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秋霞[1]2002年在《中英互借词及其翻译》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历史角度来分析英语与汉语的词汇互借现象，通过大量的举例论证借词常用的互译方法，总结了词语借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论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论文的概括性介绍：陈述中英词汇互借的必然性，研究互借词的目的和意义；列举了近年来有关中英互借词的研究成果；并指出我国语言学界对互借词研究的相对薄弱；简要呈现论文的整体构架，说明研究动机。 第二部分是对互借词现象的分项表述。首先介绍词语互借的定义、原因，以及影响中英词语互借的要素。然后从历史角度和借用途径两方面陈述了英文借用中文的过程。在研究中文借用英文时，从时间分段、融合程度两方面的叙述归纳出借用的趋势走向。 第叁部分是借词的翻译。在说明借词翻译的意义之后，提出借词的翻译应准确明白、尊重文化差异、遵循惯译和简洁实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列举借词及其译文，总结出五种惯用的借词翻译方法，即音译法、意译法、阐述法、混合双语译法和直接移用法。 作为该论文的研究重点，第四部分强调了词汇互借的运用和结果。举例说明在翻译借词时应注意不正确回译和语义延伸的问题。着重介绍了商标翻译的借词发展。最后提出妨碍词语正确借用的因素，如借词译名的区域性差异和借词的不规范翻译及使用。针对问题提出应持的态度和观点。 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陈胜利[2]2014年在《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言接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主要研究不同源的、或虽同源但已分化的语言相互接触而引发的语言变化规律。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接触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词汇的借用。从词汇角度说，整个英语史就是一部词汇借用史。英语在其1500多年的变迁过程中，共计吸纳了120多种语言的词汇。它从几个日耳曼部族的语言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最流行的语言，成为“不是世界语的世界语”。英语借词的来源，非常广泛，这其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汉语。由于是小宗词源，英语中的汉语借词，虽然早在19世纪晚期语言学家就开始提及，但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起色和改观，代表性研究有Chan&Kwok（1985）的香港词汇研究、美国学者Garland Cannon（1987；1988）的汉语词汇研究，以及大陆学者汪榕培（1986；2001；2002）先生的“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在接下来的二叁十年里，国内这个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但繁华的背后，有两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量”的问题：英语里到底有多少汉语借词？二是“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借词？有怎样的规律？本论文从接触语言学的角度，以已有语料和自建语料为基础，整合已有的借词理论，采用理论研究和语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借词的整个“动态”过程为“纲”，以借词的分类为“目”，以语言、社会、文化等因素为切入“点”，以借词语料为支撑“面”，做到“点”“面”结合，“纲”举“目”张。语言接触研究，既讲接触，也讲影响，换言之，就是过程、结果两者都要兼顾。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出借词“动态过程论”的构想，将借词研究的外延扩大，保留传统的“词典借词”研究，增加“前借词”和“后造词”的研究。这样，借词研究，就分成了叁个阶段，从而构成一个“动态”的“过程”。对这个“过程”进行全面考察，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形成系统的、分层的认识。前借词，是指“临时借用”的翻译词汇；后造词，是指英语、汉语或英汉语混合而“新造”的词汇，两者都是“新词”，通常情况下，不能视同“借词”，但随着接触的深入，时间的推移，它们却有可能转化为“借词”。从借词角度看，前借词阶段的音译和仿译方法，有利于“新词”向“借词”转化；后造词阶段的“新造词”，特别是英语新造词，由于舍弃了汉语的形式，看不到汉语的“源模”，因而，相比之下，难成借词，一般词典不予收录，收录了也不注明词源，总体说来，数量有限，难以统计。语言的发展和演变，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一些非语言因素，如政治因素、科技因素等，借助现代快捷的传媒，可穿越时空，让“新词”一举成为“借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词典借词，顾名思义，就是被一般英语词典收录了的汉语借词，处于借用过程的“借入”阶段。