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博弈与货币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对中国而言，公众的预期到底属何性质；第二，在理性预期假设之下，我们真的可以得出货币政策无用，而应实施单一规则的结论吗？
一、关于中国预期的性质
在货币需求函数中，收入预期、价格预期和汇率预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货币需求不稳定性的重要根源之一。如果预期是理性的，那么按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是无用的，决策者们不能（即使是短期内）通过总需求管理来系统地改变就业水平，这反而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由理性预期是否就能得出该结论，我们在下一节再进行分析），因而主张稳定的货币规则。就本文的货币需求型调控来说，如果预期是理性的，那么，货币当局企图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和法定准备金比率的变动等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经济行为主体的货币需求行为是不能生效的，经济行为主体能通过相应的措施来抵消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影响。但是如果预期不是理性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就应是可行的。
社会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使决策者对与他有关的不确定性的经济变量进行预测，这样便形成了他的预期。在经济学教科书上最常见的几种预期都是以决策者对信息的利用和处理来划分。
在蛛网模型中，决策者的预期是以现行变量为基础的，由于所有的行为主体都遵循同样的原则，这个模型就按我们所熟悉的蛛网形状循环往复。
外推法预期不仅以经济变量过去的水平为基础，而且要考虑经济变量的变化方向，任何时期的外推法预期都等于前一时期的变量水平加上（或减去）一定比重的前两个时期的该变量水平之差。
而适应性预期则是决策者根据他以前的预测误差来修正每一时期的预期的，因此适应性预期只是汇集了被预测的变量的过去值。所以当被预测的变量处于较为合理的稳定状态时，适应性预期较为有效地反应了经济的现实。但是行为主体并不是如此简单地使用过去的信息，他会对当前的信息有所反应。因此当被预测的变量突然跃上较高水平而呈现出不稳定时，适应性预期就暴露出未考虑到利用当前信息的缺陷。这也是李拉亚（1992）所提出的粘性预期概念的一个方面的含义。在李拉亚的粘性预期概念中，他就认为在价格水平较低时，粘性就体现为适应性。
理性预期则认为经济行为主体都能运用他们有关经济体系结构的知识，并运用其所能够利用的信息来形成他们的预期。
我们认为用理性预期概念或粘性预期概念来说明中国预期的性质都是不适当的，其理由可由如下阐述：
第一，这种以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来划分预期属性的方法，未能考虑到决策者的情况，把决策者当作同质的经济人来抽象，从而认定个体的预期都是相同的，而公众的全体预期则是可以用个体预期来代表。事实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是不相同的，这种不同主要来自于行为主体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方式的不同。相反，粘性预期是从粘性价格中引申而来的，事实上它是重视预期的调整过程，并由此而给出此概念的，它不能享有与其他预期要领同等的地位。
作为公众（住户和企业）的预期来说，住户的预期（比如价格预期）是上一时期的实际所见价格及其预期、实际收入及其预期、本期的收入预期和政策变量的函数，该函数依赖于其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和经济心理承受能力。经济行为主体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影响其对货币的需求，从而影响供给，这又会进一步影响通货膨胀，而这又会影响公众的预期。
住户个体的预期函数有如下特性：首先，预期是不稳定的，具有相当的弹性，这种不稳定性主要是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1988～1991的经历就能较好地说明这点。1988年政府大张旗鼓地宣传要闯价格关，长期固定不变的价格一旦实施改革，会导致价格的上涨，这是当时人们的预期；结果，人们纷纷提取存款购物保值而形成了1988年的抢购风潮。此后，政府采取措施，价格体系暂不改革，又提高了存款的利率，对经济进行整顿和紧缩，结果抢购风潮被平息，存款又开始稳定。但是自1990年开始全国经济出现困难，市场疲软，此后虽然实施了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但是政策难于发挥其效果，其原因在于，预期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预期价格还要下降。其次，就住户个体对信息的处理方式来看，他们并不能在目前的情况下，都能利用其有关经济体系结构的知识，也不能运用其所能利用的信息。因此他们的预期是介于理性预期与适应性预期之间的，我们称之为准理性预期。
企业的预期就特征而言与住户的差不多，但其个体价格预期则是上一期的价格及其预期，以及政策变量的函数。
住户和企业的个体预期共同作用就形成了社会公众的总体预期，该总体预期可以用数学期望来表示。当住户、企业的个体价格预期一致时，则总体预期的值达到最大，这种预期被称为同向预期；当住户、企业的个体价格预期相互抵消时，则总体预期的值为0，并为最小值， 这种预期被称为零和预期。（牛仁亮、宋光茂、丁宝山，1990）实际上，现实社会中，常见的是介于这两种预期状态间的预期。从而总体预期也应具有个体预期的一般特征，即不稳定性和准理性预期性。
