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前沿研究--基于学术会计领导人才“十年”工程的成果_盈余管理论文

审计前沿研究：基于学术类会计领军人才项目“十年”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军论文,成果论文,学术论文,会计论文,项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11月，财政部领导下的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工程正式启动（以下简称“领军人才工程”）。该工程旨在为我国培养企业类、行政事业类、注册会计师类、学术类4大类别的高级会计人才。十年来，领军人才工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领军人才工程中，学术类领军人才的科研成果已经开始凸显，在大量业已发表的文献当中，审计是其中重要的研究领域。审计类文献的研究主题主要围绕审计质量、审计定价、审计与公司治理、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审计师及事务所选择等话题展开。其中，审计质量、审计定价、审计师的选择是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根据文献成果，本文也将重点从上述三个方面就目前审计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文章框架如图1所示。

      

      二、审计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在公司治理代理问题的背景下，审计扮演着解决信息不对称，监督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角色。因而，审计质量的高低是市场有效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审计质量受到何种因素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目前已有较多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审计主体与客体、审计师与客户关系、审计环境。

      （一）审计主体与客体

      审计主体，是指在审计活动中主动实施审计行为，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机构及其审计人员。关于“四大”与非“四大”审计质量的比较，曾亚敏、张俊生（2014）以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作为审计质量的表征量，发现“四大”明显优于国际会计公司成员所；但是如果以客户企业财务报表的可控应计作为审计质量的表征量，那么国际会计公司成员所与国际“四大”或本土所均不存在明显差异。就其研究结果来看，整体而言，“四大”与“非四大”可能是影响审计质量的一个因素，但其显著性受到审计质量度量指标的影响。从审计师的角度，也有学者对审计质量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王璐、李晓慧（2009）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了工作不满意与忽视行为的关系，同时检验了员工情绪智力对工作不满意与忽视行为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注册会计师对工作不满意的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采用压缩必要的审计时间、机械地执行程序、不积极参与讨论等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的忽视行为。文章认为审计师对工作不满意会导致其消极工作行为，但是关于审计师受情绪影响下的消极行为对审计质量的直接影响作者并未明确阐释。

      审计客体是指接受审计人审计的经济责任承担者和履行者，即被审计单位。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财政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等。从审计客体来看，研究结论趋向认为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相应在被审计时能够得到更好的审计质量。余宇莹、刘启亮（2007）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将是否双重上市作为高质量公司治理系统的替代变量，发现公司治理系统越好，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越小，审计质量越高。范经华、张雅曼、刘启亮（2013）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补充了公司治理对审计质量影响机制的研究。作者以2008年至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内部控制和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结果发现公司的内部控制越好，越有助于发挥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

      除对客户治理水平影响审计质量的研究之外，学者还对企业经营风险对审计投入的影响做出了相关研究。韩晓梅、周玮（2013）从企业业绩波动的视角研究客户的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对审计投入的影响。发现与无业绩重大波动的公司相比，业绩重大波动的公司获得更多审计投入；与正向非重大波动的公司相比，正向重大波动的公司获得更多审计投入；业绩负向重大波动的公司获得的审计投入并不高于负向非重大波动公司。说明在审计风险识别上，审计师更关注业绩出现正向波动的相关公司，而对于出现负向业绩波动的公司投入更少。

      （二）审计师与客户关系

      除了从审计主体或审计客体单一视角对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研究之外，大量的文献集中在了审计师与客户的关系维度，着重讨论了审计师或事务所任期时间及轮换更替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

      从任期时间与审计质量的角度来看，现有的研究还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即，不论是认为任期时间延长会提高审计质量还是损害审计质量，都受限于一定的约束条件。一方面，不论审计任期的长短，实际审计质量与审计风险有更大的相关性。例如，宋衍蘅、付皓（2012）以中国A股市场上针对2003年至2009年年报发布过补充更正公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事务所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讨论。发现事务所任期越长，审计质量越差这一现象仅仅存在于涉及到的审计风险相对较低的上市公司中，而对于补充更正内容涉及到的审计风险相对较高的上市公司来说，事务所审计任期对审计质量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在较高的审计风险水平下，事务所不会因为任期较长而丧失审计独立性。另一方面，聘用性质也会影响审计师任期时间对审计质量的作用。例如，刘启亮、唐建新（2009）针对学习效应、私人关系、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的研究发现，在正常的聘任关系下随着签字审计师任期的延长，审计质量会逐渐提高，但在异常聘任关系下，由于签字审计师与客户存在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审计师的独立性可能因此受损，学习效应对审计质量的积极影响也会受到削弱。

