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理论的新创新--邓小平发展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_邓小平理论论文

发展理论的新创新--邓小平发展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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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我国加速现代化进程的中心任务,把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日益提到突出的位置。邓小平紧紧扣住时代的脉搏,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结合,创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现代发展理论。这一理论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出了一条新路,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作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既一以贯之,同时又有新的发展和创新。这突出地体现在发展理论研究重点的转移上。

就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主要包括两大层次:一是本质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它主要阐述历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像唯物史观即是如此。二是运行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它主要研究加速社会发展的条件、方法、途径、机制等问题,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提供具体理论指导,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就是这样。不过,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所要解决的中心任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侧重的是从本质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以便同以往的唯心史观划清界限,为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从运行的角度对现代社会(马克思常常把“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社会”作为同义语来使用)以及东方社会进行过深入研究,但这种研究相对说来还是薄弱的,以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这种研究传统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沿袭下来了。就是在时代背景和时代主题已经发生转变的情况下,这种研究传统或格局也未得到多少改变,甚至被作了某些教条式、僵化式的曲解。本来,时代主题的转变要求理论主题也要发生相应转变,这就是要使发展理论的研究更切近现实,能够具体指导人们按照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要求去进行各种活动,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但长期以来,我们所讲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不能恰当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它至少在两个方面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其一,理论研究的对象仍局限于历史观的一般问题,重点放在社会发展本质、规律,尤其是生产关系问题的分析上,致力于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宏观研究和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比较,而对社会实际运行问题则很少予以分析;其二,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相适应,研究方法也只是固守在抽象分析方法、历史—逻辑分析法等手段上。在运用这些方法时,不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丰富实践进行理论概括,而是远离实践进行理论演绎,因而得出的都是一些抽象的“规律”与“原则”,使得活生生的社会发展理论成了僵化的“一般历史哲学”。如按照原有的理论,公有制的建立可以使个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协调一致,国民经济可以按比例平衡发展,整个社会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调节,获得高速的发展,等等。这些论述对于我国社会的本质性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要把它扩展到社会运行层次上来就不是那么妥当了,因为社会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矛盾远非抽象性分析所表述得那么简单。因此,面对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这种抽象的社会发展理论日益显得空乏无力。实践对其提出了尖锐挑战。

邓小平的非凡之处,就在于突破了这种研究格局,实现了发展理论研究重点的转移,即致力于社会具体运行问题的探讨。他既遵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又不是简单地在原有的历史观框框内打转转,而是从社会现实发展所面临的难题,从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重大问题出发,来探寻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方式和发展道路。这就是说,邓小平关于发展的思想不是建立在纯逻辑思辨基础上的,而是以社会主义已有的实践为依据,并从这里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邓小平深知,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不是用一种“应有”的观点所能说明和解释清楚的,因为“应有”的东西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很多难以实现,要切切实实来研究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必须转换视角,从“现有”出发。因此,邓小平需要的不是一种关于发展的简单的本质性的理论结论,而是要探求具有现实针对性、能够实实在在具体指导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理论,寻找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具体国情的,能够切实解决现实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种种难题的发展理论。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基点,才有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才有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整体认识、战略设计和具体实施意见的考虑。

应当指出,邓小平注重社会实际运行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对社会制度分析的排斥。实际上,他非常注意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把握上来提出和审视发展问题,给发展问题赋予一种深刻的含义。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从既有的观念中来理解社会主义,还是从现实的社会发展要求和社会最根本的任务来理解社会主义?邓小平开创性地选择了后者。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邓小平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则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要是按照过去的思维方式,这一观点无论如何是不可思议的:社会的本质历来被看作是生产关系范畴,社会制度的区别就是生产关系性质的区别,怎么能够把发展生产力也看作是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呢?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否定从生产关系性质上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性,但他同时认为,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其实正好是判断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真实体现。离开生产力来谈论社会主义本质,只能导入误区。显然,邓小平不是从罗列一条条具体规定中来说明社会主义本质,而是从社会发展的深层和高度来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这就使发展问题被赋予一种新的特殊的意义,同时找到了社会主义本质与发展之间的真正契合点。

