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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英译
编者按 阿基内·博尼托·奥利瓦是当代意大利著名艺术评论家，他关于后前卫艺术的理论对西方当代艺术有很大的影响，作为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持人，他也把关于后现代艺术的思想贯彻在该展览的组织工作中。本文是他为本届双年展撰写的整体理论框架，从西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论述了当代艺术的背景，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多元主义政治文化主题对西方当前艺术的支配性作用。奥利瓦早期曾是文学评论家，主要进行诗歌评论，因此，在他的美术评论中有很多诗化的语言，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理解与翻译的难度，不妥之处，望读者指正。
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命名为“艺术的基本方位”，各大洲的众多国家送来了作品，通过一系列展览来体现这个主题。
与其承认构成当代艺术的文化游牧主义和语言的共存，不如强加一个限制性和批评性的探讨——“艺术的基本方位”。当代艺术正直接面对技术的世界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它不得不接受“漂泊”的观念，接受参照“其他”文化来重新发现活力和表现力的观念。在一个正经历着政治解体和社会分裂达到部落斗争的程度的历史时刻，文化必须制定一个国际范围内的规划。艺术的国际化构成了一种道德价值，在其使各种差异统一共存的能力上，为阐释的必要性奠定了一个基础。如果80年代的游牧主义打破了某种文化的僵化，那么在90年代的今天，它发现它的方向在一种受“艺术的基本方位”所支配的“漂泊”的观念上。
从天体物理学的东南西北来看，这些方位最初存在于艺术生产的循环之内，它们证实了分离、超越限制和相互交错的因素。从德拉克洛瓦起始的近代艺术在一种空间、地理、神话和时间的“超越”中寻找和发现了它的价值：在本世纪上半叶，它建立起一种南－北两极的格局，在下半叶则是东－西对立的格局。
这种格局最早是由80年代的文化游牧主义所打破的：意识形态的几何形关系的解体导致一种文化折衷主义在表达的自由，有时是表达的混乱中繁荣起来。游牧主义打开了通道，超越了限制，进入到一个早先被一种文化狂热所强制圈居起来的语言与文化区域：它总是制造一种乐观的国际主义，但是也使得各处都出现一些霸权模式。一般说来，艺术与文化都是在一种工艺水平上发展的，这个特性所形成的运动很容易被技术化和远程电讯支配的观淫癖的文化游牧主义所达到和超越。电视缩短了地理与文化的距离，生产了知识也制造了认知的幻象。它使人们直接了解在远处发生的事件，把新闻与历史融为一体。尽管它们通过频道的快速交换来制造戏剧性，但一种不可逃避的色彩唯美主义和编辑形象给我们带来的事实报道还是使人麻木不仁。海格德尔证明了由尼采所想象的阐释世界和由技术所永恒化的语言空无，而今这些现实已经激发了一种观淫癖的游牧主义，这种游牧主义掩盖了艺术的游牧主义。
在90年代——横亘着苏联解体和破坏了每一个个体的真实幻想的意识形态帝国的终结——艺术觉得必须克服各种任意引用的享乐主义。80年代开放的游牧主义已经被引渡到一种“漂泊”的观念，这种观念被“基本方位”和五分之一无限方位悬而未决地保护起来，后一种方位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东西南北格局，这种观念为语言与文化的交错和浓缩提供了条件，从而能够打破距离与历史的格局。
为第35届威尼斯双年展制定的计划所提供的单一命题“艺术的基本方位”准确地证明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规划，它的基础是一种“玛赛克”式的结构，取代了一种单一性和理论的傲慢。它体现了艺术在主题、文本和艺术创造的个性化基础上铺设阐释性的地砖时反映出的全球性范围的复杂性。
这个计划正确地证明了文化在当代现实中提出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的能力，它重新估价了艺术现象的国际化和规范化的观念。如果直到80年代仍有可能通过鼓吹历史联系（欧－美两极）的差异来证实一种国际性的概念，那么现在则是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和大众文化在各种程度上的平静入侵来证实的，这个概念必须重新考察。要承认一种纯粹的民族核心已不再可能：相反，我们必须承认一种民族转化和各民族相互融合的积极贡献，这种转化和融合能够产生文化折衷主义和不同种族的必然统一。
