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抗”到“调适”：基于台湾问题的美国楔子战略研究
王晓虎1，信 强2
(1.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2.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摘 要： 楔子战略是一种联盟分化战略，其核心在于“分化”与“制衡”，以期引起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权力转换。本文借用楔子战略的分析框架，探讨美国在冷战期间如何以台湾问题为“楔子”，通过楔子战略的实施，以达到分化中苏同盟，进而实现联盟重构(联中抗苏)的战略目的。本文指出，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性时间节点，美国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运行机制的楔子战略。首先是“对抗”型楔子战略，其逻辑原理为分化者对双方同时施压从而“以压促变”。在具体政策层面，美国通过在台湾问题上对中苏同时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挑动和激化中苏矛盾，进而分化中苏同盟。其次则是“选择性调适”型楔子战略，其逻辑原理为分化者既用“大棒”威慑一方行为体，同时用“胡萝卜”利诱另一行为体，通过区别对待的方式扩大敌对联盟之间的分歧。在具体政策层面，美国一方面对苏联保持战略威慑和遏制，同时则通过在台湾问题上对华让步并逐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最终实现了中美密切合作，联手对抗苏联的战略目标。最后，本文也结合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过程，指出楔子战略作用的发挥也会受到一系列变量因素的制约，如被分化对象战略利益的一致性、分化者政策的连贯性以及“楔子”自身的能动性，均会对楔子战略的成效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楔子战略；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苏同盟；联盟重构
在国际政治中，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亦即“分化竞争对手或使之保持分裂从而使之受到削弱”，是实现国际行为体之间权力转换的常用策略。[1]就其实质而言，“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与“分而治之”策略类似，其理论的核心亦在于“分化”与“制衡”。自1950年中苏结盟联手对抗美国，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再到1980年中苏同盟终止同时中美合作抗苏进入“蜜月期”，期间中美苏战略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剧烈的变化。[2]而美国针对中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通过楔子战略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和加速了中苏同盟的分化和瓦解。[3]较之既有的学术研究和论述，本文主要以台湾问题这一中美关系中最为核心的议题为切入点，借用楔子战略的理论分析框架，集中探讨美国如何以台湾问题作为“战略楔子”和权力杠杆，在不同历史时期采用不同类型的楔子战略政策手段，为其实现分化中苏同盟，促进中苏“化友为敌”，最终建构联中抗苏的中美“准同盟”关系的战略目标服务，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和补充一个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
一、“对抗”与“调适”：楔子战略解析
古典现实主义及新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体系中，国家间联盟被赋予了增进安全、防范威胁的作用。与之相应，作为一种“分化联盟”的策略，楔子战略亦是国家通过自助寻求安全、增强自身权力的一种有效策略。
美国学者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Crawford)认为，楔子战略是“一国以一种可接受的成本试图阻止、破坏或弱化威胁性或围堵性联盟出现的战略”；[4]而“分化敌对联盟或阻止潜在的敌对联盟形成，亦是楔子战略运用的体现”。[5]中国学者钟振明教授认为：“楔子战略本质上是国家利用适当的分化策略和手段来劝说或迫使某国不与他国结盟或联合来制衡或对抗自己。”[6]凌胜利教授则将楔子战略定义为“联盟(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或次国家行为体基于阻止潜在的敌对联盟形成或分化、破坏、瓦解已经形成的敌对联盟的目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采取对抗或调适等战略手段来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艺术与科学。”[7]概言之，楔子战略意指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旨在分化、制衡既有敌对联盟(联合)或预防潜在敌对联盟(联合)形成的战略行为。
楔子战略的运行机制包含了“分化联盟”策略的多种因素，亦即“国家通过操纵承诺与胁迫、奖励与惩罚来运用楔子战略影响他国的联盟意图”。[8]蒂莫西·克劳福德从分化敌对联盟的角度，归纳出两种常见的战略手段，分别是“对抗”(confrontation)和“选择性调适”(selective accommodation)。[9]“对抗”是指“分化者”(divider)针对敌对联盟的两个目标行为体都采取强硬、威胁、恐吓、胁迫等对抗性措施，亦即对目标行为体均挥舞“大棒”。其运行逻辑在于，“持续的强硬和胁迫可以暴露并加剧敌对联盟(联合)成员之间在战略利益层面的分歧，并增加其合作的张力。”[10]
而“调适”(accommodation)则是指在实施楔子战略过程中，“分化者”针对敌对联盟的两个目标行为体采取不同态度，有选择性的综合运用“胡萝卜”与“大棒”策略：一方面为提升与某一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或避免与之发生冲突，对该目标行为体做出相应的让步妥协或利益补偿；另一方面则对另一行为体予以强硬打压和威慑。其运行逻辑在于，通过“向一方吹暖风，同时向另一方吹冷风”，[11]即激励一方的同时打压另一方，进而在既有或潜在的敌对联合行为体之间创造分化压力，以区别对待的方式撬开并扩大敌对联盟之间的缝隙。[12]就其形式而言，“选择性调适”型楔子战略主要有绥靖(appeasement)、补偿(compensation)及认可(endorsement)三种，每种形式都在特定重要议题方面给予目标行为体奖励，以作为其改变联盟行为的回报。其中，“绥靖”的代价最为高昂，一般主要指分化者将其控制的诸如战略航道、海外领地等战略要地给予目标行为体。“补偿”是指分化者以自身的“次要利益”为筹码，通过利用各种权力杠杆——调整其次要领土利益、外围势力范围、合作关系、经济关系、政策影响、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协商有关特定议题的意愿等等——对目标行为体进行“利诱”，从而促进联盟分化甚至联盟重构。“认可”则是指分化者在敌对联盟成员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之际，刻意操纵自身立场，在对目标行为体非常重要的争端议题方面偏向和支持其中一方，并给予其不同程度的承诺，以争取目标行为体的效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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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美国利用常规军事介入和核威慑并举的双重手段，对中苏实行对抗型楔子战略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取得了挑起中苏矛盾、分化中苏同盟的政策效果。例如随着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爆发，面对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尤其是核武高压，虽然为了维护中苏同盟的可信性，苏联“不得不出面为中国大陆提供核保护，以对抗美国的核恐吓”，[38]但是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苏联对中国的疑虑和不满也急剧上升。