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语境下汉语名动分离的ERP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语境论文,语法论文,名动论文,ER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842
1 引言
关于词类范畴信息，尤其是名词和动词在大脑中是如何表征和组织的，一直以来都是认知神经科学和神经语言学研究中关注的问题。对失语症病人的大量测查结果表明，不同部位的大脑皮层区受损会对名词和动词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例如，左半球额叶皮层损伤的失语症病人在储取动词信息时比较困难，而颞叶和／或大脑后部皮层受损的失语症病人，则会在储取名词信息时产生困难。因此，研究者们假设名词和动词具有相互分离的神经表征：名词的加工主要由颞叶和／或大脑后部皮层负责；而左侧额叶则在动词的加工中起主要作用[1～4]。
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者开始以正常人为被试研究名动分离问题，其实验结果大都支持了名动分离的假设。例如，Preissl等人[5]、Pulvermüller等人[6～8]和Pedermeier等人[9]使用ERP技术，Tyler等人[10]使用fMRI技术，Shapiro等人[11]使用PET技术进行实验研究，结果都显示名词和动词具有不同的神经表征和加工机制。
但到目前为止，造成名动分离的原因还不十分清楚。一些研究[5～8]指出，名动分离的神经表征是以二者不同的语义表征为基础的，名词和动词脑机制上的差异反映的是大脑对实体和行为神经表征的不同：名词具有更强的视觉感知特征，所以加工时会较强的激活大脑后部的视觉皮层区和颞区；而动词具有很强的运动联想，在加工时与运动相关的大脑前部额叶皮层区域自然就会有更强的激活。而另一些研究[2,9～11]则认为语法原因是导致名动分离的原因。例如，Federmeier等人[9]把英语名词、动词放在语法语境下进行考察，结果显示，名词在大脑中央区诱发出一个更大的N400成分，而动词则在200～400ms间诱发了一个左侧额叶正波。他们认为，名词和动词在不同语境下体现的语法性质对它们的神经表征有重要影响。Tyler等人[10]和Shapiro等人[11]则从形态加工机制上为名动分离提供语法解释。例如，Tyler等人[12]选取名词和动词的词根作为语料进行实验时，没有发现名动分离现象，但Tyler等人[10]以发生过形态变化的名词和动词作为语料进行实验时，发现动词和名词的脑区激活强度存在差异，因此他们认为形态变化是造成名动神经表征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述研究主要是以印欧语言为语料进行的，对于汉语名动分离的研究还不是很多。Bates等人[13]和Chen等人[14]对汉语失语症病人进行测查，结果发现布洛卡失语症病人生成动词有困难，韦尼克失语症病人生成名词有困难。由于与印欧语言相比，汉语缺少丰富的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因此Bates等人认为，汉语名词和动词分离的原因不能从词语的形态变化上去解释，名动分离的原因不是语法原因，而是语义原因。
张钦等人[15]使用词汇判断任务，考察具体名词和具体动词、抽象名词和抽象动词的ERP差异，结果显示，在200～300ms时窗和N400上，具体名词在两半球的额叶和颞叶诱发的ERP比具体动词更负，但抽象名词与抽象动词的ERP差异并不明显。张钦等人认为具体名词和具体动词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语义表征，而抽象名词和抽象动词则不太可能与具体的人、事、物或行为动作等非语言刺激共同出现，其心理表征会比较相似。
Ping等人[16]使用fMRI技术通过词汇判断任务考察汉语名动加工的脑机制，结果发现，动词和名词的激活区域广泛地分布于大脑两半球，无明显差别。Ping等对此的解释是，汉语是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很难通过形态来辨识其语法功能，这种语言类型上的特异性会对语法范畴的神经表征产生影响，因而从语法的角度来看，汉语名词和动词的神经机制是没有区别的。