这就是为什么我邀请各个国家来设馆，让他们走出封闭的模式，也用来接待来自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双年展的历史性决定源自巴黎国际博览会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可避免地宏扬了文化共存的价值，在一个强调文化差异的历史时刻这种价值更具有意义。一种差异性并不会妨碍艺术学科的独立性概念，但是会影响这个概念，为打破各学科间的界限提供了证据。艺术发现必须通过证实这些概念才能研究它自身的特性，这届双年展的主观动机正是如此。在其“玛赛克化”的计划中，本届双年展力求突破一个大型展览的单一景观，为体现艺术在各种不同的表现上的和平共处寻找一种可能性。
我为自己提出了这项任务，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有责任实现所有预定的设想，邀请每一个参展的艺术家，而不只是展览的操办者。参加双年展的艺术家、批评家、评审委员和全体工作人员都共同意识到这个目标，对此我表示最衷心地感谢。
这个规划由一系列“事件”组成。严格说来，其中有一些是艺术性的与创造性的，有一些则更多地体现为思考性与教育性——如关于“博物馆”与“展览”概念的研讨会，以及为职业培训树立了一个榜样的首届格勒诺布尔（法国）与威尼斯博物馆长国际培训班。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展览目录，上面有特邀的哲学家与理论家为每一个合作参与的单个展览写的评介。我们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来自恩斯特·容格(Ernst Junger)，20世纪伟大的革新家，他在98岁高龄还注视着未来的窗口，他充满热情的预言是留给我们的财富。正当双年展走向下个世纪的时候，行将到来的希望象永恒的“艺术的尊贵朋友”伴随我们，人们会记起容格的话：希望会“……最准确地截止在他们终结的时刻……”。
政治制度
庞大制度的崩溃已经缓和了政治的概念，把这个概念从长远的历史规划转变为短期的当前机构。政治已摈弃了“距离的悲哀”，而获得了近期的梦想。
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个梦想似乎是一种博爱化，一种健全的博爱，健全判断的增加能使社会实体相互接近，涉及日常生活的紧迫需求及对这种需求的必然解决。不尊重个人差异的真正共产制度的暴力性，为自由放任的人的首创性服务的资本主义市场规律的冷酷性，都不适于人性社会的安排；在人性社会中，人的责任与人的愉快是不可分割的。
这个社会已在政治家的雄辩中产生了疑虑，他们假定通过使人们对经济结构的愤怒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时在经济模式中强调消费保护主义，这种搞法明显地吸收了以前每一个时期的自由与平等。诚然，如果政治成为美好生活和“好人政府”的净土，那么政治行为的诚实和政治家的个人德行等问题就一般化了。
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淡化和约束政治吗？在第二个千年盛世的尽头，有可能按照残存的诚实来假设公众福祉的安排和生态的健康平衡吗？
很明显，回答是否定的。技术化的发展已经创造了一种行星轨道般的相互依存关系，一种国际化的融合不容许政治象现存的单纯地区性的机构来操作。这种趋势立刻丧失了政治的美好与公正，使它返回到一个动荡复杂的战场。
渗透到生产制度每一方面的计算机化启动了一个使社会加速发展的过程，一直维护着这种过程的文化人类学已经无能为力了。技术获得了一种发展，它消散在日常的理解中，不容许简单地对稳定和动乱作出回答，或简单地划分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这都无法对世界政治的相互依存作出解释。技术的发展要求相互依存的现实对相互的影响开放。固步自封就不能生存。运动必然使各种政治制度联合起来，哪怕它们在发展水平和吸收及交流能力方面大不相同。
现在每一件事情都发生了变化。相互依存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完成的，从东方到西方，从北方到南方，从富国到穷国，政治热点都在转移，新的问题正在发生。如果共产主义国家是从意识形态的动机来判断技术化的差距，那么第三世界、第四世界或第五世界的国家现在则是以宗教集权主义来对付这种差距，从文化人类学来看，这与西方的集权主义是不一样的。
