。
叶：您的创作在哲理思考层面上很下功夫，比如对人物存在困境的描写就与先锋小说 十分发类似。但您不象先锋作家那样全力关注人类的生存困境，描写我们置身其间的价 值废墟，而是对人物险恶的生存环境及人性弱点怀有一种道德拯救的理想。像《乌泥湖 年谱》、《祖父在父亲心中》等作品中隐含的道德力量，对于《风景》、《落日》中人 物的生存困境是否有一种救赎的意味?
方方：我首先觉得人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是许多原因把人改变了。我笔下的知识 分子与市民不完全一样，但他们本来都有正常和美好的生存方式，只不过有些后天的因 素改变了人，这些因素既包括外界的原因，比如生活环境，也包括人自己的弱点将人的 生存方式变得近乎冷漠和残酷，我这么看问题也许就说明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许有 人认为人类本来就摆脱不掉生存的困境，但我不相信人会生来如此。改变人的因素其实 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人自身，人不能离开自身的基因遗传、兴趣、性格以至天性的东 西，另一方面是文化环境、生活环境的影响，人摆脱不掉这两种因素对自我存在的困扰 ，我多多少少有点环境决定论，当然我说的环境比较广义，但我相信人可以凭借理想、 道德去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
叶：确实如此，《风景》中用一个死者的眼光去看待现实，往往可以凭借一种距离消 除现实的残酷性与紧张感。那么从创作技巧的角度来看，您是怎样处理《风景》这部小 说的叙事方式的?
方方：我在写《风景》的时候，特别想让小说有一种叙述基调，用小八子这个死者的 视角去叙述，可以让叙述者与笔下的故事拉开距离，它给人一种沉郁苍凉感，可以造成 悲剧效果，这种叙述基调我觉得比较成功。另外在《风景》中，我把七哥的故事与他的 几个兄弟的故事交错叙述，这种结构也是我创新实验的结果。我当时考虑是如何写出新 意，因为在当时的文学氛围中，人人都对创作有种痴迷，很想写出好的作品来。其实《 风景》并不是什么反拔先锋文学的“新写实”小说，象小八子这个人物是完全虚构的， 但从七哥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我对现实的处理方式，他的性格压抑感，甚至变态心理 都使他在寻求一种突破，七哥的梦游，实际上是他突破压抑感的方法，而且梦游的情节 还表现了人物内心深处的生存欲望，这种生存欲望说明人始终有反抗存在困境的本性。
叶：您作为一个女作家，似乎很少关注女性经验和女性意识，而表现这些内容的女性 文学在九十年代以来十分盛行，我想您能否谈谈女性文学和您自己创作之间的关系。
方方：我觉得“女性写作”这个概念很成问题，过去大家从传统的观念出发，认为妇 女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只有男性写作，当一些女作家写了女性个人的婚姻、爱情、性的 时候，她们的创作就被称为女性文学了。其实我认为在今天妇女的地位已经很高，她们 面对的所有问题和男性是一样的，过去妇女参与社会的事情很少，她所面临的往往都是 家庭婚姻问题，所以人们一度认为只有写女性婚姻题材的文学才是女性文学。而实际上 在最近几十年来，女性的地位已经变化很大，城市女性大多是职业女性，农村的女性也 相当程度上靠自己的劳动成为家庭经济的来源之一，那么妇女所面对的问题其实和男性 一样，婚姻家庭等问题不再是女性关注的全部，妇女同样关注自己的事业和荣誉等问题 。所以女性文学并不仅仅只涉及女性的婚姻家庭等问题，这个概念实际上脱离了现实中 妇女的生存状况，忽略了妇女解放的程度，我觉得这是一种传统的女性文学观念。
叶：过去的女性文学毕竟是很少关注女性隐秘的私人经验以及女性意识，九十年代的 女性写作的确与描写婚姻家庭的女性文学很不相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方方：女性文学其实始终存在，只不过到了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这块蛋糕才算做圆 了。因为对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的书写在过去并不多见，女性作家在八十年代之前，往 往受男性作家的影响，比如茹志娟、草明等作家其实都受到过茅盾等男性作家的影响。 而现在的女性作家已经不象过去那样崇拜男作家了，她觉得崇拜自己就够了。过去的女 性小说性别意识不强，所谓的女性特色往往体现在委婉的语言风格中，而且思想受政治 的影响太大，她们的创作其实是一种公共性别的写作，为政治写作而不是为自己写作。 九十年代的女作家，身处一个女性教育程度大大提高的时代，她们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环 境中，没有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政治压力，她们的解放程度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没有政 治压力，也没有一种先在的文学观念困扰她们，所以九十年代以来的女作家在写作上很 自由，可以大胆地表现自己。在这之前的女作家，比如王安忆、铁凝、张洁、张抗抗都 有表现自己女性意识的作品，只不过到林白、陈染这里，女性文学的蛋糕才算做圆了。 