      从审计师轮替角度来看，一些上市公司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时，选择追随签字注册会计师跳槽并改聘新所。谢盛纹、闫焕民（2013）针对换这种“所”不换“师”式变更现象，实证分析这种特殊形式的变更及其承载的超工具性关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这种特殊形式变更承载的超工具性关系越为密切，签字注册会计师回报客户“人情”的动机越强，审计质量越差。当不考虑这种承载超工具性关系的特殊形式变更，单纯考察换“所”与换“师”的后果时，结论又是怎样的呢？谢盛纹、闫焕民（2014）进一步对比了二者之间的差别。学者通过采用2007年至2011年我国A股市场发生审计师轮换的公司为样本，对比分析事务所轮换模式与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模式的成效差异。结果显示与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模式相比，事务所轮换模式导致了相对更高的轮换成本，却提供了相对更差的审计质量。该项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对比检验了两种审计轮换模式在轮换当年的轮换效果及轮换成本，而在轮换的后续年度，两种轮换模式下的成效并没有进行更多的比较。

      此外，吴溪、王晓、姚远（2004）通过中国证券市场中审计师担任其上市客户财务高管的一则案例研究，发现在审计师与客户形成雇佣关系之前存在着审计质量减损的若干迹象。

      （三）审计环境

      关于审计环境对审计质量的作用，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法律监管环境、市场环境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

      在监管处罚制度方面，吴溪（2008）针对监管处罚中的“重师轻所”及其后果的研究发现，与师所并罚的方式相比，“重师轻所”的做法并未对涉案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体系做出明确警示和惩戒，从而使置身于该体系中的事务所负责人以及其他未受罚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行为更不可能受到警示和震慑。吴溪的研究表明“重师轻所”的监管处罚方式无法激励事务所的质量控制体系得以完善，从而无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

      在公司面临的监管风险方面，宋衍蘅、肖星（2012）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差衡量事务所面临的监管风险，研究发现，大事务所只对监管风险较高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事务所面临的监管环境改善后，大事务所才对所有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审计质量与事务所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再依赖监管风险而存在。因此，在法律环境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加强监管是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有效机制。

      在法律政策方面，方军雄（2009）采用三种相互补充的研究设计具体考察2001年开始实施的审计收费信息强制披露政策对我国审计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审计收费信息首次披露后年度（2002-2003），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的差异显著缩小、审计质显著提高。审计收费信息强制披露有助于激励审计质量的提高，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只关注了首次披露后年度的信息，时间窗口较短。

      关于市场化程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学者的研究结论趋近，即普遍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审计质量也会随之改善。如：雷光勇、范蕾（2009）以我国2003～200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市场化进程角度研究外部审计的公司治理功能及其所受法律执行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内部人利益侵占程度就越低；地区法治环境对外部审计的需求及其监督功能具有显著影响，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单纯对审计市场的管制放松则可能会使审计质量受损。方军雄（2010）以B股市场双重审计制度的废除为切入点，针对中国审计市场管制放松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发现政策生效之后大部分B股公司放弃双重审计，审计费用随之大幅下降，同时先前实施不同集团审计模式的公司其审计质量和信息环境出现恶化，而原先实施同一集团审计模式的公司却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相关文献还从其他的角度对审计环境如何影响审计质量进行了研究。2007年，审计准则变更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引入了中国证券市场，韩晓梅、郭威（2011）对准则变更前后审计项目投入的水平进行了比较。发现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效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对高风险客户的关注程度。方军雄（2011）则以审计市场作为切入点系统检验了声誉机制在中国市场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声誉受损之后注册会计师显著提高了其审计质量。雷光勇、邱保印、王文忠（2014）以2007～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社会信任、审计师选择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审计质量均呈显著正相关。