由于是从如何加快社会发展这一迫切性问题出发的,因而邓小平的发展论是更为切入社会实际的发展论,是更为具体化、更具操作性的发展论。它不仅提供了加快社会发展运行的原则、方向,而且具体提出了怎样加快发展运行的战略、方法、途径和措施等。这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论的丰富、补充和发展。

伴随研究重点的转移,邓小平的发展论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也比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论有着新的发展或创新,这就是在发展问题上达到了一种新的视野、新的境界。

1.从“世界历史”到“全人类”。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在考察现代社会发展时,就是从“世界历史”的观点出发的。他认为,自16世纪以来,伴随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和大工业以巨大的扩张力冲击全球,以致历史逐渐变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不可能脱离国际环境而长期生存和孤立发展,其经济发展都是相互依赖的,所谓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就是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向“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状态转变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西欧许多国家之所以抢先进入现代化行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首先实现了这一转变过程,与此相反,东方许多国家长期停滞不前,一个重要缘由就在于这些国家长期闭关自守。可见,在生产、交换日益国际化的条件下,要封闭起来走向现代化,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邓小平在思考发展问题时,同样坚持了“世界历史”的观点。他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第64页)在这样一个世界格局中,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走向现代化,都必须打开门户,走向世界。为此,他强烈主张:“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第78页)但是,邓小平的卓越之处,并不仅仅在于重新倡导和弘扬了“世界历史”的思想,更重要地在于他把发展问题从“世界历史”的视野中进一步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邓小平主要是从世界整体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两大方面来回答这一问题的。就世界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是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和主体,这本身就赋予发展问题以全人类的意义。另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发展都是相互依赖的。“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第106页)因此,发展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普遍问题,它“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第282页)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说,中国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它在国际上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能否快速发展自己,这是中国对人类负有的重大责任。而且,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也是有利的。从政治上看,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的力量,因此,“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第105页)从经济上看,中国的发展有利于南北问题的解决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可以看出,邓小平不是仅仅从一般的世界经济联系中,而是从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上来看待发展问题的,这就使发展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从“人的发展”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有着丰富的人学内涵。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所确立的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正因如此,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内在一致的。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发展,实际上合乎逻辑地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尺度。马克思对于人的价值和命运、人的解放和发展无疑给予了极大关切,但他主要是对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指出了大致方向和基本原则,而并没有具体提出在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这些发展、怎样推进这些发展的意见。邓小平则不仅对马克思的思想原则作了具体化的阐释,而且将这一原则推向一个新的思想高度。他在谈到发展问题时,不是一般谈论人的价值、命运和人的发展,而是把发展同人民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从人民利益得失的角度来考虑发展问题,因为人的发展总是要通过利益体现出来,这是实现人的发展的现实途径。离开利益讲发展,将会流于空谈。在邓小平看来,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福利是天经地义的,是党和政府一切决策的核心和出发点。他提出的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隔几年上一台阶的新思路,其目的就是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时给人民以实惠,造福于民众;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也是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目标,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之,深切关注人民的利益和命运,这是贯穿于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红线。

3.从基础地位的揭示到核心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已经明确地把经济发展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产不仅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而且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过程。这些思想主要是就历史发展的整体状况和一般关系来讲的,因而指出的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历史观。而邓小平则由此出发,从时代全局来考虑问题,将经济发展进一步看作是世界各种问题的核心问题。在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邓小平又重申了这一思想。从邓小平的论述可以看出,尽管和平与发展都是时代的主题,但发展的主题更为根本。因为发展问题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得不到解决,整个世界的和平就面临重大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只有发展中国家真正发展起来,世界才有可能实现和平与安宁。当然,突出发展并不意味着轻视和平,因为没有和平的环境事实上也很难发展起来,但从世界整体各种矛盾的解决来看,发展还是处于首要的、核心的地位。就我国国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第265页)比如,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要保持国家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要顺利、及早地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关键在于加快经济发展,努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讲,发展都是一个硬道理。从基础地位的揭示到核心问题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论的深化、丰富和发展。