例如对于危机的开启，赫鲁晓夫便指责中国在其当年8月初访华时未向他通报炮击金门的决定“是难以容忍的不信任”。[39]加之当时苏联正在积极寻求与美国实现战略缓和，并在1958年5月与美国就禁止核试验议题达成初步意向，因此危机的爆发被赫鲁晓夫视为中国对苏美缓和的蓄意破坏，“不仅是无视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而且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藐视。”[40]在对危机处理的具体方式上，中苏之间也存在着严重分歧，苏联“希望通过军事援助和召开国际会议等途径控制远东局势”，而中国则“坚持‘以我为主’独立解决问题”，断然拒绝了莫斯科的建议。[41]台海危机后期，在如何平息危机方面的争执更使得中苏矛盾进一步加剧。1959年9月赫鲁晓夫在与艾森豪威尔举行首次苏美首脑会晤后立即访华，“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追随苏联对美缓和政策，并在台湾问题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政策，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极度反感。”[42]此外，面对美国不加隐讳的核讹诈，中国决定加速自身核力量的发展并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但是却遭到苏联的推诿和拒绝，两国围绕合作建设长波电台、苏联海军使用中国沿海港口、建立联合舰队等问题也发生激烈争执，导致中苏关系的裂痕不断加深。[43]事实上，在美方于1958年9月所做的情报评估中，便准确地指出中苏同盟已然出现分歧，而且认定未来中苏在台湾问题、核武器等领域的矛盾极有可能进一步激化。[44]事实证明，在危机平息之后的1959年6月，苏联便单方面撕毁对华核援助协议，随后在1960年8月开始撤回所有苏联援华专家，中苏矛盾显著加剧，中苏同盟也就此逐渐走向破裂。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本文将重点探讨美国作为“分化者”，如何在中苏关系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以台湾问题为“战略楔子”，综合使用“对抗”“选择性调适”等手段竭力促进中苏“同盟分化”，直至与中国化敌为友，成为与美国一起共同对抗苏联的“准同盟”战略伙伴。例如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直至尼克松访华，美国主要采取了对抗型楔子战略，即对中苏同时施以安全、政治、外交和经济高压，而在台湾问题上则利用两次台海危机的爆发，试图以“战争边缘”(Brinkmanship)政策以压促变，催化中苏矛盾，有效地扩大和加剧了中苏关系中本已存在的裂痕。而随着中苏矛盾的日益凸显，美国自尼克松政府开始转而采取选择性调适型楔子战略，即一方面维持对苏强硬遏制战略，保持对苏联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则抓住中苏同盟关系恶化的契机，大幅调整对华政策，尤其是通过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做出“选择性利益补偿”，令中美两国得以“化敌为友”，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实现了“联盟重构”的战略目标。[16]
二、对抗型楔子战略：台湾问题与中苏同盟分化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中苏同盟的正式建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则被美国视为中苏联手进行“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信号，使得“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推到了太平洋西岸，中国不再是冷战的中间地带，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17]美国政府随即开始对中苏展开“全面、无差别的遏制”，同时认定“遏制中国就是遏制苏联，阻挠中共解放台湾，已经成为防止台湾成为苏联远东战略势力一部分的重要一环”。[18]此后，杜鲁门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政策，不仅在政治上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经济上对华进行封锁禁运，而且大力扶持退踞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包括派遣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在台湾部署海空力量“协防台湾”，鼓励和纵容台湾当局对大陆发动袭扰和破坏，甚至公然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声称“台湾未来的地位必须等到太平洋地区恢复安全、对日本问题的和平解决、或经联合国决议后，方能决定”。[19]如此种种，导致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而无法得到改善。
在对中苏予以全面遏制的同时，由于中苏结盟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因此美国也从未放弃利用中苏利益矛盾，寻找各种机会来分化中苏同盟的图谋。早在1953年1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便采纳并拓展了美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罗伯特·鲍伊(Robert Bowie)提出的建议，即“尽管目前中苏暂时处于合作态势之中，但是基于中苏之间存在深切的潜在利益分歧”，因此美国的政策应该是“逐渐在中苏关系中打入楔子”。[20]同年10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62/2号文件(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olicy 162/2)对中苏联盟进行了正式评估，认为虽然中苏同盟关系建立在共同意识形态和当前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但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和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中共尽管目前仍对苏联有经济、军事依赖，但是可能会趋于更加强调自身利益。从长远来看，中苏之间的基本分歧可能会加剧，甚至导致中苏同盟的破裂。[21]基于此，该文件指出，美国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政治、经济、文宣及秘密措施为苏联制造麻烦问题，并破坏苏联与中国关系，使中苏对共产主义阵营附属国的控制权问题复杂化，阻止苏联集团军事、经济潜力的增长。[22]该文件的出台为美国针对中苏同盟实施楔子战略，促使中苏同盟走向破裂提供了政策依据。
台湾问题作为事关中国统一的关键问题，对于中苏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而言自然轻重悬殊，因此台海两岸的分裂以及持续存在的紧张，为美国寻求以台湾问题为抓手，实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提供了可能性和契机。诚如1953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华盛顿只靠自己无法指望分裂(中苏)两个共产党巨人，苏联对中国人的行为将更具有决定作用。但是，通过支持中国国民党人，美国可以间接地加剧莫斯科-北京轴心运转的难度。”[23]其政策逻辑则是，通过对华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北京就解决台湾议题寻求莫斯科支持，一旦苏联因自身利益考虑而借故推辞，则将使得中苏关系逐步产生隔阂与分歧。