      三、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

      会计师事务所在决定审计收费时考虑到了审计成本与审计风险。Simunic（1980）最早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可能影响审计收费的10大因素，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是决定审计收费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控股子公司数、涉及行业类型、资产负债率、前两年的盈亏状况、审计年度的审计意见类型以及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成本，而会计收益率、审计任期和事务所规模等因素在回归方程中并不显著。基于现有的研究文献，本文从法律监管环境、事务所及审计师、公司治理三个角度对决定审计定价因素的文献进行梳理。

      （一）法律监管环境

      从法律环境来看，现有研究认为法律环境的完善度与审计定价呈正相关。陈小林、潘克勤（2007）从法律执行度的角度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以2001～2003年271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法律环境、政治关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法律执行力度越强的地区，审计定价越高；行政监管和法律制度改善后，审计定价显著上升；政治关系越弱的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而且“四大”对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

      2007年9月，B股公司的双重审计制度被取消，学者对这一政策变更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李爽、吴溪（2009）初步描述了该变化对B股公司的审计师再选择特征和B股公司所承担审计费用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发现，对审计费用的经验观察显示：在取消双重审计之前的审计费用规模上，同一审计集团的“四大”组公司最高，非同一审计集团的公司居中，而同一审计集团的“非四大”组公司最低；在取消双重审计之后，非同一审计集团的公司以及同一审计集团的“非四大”组公司均发生了审计费用规模的显著下降（其中前组公司的降幅显著超过后组公司），而同一审计集团的“四大”组公司未见显著下降。由此可见，对于不同特征的公司，取消双重审计所减少的审计费用并不相同。

      （二）事务所及审计师

      事务所与审计师作为审计的行为主体以及收费方，在决定审计定价时起着重要作用。从事务所及审计师的角度来看，有研究认为事务所的行业专长和声誉会影响到规模经济效应的传递。如陈胜蓝、马慧（2013）考察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和声誉对其规模经济性传递效应的影响。使用中国上市公司2001～2011年区域层面数据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表现出更强的规模经济性传递效应；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表现出更强的规模经济性传递效应。进一步测试的结果表明，行业专长和声誉对规模经济性传递效应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增量效应。除了事务所之外，注册会计师自身的声誉对于审计收费也有影响。相关研究包括，方军雄（2011）以审计市场作为切入点系统检验了声誉机制在中国市场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声誉受损之后注册会计师显著提高了其审计质量，审计质量改善的注册会计师其客户流失率明显较低、而审计收费明显较高。当然，这一文献只进行了纵向的比较，对于声誉影响审计定价并未从横向角度进行研究。

      （三）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对审计定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内部控制复杂度、资本结构、公司盈余管理这些角度。从内部控制的角度来看，张宜霞（2011）以中国内地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式。研究发现，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复杂性与审计收费正相关。其作用机制的理论基础在于内控的复杂性会增加审计成本从而抬高审计收费。相关研究还从资本结构的角度进行了考量。如张路、岳衡、王会娟（2013）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债务期限结构和产品市场竞争两项外部治理机制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短期借款比例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审计收费越少。从理论依据上来讲，短期债务和产品市场竞争提升了公司的治理水平，减少了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审计风险，从而降低了审计收费。此外，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也会提高审计风险。刘运国、麦剑青、魏哲妍（2006）在Simunic审计收费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3年12月31日我国深沪股市1183家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特有监管制度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审计费用在一定程度上与盈余管理正相关，注册会计师对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审计费用与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审计费用对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正相关，但并不显著。注册会计师为了降低盈余管理所带来的风险，增加了审计成本。为了弥补审计成本和防范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相应的也会提高审计收费。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到审计定价。例如从自选择的角度来看，陈冬华、周春泉（2006）运用Chaney、Jeter和Shivakumar（2004）的研究方法，以2002年我国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自选择问题对我国审计收费的影响进行了经验性探索。研究发现自选择问题对审计费用存在显著影响。考虑自选择因素后，大所会调低对自己客户的审计收费，小所则反之；不同规模的事务所对审计服务的定价方式存在差异；选择大所的公司如果聘请小所，审计收费将会下降，说明这类客户偏好大所的高质量审计服务，并为此支付了更高的费用；选择小所的公司如果聘请大所，审计收费会显著上升，这部分公司可能出于降低成本才聘请了小所。媒体报道也会通过审计风险路径影响到审计定价。刘启亮、李蕙、赵超、廖义刚、陈汉文（2014）利用2001～2009年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司面临的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审计收费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和首次媒体负面报道会引起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然而这些影响均只存在于高诉讼风险的环境下。也有学者选择一定的标准来代表审计风险，以此直接衡量审计风险对于审计定价的作用。如宋衍蘅（2011）以受到相关监管部门调查或处罚作为衡量审计风险的替代变量，讨论了审计风险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违规公司披露接受调查或处罚信息当年的审计费用显著高于其他公司，而在相关信息披露前一年，这种差异却并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审计师能够在前一年认识到违规公司的异常审计风险，但是在审计市场竞争压力下，能否提高审计定价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计师的相对谈判能力。文章的一个不足在于并未区分文章定义的衡量审计风险标准和审计师相对谈判能力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即相对谈判能力有可能是最终影响审计定价的因素。

