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日本的安全与外交政策_军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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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新世纪之际,日本的经济、政治和外交都面临变革和调整的重大转折。如何为新世纪日本的发展探索新的战略,就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课题。小渊就任首相以来,针对日本目前的处境,着力推行带有自己特色的内外政策,获得了一些成果,特别是在安全和外交方面,出人意料地表现出“决断能力”并取得进展,受到日本国内外的瞩目。日本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走向将对亚洲乃至世界是形势产生影响,值得重视。

一、小渊内阁安全和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一)把加强日美安全合作、密切日美关系放在首位。

近几年来,日美在经济领域里的摩擦不断,对亚洲市场的争夺十分激烈,但在安全领域共同点较多。两国安全合作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摩擦对两国关系的冲击。小渊就任首相后明确表示要把进一步加强日美安全合作,改善日美关系作为内阁对外的首要任务。小渊首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两次正式访美并邀请克林顿总统访日,还利用出席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场合同克林顿多次会晤,此外两国政府高级官员也频繁举行磋商。通过这些会晤和磋商,两国在经济问题,特别在安全合作问题上取得较多共识,并达成了日本参加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研究等重要协议, 不仅进一步密切了两国关系,也提高了两国军事合作的水平。

1999年上半年,小渊内阁配合美国的需要,把主要精力用于设法在国会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相关法案并于8月25 日正式付诸实施。这是继1996年日美共同对日美安全条约“再定义”,1997年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后日本再次采取的重大行动。“周边事态法”等新指针相关法律的实施,使日本为美军在亚太地区进行的军事干预提供支援有了法律依据和现实可能,确保美军有了较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从而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部署基本到位。

日本之所以积极加强同美国的安全合作,是因为它看到自海湾战争以来,特别是不久前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更加凸现出美国军事力量在当今世界居绝对优势,西方各国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加深,认为日本只有更紧密地跟随美国,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才能获得发展自身军事力量,扩大军事影响和提高对亚洲安全事务发言权的机会。

(二)加大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力度,把阻止朝鲜发射导弹作为近期日本外交的重要目标。

日本以1998年8月朝鲜发射卫星为契机,明显调整了对朝政策。 日本极力渲染“朝鲜威胁”,一方面在国内制造紧张气氛,加紧进行军事对抗准备,另一方面在国际上积极开展外交攻势,在加强与美国、韩国合作的同时,利用双边和多边的外交活动极力游说各国共同采取行动阻止朝鲜再次发射导弹。首先,日本着力加强同美、韩在朝鲜问题上的磋商和合作。近年内,小渊首相与克林顿总统互访以及小渊与金大中总统互访的会谈都把协调对朝政策作为重点。三国外交和防卫当局的高级官员也多次举行磋商,研究朝再次发射导弹等的对应措施。1999年7月, 三国外长在出席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期间,再次就朝鲜问题举行磋商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三国将继续对朝实行对话和遏制的方针,并警告朝“如再次发射导弹将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同年9月, 三国首脑在新西兰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首脑会谈,就朝导弹问题的新进展协商对策,统一步调。日本舆论指出,“日本政府力争形成日、美、韩对北朝鲜的包围圈已经实现”。 其次, 小渊首相在1999年6月利用出席八国集团科隆首脑会议,7月访问中国和蒙古的机会,不断宣传朝发射导弹是“对东北亚安全的威胁”,要求八国集团“一致严厉警告朝鲜不要再次发射导弹”,要求中国在阻止朝行动方面发挥影响,要求蒙古利用自己同朝的良好关系加以劝告。同年7月, 日本外相在出席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期间,不断做与会各国外长的工作,并争取到会议主席声明写进“对朝鲜半岛形势表示担忧”的内容。此外,日本防卫厅长官8月访问莫斯科时, 也要求俄罗斯为阻止朝发射导弹提供合作。即使在9月美朝达成朝暂停导弹试验协议, 美国宣布将解除对朝制裁后,日本也仅表示可有条件逐步缓和对朝制裁措施,并未放松对朝施压。在日美韩协调一致对朝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方面,日本更侧重于大棒政策。日本之所以采取与美、韩有差异的强硬政策,除内政的需要外,对外还想显示日本的“自主性”,提高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发言权,改变过去被边缘化的处境。

(三)加快扩军步伐,突出防卫的“自主性”

小渊内阁在防卫政策上有不少突破,涉及过去历届内阁不敢涉足的禁区。

1.参加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研究开发。 过去美国曾一再要求日本参加TMD研究, 但因日历届内阁考虑到国内和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耗资巨大,一直持消极态度。小渊内阁利用朝发射卫星后日本国民的恐惧心理,改变方针,于1998年12月正式决定与美国共同研究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1999年8月,美就日参加TMD研究的换文达成协议,并签署了规定4个研究项目及费用分担、 技术转让等实施细则的谅解备忘录。