[24]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相对友好，合作也较为紧密，隐藏的矛盾尚未凸显，因此美国主要采取的是对抗型楔子战略，即以台湾问题作为对中苏施以高压的“战略利器”，在“协防台湾”问题上对中苏同时挥舞大棒，而其目的则在于“以压促变”，寻机挑起和激化中苏矛盾，最终离间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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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一战略在1954年和1958年两次台海危机期间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例如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便认为：“两次台海危机是压力楔子战略与实际政策关联的最佳案例。”[25]面对突然爆发的第一次台海危机，美国一方面通过迅速强化在台海区域的军事部署以对中国施压，包括调遣包括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内的海空军力量，向金门运送补给和部署武器装备，派遣先进战机进驻台湾本岛，向台湾当局提供巨额军事援助，直至于1954年12月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明确将台湾纳入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同盟体系，承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卫台、澎不落入红色中国手中”。[26]另一方面，美国也通过施压苏联，并敦促其采取行动抑制中国，试图借此令苏联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例如，1954年9月，杜勒斯提出“可能将(台海危机)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其目的便是迫使苏联面临抉择：若支持中国，将削弱莫斯科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的“和平攻势”；若不支持中国，将“给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关系带来严重的紧张”。[27]1955年5月，杜勒斯甚至当面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施压，“希望苏联遏制北京”，并寻求解决危机的具体办法。[28]在外交压力之外，美国认定苏联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而被中国拖入与美国的全面战争，因此美国不断发出对中国发动攻击的威胁，并试图制造“与中国开战就意味着与苏联开战的印象”，其目的则是“不允许苏联帮助中国与我们开战却不卷入战争，‘擒贼先擒王’，以此方式来削弱中苏关系”。[29]因为“如果苏联人拒绝履行帮助中国人的条约承诺，苏联帝国将会迅速瓦解为碎片”。[30]为此，在两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均对中国发出了明确的战争威胁。例如，1955年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特别咨文，声称不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在“不友好者”共产党军队的控制之下攸关美国利益，美国“必须对此采取行动”，并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其认为必要时派遣美国军队”干涉台海局势。[31]时隔仅5天，美国国会便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的《福摩萨决议案》。[32]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杜勒斯又于1958年9月4日发表声明宣称：“美国依条约规定，有义务防卫台湾免于武装攻击，总统也经国会授权使用美军来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美国已完成军事部署，一旦总统做出决定，便可立即、有效地采取行动。”[33]9月11日，艾森豪威尔就台海局势发表电视讲话时公开表示，美国在“武装侵略”面前“绝不会后退”。[34]
尤为重要的是，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还一再公然发出“核讹诈”的信号，试图通过核威慑使美国对中苏两国的压力实现最大化。例如，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杜勒斯于1955年3月15日公开表示：“美国准备以战术性核武器应对共产党政权的任何重大进攻。”次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美国并无理由不使用战术性核武器，“正如使用普通子弹一样”。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首次针对现行危机对他国进行核威慑。[35]危机平息后，为了持续保持核威慑和军事压力，艾森豪威尔政府又于1957年5月决定在台湾部署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地对地导弹，以展示美国“协防台湾”的决心。而在1958年8月解放军炮轰金门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又故伎重演，9月27日，美空军部长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宣称“美军已经做好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准备”，再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36]美国之所以一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大打“核战争牌”，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吓阻”中国大陆以武力攻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苏联是否会履行其对华同盟义务持怀疑态度，认为面对美国的核威慑，“莫斯科将制约中国人，而不是予以支持”。[37]易言之，美国试图以核讹诈作为考验和测试中苏同盟的工具，意在以核战争的高压增加中苏之间的张力，寻找机会来离间和分化中苏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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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战略行为，楔子战略“会影响国家的进攻-防御认知，进而影响其制衡战略选择”。[14]就楔子战略的目标而言，可以根据其难易程度分为从低到高的四种，即“联盟分化”(disalignment)、“联盟预阻”(prealignment)、“联盟解除”(dealignment)和“联盟重构”(realignment)。[15]对于楔子战略实施主体而言，其总体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分化外部制衡力量来增强自身的相对权力，而不同难易程度的目标的确立，则直接决定着“分化者”具体以何种政策和行为方式来推进该战略的实施。而在实际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具体采取“对抗”型楔子战略抑或“选择性调适”型楔子战略，则取决于该国对当时战略利益的综合考量。
家长和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往往都是非常高的，这恰恰是造成学困生的重要因素。由于当今社会竞争过于激烈，家长和教师总是给小学生过大的压力，让他们学一些能力范围之外的知识，最终学生的完成情况不能令家长和老师满意，积少成多，孩子有了很高的挫败感，慢慢地学生对学习失去了信心，觉得学习极其困难。
综上所述，美国以台湾问题为楔子，通过持续加强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帮助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层面与大陆展开对抗，尤其是在危机期间通过实施对抗型楔子战略，甚至不惜对中苏两国施加赤裸裸的战争威胁和核讹诈，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苏本已存在的战略矛盾，最终“以压促变”，催化和加速了中苏同盟分化的进程。
三、调适型楔子战略：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重构