根据其语素和构式的存无，可细分为音译借词、混合借词和义借词叁种。音译借词的数量，大致有叁、四百个，从时间上看，16世纪之前的很少，主要集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总体呈增长趋势；从语义上看，多为饮食、艺术、动植物、政治等词汇；从拼法上看，普通话拼音词汇最多，以后依次是威妥玛拼音、粤语拼音、威妥玛之前的拉丁拼音、闽南语拼音以及洋泾浜英语等等。需要强调的是，洋泾浜英语的借用方式，和普通的借词方式不同，其特点是“结构借用”比较突出；借词有直接借词和间接借词两种。间接借词中，以“日媒词”贡献最大，有200多个。由于词源考证复杂，尚待深入研究。混合借词有派生和复合两种方式，通过派生方式产生的汉语借词大约有100个；通过复合方式产生的大约800个，其中音译义注词有几十个，描写词有700多个。音译义注词通常为单个英语词汇，说明其前面音译词的语义类别。描写词是一种最便捷、最经济、最易懂的借词的方式，因此，在整个借词中所占的比例也最大。义借词有引申和仿译两种类型。词义发生引申，有时是因为语音相似，有时是因为语义相似，这类汉语借词数量有限，加之表现形式为“旧词添新义”，因而其“借词”身份常遭质疑。仿译由于英汉词形同构、语素对应，易于“依瓢画葫芦”，所以，这类借词越来越多，英语里大致有100多个，并且呈强劲增长趋势。译借词的构成方式，以两个或叁个词为主，一个或四个词为辅。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词汇，反映现代中国风貌。接触语言学认为，借用成分、借用数量跟语言接触的强度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借词数量和接触强度成正比。偶然的接触，一般只借用实义词——通常是名词，也有一些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但没有结构上的借用。高强度的接触，既有词汇借用，也有结构借用。对照英语中的汉语借词，不难发现，这一理论经受住了检验。汉语和英语接触，18世纪之前，总体程度不高，因而借词也不多；到了19、20两个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接触越发频繁，借词也随之增多，但增长方式不同，音译借词是“递增”式发展，而仿译借词是“倍增”式发展，且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词汇，不像音译借词多为中国“土产”、“古董”等。地域方面，广东、香港、福建、上海等地，语言接触时间较早、较长、较强，因而，借词中，出现了粤语拼音、闽南语拼音以及洋泾浜英语等。整体上看，英语对汉语的借用，主要是以词汇为主，音译借词多为“命名”之需；结构上的借用较少，主要体现在仿译词和洋泾浜英语的短句上。英汉语间的接触强度，介于“偶然接触”和“强度不高的接触”之间。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它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如汉语英译、词汇教学、词典编纂、二语习得、语言规划等，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借词角度看，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及音译和仿译的翻译方法，会给汉语词汇提供更多“接触”的机会，从而有利于汉语词汇走入英语。这些汉语词汇，特别是文化词汇，一旦成为借词，也便成了文化符号和文化“使者”。它们架构起中外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桥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王欣[3]2012年在《英汉借词范畴化认知研究》文中认为借词的研究始终是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借词的研究,许多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在语言接触的理论框架下,对于英汉借词的研究已经颇为成熟和深入,中西方学者均有较多论述；对于借词接触产生阶段和吸收同化阶段的研究关注度较高,从文化、社会和语言学角度均有力作出现；对于英语中借词的研究多为历时的研究,集中于借词借入的时间和因素、音位等语音要素；对于汉语借词则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考察借词的借用和翻译方式者居多；从语言文字的不同和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对英汉借词进行对比的研究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多,论述也较为深入。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借鉴。但是,这些研究中仍有一些薄弱环节，关于这一课题还有许多具有争议和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英汉语外来词的研究基本上都只局限于对其结构、来源和意义进行描述,大多数是以文化语言学分析和社会语言学分析为主。单纯地罗列出借用词汇的途径、列举借词的米源,而不去揭示产生借词和借词意义变化的实质原因,并不符合现代语言学的解释原则。英汉语借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儿方面：1)对借词语义及其演变机制的研究明显不足。