2.决定发射4颗国产侦察卫星,建立自主的情报收集系统。 日本防卫厅目前使用美、法卫星提供的数据以获得有关周边地区的军事情报。朝鲜卫星事件暴露了日依赖外国卫星的局限,促使日本决心“拥有自己的情报收集手段”。1998年11月,日本政府决定在2002年发射4 颗侦察卫星,并决定使用“自主研制的国产卫星”。对于是否使用国产卫星,日本国内和日美之间出现分歧。自民党内一部分人主张全部或一半使用美国卫星,其理由是使用美国卫星见效快(提前一年)、费用少(可减少40—60%),技术性能高(图像分辨力由2.5米提高到15厘米)。 美国政府也不断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至少使用1颗美国卫星。 日本政府坚持拥有自己情报来源的立场,决定全部使用国产卫星,但答应从美国购买部分卫星零部件。最近日美已达成协议,日本将向美国购买卫星遥感系统的传感器控制装置、数据记忆装置和光学透镜等。与此同时,日本还决定成立由300 人组成负责卫星数据解读和分析的“情报中心”以及对此作出政策判断的“情报运用委员会”,完善日本自己的情报系统。

3.决定购进空中加油机和大型、快速舰艇,加强空军远航能力和海上军事力量。1999年1月,日本防卫厅决定购进4架空中加油机,以大幅度提高空中预警飞机和战斗机的续航能力,同时还计划给130 架最新型的F2战斗机安装注油口,使这种以攻击地面基地和海上舰艇为主要任务的攻击机的活动范围“飞跃扩大”。过去日本已计划购进空中加油机,由于在野党的强烈反对而被延迟,这次日本政府以“朝鲜威胁”和支援国际维和活动为由而决定部署这种在国内存在争议和引起周边国家警惕的飞机。防卫厅为大幅度提高海军作战和快速反应以及向美军提供海上补给能力,将首次向海上自卫队部署排水量为1.36万吨级的大型补给舰(目前日本最大的补给舰“大隅号”, 排水量仅为900 吨), 计划在2005年前使其主力护卫舰大型化并在2015年前建造2艘排水量为4万吨级的轻量型航空母舰,此外还将陆续购进10艘高速导弹艇和3 艘高速巡逻艇。

(四)推动日元国际化,谋求提高日元的国际地位。

近年来,小渊内阁在经济外交方面的突出举措是积极推动日元国际化。长期以来,日本认为日元的国际地位与其经济实力不相符合,虽早在1985年就提出日元国际化的目标,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90年代以来,日元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1996年,在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日元所占比率由1985年的8.1%下降到6%,而美元则由50.1%上升到58.9%。目前在国际贸易中只有5%使用日元计算。而美元为48%。1999年, 欧元启动并将上升为美元相匹敌的国际主要货币,对此,日本担心日元在国际货币体制中进一步被边缘化。另一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货币危机发生后,日本认为这是促使亚洲国家摆脱对美元过分依赖、提高日元国际地位的大好时机。

鉴此,日本决心进一步推动日元的国际化。首先,加大对亚洲国家的金融支援以提高日元在资本市场的使用比率。1997年10月,日本提出设立由其主导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但遭到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反对而作罢。以后,宫泽藏相又于1998年10月在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财长会议上提出“新宫泽构想”,宣布日本将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复兴和促进贸易提供300亿美元的日元贷款。同年12月, 小渊首相在日本与东盟首脑会议上宣布,日本将向亚洲国家提供6000亿日元的特别贷款,用于由日本企业承包的工程项目等。1999年5月, 宫泽藏相在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上又宣布, 日本将为亚洲国家发行债券提供2 万亿日元(约合180亿美元)的信用担保。截止1999年7月,日本已根据“新宫泽构想”向韩、泰、马等6国提供217亿美元的贷款,使日本向亚洲提供的官方贷款总额有较大增长。

其次,日本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制的构想,力图使日元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之一。1999年1月,小渊首相访问法、德、意三国时, 提出建立日元、美元、欧元“三极货币体制构想”,主要内容是在这三种货币之间建立松散的目标汇兑机制,将汇率的波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持外汇市场的稳定。同年5月, 宫泽藏相在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上呼吁亚洲国家改革外汇制度,实施本国货币与日元、美元、欧元等多种货币联系的“货币篮子制”,以代替目前的“美元联系制”,减少汇率波动的风险。

二、当前影响日本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若干因素

从总体上看,日本谋求成为全球政治大国的大目标是决定其安全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主要因素,但近几年日本国内和国际形势发展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也对日本安全和外交政策产生一定影响。这主要是:

(一)日益抬头的新民族主义。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有位影响颇大的政治家提出日本应成为与其他国家一样的“普通国家论”,还有人鼓吹“超越战后论”、“结束保护论”,意在改变日本战败地位形成的制约和摆脱美国的控制。在此背景下,小渊内阁成立之初,其外相就明确表示,“日本外交应采取自己的立场”,“不能没有独立性,只是一味追随美国”。1999年,小渊内阁果断地采取自主行动,决定参加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究和开发,发射4颗国产侦察卫星, 宣称日“有权”对他国进行先发制人的“自卫”攻击等,突破了战后不少禁区。对此,日本舆论认为小渊首相正在推行“战后总决算路线”,“从中不难看出其背后民族主义阴魂”。法国报纸的文章指出,“日本出现民族主义情绪重新抬头的迹象”。美国报纸的文章也指出,“日本在军事、安全和国际政治领域开始走向扎根于民族主义的独自路线”。