随着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力消耗巨大，美国在与苏联全球战略竞争中逐渐处于“苏攻美守”的劣势。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则日趋紧张，尤其是1969年3月珍宝岛冲突的爆发，表明中苏同盟关系已经处在彻底破裂的边缘。针对这一战略现实，美国开始大幅调整对华政策，希望通过缓和中美关系，实施“联华抗苏的战略构想”。[45]基于此，美国逐渐改变了既有的对中苏同时施压的对抗型楔子战略，转而采用选择性调适型楔子战略，即对苏联继续挥舞“大棒”，而对中国则不断抛出“胡萝卜”，以期利用台湾问题这个战略楔子实现中美“化敌为友”，最终形成联手抗苏的“准同盟”的战略目的。
在此期间，美国针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比较鲜明地体现了对“补偿型”选择性调适楔子战略的运用。美国深知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为了推动中美缓和，重塑中美苏大三角地缘战略格局，美国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根本性的政策调整。而相对于上述目标而言，美台关系无疑属于美国的“次要利益”，是可以用来与中国进行战略交易、实现中美关系“重构”的筹码和工具。自尼克松政府开始，美国历届政府围绕台湾问题，在安全、政治和外交等多个领域对中国政府做出“补偿”和让步，以换取中美关系的改善，直至促使中美形成联合抗苏的“准同盟”关系。
首先，安全补偿型调适，即美国通过就撤军、废约、减少对台军售等议题在台湾问题上对华让步，积极谋求中美和解。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和援助，始终是阻碍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主要外部障碍。珍宝岛冲突过后，尼克松政府认为重构“战略大三角”的时机逐渐成熟，“苏联对中国问题的担忧可能最终已经到了可以为我服务的一个关键节点”。[46]1969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联席小组”的报告指出：“美国应通过在台湾驻军问题上的让步，尽快在华沙或其他地方恢复与中国人的谈判。”为此，美国决定利用因预算紧张而从台海撤出两艘驱逐舰一事大做文章：“第一步，通过在香港与中情局有联系的人员，向中国人非常可靠地转达这一决定，但缄口不谈这个决定是出于减轻财政压力的考虑，让中国人去得出他们所需的结论；第二步，即刻通过华沙管道向北京建议重开谈判，希望他们能从我们决定从台海撤出军舰这一举措中看到象征性的意义。”同时美国还准备如果上述举动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则“可考虑是否可以将为了越南战争而聚集在台湾的部队的总量作一定的减少，起码驻台湾的C-135运输机大队可以撤回，除了该大队飞行员再加上地勤、维修人员外，至少有四到五千军事人员可予减少。同时，也应考虑美军自今年5月在台南部署的空军战斗机部队的撤离问题，将这些空军攻击部队撤出台湾并不会严重影响台海军事平衡，若能推动北京接受华盛顿恢复谈判的倡议，实在不失为明智之举。”[47]基于此，美国开始在同中国接触过程中不断释放减少在台海军事存在，直至废除美台军事同盟，从台湾完全撤军的信号，以换取中美关系的改善。例如，1970年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Walter Stoessel)在与中国外交代表会面时明确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并没有恶意，美在台湾所设立的军事基地并非对华显示军事威胁。当越南战争结束后，可以将在台湾的军事设施减少，美方愿意做出让步以满足中方的政治需要。”[48]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基辛格表示美国愿意就“从台湾撤军议题”与中国协商。[49]1972年2月22日，首次访华的尼克松总统表示，尽管不能做出任何正式承诺，但愿意在其第二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并从台湾撤军。[50]为使中美关系调整更加顺利，1972年4月，尼克松明确要求“到当年年底，美国在台所部署的核武器数量必须减少50%”。[51]此后，美国开始逐渐削减驻台美军人员的数量。[52]又如对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存废，经过中美双方反复谈判，卡特政府为了扩大美中安全合作，最终同意终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从而为中美正式建交扫清了一个重要障碍。[53]
其次，政治补偿型调适，主要体现为美国意图通过美台“断交”及中美建交，加强和落实联华抗苏战略。自1949年以来，美国一直与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的“邦交关系”，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随着中苏在1969年3月和8月连续发生多起流血冲突，尼克松随即于当年9月在白宫召开主题为“中国以及美中之间的接触”的讨论会并明确指出：“总体上美国政府中任何一个担任要职的人都必须认识到，我们应该从长远角度来寻求与共产主义中国建立更好的关系，我们不能抛弃那个处于孤立状态的巨大国家及其人民。”[54]此后，美国开始采取一系列积极动作以“寻求与中国人和解的一切可能性”，[55]包括向中国表示“愿意在承认双方存在意识形态方面分歧的前提下，与它建立正常关系”。[56]例如在1969年10月前后，美国“多次公开地表达在华沙或其他地方恢复中美双边会谈的意愿”。[57]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会发表外交政策年度报告，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美国乐于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58]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呼中国，体现了尼克松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明确意愿，也为其随后访华的破冰之旅创造了条件。
与之相似，卡特政府也面临苏联愈演愈烈的对外攻势以及进一步调整对华关系的重大课题。1977年4月，国务卿万斯在向卡特总统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我们决心继续对苏联人采取强硬的抵抗的态度。”[59]与此同时，美国则试图进一步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妥协，最终推动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78年5月，卡特总统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做出指示，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可以非正式向中国人表示，美国打算今年进一步减少我们在台湾的军事存在”，为中美建交谈判创造条件。[60]经过双方多轮艰苦的谈判，美国基于“联中抗苏”的战略考虑，最终决定接受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并从台湾撤出全部军事力量。为了表示美方的诚意，1978年10月，卡特总统同意向中方提供一份宣布中美建交的公报稿，并亲自将日期标为1979年1月1日，以消除中方对卡特是否真的下决心的怀疑，成功促成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也为中美关系迎来战略合作的“蜜月期”奠定了基础。[61]