可以看出，这些研究都把汉语名动的差异归结为语义原因。但问题是，和许多印欧语言的研究相似，他们所使用的实验任务基本上都是基于语义的图片命名任务或词汇判断任务，就任务本身而言，不可能触及到被试的语法知识，因此自然也就不能从语法层面去揭示名词和动词的差别。另一方面，实验中刺激词单个、孤立呈现也不能充分体现出词语的语法性质，因为词的语法功能指的是词与词的组合能力以及词充当句子成分的能力，词的语法性质必须从词语组合特征的角度才能体现出来。
杨亦鸣等人[17]从词语组合能力的语法功能角度出发，设计实验来研究汉语名动分离问题，在ERP实验中把名词和动词分别置于能体现其语法性质的短语中，让被试执行词语搭配判断任务，初步发现名词和动词具有不同的脑神经加工机制，证明名动分离的神经表征可以是由其语法特征的不同造成的。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继续使用ERP技术，从汉语名词、动词及兼类词与其他词语组合能力的语法角度来探讨汉语名动分离的问题。
在汉语中，能否受名量词修饰和能否受能愿动词修饰是划分名词和动词的重要语法标准。因此在实验设计上，我们以名量词和能愿动词作启动词，提供了两种能分别凸显名词和动词语法功能的语法语境，由于名词、动词与启动词能否搭配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与启动词的语法特征是否匹配，所以名词、动词在与启动词的整合过程中必然要进行语法加工。如果名词和动词在各自适合的语法语境中能诱发出与语法加工相关的P600成分，并且二者所诱发的P600成分存在差异，则说明名词和动词具有不同的语法加工机制，从而证明名词和动词的语法功能在名动分离中具有一定作用。另外，实验也扩大了所考察语料的范围，除了选取名词和动词外，还选取了动名兼类词，即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词性的词，但当这类词只出现在名词语境或动词语境中时，仅体现出一种词性。目前判定兼类词的标准主要是语法标准，即一类词是否为动名兼类词，关键是看该类词在语法的组合能力上能否体现出动词或名词的性质。因此，考察名词语境和动词语境下动名兼类词的加工，也更有利于从语法角度揭示名词性词语和动词性词语的神经加工机制。
2 实验方法
2.1 被试
本实验共有以汉语为母语的健康大学生14人（男女比例为1:1），年龄范围为19～22岁，根据Snyder & Harris的测试标准[18]，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正常或矫正后正常，均无任何精神和神经疾病史，自愿参与本实验，实验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和实验协议，实验结束后适当付酬。2.2 实验材料
如表1所示，实验材料包括6组不同搭配的短语：a)“一Q”+动名兼类词；b)“不M”+动名兼类词；c)“一Q”+名词；d)“不M”+动词；e)“一Q”+动词；f)“不M”+名词。（Q为名量词，如“个”、“张”、“条”等；M为能愿动词，如“能”、“愿”、“可”等）其中a、b、c、d组为正确搭配，每组短语各45个，e、f组为错误搭配，每组短语各90个，6组短语共360个。每个短语由启动刺激和目标刺激构成，启动刺激为“一Q”和“不M”，目标刺激为名词、动词和动名兼类词，均为双音节词。
名词、动词和动名兼类词均选自《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①，动名兼类词在词性上只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词性，名词和动词在词性上分别只有名词和动词一种词性。由于具有名词和动词双重性质的词大多数为双音节词，因此，为了使所有类型的目标词在音节上匹配，都选用双音节词。根据《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刘源等编，北京：宇航出版社，1990年版），所选取的名词、动词和兼类词都是相对高频词：名词的平均频率为68.76次／百万，动词为62.28次／百万，动名兼类词为109.48次／百万。对所选取的词进行熟悉度问卷调查，熟悉度层次分为熟悉和不熟悉，选择熟悉度高于90%的词进入最后正式实验。
选用“一Q”和“不M”作为启动词，分别与名词和动词相搭配，可以反映出名词和动词对立的两条基本的语法特征：名量词只能修饰名词，不能修饰动词；能愿动词后只能接动词，不能与名词搭配。比如可以说“一张桌子”，“不愿争取”，但是不能说“一张争取”，“不愿桌子”。动名兼类词兼有这两种语法特征。因此，实验通过启动词提供了名动对立的两种语法语境，可以从语法角度考察名词和动词的神经机制。