(二)重新组合的新保守潮流。日本政坛在90年代剧烈动荡,除共产党外,其他政党都经历了分裂和重新组合,并出现了三届不同政党组合的联合内阁。总的趋势是保守势力不断扩大,中间和革新势力逐渐减弱;多数政党的政策日益趋同化,特别在防卫政策和对美关系方面,分歧日益缩小。1999年初,自民党与自由党宣布达成政策合作协议并建立联合内阁,标志着这两股曾在日本政坛呼风唤雨、相互争夺的保守势力走到一起。同时他们还积极拉拢在野第二大党公明党,经过对今后实施的内外政策的激烈争论,三党于同年10月初正式达成政策合作协议并建立联合内阁。日本舆论称这种保守政党合流、中间政党追随保守势力的现象为“新保守潮流”。1999年,小渊内阁之所以能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操纵国会接连通过在国内争议很大的“周边事态法”、“国旗国歌法”、“窃听法”以及在国会设立“宪法调查会”等法案,完成过去历届内阁未能完成的立法,就是依靠了自民党和两大保守势力的联合并争取公明党甚至部分民主党议员的支持。

(三)正在蔓延的国际新干涉主义。战后,日本对武力介入海外地区和国家的冲突一直是重大禁忌。90年代初,对于是否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日本国内经过激烈争论,国会才通过有限制地允许参加维和活动的法律。自冷战结束、海湾战争以后,国际上以各种名义武力干涉地区或国家内部冲突的事件不断发生,与此相适应,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正当论”等新干涉主义谬论逐渐抬头。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武力干涉科索沃,是新干涉主义的最新表现,它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日本从90年代开始,也对国际上特别是亚洲的地区和国家内部冲突异常“关心”起来。有人鼓吹日本要抛弃“一国和平主义”,自卫队应到国外去“流血、流汗做贡献”。还有人声称,“以往的主权国家论已行不通了,应通过全球规模的警察力量来维持秩序”。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把周边地区和国家内部发生的冲突列为日本出动自卫队同美国进行军事合作的事项,以及日本政府决定参加远远超出自卫需要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开发等,都与当前国际上新干涉主义的横行有密切关系。

三、今后日本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走向

从总体上看,日本进入21世纪后,对外仍不会改变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对美国的依赖,仍需借助美国的影响来实现其全球政治大国的目标。同时,日本也会逐步构筑自己的地盘,扩大影响以应付国际经济、政治领域里同美欧的争夺。另外,国内要求“独立自主”和摆脱战败国束缚情绪以及“政治总体保守化”倾向的发展,也会对日本的决策产生影响。看来,日本今后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走向可能是:

(一)谋求进一步扩充军事力量和加紧做好应付“不测事件”的法律准备,将是今后日本安全政策的重点。在扩军方面,日本将着力发展海空军力量,提高军队尖端技术和装备水平。在完善法律方面,除将不久前被搁置的“船舶检查法”重新提交国会审议外,防卫厅将加紧为制订“有事法制”作准备,提出应付“日本有事”时的“紧急事态法”和其他法律的制订和修改方案。此外,日本还可能通过修改宪法第9 条或重新解释法律等,突破不使用集体自卫权的制约。

(二)日美关系将在两个侧面同时发展。一方面日美基于各自安全与外交的需要,将会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加强合作和相互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双方矛盾和摩擦的发展,日本在安全和外交上对美会表现出更多的“独立自主”倾向,美国会加强对日本的控制和防范。

(三)日本对亚洲外交将在两条线上加紧活动。一以经济援助为主要手段,密切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同时加紧推动日元国际化并同部分国家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区等,逐步建立由日本主导的经济圈。另一方面以所谓“朝鲜有事”、“台湾有事”等为借口,加强同美国等的协调,做好军事干预的准备,同时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对话,提高日本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发言权。

(四)加强多边外交活动,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谋求在八国集团中发挥“亚洲代表”的作用。日本将利用21世纪首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日本冲绳召开的机会,力争掌握会议的主导权,准备在同亚洲国家磋商的基础上提出日本自己对会议议题等的方案。二是加紧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交活动。日本利用科索沃事件,极力主张加快安理会改革,表示日本“愿意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今后将会继续四处游说,争取支持。三是抓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活动的领导权。1998年,由日本倡议设立的关于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东京论坛”已连续两年在日本召开国际会议,会议提出有关核裁军的建议明显反映日本政府的意图。另外,从1999年10月起,日本将成为审议全面禁止核试条约会议的主席国,今后日本将会利用这些组织,以显示日本在核裁军等方面的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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