最后，外交补偿型调适，主要表现在美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调整政策，不再顽固支持台湾当局占据联合国席位。自1949年以来，新中国政府便要求将台湾当局逐出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但是却一直因遭到美国的顽固阻挠而未果。随着美国开始逐步实施“联中抗苏”的战略构想，尼克松政府随即全面评估支持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对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1971年4月，尼克松派遣退休大使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赴台北，并当面向蒋介石通报：“由于再也不可能阻挡中国共产党加入联合国，美国提议邀请北京进入联合国大会。”[62]同年5月，基辛格主持的一场名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国安会会议记录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问题是重要而紧迫的。只要蒋介石仍声称他统治着整个中国，那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被逐出联合国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被认为是对台湾的不公平，(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更不公平。”[63]7月1日，尼克松指示即将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向中方表示：“我们会乐于同意以多数票表决确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国，同时撤回我们原来的立场。我们将会说，驱逐目前在联合国有席位的国家，应该得到三分之二票数；这样的话，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驱逐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它将会取得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并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这种方针将会避免过去一直存在的那种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意。”[64]数日后，基辛格在与周恩来会谈时表示，通过联大2/3多数票赞成的形式，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次；虽然到时表面上美国会在联合国支持“给予北京安理会席次，同时准许台北留在大会”提案，但“美方和台湾都明白这个提案一定会失败，结果将是台北退出或被逐出联合国”。[65]1971年9月，美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George Bush)接受采访时公开指出，“美国正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66]如此种种，均标志着美国改变了以前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客观上也对其他国家的政策立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事实证明，这对于改善中美关系、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1.2.5 A 在进行工作过程中，管理人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护理工作的开展进行分析，认真分析门诊感染控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护理结果，并根据标本的控制状况对标本管理计划进行完善。通过持续改进的方式，能够有效的对管理期间的标本管理状况进行分析，从而对管理方案进行改善。通过周而复始的实施，达到循环的目的。
总结而言，相对于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下对抗苏联扩张的战略需要，维持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显然无法与利用中苏矛盾、实现中美联手抗苏的战略价值相提并论。作为美国“可以让渡”的次要利益，美国以台湾问题为楔子，集中运用“补偿型”的选择性调试战略，通过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做出一系列妥协和让步，成功地推动中美关系建立起“准同盟”战略协作关系，以共同对抗苏联的威胁，取得了预期的“联盟重构”的战略效果。
四、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实施楔子战略的局限性
作为一种战略行为，楔子战略的制定、执行及其成效均会受到一系列影响变量的制约，具有其内在局限性。仅以本文所述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实施楔子战略为例，虽然美国实现了其“联盟分化”和“联盟重构”的战略目标，取得了预期的战略效果，但在其实施过程中也始终受到多种结构性和偶然性因素的羁绊和影响，使得其政策效果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首先，被分化对象战略利益的一致性，这是决定楔子战略能否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作为楔子战略的目标行为体，被分化目标之间的利益契合与冲突是影响楔子战略成效的最关键因素。如果利益高度趋同，则楔子战略很难发挥作用；反之，则可以促进之。以美国实施“联盟预阻”楔子战略为例，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杜鲁门政府曾试图阻止新中国倒向苏联，并以台湾问题“在中共和苏联之间打进楔子的政策”，试图对中苏进行“联盟预阻”。[67]1949年3月3日，杜鲁门总统批准的NSC34/2号文件便指出，要利用各种政治、经济手段挑拨中共与苏联的矛盾。[68]基于此，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69]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针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发表演说，也将台湾排除在美国承担军事义务的太平洋防线范围之外。然而，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意味着美国试图以台湾为楔子实现“(中苏)联盟预阻”战略目标的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冷战大背景下中苏之间战略利益存在高度一致性，决定了中苏为各自国家安全而结盟是必然结果，因此美国“联盟预阻”楔子战略很难成功。
另一方面，中苏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错综复杂，包含中苏战略利益矛盾、意识形态分歧、领导人个性等诸多内部因素，而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分化中苏同盟只是加速中苏分裂的一个外部诱因。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苏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诸多问题上已经发生重大分歧。例如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秘密讲话严词批判斯大林，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深感震惊，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则在不同场合均表示，中共中央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对斯大林评价方面的争议为此后中苏关系恶化埋下了种子。[70]更为重要的是，中苏在国家利益和战略合作方面的分歧则是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回顾中苏关系的历史，“中苏同盟是靠战略合作和共同的意识形态两根纽带维系的，中苏在战略合作方面的分歧是引发意识形态争论的关键原因之一，伴随着战略合作衰落而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则彻底摧毁了中苏同盟的战略纽带，6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最终破裂的。”[71]概言之，美国推行的楔子战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分化中苏同盟的作用，但是显然并非中苏关系破裂的主因。
[20]Michael D.Pixley， “Eisenhower’s Strategy in the Taiwan Strait Drove a Wedge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Military History， January/February 2005， p.12.