2.3 实验任务和步骤
实验在隔音的电磁屏蔽室内进行，要求被试双手拿按键盒，双眼水平注视计算机屏幕中央，视距约80cm，视角为4.2°，实验中尽量放松、少动。刺激材料为48号宋体，在计算机屏幕中央呈现，屏幕的底色为深灰色，字体颜色为黑色。在正式实验开始前，对被试讲明实验任务，并进行简短练习，以熟悉实验任务。实验分为3个Block，每个Block大约6min，各包含180个trail，每个trial由一个启动刺激和一个目标刺激构成。两个Block之间有短暂休息。
实验任务为词语搭配判断任务，要求被试对启动刺激和目标刺激之间的搭配是否正确尽快进行准确的按键反应，反应手在被试中交叉平衡设计。刺激材料随机编排，先呈现“一Q”或“不M”，后呈现名词或动词。启动词和目标词的呈现时间均为200ms，启动词和目标词之间的时间间隔(SOA)为800ms，相邻两个trail间的SOA为2500ms。
2.4 脑电记录
被试佩带Quick-Cap 32导联电极帽，采用Neuroscan Synamps2记录32导脑电。电极按国际10-20系统放置。双侧耳后乳突连线为参考，接地点在FPz和Pz的中点，记录垂直眼电和水平眼电。电极与头皮接触电阻保持在5kΩ以下。采样率为1000Hz，带宽为0.05～100Hz。离线分析脑电数据。最后用于总平均分析的各类ERP的平均叠加次数不低于各类总刺激数的85%。
2.5 数据处理和分析
使用Neuroscan 4.3对采集的脑电进行离线分析处理。相关法排除眨眼对脑电的影响，分析时程(epoch)为目标词呈现前100ms（作为基线校正）至目标词呈现后1000ms，波幅大于±100μV的epoch被视为伪迹剔除。对每个trail中目标词的脑电数据进行分类叠加平均，记录分析所要考察的四类刺激的ERP：“一Q”语境下的名词、动名兼类词，“不M”语境下的动词和动名兼类词。为了消除参考电极对头皮电压分布的影响，将得到的ERP都转换为平均参考。对这四类刺激的ERP进行20Hz(24dB/oct)的无相移低通数字滤波器滤波。
根据ERP总平均波形图特征，四类刺激的ERP差异主要集中在三个成分上：目标词呈现后波峰位于约200ms处的一个正波(P200)，250～400ms时窗内的一个负波(N400)，以及一个450ms左右开始的晚期正成分(P600)。采用平均幅值测量法对P200、N400和P600成分进行分析，分析时段分别为145～225ms、250～400ms和450～650ms。由于正确语境中的名词和动词P600的潜伏期也表现出差异，因此对其400～700ms间的潜伏期进行测量分析。最后的统计处理使用SPSS 12.0软件进行，方法为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统计结果使用Greenhouse-Geiss法进行校正。
3 实验结果
3.1 行为数据
对6种类型短语“一Q+兼”、“不M+兼”、“一Q+N”、“不M+V”、“一Q+V”、“不M+N”判断的平均反应时分别为734.43ms、727.75ms、684.71ms、732.75ms、694.82ms、702.32ms，错误率分别为10.95%、10.00%、6.51%、9.21%、6.67%、8.57%。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结果显示，各种类型短语的反应时、错误率均没有达到显著差异。
3.2 ERP数据
3.2.1 正确语境中名词和动词的比较 图1标明了正确语境中的名词（“一Q+_”中的名词）与动词（“不M+_”中的动词）之间的ERP比较结果，二者在P200、N400和P600成分上都存在差异。
图1 正确语境中名词和动词的ERP波形图
在145～225ms时窗内，词类（名、动）×电极(F3、FZ、F4、FC3、FCZ、FCA、C3、CZ、C4、CP3、CPZ、CP4)的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类主效应显著，F(1,13)=31.95,p=0.000。同动词相比，在大脑的广泛区域，名词诱发出一个更大的P200成分。
在250～400ms时窗内，对N400幅值所做的词类（名、动）×电极(FC3、FCZ、FCA、C3、CZ、C4、CP3、CPZ、CP4、P3、PZ、P4)的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词类主效应显著：F(1,13)=15.26，p=0.002。名词和动词虽然在大脑的广泛区域都诱发出N400，但是与名词相比，动词的N400更大。
