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及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成就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钱大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钱大昕是我国清代乾嘉时期三大著名的历史考据学家之一，不仅精通史学，而且在金石学、算学、音韵学、诗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本文系统地评介了钱大昕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并对他的史学思想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乾嘉考据学派治学的特点、方法和成就。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先生，晚称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他一生博学多艺，尤精于历史考据学，是我国清代乾嘉学派中与王鸣盛、赵翼齐名的三大历史考据学家之一。三人中，又以他的名望最高。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清代学者之一般评价，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①。著名的经学大师阮元就他的学术成就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或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②王昶也称他虽为经学大师，却“囊括艺术，网罗众家，嗜金石，通六书之本，尤工于历术，著述繁艿，四方奉为枕秘”③，足见他学问渊博。他不仅是一个历史考据学家，而且还是一个经学大师、金石学家、天文历算学家、音韵训诂学大师和诗人。其学术上的成就具体表现在多方面。
一
(1)诗赋
钱大昕在父亲的熏陶教育下，自幼就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称：“仆自成童时喜吟咏。”④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南巡，江浙士子争先进献诗赋，钱大昕也随之进赋一篇，深得乾隆帝的赏识，被招至江宁，乾隆亲自命题面试，特赐举人，授以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入宫后，他所作应试诗和御制诗多得乾隆赏识，官职得以不断升迁。
在诗歌创作上，他很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诗亦有四长：曰才、曰学、曰识、曰情。放笔千言，挥洒自如，诗之才也；含经咀史，无一字无来历，诗之学也；轻益多诗，涤淫哇而远鄙俗，诗之识也；境往神留，语近意深，诗之情也。”⑤又说：“诗者志也，非意所欲言而强为之，妄也。不知其人志趣所在而强为之辞，赘也。”⑥
主张诗人应具备才、学、识、情四长，反对那种无感而发、强为造作的创作态度。
他一生诗赋作品甚多，仅《潜研堂诗集》中就收集了一千多篇诗赋。其中有和御制诗、咏史诗，更多的是朋友间送往迎来及自叙晚年境遇的诗作。著名的文学家沈德潜称他的诗赋：“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态，寻修赴节，情韵环周，唐人律赋中亦称高手。”⑦并将钱大昕的部分诗作选入《吴中七子诗选》中，后来这本诗集流传到日本，日本学者头默真迦“见而心折，附番舶上书于沈尚书，又每人各寄《相忆诗》一首，一时传为艺林盛事。”⑧清代学者袁翼称颂钱大昕“道德文章，中外仰之如泰山北斗，著述之富，网罗百家，沾溉艺苑，又称“高丽使臣，在都购其诗文集，诸国中。”⑨足见其诗文在国外的影响。
(2)天文、历算
清代学者在研究经史的同时，大都粗通或精通算学。梁启超认为：他们“初非欲以算学名家，因治经或治史有待于学算，因以算为其副业者也”，又称：当时考据学家“殆无一人不有算学上常识，殆一时风尚然矣。”⑩钱大昕可以算是这些学者的代表。他在博览经史群书的同时，还潜心于古今中外算学的研究。他26岁在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任上，就对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与同年“讲习算术”。后来他得到了算学家梅文鼎的算学著作，认真钻研，“寝食几废，因读历代史志，从容布算，得古今推步之理。”(11)他还注意吸取西方算学之长，认为“西土之术固有胜于中法者，习其术可也”(12)。他在钻研中国古代算学的同时，还认真研究过“欧罗巴测量弧三角诸法”，并经常与友人讨论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播的西方算学的理论。当时的礼部尚书、钦天监监正何国宗，世业天文，精通历算，与钱大昕讨论算学，竟“翰如逊谢，以为不及也”(13)。上元谈泰闻钱大昕精通算学，遂拜其为师。