最后，“楔子”自身的能动性。作为楔子战略中的“客体”，“楔子”本身并不是完全任人摆布、无所作为的工具，而是会采取各种措施影响“分化者”，以尽可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多年来，台湾当局便一再利用美国国内政治矛盾力阻美国“抛弃台湾”，阻挠中美关系正常化，在美台“断交”后则竭力维持美台关系，从而对美国实施楔子战略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一方面，台湾当局熟知美国政体运作的规则，十分善于利用美国国内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党派斗争因素，扶持和培养了一股强大的亲台势力，极力阻挠中美关系的改善。例如，1950年1月杜鲁门试图利用台湾问题防止中苏结盟时，便面临着国内亲台、反共势力的巨大压力，导致“美国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难以摆脱国内右翼反共势力和中国国民党的干扰”。[73]又如台湾当局支持和资助以国会“中国帮”议员为首的美国亲蒋势力，成立“百万人委员会”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极力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再如在中美关系刚刚实现正常化之际，台湾当局便推动美国国会亲台议员对卡特总统口诛笔伐，最终通过了与一个中国原则相抵触的《与台湾关系法》，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蒙上了一层至今挥之不去的阴影。此外，在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的配合下，台湾当局通过持续对美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从而导致中美关系每每因此而陷入紧张，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楔子战略的“分化”效力。
五、结 语
就理论逻辑而言，联盟的内聚性“取决于内外压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个盟国应得利益与应负责任的比率”。[74]而楔子战略作为一种“分化联盟”的战略行为，则聚焦于外部压力因素对分化同盟内聚性的影响。自1950年中苏同盟宣告建立，到1969年中苏关系趋于破裂，再到1980年中苏同盟正式终结，美国将台湾问题作为“战略楔子”，积极实施“楔子战略”，试图达到“联盟分化”及“联盟重构”的战略目标，进而实现美苏之间的权力转换，以维护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利益。一方面，美国实施的对抗型楔子战略通过“以压促变”，令中苏之间本已存在的战略利益分歧进一步加剧，美国持续的强硬和胁迫政策有效地增加了中苏合作的张力。另一方面，在美国选择性调适型楔子战略中，台湾问题这个“楔子”更多地被美国赋予“联盟重构”的期望。美国在对苏联保持战略威慑和遏制的同时，通过在台湾问题这一次要利益问题上对华予以“补偿”和让步，逐步将中国由敌对联盟成员转变为友好合作伙伴，建构起共同抗衡苏联的“准同盟”(quasi-alliance)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楔子战略具有自身局限性，被分化对象战略利益的一致性、分化者政策的连贯性和“楔子”自身的能动性等因素都会对楔子战略的实施进程造成影响，并对其战略效果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
注释：
[1]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
[2]海内外学者对这一时期中美苏三国战略关系演变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可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与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唐世平、王凯、杨珊：《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以中苏同盟破裂的多重影响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载《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1—200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Lowell Dittmer， Sino-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1945—199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Gordon H.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Thomas J.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3]海内外学者运用楔子战略或联盟分化相关理论分析美国冷战期间对华和对苏政策的论述可参见：凌胜利：《美国的楔子战略与中苏同盟的分裂》，载《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3期；胡晓丽：《美国的“楔子战略”与中苏分裂》，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刘军：《中苏同盟形成与破裂过程中的美国因素》，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张小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 5期；Alan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S-PRCRela-tions， Washington DC： Henry Stimson Center， 2003； Nancy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David A.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U.S.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5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omas J.Christensen， Worse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and Problems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4][8][11][13]Timothy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 No.4， 2011， p.156，p.159，p.161，pp.168-173.
[5]Timothy Crawford，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 1940-41”， Security Studies， Vol.17， No.1， 2008， p.1.
[6]钟振明：《楔子战略理论及国际政治中的制衡效能》，载《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76页。
[7]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73页。
[9]Glenn H.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38，cited in Timothy 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arity，Vol.35，No.4，2011，p.160.
[10]Daniel Byman and Matthew Waxman， The Dynamics of Coerci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Limits of Military Might， cited in Timothy 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arity，Vol.35，No.4，2011，p.160.