4.从制度建立到制度完善。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研究过程中,侧重点主要是放在新制度的创立上,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新的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之上。但是,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首先在那些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出现的,而恰恰是从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开始的。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坚持和巩固下去?这正是邓小平考虑问题的一大焦点。为此,邓小平的发展论自然从制度的建立转到制度的巩固与完善上。他首先提出的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是干什么的?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高。由此出发,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如何坚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就坚持不住。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东西,决定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事实上,没有发达的生产力,任何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原则或规定都难以贯彻,这种生产关系也难以长期坚持和发展下去。这一点,我们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以及国外社会主义的实践都得到了充分证明。因此,邓小平发展论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它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完善上来审视发展,为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指出了新的方向。

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论相比,邓小平的发展论不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有新的突破,而且在具体内容上也有着新的丰富的内涵,形成了一种比较系统的且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论。

一是机遇论。把机遇引入发展研究,这是邓小平发展论的一大特色。为什么在发展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机遇呢?按照邓小平的思想,能否抓住机遇,这是事关我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政治问题。抓住机遇可以抢时间加快经济发展,使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丧失机遇,不仅会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差距,而且社会主义也有被断送的危险。怎样才能抓住机遇?从邓小平一系列论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抓住机遇首先必须善于捕捉和发现机遇,其次还在于把握和利用机遇。要不然,看到的机遇也会丢掉。为此,必须争取时间,加快速度,促进经济发展。另外,还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抓住机遇“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因为坚持改革开放才有可能抓住机遇,在闭关自守的环境里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下,很难谈得上抓住机遇,更谈不上利用机遇。所以,推进改革开放和抓好、用好机遇是一致的。

二是台阶论。“台阶发展论”是邓小平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深刻揭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第368页)在这里,邓小平把经济发展的客观逻辑简明清晰地表述为一个“加速(台阶)——调整——加速(台阶)”的循环往复的波浪式前进过程,从而把加快经济发展上升到了发展规律的理论高度,阐明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实施意义。应当说,邓小平的这一发展理论是反映了经济发展客观实际的。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匀质的过程,在现代化的长期过程中,出现若干个飞跃或台阶是完全有可能办到的。老是四平八稳、慢慢腾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能拉大,不会缩小。但是,加快经济发展也是有限度的,因为经济发展本身受原有的生产力水平、资金、人才、科学技术、供求关系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而这些因素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在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运转之后,必然带来因诸种因素变动所导致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从而要求对诸种因素和关系进行调整。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经济发展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态势。既要加快发展,又要注意节奏,这正是邓小平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经济发展的生动体现。

三是条件论。就主观愿望讲,发展当然越快越好。但是,发展总是有条件的,离开条件的发展是盲目的发展。那么,中国的现实条件是什么呢?这就是现实的国情。我国的现实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第252页),要量力而行,既要有速度,又不能脱离实际,离开质量、效益来讲速度。

四是协调论。邓小平所讲的发展协调,主要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发展本身的协调。既要处理好发展、稳定、协调的关系,不能离开稳定、协调片面追求发展。当然,强调稳定、协调也要防止走向另一极端,他特别提醒:“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377页)二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协调。为此,他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多次明确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就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治;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教育;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他意味深长地指出:“风气如果坏不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第154页)

五是梯度论。这是邓小平发展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但共同富裕不等于过去的平均主义,应当有意识地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尔后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走向富裕。因为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大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这样,在发展选择上,不应该要求齐步走,一起上,应当先东后西,梯度发展。既然共同富裕允许出现差别,而差别过大又会严重影响整体发展,那么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根本的办法还是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而合理地流动,从而使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实行两种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 一个是对内开放,对内真正全面开放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了,内地只要把投资环境搞好,就可以凭借资源和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凭借广阔的潜在市场,把沿海地区的技术、管理和资金吸引过来,接受沿海产业的转移,更好地发展自己。这种“海外——沿海——内地”的梯度推移,正是符合发展规律的经济振兴之路。可以说,邓小平的梯度论是对经济发展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六是动力论。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的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状况。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变革生产关系就不可能发展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解放生产力成了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和动力。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一种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成为社会基本矛盾不能协调运行的关键,不改革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无从谈起。因此,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就来自于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潜力。

上述诸论,只是邓小平发展论的一个大要。这些理论都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新型的发展论。其理论价值在于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论作出了开创性的发展,而且为中国的现实发展具体指明了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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