对于借词进入目标语后语义的形成及语义的发展,关注度明显不够。2)多共时静态研究,动态研究关注不够。借词作为“异质成分”,在取得目标语词汇的资格后,需要在音、义、形等各方面进行重新“匹配”、改造同化,这一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对借词进行动态观测和考量；3)对比研究不足,尤其是认知框架下的英汉借词的对比研究,尽管已有学者开始着手研究,但都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且大多数是针对英语或汉语的单语性研究。借词在英汉两个目标语中各个阶段的认知模式所产生的借词变化对比研究未见。本研究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20世纪后半期英语和汉语中出现且具有相当生命力的借词为研究对象,采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研究为主的跨学科综合实证研究方法,立足英汉语言事实,选取真实语料,研究借词和人的认知之间的内在联系,对英汉借词词义现象做出比较合理和全面解释,阐释了借词意义形成的内在机制并对比英汉借词词义在产生、同化和融合的动态过程中,认知机制、民族认知心理和认知模式对词义制约作用的共性与差异,深化对语言规律和人的思维规律的认识。本研究主要取得以下发现：第一,本研究的理论发现体现于：1)借词是人类多次认知加工的产物,在不同的认知语境下,人们根据认知体验,结合认知模式与百科知识,对借词语义进行多次认知加工。同时,借词意义具有认知凸显性和理据性,其意义构建凸显了文化与认知理据。新的借词范畴最初总是产生于个体的认知活动,之后便是民族和社会成员整体对外来概念进行范畴化的过程,这需要一个社会的整体成员利用共性认识所形成特定的概念系统,作为人们已有的经验,以语言的形式储存在人的大脑中。认知活动,通常以其所在社会规约性的经验认识作为坐标和参照,利用已有的认知经验,与新获得的信息相互作用,形成新概念和概念结构。在此过程中,人们的认知选择如感知选择、心理频率的选择、心理图式的选择以及对外来词汇中义项的选择,起到关键性作用。2)借词是一个范畴连续体,词义的变化实际上是词义范畴的嬗变,包括原型范畴的嬗变、特设范畴的建构以及新旧范畴之间的互动。词义范畴嬗变的机制是非范畴化。借词构筑过程是相互关联的认知过程,有着共同的认知机制,都体现了人的隐喻、转喻和类推思维。这些认知机制是潜意识的普遍的认知活动,是在常规化或凝固化的概念结构上进行的多轮的认知操作。借词的范畴化与非范畴化符合“语言经济原理”。借词的范畴嬗变就是启动认知行为,激活人们头脑中的百科知识和社会文化模式,借助上下文填充相关信息,并决定着最终的语义通道。第二,英汉语借词的范畴化与非范畴化过程具有显着的认知共性。研究结果符合认知语言学提出的“人的心智不是分离的、自治的,而是与人的身体的其他机能一样,对所有的人都是大致相同的,都会促成和限定潜在的经验。抽象概念和想象世界归根到底是根植于现实世界的身体经验,所以人的心智的产品,即使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称的、相通的”理论。第叁、在具有显着认知共性的同时,英语和汉语借词范畴的动态变迁过程中也分别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英语语言和文化对汉语语言和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要远远大于汉语语言和文化对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英汉民族对于外来借词的范畴化过程也体现了不同的惯性化思维与凸显优化思维,两个民族不同的地理位置,社会历史及民族认知心理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第四、借词范畴化的普遍认知机制和认识论启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对英汉借词的普遍认知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首次提出,借词是复杂的语言现象,并非由单一的心理机制所能够解释,在范畴化的不同阶段由不同的认知机制起主导作用。借词的认知机制作用揭示了联想与激活的相似性的体验本质(embodied nature),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感知与概念、经验与知识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启示。本研究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以下儿点创新：(1)首次对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英语和汉语借词语料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并自建语料库；(2)首次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对英汉借词进行对比研究,对于探求借词认知模式的共性与个性具有重要的意义；(3)同时对借词现象进行综合多维度对比阐释和探索。本研究从英汉语借词的角度对人类认知方式的共性和个性做出了进一步的探索,以及不同文化对语言和认知的具体影响,对丰富和发展英汉语词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与此同时,研究对于翻译、词汇教学和词典编纂也将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潘家福[4]2008年在《新加坡华社的多语现象与语言接触研究》文中指出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种种的社会因素,促使新加坡华人的语言应用状况变得极为复杂。