(2)还原力测定:取不同浓度的香水莲多糖溶液和维生素C溶液(0.1、0.3、0.5、0.7、0.9、1.1、2、4、6、8 mg/mL) 1 mL添加到2.5 mL磷酸缓冲液(pH 6.8)中,加入2.5 mL K3Fe(CN)6 (1%),在50 ℃水浴培养20 min,加入2.5 mL三氯乙酸(10%)混合以后4 000 r/min,离心15 min,取上清液2.5 mL于试管中,向其加入2.5 mL水和0.5 mL FeCl3 (0.1%),10 min后在700 nm测其吸光度。
[12]Arnold Wolfers， “Peace Strategies of Deterrence and Accommodation”， in Timothy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 No.4， 2011， p.160.
[14]Thomas J.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4， No.2， 1990， pp.137-168.
[15]具体而言，“联盟分化”指在敌对联盟内部加剧目标行为体之间的间隙及冲突，而无需将其转化为中立者或化敌为友，进而削减敌对联盟或敌对联合的威胁。“联盟预阻”寻求在敌对联盟或联合正式形成之前激励目标行为体维持其“中立性”，预先阻止其加入敌对联盟或敌对联合的倾向。“联盟解除”指“分化者”通过楔子战略使目标行为体变得中立化，进而达到解除既有敌对联盟或敌对联合的效果，同时它还可以部分起到预防作用，防止敌对联盟进一步巩固密切。“联盟重构”则寻求化敌为友，旨在将目标行为体由敌对联盟转换为友好伙伴。 参见 Timothy 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4，2011，pp.164-166；凌胜利：《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
[42][67][71]陶文钊、何兴强著：《中美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第157页，第213页。
[19] “U.S.Policy with Regard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No.13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Foreign Relations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2—1954， Vol.14，April 1， 1952； Harry S.Truman，“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Harry S.Truman 1945—1953：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Situation in Korea”，Harry S.Truman Library＆ Museum，June 27，1950.
[17]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88页。
[18]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4-175页。
[16]此处“联盟重构”并非意指中美结成正式的军事同盟，而是指美国通过楔子战略的实施，利用台湾问题缓和中美关系，最终将中国由敌对联盟成员变成其战略合作伙伴。
其次，分化者政策的连贯性也对楔子战略的成效具有重要影响。在楔子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分化者往往因政治体制、政党政治、官僚体系斗争、公众舆论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出现摇摆甚至倒退，引起被分化者的疑虑和不满，从而使得楔子战略的效果遭到削弱。例如在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下，享有立法权的国会对行政部门具有强大的制衡能力，由于对卡特总统“抛弃台湾”的高度不满，国会于1979年4月出台《与台湾关系法》，不仅使对台军售成为了美国政府的“法律义务”，也使得台湾问题被“内化”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一部分，从而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又如美国官僚体系内部对台态度的分歧也屡屡限制了美国政策手段的选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以国防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认为台湾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坚持应对台湾予以军事支持；而国务院则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圈不应包括台湾，主张减少甚至停止对蒋军事援助，两派人士之间的争执使得杜鲁门政府在对台政策上一再出现摇摆。[72]在卡特总统任内，美国政府内部就对苏和对华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优先顺序的争执，尤其是国务卿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之间对外交决策权力的争夺，也导致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的步调一度被大幅放缓。再如在冷战初期，由于美国民众普遍持有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对新中国了解甚少且抱有广泛的敌视态度，导致任何一位总统在改善中美关系的过程中都必须谨小慎微，以免被指责为“对华绥靖”而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亦对中美关系的改善造成了严重的羁绊。此外，一些偶然性重大事件的发生，如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黯然下台，继任的福特政府政治根基薄弱，也使得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被迫延宕。如此种种，均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也削弱了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实施楔子战略的力度和效果。
[21][22]NSC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p Secre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1679082940?accountid＝10025， October 30， 1953， pp.3-4，p.25.
在推进“三农”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因此，我国农村金融在理财产品和服务、金融信息咨询、信用贷款、担保和资本市场等方面需要更多的服务。但是，农村传统金融模式占据主导地位，信贷产品少，其他消费性金融产品少，不能满足新时期农户在住房、就医、求学等方面的消费性需求。
随着侦查工作的不断推进，所投入的成本也必然会随之增加，此时决策方案正确、恰当保证了侦查效益也必然会随着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断推进侦查工作，侦查效益是不断增加的，侦查目的是能够实现的。
[23][37]约翰·加迪斯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第201-202页。
[24][35][49][50]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76，p.78，p.122，pp.131-133.
[25]约翰·加迪斯著：《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9页。
通过专业化、工厂化检维修服务水平的提升，渤海装备有效保障了客户设备的长周期运行，检修周期较以往大幅延长，降低了客户计划、非计划停车检修带来的损失。
[26]余子道：《第一次台海危机与美台关系中的“外岛”问题》，载《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67页。
[27]John Foster Dulles，FRUS，1952—1954，XIV， pp.611-613.
[28]罗纳德·普鲁森：《火山口上的美国与台湾海峡危机(1954—1958)》，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29]Minutes，NSCmeeting，September 12，1954，FRUS，1952—1954，XIV，p.617，参见约翰·加迪斯著：《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9页。
[30]Minutes， NSCmeeting， November 2， 1954， FRUS，1952—1954， XIV， p.846.
[31]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to the Congress”， FRUS，1955—1957， CHINA， January 24， 1955， Vol.2， pp.116-119.
[32] “The USCongress Formosa Resolution(1955)”，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 Vol.69(1955)， p.7.