第二，理性预期是建立在这些假定之上的，即信息是充足的也没有被浪费，预期形成的方式取决于经济模型的结构（卡特等，1988）。关于预期形成的方式取决于经济模型的结构的问题，在第一点中已有说明。关于信息问题的假设，我们认为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虽然经济学的研究是从假定开始的，但是修正不符合现实的假定使之更与经济现实吻和，是经济工作者的任务，而并非象Friedman所说的假设无关紧要。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行为主体必须拥有足够的可能获得的信息，但是对行为主体而言，有两个问题，其一乃是行为主体是否能够拥有足够的信息。事实上，由于信息是不足的，行为主体获得信息是要花费一定的成本的，并不是所有的行为主体都能够承担得起的。不能因为一部分行为主体是理性预期的，就认为“整个市场看起来就好像所有的参与者都作出了理性预期”（卡特等，1988，第111页）， 这我们在第一点中作了说明。并且，在中国现阶段，市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干预，价格信息就不可能是“充足”的。其二，由于行为主体的背景各不相同，他们并不是都能有效地利用其所能得到的信息。相反，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现实中，行为主体并不拥有其进行预测所必需的信息，在文盲、半文盲和大多数人文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行为主体不可能有效地利用其所得到的信息。社会的大多数公众所得到的信息，大多是从传媒和传言得到的。对消费者来说，其预期的形成则是从活生生的市场中感受到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和工资的增加之类的信息，而不是货币供应量多少之类对公众的预期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信息。并且作为公众信息重要来源的传媒，在中国是作为政府或行政机关的喉舌，它所传输的信息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应该指出，舆论导向是影响公众预期的重要手段。
第三，理性预期对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急剧变化的国家（虽然中国是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但是相对于西方国家的结构的自然缓慢演变而言，中国的体制变革的确是急剧变化的）来说，是不适应的。因为理性预期是在一定的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当经济结构发生了像中国目前这种急剧的变革时，公众要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学习这些新的经济结构从而进行预期，这对中国的公众来说是勉为其难，因而是不现实的。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公众的预期已经跨越了适应性预期的阶段，但是由于多方面的限制，不可能是完全的理性预期，是介于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之间的准理性预期。
在准理性预期的条件下，即预期介于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之间的条件下， 货币政策的无效性结论是无法推导出来的。在这方面，McCallum（1989）和后凯恩斯主义者的研究已有所讨论（虽然他们没有提出准理性预期的概念）。
McCallum 在其所建立的模型中， 将总需求函数中所利用的预期项Et－1（Pt+1－Pt）改为Et（Pt+1－Pt）， 这样经济行为主体在进行决策时，可以利用当期的有关信息。通过这么一个在总需求函数中预期结构的改变，而推导出了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结论。事实上，这样一个预期结构的变动表明预期已并非是一个完全符合理性预期的概念了，而或多或少具有了一定的准理性预期的性质。
后凯恩斯主义者将理性预期概念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核心通货膨胀率”的概念，由此得出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仍有稳定经济功效的结论。他们所提出的“核心通货膨胀率”概念是一个由当期通货膨胀预期和前期所有通货膨胀率按不同权重加权的概念，因此所谓“核心通货膨胀率”是一个介于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之间的准理性预期。
现在让我们来尝试构造准理性预期的表达式。用Aa表示适应性预期，而用E表示理性预期，则Pa准理性预期可以表示为：
Pa＝qAa+（1－q）E
其中q为权重，它由这样一些因素确定，即公众的收入水平、 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及经济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因此q 本身也是个变量。一般而言，公众的收入水平越高，经济心理承受能力越强， q值越大，而知识结构越佳，q值越小，文化背景对q值的影响则较为复杂，需具体对一国社会进行分析考察，我认为中国的文化背景使人们难于进行理性预期，因为对政府比较信赖，所以q值较大。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认为准理性预期具有如下的性质：
首先，准理性预期是经济行为主体利用过去的信息和当前它所能利用的信息及它所具有的经验和知识对经济变量的未来值进行的预期，它能较充分地利用当期的信息来修正其预期，当期的信息比如舆论导向和政策的变化，对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1988年的抢购风潮和此后所经历的市场疲软就能很典型地说明这点。由于1988年政府大张旗鼓地宣传勇闯价格关，并有相应的政策措施出台，结果一下子，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大幅上升，出现了市场的抢购风潮。但是由于政府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紧缩措施，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就快速回落，可是又由于经济紧缩措施过度，经济陷入停滞，市场疲软。此后，虽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经济的复苏，但是舆论不仅没有对这些措施进行应有的引导，反而对本已存在的市场疲软进行宣传，结果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之上。因此，准理性预期具有不稳定性。这是准理性预期的第一个性质。