早期的新加坡华人较常接触汉语方言和马来语。国家独立后,政府积极推行双语政策,致使新生代华人多数都能掌握中英双语。由于不同语言长期的接触,新加坡英语和华语都产生了变异的情况,甚至形成多语交融的掺杂式语言。我们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去分析新加坡华人语言应用的实际状况,可以了解语言在接触之后所引发的问题,并掌握多语现象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从而为语言政策的规划和多语学习的研究提供宝贵的借鉴。本论文拟从社会语言学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新加坡华社的多语现象与语言接触的课题。新加坡华人的语用状况和外在的社会因素是密不可分的。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我们能够在科学的基础上以实际的数据来总结成果,从而勾勒出一幅完整而清晰的多语应用图景。本论文共分八章,兹将各章的重点择要列出如下。第一章为绪论,说明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并介绍一些重要的术语,包括双重语言(Bilingualism)和多重语言(Multilingualism)、双层语言(Diglossia)和多层语言(Polyglossia)、华语和母语的概念。第二章论述多语现象在新加坡形成与发展的轨迹。本章着重分析开埠以来至独立之前新加坡华人移民历史与华人社会的结构,从而解释多语现象的形成与移民浪潮有直接关系。在新加坡华社成型的初期,中国华南一带的移民以帮群的形式落户新加坡,这使得中国南方方言如闽南语、广东话和潮州话等在新加坡的语言环境里扎下根基。另外,还有从马六甲南来的峇峇华人,他们在新加坡形成一个特殊的语言集团,也促成了闽南语和马来语的融合。下来,文章着重探讨建国以后影响新加坡华人语言应用状况的关键因素,其中包括政府积极推展的双语政策、讲华语运动和新移民政策。第叁章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新加坡英语和华语在音韵、语汇和语法方面进行比较,从而了解多语环境和语言接触如何促成标准英语和华语产生区域变异的特征。新加坡英语相较于新加坡华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呈现出更大程度的变异特征,应被视为是一种典型的掺杂式语言。第四章通过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分析新加坡华人在多语环境之下语言应用的状况和语言态度,并与过去的问卷调查成果进行比较。调查结果显示,有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华人利用中英两种语言进行沟通。汉语方言的使用率则进一步萎缩,逐渐退居至家庭域。另一种“双言制”正在新加坡华社中形成:在正式场合里,人们广泛地使用英语;而在非正式场合里,华语的使用率却是最高的。在语言态度方面,不同的年龄层出现明显的差距。新生代华人多数对中英两种语言持有同等的态度,他们已摒弃老一辈华人所抱持的“母语情结”。新加坡华人也逐渐接受和使用掺杂式语言,并认为这是当地的一种语言特色。至于是否需要学习第叁种语言,受试者的看法并不一致。第五章探讨新加坡华人会话中语码转换和语码夹杂的模式。我们利用原始录音所得的语料进行两个典型的个案研究,对象包括一组华族年轻人,以及叁代同堂的一家人。研究结果发现新加坡华人在日常会话中,语码转换和语码夹杂的现象非常普遍。录音分析的所得也进一步验证了问卷调查的部分结果。第六章针对新加坡华社中的书面语料进行分析。我们选择了一份近期出版的中文免费报《我报》作为研究材料,借由语域理论模式说明这种新式媒体语言形成的主要因素,从而揭示中英双语为主导的语用模式很有可能成为未来新加坡中文传媒的主流。第七章探讨中国文化的传播对新加坡华社的语言应用状况所带来的冲击。中国新移民持续涌入新加坡,加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重大影响力,已使得中国文化成为塑造新加坡华社语言环境的关键因素。中国文化的有力渗透,正开始将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划分成两个特色迥异的言语社区。最后,在第八章的结语里,本论文对前述的章节内容进行统整与归纳,并探讨新加坡华人社会语言发展的势态,以及未来将面临的种种挑战,最后预示一个稳定的双语社会将长期存在的可能。
闫海宁[5]2005年在《论英汉互借词中的意译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外来词,当前学术界对这个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认识。除了“外来词”这个译名外,还有“外来概念词”、“借词”等名称,本文在比较各个译名的优劣之后,决定采用“外来词”这个译名来限定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 汉语学术界中,对外来词的范围界定,尤其是对意译词是否应该算作外来词还各执其词,但是,在英语中,只要是借自别的语言的词语都算作是外来词。本文认为意译词应该算作外来词,因为意译词的解释要基于相应的外语和外来文化。 