      四、审计师选择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独立审计是公司的一盏重要的“信号灯”。公司可以通过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向投资者传递信号，以表明它们的财务状况处于良好状态（Titman and Trueman，1986）。从代理理论的角度看，公司选择审计师会考虑降低代理成本和为此所付出的监督成本。基于上述理论，本节考察了影响审计师选择具体因素的相关研究。

      （一）公司治理

      在公司内部治理方面，相关研究趋向于认为治理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高水平的审计师。

      例如，有研究认为股权结构更健康的企业也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张敏、冯虹茜、张雯（2011）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选择及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可能聘请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也更容易获得清洁的审计意见。机构投资者对审计师选择、审计意见的影响在法律保护较差的环境中更加明显。在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结论仍然成立。公司内部治理对于审计师的变更也有影响，王雄元、张士成、高伟（2008）从审计委员会对事务所变更的作用这一角度进行了研究。作者以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视角，探讨了具备怎样特征的审计委员会才能有效履行其职责。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显著负相关：审计委员会的开会次数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没有显著关系，说明审计委员会的存在有助于减少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除了上述公司治理因素外，相关研究也涉及到了财务重述行为与审计师变更的关系。在发生财务重述后，公司更倾向于更换事务所来实现信号传递的需求。例如，张敏、张卓然、张雯（2012）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重述公司的审计师发生变更的概率要低于非重述公司；在非国有企业中，未发现重述与审计师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对国有企业来说，财务重述与审计师变更类型之间无显著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有微弱的证据表明，财务重述公司更容易将事务所变更为小所，如果上期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这种倾向更明显。

      （二）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对于审计师的更替同样受到学者的关注。具体而言，学者从政策环境、媒体报道、市场环境以及社会信任度的角度研究了这些外部因素对于公司在选择更替审计师的影响效应。

      在政策环境的方面，曾亚敏、张俊生（2012）基于事件研究方法的分析结果显示，“四大”的客户企业的投资者在财政部发布《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的通知时窗内反应积极，宣告日当天的超额收益率均值为0.8%。此外，盈余管理动机较强企业的投资者对“四大”本土化转制反应更为正面，这反映了他们更强的审计需求。整体来看，资本市场不仅不会因为本土化转制而降低对“四大”的信任，反而认为这将有利于客户企业价值的提升。从信号理论看，对“四大”审计业务的信任也体现了企业通过审计师选择来传递经营信号。李爽、吴溪（2009）研究了B股公司的双重审计制度被取消后，该变化对B股公司的审计师再选择特征和B股公司所承担审计费用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由于相当比例的B股公司采用了同一集团审计模式，大大降低了取消双重审计对审计师再选择的实质性影响；而对于采用非同一集团审计模式的B股公司，在取消双重审计后，公司对原来的法定审计师表现出较强的续聘倾向；“四大”国际会计公司在B股法定审计市场的份额在取消双重审计之前已经较低，双重审计的取消并没有明显改变“四大”在B股审计市场的份额。