欧洲中心的历史及其平等自由的观念产生了清教资本主义，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义；产生了法国革命，苏联革命，最后是中国革命。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进步的名义下，为了技术的发展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为了一个理性中心文化的原则，一个傲慢自大的世界改造的营造者，为了在近代发展中没有遭受扩张主义的各个国家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发展模式的普遍特征已经被导弹的技术改进所证明，也被在企业与东方哲学融为一体的东亚地区接受并老练地对待这种模式所证明。繁重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简化暗示了政治结构的更加复杂化。由于对个人解放的渴望，平衡变得更加不稳定，由技术所允诺的解放似乎已经扩大了。如果参与技术发展的这些国家还能够遵守游戏规则的话，那些处于劣势的国家就试图以集团的力量来填补这个鸿沟：受卡扎菲控制的革命狂热和萨达姆·侯赛因的清醒的非理智就是利用宗教集权主义来应付对抗，向西方的地位挑战。阿拉伯国家从战争中接受的“教训”是为了一个认识到政治形势的无政府化的西方国家的利益而采取象征性控制的立场。
这种无政府化应归于这样的事实：穷国不承认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当前政治在结构上的复杂化。甚至我们自己的管理阶层也发现没有作好准备，“人道主义的和谐”与科学水平并不一致，他们形象的魅力正是建立在后者之上。这种对立关系的产生使政治斗争的角斗场转化为国家和国际的机构，对与当前形势完全不合时宜的行为只作为一个遥远的问题给予暂时的解答。
政治集团缺乏“复杂的文化”来统治世界，这个世界要求对威胁我们的经济、社会和种族的相互依存的程度作出合适的反应，而不是从地域性上作出定义式的回答。对于民族问题，定义式、分类式和等级式的解决成为裹足不前的自给自足式管理的目标，这种管理方式正是对封闭性的错误的“正确判断”的反应。
依靠7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起飞而繁荣起来的瑞士，以及在90年代有同样经历的那些国家作出的回答是不合适的和可悲的，90年代的那些国家不过是由糟糕的统计机构所煽动的联盟造成的无法控制的公式化产物。亚洲的那些国家（以日本为首）也是如此，是扩张主义的和纯粹的重商主义。对相互依存的全面认识成为给予政治以热情和公开支持的唯一途径：相互依存的环境必定作为政治管理和预测的系统图式而采用。但是，这种管理机制的复杂化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它要求一个高度专业化和职能化的政治阶层，这个阶层必然会在一个世界性的水平上把权力牢牢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
对政治制度不可避免的复杂化的一个悲观预测就在于它将导致纳粹主义，通过煽动种族主义的回归，崇尚暴力和战争来统治世界。根据海格德尔的分析，被技术所永恒化的空无(emptying out)在等级制的秩序中把普鲁士原则推向高居于种族与文化差别之上的至高地位。这是一个由经济动机所体现的通过由高技术驱动的战争机器来达到统治世界的意图。这种位置的畸变归因于面对问题的方式，以及试图从根本上消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政治的复杂性质和超民族的相互依存已经被承认，但同时它又要通过强化个别民族的至上地位来消解问题。
我们现在面对一个技术的多元主义，在与共产主义集团的对立中它不再承认美国的特权，也不得不承认从欧洲（德国）延亘到亚洲（日本）的多极引力中心。我不认为下述说法是正确的：技术进步中的实用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将带来对多元主义原则的进一步畸变，这种畸变是经济渗透的障碍，而且它同时带来一种“电讯的民族主义”，利用一个政治阶层的超级民族主义霸权以“技术复杂化”的名义而独享政治管理的资格。
支持以色列的痛苦结果、伊拉克战争和伊朗门事件都是为了防止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间发生其他的冲突而采取的立场，这并不适合于技术的差距，相反是利用了宗教的鸿沟，可能涉及少数受他们控制的核武器，和一支在西方看来早已过时的军队。
世俗的和富裕的西方从生存在一个竞争形势的各个国家中脱颖而出，导致文化与人类学在面对多元化时的自然消亡。但是，多元化并非寄寓于消费主义的幽灵，以及对商品和技术发明的歇斯底里追求，反而是在一种不同的用途中朝着抽象的信念目标变化。