他的精深的天文历算造诣，深得当时学者的推崇。段玉裁称他：“古九章学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14)王昶也称他：“自太初、三统、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时，尽能得其测算之法，故于各史朔闰薄蚀，凌犯进退，强弱之殊，指掌立辨，悉为抉摘而考定之。”(15)他在天文历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及《太阴太岁考》等。
(3)经学
钱大昕自幼熟读群经，曾随经学大师惠栋等”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16)。阮元称他“潜研经学，传注疏义，无不洞彻原委”(17)。
他在经学方面没有专门的著作，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潜研堂文集》卷四至卷十五关于经史的问答以及《十驾斋养新录》前三卷中。此外，他还写过一些有关经书的序言，如为惠栋写的《尚书古文考序》，为臧玉琳写的《经义杂识序》，为阮元写的《经籍纂诂序》等，均反映出他对经书的研究能融会贯通，考究源流。王昶称他在经学的研究上对前人之说能“推而广之，错综贯串，更多前贤未到之处”，“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18)。说明他在经学的研究上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4)金石学
钱大昕一生勤于收集金石文字，“凡知交历官居乡之地，莫不遍托搜罗，至身所经历山崖水畔，黉宫梵宇，有断碑残刻，必剔藓拂尘，摩挲审读，或手自推拓，积三十余年，遂成巨富。”(19)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收集金石碑刻多达两千多种，经其跋尾者八百六十余件。但他并非为收藏而收藏，他广泛搜罗金石文字的目的是为了历史的考据。他认为“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20)又称：“古人之叹文籍传写久而讹，唯吉金乐石流传人间，虽千百年之后，犹能辨其点画而审其异同，金石之寿实大有助于经史焉。”(21)在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中，他非常注意以金石碑刻来考证古籍的讹误，补订其阙漏。他著有《金石文目录》、《金石文跋尾》两书，被王鸣盛称之为“古今金石学之冠”(22)。足见钱大昕在金石学研究上的成就。
(5)音韵学
钱大昕在音韵学上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他首先注意到了古音声母的研究。在他之前，人们只注意研究韵而没有注意研究声纽（声母）。他在列举大量实例的基础上，得出了“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的结论。他认为：“凡轻唇之音，左读为重唇，如后世读为轻唇音的非敷奉微四母，在汉魏以前都读重唇帮滂并明。”又认为：“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今读照穿床，古读端透定。”(23)这个结论已得到后人的肯定。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钱氏以前，研究古音的人，……都只重古韵，没有讨论到古纽（声母），首先注意到古纽问题的恐怕要算钱氏了。”(24)
在古声纽的研究中，钱大昕使用了四种方法：一是根据异文和声训进行研究，二是根据谐声偏旁进行研究，三是从类隔切进行分析，四是从译音字进行研究。这些方法，多被后人所采用。
钱大昕还曾参加过编校《音韵述微》的工作。《音韵述微》与钦定《音韵阐微》相表里，同是当时的音韵学专著。《音韵阐微》重在字音的考订，而《音韵述微》不仅注意字音的考订，而且兼详字义，凡今义今音，亦皆纂入。从某种意义上说《音韵述微》更是胜过钦定《音韵阐微》一筹。这其中自然也凝聚着钱大昕所耗费的心血。
二
除了以上各方面的成就之外，钱大昕最突出的成就当首推历史考据学。清代学者朱一新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乾嘉诸儒以东原（戴震）一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25)钱大昕为后人留下的史学著作很多，如《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通鉴注辨证》、《三史拾遗》、《诸史拾遗》等，其中他的史学代表作当首推《廿二史考异》。《廿二史考异》是他毕生治史所耗心血的结晶。
“钱大昕自弱冠起就喜读史书，18岁时，他在坞城顾氏家坐馆授徒，正是这偶然的机会，使他萌发了对历史考据的兴趣。顾氏家藏氏甚富，“案头有《资治通鉴》及不全二十一史”。钱氏在授徒之余，“晨夕披览，始有尚论千古之志”，他尤其喜好李延寿的《南北史》，“大半能成诵”，并“钞撮故事，为《南北史隽》一册”(26)。这种踏实认真的读史功夫，为他以后进行的史学考据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钱大昕的大半生精力几乎都放在了史书的研读上。他自称：“予女了读乙部书，涉猎40年。”(27)又称：“自史汉讫金元，作者二十有二家，反复校勘，虽寒暑疾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28)他自四十岁起，始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加以编次，“岁有增益，卷帙滋多。”(29)至55岁时才基本成书，凡百卷。直到他69岁时才将各史考异陆续校定付印完。梁启超称：“苟一察其内容，即可知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30)足见《廿二史考异》是作者日积月累，集毕生之读史心得而成，是一部属于札记性质的史学考据名著。