      关于媒体报道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刘启亮、李祎、张建平（2013）通过对2001～2009年主板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公司面临的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公司和审计师之间的审计聘用关系越不稳定，越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并且，在低诉讼风险环境下，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变更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只有在高诉讼风险环境下，媒体负面报道才会显著地影响审计师变更。

      在市场环境方面，学者主要研究了政府干预对于审计师选择更替的作用。例如，雷光勇、李书锋、王秀娟（2009）用2003～200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政治关联、审计师选择及公司价值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干预多、法治水平低的地区，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低质量审计师；无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则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传递自身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信号。

      社会信任程度对于审计师的选择同样有所影响，雷光勇、邱保印、王文忠（2014）以2007～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社会信任、审计师选择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试图从社会信任角度解释审计师选择的非正式制度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高社会信任地区的企业更愿意聘请高质量审计师。

      此外，有学者也从具体的行业内研究了审计师选择的决定因素。在制造业方面，张敏、马黎珺、张胜（2012）采用2002～200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对公司审计师聘用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非国有公司来说，供应商集中度或客户集中度越高，公司聘用大所进行审计的概率越低。对于国有公司来说，随着供应商集中度或客户集中度的上升，公司聘用大所进行审计的概率先逐渐下降，但随后又逐渐上升，呈现出U型关系。上述研究表明，公司会通过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向供应商或客户发送信号，换言之，审计信号理论对于投资者之外的利益相关者也是适用的。而在银行业内，张雯、谢露、张敏（2013）运用2005～2009年间的172个商业银行的样本数据，从关联贷款角度实证研究了大股东的掏空动机对商业银行审计师选择的影响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商业银行向大股东发放的关联贷款规模越大，越倾向于聘请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关联货款对审计师选择的上述影响在民营商业银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银行所在地的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关联货款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越显著。

      本文主要回顾了2006年至2014年学术类领军人才审计研究的主要文献，从审计质量、审计定价及审计师的选择三个角度对一系列审计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

      首先，本文回顾了影响审计质量的相关因素，分别从审计师、公司治理、审计师与客户关系以及审计环境的角度归纳了它们对审计质量存在何种影响。就文献研究而言，“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公司治理越好，相对的有助于得到更高的审计质量；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模式相对事务所轮换模式更易获得高质量的审计；而任期的时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还未有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主要是受限于审计风险和聘用关系等条件的约束；就审计环境而言，监管环境的有效改善对审计质量的提高有所裨益，而市场化程度与审计质量也呈现正比关系。关于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研究公司治理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上，没有完全剔除自选择问题的影响。其次，关于监管政策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方面存在研究时间窗口过短的问题。

      其次，关于影响审计定价因素的研究。总体来看，审计定价仍然主要受审计风险和审计成本决定。在此框架下，法律监管环境越完善，审计师承担损失的风险越大，进而审计定价越高；审计师声誉越好，审计收费也越高；企业内控体系越复杂，面临的审计收费也越高。短期债务比例及产品竞争程度与审计定价呈正相关；而盈余管理的程度与审计费用也有正比关系。此外，自选择问题和审计师相对谈判能力也对审计收费有作用。不足之处在于关于审计师声誉对审计定价的研究文献中，只进行了纵向的比较，对并未从横向角度进行对比研究。又如，在研究监管部门调查或处罚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时，没有将文章中提出的审计师相对谈判能力与文章研究对象进行严格的区分，导致了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受到损伤。

      最后，在影响审计师选择更替的因素方面。研究结果认为公司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越倾向于聘请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公司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与专业性越强，更换事务所的频率相对越低。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发生财务重述后有更高的概率更换审计师。从外部环境来看，四大本土化相关政策并不会影响资本市场对其的信任；高诉讼风险下，媒体报道会显著影响审计师的变更；在政府干预多、法治水平低的地区，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低质量审计师，相反，无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则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而社会信任程度更高的地区更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

      总体而言，学术领军人才目前在审计质量、定价和审计师选择领域已经形成了大量高质量的文献成果。这些成果丰富了审计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对于规范我国审计制度，完善审计环境从而更好地发挥审计在市场中的中介作用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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