在伊朗也存在消费主义，一种宗教仪式般的集团消费渗透在公众生活的每一方面。按照伊斯兰的传统和人口爆炸而造成的环境条件，这种消费主义是合理的，散布在欧洲边界的热衷于出生率的伊斯兰国家的人口爆炸，与白种人的俄罗斯、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德国的心脏柏林造成了可怕的鸿沟。
部落斗争在缺乏其他的意识形态和理想的情况下爆发了：流血冲突的规律压倒了以共同生存的价值为目标的各种理性的原则。这种价值就体现在以“艺术的共存”为标题的本届展览中，一个自由创造与交流的领域来自前南斯拉夫、意大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的艺术家中间。双年展批准前南斯拉夫展馆因各方面的紧张关系而取消，代之以“和平机器”的介绍，即由七位国际性艺术家所倡导的语言机制。将来的目标也在这儿备案，是在蒙特卡西洛建一个和平博物馆，那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突中备受摧残的自治地区。
我们能简单地以地域政治对这一切作出回答吗？如果纳粹的回答是反历史的，仍旧被约束于农业文明的价值，今天的反应就必须记住过去的错误，并面对当今的复杂形势。
我并不会真正相信“政治的诚实”或在政治秩序中的一种简单变化就足够了。一种异质的文化是必要的，异质的文化能够把公正的政治机构归还给地方政府，对历史保留一种复杂的视界。如果种族问题的诱惑因为对政治的相互依存问题的关注而变得陈旧，那么精简和公正的政府就成为以统治阶级的名义作出的一种轻松的反应，这个阶级只是为了外表更好看一些，而自动减轻了它的责任。
物理学的规律说明大陆的漂移将陆地分裂为几个大的板块，但最终注定要再次合为一体，这个规律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制度”的必然规律，在相互关系中由个别因素组成的脆弱的整体总在寻找存在与生存的动机。差异性与大量手段的丧失正使政治制度失去活力，失去带来熵效应的“交流的能量”。
很多人把第二个千年盛世的终结视为这种历史动荡的原因。事实上它是历史活力的一个征兆，它没有尽力去消灭这种活力，而只是通过采用某些形式，甚至包括战争的极端手段来除旧布新。
现在的观念是，甚至在世界性冲突的战争之后，和平并不总是能够产生一种积极动荡的结果。它使我们理解到政治法规是怎样异变的，所有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在一种现代电讯的条件下，都将既是表演者又是旁观者。
文化制度
很明显，不必在每一个领域都大谈工业生产或文化生产，而只要谈以重构为基础的“复制”、再循环、以及通过由先进的，可能是计算机化的和电讯化的技术集合起来的材料的解构和装配。
工业化的重构所触及的国家包括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以及生产落后的与技术陈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也要求第三和第四世界的国家将落后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先进的机械化生产。
此外，它还决定文化模式的“重构”，这种模式不是被嫁接的，而是在一种有益的再生的希望中被震撼和传染的。通过这种方式，一种纯粹的“管理”精神在政治与文化中诞生，它倾向于以确保稳定而不是以对新制度的实验来管理现代社会。
新的模式必定产生动乱和不安全感，也伴随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或疑虑。当前，孤立的社会现象在一种国际化的水平上日益外化出来，不可能通过经济与文化的自给自足方式而自我封闭。
西方不再受到内部恐惧的威胁，这种恐惧曾来自阶级斗争对权力的颠覆；但是可能来自外部入侵的幽灵依然存在，这就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危机而被驱赶出家园的流民产生的入侵。把这种入侵置于国际循环的严格检验中，可以看到它在地理和文化疆域内造成一种变化无常和民族特性的不安全感。
现在种族同化已渗透到每一个国家。甚至连文化也感到了这种动荡对文化根基造成威胁的结果。它导致一种“新的恐惧”，从中感到一种潜在的淘汰，而不是适用于不发达地区的原创性模式的创造。就艺术而言，国际循环制度通过不断发展的信息渠道带来一种艺术家的流行化，这种渠道甚至能很快把不发达国家的创作题材按字母顺序排列出来，并通过印刷和电视通知这些国家。其结果是西方的语言模式通过一种不受制约的技术复制而被设定和采用，进一步造成西方文化与外部世界的同一化和内部差异的消失。