在450～650ms时窗内，对P600幅值进行词类（名、动）×电极(CP3、CPZ、CP4、P3、PZ、P4)的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类主效应显著，F(1,13)=9.23,p=0.010。如图1和图2所示，这一效应主要分布在中央顶区和顶区等后部脑区，名词诱发的P600比动词要大。同时，400～700ms时窗内的潜伏期测量结果也显示出显著的词类主效应，F(1,13)=9.17,p=0.010。在后部脑区，动词P600的潜伏期比名词更加滞后。
3.2.2 名词语境中的兼类词和动词语境中的兼类词的比较 图3标明了动名兼类词在名词语境（“一Q+_”）中诱发的ERP与在动词语境（“不M+_”）中诱发的ERP之间的比较，二者的差异主要反映在P200成分和P600成分上，N400成分没有显著差异。
在145～225ms时窗内，选取大脑左侧部分电极点(F3、FC3、C3、CP3)，进行词类×电极的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类主效应显著，F(1,13)=6.08,p=0.028，在大脑左侧区域，名词语境中的动名兼类词诱发出更大的P200成分。
图2 正确语境中名词和动词的ERP地形图
图3 名词语境和动词语境中的动名兼类词的ERP波形图
在450～650ms时窗内，对P600的平均幅值所做的词类×电极(FC3、FCZ、FC4、C3、CZ、C4、CP3、CPZ、CP4、P3、PZ、P4)的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也揭示出显著的词类主效应，F(1,13)=8.99，p=0.010。在大脑的广泛区域，与动词语境中的动名兼类词相比，名词语境中的动名兼类词诱发出一个增大的P600。
图4的ERP头皮地形图也显示，名词语境中的动名兼类词在大脑的广泛区域，尤其是左侧中央区有着更正的电压。
图4 名词语境和动词语境中的动名兼类词的ERP地形图
4 分析与讨论
4.1 名动加工的ERP差异
本实验采用词语搭配判断任务，以“一Q”和“不M”作为语法启动词，考察目标词名词和动词的脑神经加工机制，启动词和目标词之间的SOA为800ms，相邻两个trail间的SOA为2500ms，虽然刺激间的时间间隔为固定间隔，但对于前一个刺激（启动词）来讲，其呈现后800ms就已经是慢波成分了，因此对于下一个刺激（目标词）的影响较小，因此我们认为，刺激之间的间隔可以说足够长，对实验的影响较小。在一些类似的有启动范式的实验中[19,20]，启动词和目标词的刺激间隔在800ms左右的也较为常见。
实验结果显示，当名词和动词出现在各自适合的语境中时，名词诱发出一个增大的P200。虽然P200在语言加工中的作用还不十分明确，但有研究认为，P200是一个与词汇语义信息识别相关的成分[21～23]。在一些研究名动加工的实验中也发现了P200成分，但主要集中在额区[5,9]，而我们实验中P200的分布要更广。由于名词和动词本身固有的词汇语义信息不同，名词主要是指称人和事物，而动词主要指称动作行为，因此我们认为，实验中的P200效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在识别名词和动词词汇语义信息时加工上的差别。
许多研究证明，N400和P600是两个与语言加工相关的ERP成分，N400与语义加工相关，反映了大脑对语义信息加工整合的困难程度，语义信息越难整合，N400波幅越大[24～27]。P600则被认为是与语法加工相关的ERP成分，主要反映了大脑对语法的分析、修补以及晚期的整合过程[24]。但在P600波幅与加工难度的关系上还有不同的观点，一般认为，心理资源投入量越大，加工越难，P600波幅越大[28,29]，但是也有研究[30,31]得出P600波幅与心理资源投入量成反比的结论。
在本实验中，当名词和动词都出现在正确的语境中时，相对于名词，动词在大脑的广泛区域诱发出一个增大的N400和较小的P600。我们认为，实验结果反映了名词和动词在语义加工和语法加工上的不同。生成语法理论认为，大脑词库中的动词含有论元结构信息和题元结构信息②，前者与动词的语法特征相关，要求在以动词为中心的结构中出现的论元必须满足动词所要求的最少数量，以达到语法上的自足；后者反映了动词和论元的语义关系，即动词负责给论元结构中的每个论元位置分派合适的题元角色，如施事、受事、目标、来源等语义角色，使结构符合语义上的要求。从论元结构来看，本实验中的动词多为二元动词，因此至少要有一个内部论元成分和一个外部论元成分在结构中与动词同现，才能达到语法上的自足，但动词和启动词合并后，并没有论元成分出现，语法上仍不自足，所以需要投入更多的心理资源支持动词继续寻找论元，以构建完整的论元结构。另一方面，题元结构也要求动词寻找潜在的论元结构位置分派合适的题元角色，以建立起与论元的语义关系，达到语义上的自足，这种语义加工也需要耗费更多心理资源。而大脑词库中的名词不包含论元结构信息，也没有分派题元角色的能力，所以在实验中名词和启动词合并后，名词不需要再寻找论元和分派题元角色，整个短语在语义和语法上都达到了自足。因此，与名词相比，动词无论是在语义加工方面还是在语法加工方面，消耗的能量都要更多，加工的难度也更大。同时，本实验也支持了P600波幅与心理资源投入量成反比的结论。