[33]John Foster Dulles，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1958—1960， CHINA， Vol.14， Newport， Rhode Island， September 4， 1958.
[34][45][53][61]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04页，第358-360页，第425-432页，第421页。
[36]赵学功：《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美国核威慑的失败》，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第151页；Appu K.Soman， 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50—1958，Westport： Praeger， 2000， p.182.
[38][41][43]沈志华：《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载《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1期，第4页。
[39][70]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第88页。
分别于试鸭3日龄和28日龄晨（08:00）对试鸭进行空腹称重。试验期间准确记录各重复耗料量，试验结束时称剩料重，并计算初重、末重、平均日增重、平均日采食量和料重比。
[40]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26-127页。
“那时候，我们的生命是用一步的长度来丈量的，每一脚都有可能踏进死神的领地。慢慢地，我学会了在抬起一只脚和落下另一只脚之间的短短几秒钟里享受人生。只要你愿意，每一步都是新生活的开始，都会带来一个新世界。”
[44]Department of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IR7800： Divisive and Cohesive Elements i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September15， 1958， Confidential， p.18.
[46]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9， p.194.
[47] “Green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6， 1969， Box 1973， RG 59， SN 67-6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3；张曙光、周建明编译：《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xxviii页；
[48] “Telegram， U.S.Embassy to Warsaw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4， 1970， RG 59， SN 70-73， NPMP，National Archives II.
因而，刑事立法政策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在制定时，必须科学联合刑法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广泛听取来自民间的声音。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又处于社会矛盾尖锐、突发的转型期，围绕刑事立法政策的对与错、利与弊以及善与恶等问题进行讨论吸纳民意，能够促使决策的制定者采取修改、调整甚至废止政策的行为。此时的刑事立法政策即成为加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手段。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实现从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的理念转变，更多的从社会个体角度考量国家政策的合目的性和有效性。
[51] “Lord to Kissinger”， April 11， 1972，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files， Box 329， LOT 77D 112， RG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52] “John H.Holdridge to Kissinger”， November 3， 1972，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Files， Box 329， LOT 77D 112，RG59，NPMP，National Archives II.
由图1、图2 可知，无论采用改进的Pearson 相关相似性公式，还是改进的修正余弦相似性公式，在邻居数目相同的前提下，UCSA-CF 算法的MAE 值均明显小于其他算法，表明文本提出算法的有效性。
[54]NSC Files， Box 1031， “Exchanges Leading up to HAK Trip to China”， December 1969-July 1971(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55]理查德·尼克松著：《尼克松回忆录》(中册)，裘克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654页。
[56]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三卷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057页。
[57] “Green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6， 1969， Box 1973， RG 59， SN 67-6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p.1-2.
[58]Richard M.Nixon， “U.S.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Building for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ebruary 25， 1971， pp.107-109.
[59]塞勒斯·万斯：《困难的抉择——美国对外政策的危急年代》(中译本)，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第76页。
[60]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615-618页。
[62][72]陶涵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林添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473页，第371-373页。
[63][64]NSCFiles，Box 1031/1，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张曙光、周建明编译：《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7-148页，第380页。
[6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RUS，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p.412-413.
[66]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北：中华日报社，1980年，第307-308页。
[68]NSC 34/2， “U.S.Policy Toward China”， February 28， 1949， FRUS， Vol.9，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GPO， 1974， pp.491-495.
[69]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二卷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73]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07页。
[74]George F.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12.
From“Confrontation” to “Accommodation”：A Study of American Wedge Strategy Based on the Taiwan Issue
Wang Xiaohu，Xin Qiang
Abstract： Wedge strategy is defined as a kind of alliance disintegration policy，whose core lies in “disintegration” and“checks and balances” with the aim to trigger power transi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targeted-actors.By using the framework of wedge strategy，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United States used the Taiwan issue as a wedge to achieve its strategic goal of dividing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realizing the alliance construction(join China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edge strategy during the Cold War.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taking the Nixon's visit to China as the landmark time node，the U.S.A.adopted two wedge strategies of different operating mechanisms.The first one is the “confrontational” wedge strategy，the logic of which is that the divider exercised pressure on both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to press their change.On the specific policy level，the United States exerted strong military pressure on the two countries over the Taiwan issue，and at the same time，provoked and intensifi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m so as to further divide their alliance.The second one is the “selective accommodation strategy”，whose logic is that the divider respectively used “big stick” to deter one actor，and at the same time，offered “carrot” to induce the other one to wide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ostile alliances by means of different treatment.On the specific policy level，the U.S.maintained its strategic deterrence and containment to the Soviet Union，while at the same time，tried to gradually realize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Sino-USrelations through its concession to China on the Taiwan issue，thus eventually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its clos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the joint forces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Finally，according to the accommodation process of the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role of the wedge strategy will also be restricted by a series of variable factors.For example，the consistency of strategic interests within the divided objects，the coherence of the divider's policy，and the initiative of the wedge itself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the wedge strategy.
Key Words： wedge strategy，Taiwan issue，Sino-USrelations，China-Soviet alliance，alliance re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1-016-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美战略‘新边疆’的互动与博弈”(17JJDGJW003)
作者简介： 王晓虎，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信 强，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生)
标签：楔子战略论文; 台湾问题论文; 中美关系论文; 中苏同盟论文; 联盟重构论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论文;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