《廿二史考异》是“有为而发”。钱大昕认为“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31)对当时学术界那种重经轻史的学风深表不满。他指出：“夫史之难读久矣。……况二十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32)针对这种情况，他遂将自己平日读书心得编次成书，以“开导后学。”(33)以求改变那种重经轻史的倾向。
《廿二史考异》对史书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1)考校年代、地名之异同
钱大昕往往采取以本书或他书纪、传、表、志互校的方法，指出或订正史书记载之错误。如《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二年冬，京兆尹赵广汉有罪要斩。”钱氏据《汉书·赵广汉传》所载“地节三年七月中，……广汉竟坐要斩”，又据《百官公卿表》所云：“本始三年，颍川太守赵广汉为京兆尹，六年下狱要斩。”指出《汉书》记载的年月自相矛盾：“自本始三年数至地节四年，恰是六年，较之本传后一年，较之本纪，又先二年，俱不相合。”(34)再如《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记载：“（景帝）中二年初置清河都济阳。”钱氏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清河郡清阳县”注云：“王都”，证明“济阳当作清阳”(35)。按照此法，从而指出并订正了正史年代、地名的不少讹误。
(2)厘正史书所载史实之失误
如《史记·河渠书》云：“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历来被视为史实，然钱氏却不以为然。他据《汉书·沟洫志》所载：“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认为“《史记》以引漳水溉邺为西门豹事误”(36)。从而订正了一条重要事实。
又如《史记·货殖列传》载：“白圭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钱氏从时间的推算上指出司马迁记载之失实。他指出：“白圭当魏文侯时，而商鞅佐孝公，孝公即位距魏文候薨已二十五年矣，不得如史所言。”(37)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3)考辨后人妄改与伪托
史书在流传的过程中，难免混杂着后代好事者的篡改和伪托。《史记》这种情况尤为严重。梁启超曾指出：“《史记》现存之本，差不多有一小半不是太史公作的，其中记载司马迁死后十几乃至一百年的事情甚多。”(38)钱大昕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秦始皇本纪》末有汉明帝十七年十月云云，《平津侯传》末有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云云，《司马相如传》赞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云云，皆魏晋以后人窜入。”(39)他又根据司马迁称武帝为“今上”、“今天子”、“天子”而不称谥号的情况，认为“外戚世家及贾生、李将军、万石君、主父偃、卫将军、骠骑、汲郑、酷吏列传皆有‘武帝即位’之文，此后人追改”(40)。
钱大昕还依据古人的避讳来确定史书的被篡改处。如《后汉书·盖勋传》云：“昔庄贾后期，穰苴奋剑。”钱氏认为“东汉人避明帝讳改庄为严，此称庄贾，《董卓传》亦有穰苴斩庄贾之语，《明帝纪》：‘楚庄无灾，以致戒惧，’皆后来校书者不学辄改之也”(41)。
(4)补阙及训释
对史书中记载的缺漏，钱大昕往往根据他书或金石材料等给予弥补。如《汉书·萧育传》记萧育“历冀州、青州两部刺史”，钱氏据《汉书·冯野王传》称“育又为朔方刺史，本传失书”(42)。
对一些难解之字句，他还进行了注音、释词的工作。如在释《后汉书·曹世叔传》中曹大家的“家”字音时指出：“此家字相传读如姑，考古书家室之家，亦读为姑。《诗》‘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以家协帑’。……今人皆转为古牙切，独此大家字尚存古音。”(43)又如《汉书·严助传》有云“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颜师古注“能，堪也”。钱氏不同意颜注，他说：“能、耐二字古书中多通用。《食货志》‘能水与旱’，《晁错传》‘其性能寒，其性能暑’，……师古皆读如耐，此亦当从耐音。”(44)再如《宋史·燕王德昭传》云：“建炎二年，分西外宗子于泰州。”“西外”二字颇费解，钱大昕引《朱子语类》作了如下注释：“徽宗以宗室众多，京师不能容，故令秦王位下子孙出居西京，谓之西外。”(45)为后来的读史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5)阐发史家作史之旨意