实验对于动名兼类词的研究发现，同正确语境中名词和动词的比较相类似，与动词语境中作为动词使用的动名兼类词相比，名词语境中作名词使用的动名兼类词也诱发出一个增大的P600，而且分布的脑区更加广泛。由于动名兼类词用在名词语境和动词语境中时，分别相当于名词性词语和动词性词语，同时P600是与语法加工相关的成分，所以实验结果表明，名词性词语和动词性词语在语法加工上并不相同。与正确语境中名词、动词比较结果不同的是，动名兼类词作名词使用和作动词使用时N400并没有表现出差异，我们认为，这可能同动名兼类词的性质有关。动名兼类词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标准划分出来的词类，兼有名词和动词的语法特征，因此当分别作名词和动词使用时，更能体现出类似于名词和动词的语法特征上的对立。但是两种语境中的动名兼类词在语义特征上是相同或十分相近的，所以实验显示在与语义加工相关的N400成分上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还有一些研究报道了与本实验不同的结果，例如，Federmeier等人[9]的实验结果显示，名词语境中的兼类词在额区和中央区诱发出一个更大的N400；Brown等人[32]也发现作为名词使用的词类歧义词相对于作为动词使用时，会在后部脑区诱发出一个增大的负成分。我们认为，实验结果上的不同可能是语料选取上的原因。在一些以印欧语为语料的研究中，一般把词性不同的同形同音词都看做是兼类词(class-ambiguous word)，因此在所选取的语料中，可能会包括许多意义相差很大的同音同形词，例如Van Pettern and Kutas使用的语料中有一半就是同形异义词[33]，Federmeier等人[9]的实验语料中，兼类词的名词义和动词义也有很大差别，所以与语义加工相关的N400成分可能就会表现出差异。
4.2 名动分离的原因
我们是从语法角度入手，来设计实验研究汉语名动加工问题的，结果发现了汉语名词和动词的ERP成分存在差异，因此，认为语法可以是造成汉语名词和动词脑加工机制存在差异的原因。
从实验任务来看，与基于语义的词汇判断任务不同，本研究所使用的词语搭配判断任务能够凸显出名词和动词的语法特征。启动词“不M”和“一Q”提供了名词、动词相互对立的语法环境，分别要求具有动词语法特征和名词语法特征的词与之相搭配，目标词和启动词能否搭配主要是取决于二者的语法特征是否匹配，所以被试不可避免地要对启动词和目标词进行语法加工。
从实验结果来看，当名词和动词都处在正确语境中时，相对于动词，名词诱发出增大的P600成分，学术界一般把P600成分看作是语法加工的指标（如前述所证明，本实验结果支持了P600成分大小与加工难度呈负相关），因此，我们认为，实验中名词和动词在P600上的差异也反映了名词和动词语法加工上的不同，根据4.1小节中的分析，这种语法加工上的不同本质上是由名词和动词语法性质的不同决定的。
实验还选择了动名兼类词作为语料进行考察，所谓动名兼类词是根据其语法功能划分出来的一类词，是指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词类语法性质的词，当动名兼类词用在名词语境中时，体现出名词的语法性质，相当于名词性词语，用在动词语境中时，体现出动词的语法性质，相当于动词性词语。同时，当同一个动名兼类词分别用在名词和动词语境中时，语义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二者语义相同或十分相近，在语义上与名词或动词语境也都十分匹配。因此，名词语境中的动名兼类词和动词语境中的动名兼类词的差异就主要体现在二者的语法性质的不同上，即名词语法性质和动词语法性质的不同。实验结果显示，名、动两种语境中的动名兼类词语法性质上的不同在神经加工机制上有所表现，二者在与语义加工相关的N400成分上并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二者在语义加工上没有显著差别。