文学史上当然不乏男作家写的表现妇女命运的佳作，象《红楼梦》，但林白她们对自我 最为个人化的书写，却是男作家无法写出来的。至于我个人或者说五十年代乃至更早时 间出生的女作家，我们的小说与我们的私人生活无关，林白、陈染的小说与她们的私人 生活有关，而棉棉、卫慧、九丹等再年轻一些的作家，她们的小说写的就是她们的私生 活本身。实际上我认为女性文学可以从这个角度分为三个层次。总的来说，女性文学始 终充满了对男权意识的反叛，但我的反叛是男性可以认同的，林白、陈染小说的反叛可 能对男性作家来说已经出格了。至于卫慧这批作家，她们的小说其实更多引起的不过是 男性对女性隐私的兴趣。在这里，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女性文学的反叛到底要走多远 ，是不是公开自己的隐私就是对男权意识的反叛，反叛是在肉体还是精神层面上展开? 是不是公开自己的隐私，抛弃伦理道德，才叫反叛。我认为这种反叛太表面化了。我的 小说中的反叛意识主要体现在一种独立的思想层面，这种反叛应当说比暴露女性隐私的 小说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当然我也有我的缺陷，在过去时代走过来的人，或多或少都要 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这就使我的小说看起来好像有点与时代错位了。
叶：您所说的这种错位，如果放在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层面而言，可以说失去了不少读 者，毕竟与那些依靠表现自我隐私和走商业化路子的作家相比，您的读者在数量上似乎 并不够多?
方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作家的读者当然越多越好，但如果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 而去改变自己，我不会做。这个时代大众的阅读趣味确实很俗。我觉得中国文化正在倒 退，人们的审美品位越来越低，消遣性的通俗文化和一些怪异的美学趣味越来越主宰了 大众的阅读取向。如果在这个混乱的时候，我去写一些迎合读者的作品当然也不难，不 过是编编故事而已，但那不是文学，我觉得作家应该始终遵循自己内心的原则去写作。 文学几千年来之所以有魅力，就是因为有许多作家照自己的心灵去写作。但我也不排斥 迎合读者的作家，有时候我觉得也需要有人去编编故事，抚慰一下读者的心灵，使他们 感到愉快，但我始终强调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坚持为自己的内心写作。
叶：如果您只遵循自己内心的精神原则去写作，那么您是否还关注自己的作品所产生 的社会反响，换句话说，您难道因此就不注重文学的教化功能了吗?
方方：文学的教化功能当然很重要，象我本人也从中感受过许多文学的力量。但你不 必强调每个作家都应持有教育读者的态度。文学是多元化的，我觉得每一种文学观念都 有存在的理由，比如通俗小说它可以抚慰读者，让读者打发打发时间，所以也很重要。 多元化的文学创作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各个侧影。至于我为自己内心创作的小说 ，即使没有一个读者去读，也没关系，因为它至少让一个灵魂得到了安慰。
叶：在您的创作中存在着知识分子和市民两类题材，您觉得哪一类小说才更接近您的 内心?
方方：因为我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所以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始终与我血 肉相连，息息相通，写他们的故事就是写我自己，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我写市民的 小说时所动用的生活经验，不过只短短的四年，象“三白”系列中的市民生活，我置身 其中却实际上是个旁观者，所以写这些人物时我只是个作家，象个职业杀手，却不能用 心用血去写他们的生活。当我写知识分子的生活时，感觉很冲动，有一种情感力量在里 面，因此我更喜欢《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这些小说，那些人物是我的亲 人，我身边的人，所以写起来用的就是心和血。其中很微妙的情感在这种创作状态下会 比较敏锐地展示出来。所以要说起来，这些小说更接近我为自己内心写作的创作原则。
叶：在谈话结束之前，能否谈谈您在创作中的不足以及您最新的创作计划。
方方：我很清楚自己的短处，这个短处就是对细节的把握不好，我是个宏观感觉比较 好的作家，但在细节描写方面比较弱。有的作家，比如王安忆在细节上的处理就非常见 功力，我的短处正是王安忆的长处，她的细腻不是轻柔、弱小，而是很有力量的细腻， 所以我很推崇王安忆。虽然我有我自己的风格，但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会在细节的把握 上有所改进。至于我最近的创作计划，本来是在写完《乌泥湖年谱》之后，打算写第二 部、第三部，但因为一些其它的原因，可能会过一段时间再写。我目前正在准备写一部 表现社会底层妇女基本命运的作品，大致情况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