这就是新艺术——曾经通过民族文化的参数而统计测算出来的——怎样由于国际性的交流而消解，艺术创造被转换为文化复制。当首先在第三世界国家感觉到的那种被动接受的伦理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动机时，对于一种必不可少的艺术创造的审美判断来说，它们仍然是新颖的。
在南美洲或非洲国家，人们总是把前卫艺术作为一种新的希望来谈论，哪怕是只将它作为对极权主义统治的道德抵抗，那种极权主义有居于其他国家之上的特权，并制造民俗学的自给自足文化的产品：阿根廷的探戈、巴西的桑巴舞，甚至还有一种intregalist和压制性的宗教。它们是具有顽固不化的文化思想的极左或极右政权。
在这种方式中，新的生产不过是它的复制品，是一种由口头文化进入文字文化的重构，一种由非图像进入图像形象的重构，一种由封闭模式进入其他外部的国际性联系的重构。
如果在本世纪初欧洲前卫通过对原始文化模式的假设给艺术语言带来了活力，那么这些古老文化的解释者现在正制造一种“复制”的机能，力图阻止将西方文化移植到他们亘古不变的传统宝座上。
过去的前卫运动把原始语言移植或篡改为适合于科学发现的工具，以及作为证明那种符号化生产的先进条件的工具。一度由北方向南方的转变，并结合为一个人类学文化的循环，但这个过程被殖民主义所中断了。
今天，由从北方到南方，从超发达国家到不发达国家，都在力图消除记忆和本国文化，而热衷于被认为属于先进技术国家的那种文化模式，由此看来，前卫是构成在“复制”中，构成在一种实践中，这种实践的实质似乎就是与工业密切相关的批量生产的实质。把前卫的产品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来输入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它们在各种压制的方式下被边缘化和遭受欺侮（这些方式的重要性也在于作为国内变革的先驱）。个别的和实验的作品避免了那种前文字式的大众仪式，那种仪式象音乐和舞蹈一样，要求参与者有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
艺术在这儿制造了一种内在的政治恐怖主义效果，但是世界文化的良性循环必须放下价效应(valence)的重负。与本世纪初不一样，现在的循环受到一种公开的霸权观点的控制，它已经承认各种文化模式对西方源流的依赖性，但不愿接受“新文化产品”。对这种生产的批评性遏制包括在社会学领域内的变化中，以及在“文化圈套”的范围内的定位，连续性地实现在一种精神与语言的原型中。
在世界各地，近几十年来这种“复制”在一种漂移不定的空间里记述着我们的活动，其特征是当下的前卫艺术不可能具有的，在西方也是如此。早先，这种特征似乎属于一种从精神上来表现主题的艺术家，及以明确的派别为特征的艺术家运动和团体，他们生产作品，复制共同的诗学。其悖论基于这样的事实：观念的复制是原创性的个别作品的结果，这些作品又是以实验性的派别为基础的：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形而上画派、超现实主义。
现在，集体诗学的模式，即通过复制而产生的共同文化的支点并不存在。委托给个别艺术家的想象力而产生的作品没有任何稳定的保证，也没有社会的与意识形态的血缘关系。集体诗学的稳定性由一种国际范围内的流动的不稳定性所构成，这种不稳定性将彻底打破艺术的或民族的家族观念，有利于独立的实体与其他同样独立的实体相对抗。
与其他作品相对抗的作品，存在于不受个别国家的界限所限制的一种艺术制度的内部，对于每一个中心，每一个参照和比较的基点来说，它是一个障碍。在西方文化的内部来估价一种新事物已不再可能。这是它加速循环而产生的戏剧性结果。控制原创性的每一种企图都是徒劳的。
作品直接成为一种“文化的诡计”。它不再因集体诗学而增强活力，而由于个体艺术家微弱的声音而降格为一种缄默，一种耳语般的事物。对新事物的尝试不再是一种征服潜在未来的操作，而是对当前停滞状态的一种表述。只有某些可能性才为作品提供了形式化的能力，西方艺术利用某些事物来作为一种道德反抗的工具，某些事物有能力恢复“死气沉沉的日常生活”，某些事物则可能为当下的萧条提供深刻的保证。“艺术的基本方位”中的艺术家试图在语言参照的质量基点和作品质量的保证下恢复一种创造性漂移的观念。这也是现代绘画最后的悲剧性人物在其创造性冒险的过程中的方式：现在作为“具象”画家来看待的弗兰西斯·培根，利用未来的复兴作为道德反抗来保证作品的深刻性，用以抵御摄影、电影和电视的复制系统。
同样的反抗也记录在冯塔纳、博伊于斯、塔比埃斯、孔内里斯、莫里斯、韦托瓦、通布利和布伦的作品中。即使摄影、电影和电视——在本届双年展上它们为我们保证了“纸墙”和重要的电影摄影和电视的现场——带来了形式的形式化程序。这个程序现在属于我们的文化人类学，就象在马普内索普和波尔塔斯基的作品中所特别证实的那样，如果作品本身不能重新产生新观念的动力，就只能简单地复制一个原型：为避免这种停滞，艺术家看来“完全动摇了存在”，即对预先存在的语言进行折衷的破坏，但在现成的或已存的现实的保证下，又不损害循环、重构和引证的特性。