其次，正如准理性预期的表达式所表明的，准理性预期是当期的理性预期与前期所有的适应性预期的加权平均值。该性质也能解释1988年的抢购风潮和此后所经历的市场疲软。在权数不变的情况下，当期的理性预期就明显地受到新的信息的影响，从而影响实际的预期。
由于准理性预期具有这两个性质，从而可以用来解释实际情况，并可在实际中运用。因为它克服了适应性预期的过于简单的缺点，也克服了理性预期过于“理性”而不符合实际的缺点。
二、理性预期与政府、公众博弈
前面我们分析了，在目前的中国经济中，预期的性质是介于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之间的准理性预期，因此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的结论是不能由此推导出来的。本节我们进一步说明，即使是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政策无效的结论仍然不能成立。这里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学习与信息获得的不对称性
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在社会生活不确定的前提下运行。经济系统不断产生能为经济行为主体，包括货币当局所能利用的信息，以提醒他们认识到其所面对的世界的不确定性。因而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包含了货币当局不断认识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运行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根据这些信息而导致政策不断变化的过程。政府认识其政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并由此而调整自己政策的过程称之为政府的学习。
在研究中央银行的行为时，有理由假设，政策制定者总是有意识地认识到其行为所产生的信息的效应和按这些信息行动的效果。
Bertocchi和Spagat在他们的一篇名为《学习、 经验和货币政策》（1993 ）的论文中， 通过把政府的学习过程引进一个简单的infinitehorizon的宏观经济模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政府通过学习， 即使是毫无经验的被动学习，也会导致积极的货币政策，而因为政府的学习所导致的货币政策的调整就使固定的货币供应规则不是最优的了。
从理性预期的角度来说，政府和公众的预期都要最有效地利用他们所能获得的信息。但是信息的获得是不对称的，政府部门所了解的信息不同于公众所了解的信息。一般说来，因为政府对其政策的运行的情况和政策本身的规则的了解超过公众对这些信息的了解。这种信息获得的不对称性对预期的系统误差有着极大的影响，从而政府和公众的预期也是不对称的，因此，政府在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和调整方面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从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就不会是无效的。
当然，关于信息获得的不对称性引起了争论。哈里斯（1989）对此进行了评述。他评论到，作为一种经验事实，由于信息技术和分析技术的发展，信息获得的不对称性再不会是可能的了。因为像公司或工会这种对经济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单位会掌握与政府同样的信息，并且通过雇佣经济学家而能预测政府对这些同样的信息的反应。通过这样做，它们就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点在目前的中国是不成立的，即使有的大公司已经这样做了，但是绝大部分的公司尚未意识到这点。而且即使意识到这点并也这样做了，也并不能证明信息的获得是对称的，因为作为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他们本身就是信息的生产者，并能从信息的保密中获得本身的利益。他们是不会无条件地公开所有的信息的。
二、政府与公众的博弈
政府也有自己的预期，这应是大家承认的。按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事实上他们承认是理性预期的），那么只有未被公众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才是有效力的，否则是不会对公众的实际需求产生影响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引申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如果政府的预期是理性的（事实上，政府预期的理性比公众预期的理性还强烈），那么，只有未被政府预期到的公众的行为才会抵消掉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事实上，政府和公众根据预期来制定其怎样行动和如何行动的过程是一个可由对策论来解释的，即存在政府和公众的博弈。
理性预期学派没有更深入地考虑政府预期的影响。在只考虑到公众预期及其影响时，就我们所研究的货币供求问题而言，事实上这只是考虑到了货币供给的完全内生性。而在只考虑到政府预期及其影响时，也就只是考虑到了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就我们前面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看，考虑到货币供给的部分内生性是与既考虑到公众预期及其影响又考虑到政府预期及其影响是一致的。
在这里我们通过引入Barro-Gordon模型来分析当政府与公众的预期都存在时，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并由此而得出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不在于按一定的规则行事而在于政府政策要建立信誉的观点。