但是与动词语境中的动名兼类词相比，名词语境中的动名兼类词诱发出了增大的P600成分，这个增大的P600效应也和名词、动词的比较结果一致，这表明二者在语法加工上存在差异。由于两种语境中的动名兼类词分别相当于名词性词语和动词性词语，所以实验结果表明大脑对动词性词语和名词性词语的加工是不同的，而没有显著差异的N400效应和增大P600效应则显示，大脑在加工名词性词语和动词性词语时产生的差异不是语义原因造成的，而是词语的语法功能起了主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也有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语法是导致名动分离的原因，但他们的所讲的语法主要指的是词的形态变化功能，认为只有对发生形态变化的名词和动词进行研究才能发现二者神经机制上的差异[10,11]。按照这种观点，汉语是一种缺少形态变化的语言，从语法上必然看不到名动分离的现象，所以一些研究者只能把汉语名动分离的原因归结为语义原因[13,14]，而认为汉语名词和动词语法范畴的神经表征是不存在差异的[16]。但本实验中所选用的动词和名词在形态上也都没发生变化，可我们仍然发现了名动分离的现象。实际上，并不能把名动分离的语法原因简单的归结为词的形态变化，因为形态不过是功能的标志，即使在印欧语言中，形态也只是表达语法信息的载体，词的语法功能根本上还是由词与词的组合能力和相互关系决定的。我们的实验正是从词语语法上的组合搭配关系证明了名动分离的心理现实性，说明从语法角度来看，名词和动词是可分的。
然而，我们也并不能完全否认语义在名动分离中所起的作用。国外的许多研究表明，对于语义、语法信息的加工会涉及到不同的脑机制[34,35]。例如，Luke等人[35]运用fMRI技术对汉语的语法、语义加工进行研究，发现语法、语义加工各自激活了不同的脑区，其中大脑左侧额叶中回更多地参与了语法加工，而大脑前部左侧额叶下回和左侧颞叶中上回更多地参与了语义加工。由于每种词类本身都包含着丰富的语义、语法信息，所以我们推测，无论是从语义角度还是从语法角度，可能都能够发现名词和动词不同的神经加工机制，只不过实验任务的特异性可能决定了语法、语义在名词、动词的加工中所起的作用。认为语义决定名动分离的实验，其任务只涉及到语义，所以得到的结论只能是语义导致了名动分离。而当实验任务同时牵涉到了语法和语义信息的加工时，语法、语义就都有可能在名词、动词的表征和加工中产生影响。例如，Shapiro等人[11]使用PET实验研究名动分离时认为，实验结果所发现的激活区中并不是所有的都参与了语法加工，一些激活区可能反映了对语义信息的加工。本研究从语法角度出发设计实验，证明语法可以是造成汉语名动分离的原因，但是在反映语义加工的N400指标上，名词和动词也存在差异，说明语义在名动分离中也是起作用的。对于语义和语法在名动分离中的关系及其与实验任务的关系，我们尚需进一步探讨。
5 结语
本研究运用ERP技术考察了汉语名动分离问题。与以往基于语义的实验任务不同，我们从语法角度出发设计实验，提供了两种名动相互区别的语法语境：“一Q+_”、“不M+_”。同时在语料上，扩大了考察的范围，在考察名动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动名兼类词，能够更好的从语法角度揭示名词性词语和动词性词语的加工机制。实验结果显示，名词和动词在P200、N400和P600等ERP成分上存在差异。P200成分可能与词汇信息加工相关，对早期的词汇识别起一定作用；N400和P600反映了名词和动词的语义和语法加工过程，N400成分与加工难度成正比，但实验支持P600与加工难度成反比的观点。根据分析讨论，我们认为，汉语名词和动词具有不同的神经加工机制，语法可以是造成名动分离的原因，不能因为汉语缺少形态变化，而把名动分离的原因简单的归结为语义。
收稿日期：2007-04-17
注释：
①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②“论元结构”通常是指以动词为中心联系若干名词的结构形式。动词的论元结构规定了实现动词表达的动作或状态所需要的最少名词（论元）数量，即动词要求有几个论元，句中就必须有几个论元与动词同现。“题元结构”要求动词给论元结构中能够出现论元的结构位置分派合适的题元角色，如施事、受事、目标、来源、方位、感受者、受益者等语义角色，它体现了动词和论元之间的语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