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主要偏重于校勘异同，考订是非，但同时也注意研究史家写史的笔法，并阐发作者的旨意，如在分析陈寿《三国志》笔法时指出：“按先主甘皇后、穆皇后，后主敬哀皇后、张皇后皆称皇后，而孙吴诸后则降称夫人，又《蜀志》称昭烈曰先主，安乐主曰后主，后主之太子璇特为立传，且可正其太子之号。《吴志》则曰权曰亮曰休曰皓，皆其名。”从而阐明了陈寿“原以天子之制予蜀，未尝侪蜀于吴”(46)，“虽帝魏而未尝不尊蜀”的旨意。(47)
此外，钱大昕还注意订正前人旧注之谬说，辨别句读之正误，对一些尚不能下结论的问题，采取广存异说的方法，以待后人去考定。
三
钱大昕一生中没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的史学思想散见于他的文集和具体史事考订的文字中，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
崇尚实学，不务空言。这是乾嘉考据学者共同恪守的信条。在史事的考订过程中，钱大昕始终恪守这个信条，本着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精神，去厘正前人的错误，弥补前人的阙漏。他反对那种“拾班、范之一言，擿沈、萧之数简，……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衍，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48)。诋毁古人以沽名钓誉的做法。尤其反对那种“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的做法，他自称：“桑榆景迫，学殖无成，唯有实事求是。”(49)
在治史过程中，他始终本着“袪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50)的宗旨，对前辈学术权威如顾炎武、何义门、胡渭等学说中的某些错误，均能实事求是地加以驳正。如他在《跋金石文字记》中驳正顾炎武“生不当讳”观点时指出：“此考之未审而强为之辞也。……即以唐事言之，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于‘治’字皆改易，明皇时杨隆礼改名崇礼，宪宗时陆淳改名质，曷尝有生不当讳之令乎？”(51)在《跋义门读书记》中，他称何义门“至其援引史传，掎摭古人，有绝可笑者”(52)，并驳正了何氏引证史书的失实。这种勇于厘正前人之误，实事求是的态度，却遭到了世俗的非议，连他的内兄王鸣盛也认为这是非难“前哲”之举，曾写信劝他。而钱大昕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言之不足传者，其得失固不足辨，既自命为立言矣，千虑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贻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而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诚误耶。”(53)这种不迷信前人，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2)主张史学家加强基本功训练
钱大昕认为：“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54)一个史学家应“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55)。主张史学家加强基本功训练。他以唐初修史诸臣为例，批评他们不谙掌故。如汉有九卿而官名无‘卿’字，魏、晋、宋、齐并因汉制。而唐修《晋书》，却多在官名上加一卿字，钱大昕批评道，此“皆唐初史臣不谙官制，随意增加，非当时本名”(56)。再如晋置侨州县，本不称南某州、南某县，“南”字“皆永初以后所加”，而“唐人修《晋书》者，误认为晋制”(57)。
他本人尤其注意基本功训练。王昶称他：“最熟于历代官制损盖、地理沿革，以暨辽、金国语、蒙古世系，故其考据精密，多有出于数君之外。”(58)
(3)反对曲笔护短，主张据事直书
在《廿二史考异》中，他批评《宋史》写张浚“为张护短”，“多溢美之词”。(59)又批评《金史》在记海陵王事迹时“诬其淫毒狠鸷，遗臭无穷”(60)。他认为，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主张“恶必书，但使纪事番从事实”(61)。而不能凭主观感情上的爱憎去任意增删史实，妄加褒贬。他赞扬秉笔直书的洪迈：“论史有识，胜于欧阳（修）多矣。梁起盗贼，其行事无可取，而卒以得国。容斋举其轻赋一节，此憎而知其善也。”(62)他批评《宋史》对南宋末年臣僚妄加褒贬，乃至出现了很多自相矛盾的现象。如在《贾似道传》中记平江知府包恢“奉行公田，至以肉刑从事”，而《包恢传》中却称其“历仕所至，破豪猾，去奸吏，政声赫然，度宗比恢为程颢、程颐”。再如《理宗纪》中记大臣刘应龙与何梦然、孙附凤、桂锡孙等依附权臣贾似道，“承顺风指，凡为似道所恶者，无贤否皆斥。”而在《刘应龙传》中却称其不依附贾似道。钱大昕认为“何其相矛盾之甚也”(63)。他主张“史家记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64)。反对那种不顾事实，妄加褒贬的现象。