Barro-Gardon模型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基础，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政策才有效。该模型可表达为：
yt＝y*+θ1（mt－mte）
Pt＝θ0+θ2m2
其中yt：GNP的增长率，y*：GNP的自然增长率，mt：货币供应增长率，mte：预期的货币供应增长率，Pt通货膨胀率。
该模型表明预期到的货币政策（mt＝mte ）不如未预料到的货币政策（mt≠mte）有效。在这个模型中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在此我们假设政府的政策目标是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政府货币政策目标的达到是这两个目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政府的效用Ug是通货膨胀的反函数，即当通货膨胀Pt上升时，政府的效用Ug下降；政府的效用Ug是GNP增长率yt的正函数，即当GNP增长率上升时，政府的效用上升。
我们再进一步假设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应增长率同比例上升，即Pt＝mt；同时假设GNP 的增长完全是政府推行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作用的结果，则可把政府的效用目标函数Ug表达为：
同样我们也只假设公众只是关心通货膨胀，而不关心经济增长等其他因素。如果公众能正确预期政府的货币政策（mt＝mte）， 则他们能及时地按照其预期调整其工资、利率和价格等。所以公众的效用可重新表达为：
Up＝－（Pt－Pte）/2＝－（mt－mte）/2
该表达式表明公众的效用与货币供应增长率和预期货币供应增长率有关。
这样政府具有双重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公众则只关心消除通货膨胀。因此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就存在博弈。
假定政府只有两个策略可供选择：mt＝0或mt＝1。公众也只有两个策略可供选择，即对货币供应增长率的预期mte＝0或mte＝1，这是公众对中央银行可能采取的行动进行预测的结果。公众根据Pte和mte决定其经济调整行为，对工资、利率和价格进行调整。
（1）如果mt＝0，mte＝0，则有Ug＝0，Up＝0，
（2）如果mt＝0，mte＝1，则有Ug＝－1，Up＝－1，
（3）如果mt＝1，mte＝0，则有Ug＝1/2，Up＝－1，
（4）如果mt＝1，mte＝1，则有Ug＝－1/2，Up＝0，
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博弈的收益矩阵（payoff matrix）为：
政府/公众 mte=0
mte=1
mt=0
0 0-1
-1
mt=1 1/2-1
-1/2 0
由该矩阵，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分析：
第一，对政府来说，如果政府预期到公众采取mte＝0的策略，则其最优反应是mt＝1，如果政府预期公众采取mte＝1策略， 则其最优反应也是mt＝1，所以政府的最优策略就是mt＝1，即是采取增加货币供应的策略。这是政府的主导策略。
第二，对公众来说，如果公众意识到政府将采取mt＝1的策略， 那么公众的最佳反应是mte＝1。
显而易见，（－1/2，0）是这个博弈过程的纳什均衡解（Nashsolution），它是博弈双方在给定的对策选择之下的最优策略解。
但我们可以看到（0，0）是Pareto最优解，因此从（－1/2，0）转向（0，0）的过程中，政府的效用水平提高了，而公众的效用水平不变。可是，这个Pareto最优解的获得是需要政府与公众的合作与承诺。政府必须使公众信赖政府采取mt＝0的策略（即反通货膨胀）， 这种信任只有在多次的反复博弈中通过坚持mt＝0的策略才能建立起来。 我们可以假定公众通过多次反复的经验观察进行学习，并逐步建立起对政府稳定物价和货币的信心和能力，即假定若 m[,1]＝0， mte＝0； m[,1]＝m[,2]＝0，则m[,3]＝0以此类推。这样在反复的博弈过程中，双方建立了信任， 便能达到（0，0）的 Pareto最优解。因此，政府货币政策的最佳做法是取信于民。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Pareto最优解和取信于民的政策是在这五个假设下得出的：即政府效用是通货膨胀的反函数，Pt＝mt，公众只关心通货膨胀，政府和公众的预期都是理性预期的前提下推导出来的，公众和政府在博弈中是平等的。这五个假设均有问题。首先，政府可从通货膨胀中得到通货膨胀税，则政府效用是通货膨胀的反函数的简单假设是难于说明复杂的现实的；其次，Pt＝mt是现代货币数量论不承认的，我们还能像Fisher一样拿来作假设吗？第三，公众就不关心经济增长吗？在中国现行的工资与效益（增长）挂钩下，公众更关心效益，要求工资尽可能快地增长；第四，我们已经分析得出中国的预期是准理性预期和第五，公众和政府在预期和博弈中是不平等的。
而且如果我们在不改变前三个假设的情况下，采用前节所引出的准理性预期的思想和本节的信息获得的不对称性的分析， 那么Pareto 最优解是不可能达到的，并且公众和政府在博弈中，政府处在较为有利的地位，从而政府可以采用“随机抉择”的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准理性预期中，权重q是一个变量， 如果公众对政府的政策经过多次的学习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公众的“货币幻觉”就会减少，那么q值变小，准理性预期中理性预期的程度提高， 从而政府的政策功效就会减小。
因此，中央银行在经济增长和货币稳定等多目标下，货币政策的政策规则是“造福于民”。所谓货币政策的政策规则是“造福于民”的含义是指，中央银行要使公众相信，它一直是以反对通货膨胀、稳定货币作为其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并且它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是中央银行也追求经济增长等其他目标。其货币政策的操作则是针对经济过热所伴随的通货膨胀进行货币紧缩，针对经济衰退实行松的货币政策以追求全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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