意大利艺术的一对“兄弟”，费斯特和洛·萨韦奥，以独特的策略来反抗简单化地重复使用语言，确证两种不同经验的特性：一种以表现的色情主义为重点；另一种是精确的沉默。
大概，前卫运动要避免的一个危险，即文化的诡计，现在几乎是由90年代的艺术家来探索了，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来弥合创造经验与存在经验之间的鸿沟。这种方式是使对形式的详尽阐述适合于统治着事物各个方面的复制技术的特征。“雪撬”(Slittamenti)小组的艺术家与这种趋势作斗争，从一种语言滑向另一种语言，从他们自己习惯的创造过程转变为另一种过程，在那种过程中，精心刻画形象的工艺实质能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如果第三世界的艺术家相信参照“别处”的文化就有解救的可能，那西方的艺术家就不再相信“漂移”，可能情愿相信他们自己的“西特拉之旅”，以此来反对复制化的加剧，及他们自身的文化已失去创造性所带来的堕性——“对付死亡”，甚至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浪漫的希望，但最终的目标又是使价值、统一性、差异性、生存和边缘化等主题显现出来，这些主题构成了〈阿佩托’93〉展的文化氛围。
如果这些主题产生了并不总是否定性的文化同源，这种文化同源加强了“艺术的基本方位”之间的流动，它必须被理解为还存在着“另一种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圈，对西方文化而言，东方文化圈处于一种自主的和互补的位置。有一幅佛祖的肖像，包含了我们在当代东方艺术家作品中所能发现的各种风格，首先，在清心寡欲的禅宗形象上抽象与具象融合在一起。空间完全是平面的，并不期望西方艺术的效果，那种效果不得不经历从文艺复兴的完美到印象派的感觉的长时期的发展。从图像志来看，日本画家在20世纪末成为西方文化对东方关注的中心，西方文化为了描述现代化而寻找一种可与自身传统交流的语言模式。
相互交错的特征普遍存在于日本和中国艺术中：计划与偶然、实与虚、装饰性与描述性、生命感与几何形。在西方的历史上和新前卫运动中，有表现力的技术与材料能够将这永恒的二元对立统一起来，这一切都是通过对它们的选择来证实的。
在蒙德里安的作品中，采用了日本建筑的正面样式：变化丰富的形式与线条的平面，有意识地使用饱和而明亮的颜色而造成平面感。这种形式是一个以简化为目的的过程的结果：一种似乎包括材料在内的形式构架。将本质与素材、微观与宏观、设计与色彩统一在一起，是日本语言模式的结果。
对于马森来说，技术的自动主义要优于作为一种精神与表现原则的偶然性仪式。手不能完全反映身体的要求。同样，象一个为群众做的禅宗法事一样，颜色的位置或用线条画的记号似乎都假设了因果关系的符号，一种模糊形象的多重语义性。
每一件事物似乎都依赖于一种绝对平面和连续空间的观念，主导性的问题都相互联系，因而也没有一个中心。这种创则的多元主义充分体现在波洛克和托比的作品中，他们各自的特征是漩涡式的构图和连续性符号。
节奏依照艺术家而自然地变化：在早期文化中，很快能发现其自身的一个不相互取代与排斥的平衡发展的时期。詹姆士·李·比亚的作品涉及相对优势与绝对优势之间的一致：小与大、符号与实体、色彩与结构。空间与时间是作为互补的与绝对一致的整体来统一的，这个整体又包括个别的物体与条件。
总之，在本世纪末，西方的漂移继续假设着不断扩大的生存规则。由“东方之路”展览所提供的文献以伊赛托·伊苏领导的“内特里斯梅”小组为代表，另外还有日本、俄罗斯的艺术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年轻的画家，有白男勇（在德国的超民族馆中）与在“意大利作品”中的纳加索瓦。在“艺术的基本方位”之间和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另一个典型的结合点体现在约翰·凯奇的艺术与生平的传记中。在他的《事物的速声》中，东方文化对他的作品有明显的影响，同时他也将这种影响转换到西方的艺术中。凯奇是一个能全力关注艺术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后文艺复兴的美国艺术家。（待续）
（译自奥利瓦为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大型画册撰写的前言，1993年，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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