(4)批评官修史书，提倡改造旧史
他对唐以后官修史书多有自相矛盾处颇为不满，他说：“盖自唐以后，修史不出一人之手，志传之文，不相检照，至于如此。”(65)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盖由史臣迫于期限，草草收局，没及讨论润色之故。”(66)
他批评《宋史》“繁冗无法，盖采访务博而不知删汰之失”(67)。又称其“任意编次，全无义例，不唯年代不同，抑亦贤否莫辨”(68)。他尤其对《元史》不满，认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69)。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主编“本非史才”(70)。他称“宋景濂、王子元二公，可谓素餐而失职矣”(71)。加之“所选史官又皆草泽迂生，不谙掌故，于蒙古语言文字，素所未习，所以动笔即讹”(72)。其次是编撰者急于成书，敷衍塞责，“因陋就简，不详不备”(73)。
钱大昕主张对这些旧史进行改造。他在《续通志列传总叙》中论述了自己改造旧史的观点。他说：“倘仅钞陈编以为新志，将恐架屋叠床，徒多而不适于用。”他认为“凡正史所载，事之无关法戒，人之无足重轻者，稍删节之。又史以纪治忽之迹，非取词章之工，……文虽工而无裨于政治，亦可从删。”对于那些“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者，他认为应当“博涉群书，考唐、宋、辽、金、元、明正史之外可备取材者，……详加折衷，其可征信者则增入正文，其当两存者则附之分注，若史文舛讹，加以驳正，皆必依据古书，匪敢自逞臆见。”(74)同时，他还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元史》的改造工作。在一百卷的《廿二史考异》中，有十五卷是考证《元史》的，他还撰著了《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据他的弟子黄踵在《跋元史氏族表》中所云：“先生实欲别为编次，以成一代信史，稿已数易，而尚未卒业。”说明钱大昕改造《元史》已有所成。又据日本学者岛田翰《访书余录》所云，他曾访得钱大昕《元史》手稿残本28册，手稿已缺卷首至卷25。证明钱大昕确有《元史稿》问世，可惜的是，这部书稿没有刊行于世。
注释：
①⑩《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② (17)《十驾斋养新录序》。
③ (15)(18)(58)《春融堂集》：卷42“钱晓征七十寿序”；卷55“钱君墓志铭”。
④《潜研堂诗集序》。
⑤⑥(12)(20)(21)(27)(47)(51)(52)(53)(54)(61)(70)(74)《潜研堂文集》：卷26“春星草堂诗集序”；卷26“李南涧诗集序”，卷23“与戴东原书”；卷24“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卷25“关中金石记录”；卷25“山左金石志序”；卷28“跋三国志”；卷30、卷35“答王西庄书”；卷24“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卷18“续通志列传总叙”；卷13“答人问”。
⑦ (19)《钱辛楣先生年谱》钱庆增按语。
⑨袁翼《钱辛楣先生年谱序》。
(11)(26)《钱辛楣先生年谱》。
⑧(13)(16)(31)(72)《国朝汉学师承记》：卷4“王兰皋先生传”；卷3“钱大昕传”。
(14)《潜研堂文集序》。
(22)王鸣盛《金石文跋尾序》。
(23)(62)(63)(64)(66)(67)(68)(69)《十驾斋养新录》：卷5；卷6“五代史”；卷7“宋史褒贬不可信”；卷13“唐书直笔新例”；卷7“南渡诸臣传不备”；卷7“宋史瀛国公纪”；卷7“编次前后失当”；卷9“元史”。
(24)王力《古代汉语音韵学》。
(25)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一。
(28)(29)(32)(33)(48)(49)(50)《廿二史考异自序》。
(30)《清代学术概论》。
(31)(35)(36)(37)(39)(40)(41)(42)(43)(44)(45)(46)(55)(56)(57)(59)(60)(65)(71)(73)《廿二史考异》：卷6“汉书一”；卷2“史记二”；卷3“史记三”；卷5“卷记五”；卷1“史记一”；卷4“史记四”；卷12“后汉书四”；卷8“汉书三”；卷12“后汉书三”；卷8“汉碎三”；卷75“宋史”；卷15“三国志”；卷40“北史外戚传”；卷21“晋书王览传”；卷23“宋书武帝纪下”；卷79“宋史张浚传”；卷85“金史后妃传”；卷21“晋书李重传”；卷90“祭祀志六”；卷90“祭祀志六”。
(38)《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总论”。
标签：钱大昕论文; 元史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廿二史考异论文; 宋史论文; 金石论文; 汉书论文; 音韵阐微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