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对意译词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尤其是汉语中,意译它作为一种方式,和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具有了新的内涵,汉语中的意译词是指采用意化的方式或手段吸收过来的外来词。在这里,意化是指在外来词的吸收过程中,人们总是试图使用或添加与词义有所联系的标识符号或词素。这是本文的第一部分。 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是比较了英汉语意译词的异同,并说明了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英汉语意译词都包括传统上的意译词、仿译词、释义词、半音半意词、在音译词的基础上添加本族语素的词。在汉语中,由于使用表意文字来记录语言,它的意译词还包括用意化的方式从英语中借入的词,主要有象译词、谐音表意词、混合词和添加表意的标识符号的词。 汉语中的象译词与中国传统的直观思维方式有关,谐音表意词与传统的意象性思维方式有关,混合词和添加表意的标识符号的词则和中国传统的“调和持中”思想有关。 本文的第叁部分,描述了汉语中意译词的语音“意化”。对于意译词中的音译部分,由于英汉两种语音系统的差异,汉语也是按照自己的语音系统对其进行了改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意化”。这种“意化”的方式主要有:1增加声调,2近音对应,3改变音节。 本文的第四部分,总结了意化方式的影响。汉民族习惯了意化的方式,很多开始采用音译方式借入的词,在使用的过程中慢慢选择了意译的方式。有些词汉民族在关注其语音对应的同时,也注意其意义的呈现,谐音表意。采用意化方式
王明明[6]2016年在《从借词使用看中西方文化交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和语言之间关系密切,息息相关,从词汇的互借可以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同时这一过程一直在持续着。英语文化对汉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影响之大,并非汉语对其影响可以比拟。而其中借词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并且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其作用将会日渐强大,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马文丽[7]2008年在《翻译与英汉语言借用对比研究》文中认为规模性的翻译活动是导致语言借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英语鲜有汉语借词而汉语大量吸收英语,到目前二者成为互为第一大借用语源的两大语言;从单向、不平等的"等级借用"到双向、平等的"文化借用,"发生在英汉之间语言借用的巨大变化反映了英汉翻译活动时代背景的改变,见证了英语和汉语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以及现实社会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变迁。
向龙[8]2013年在《跨文化交际下的汉语外来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词汇更是语言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本论文就是以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和近现代跨国界的传播活动为大背景，主要探究作为跨文化交流与融合时期的重要表征——语言的融合尤其是外来词汇的发展变化。本文选取近现代的外来词为研究对象，梳理分析外来词的发展演变情况，从而试图探索汉语言发展至今天这个如此庞大体系的历史轨迹。除结语以外，本论文内容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研究意义和外来词概念的解读。让我们大致了解近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命名方式与界定。第二部分是中外互借现象的陈述。本部分从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和英语中的汉语外来词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尤其是对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外来词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进行了整理和概括。并将其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进行研究与论述语言的接触和演变。第叁部分讲述中外文化的交融与外来词的产生和传播。对中外文化交流原因与过程进行分析。语言的接触和演变因为领域、地域、时间、人物以及文化等的不同而各式各样，除去受以上因素的制约外，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因素和纯语言系统的内部特性的影响,同时介绍中外借词中的文化趋同性，明确语言在交流中的融合特性。第四部分论述中外外来词汇分别在双方教学中的关系与作用。论文通过对汉语外来词的历时研究，把词汇——历史——跨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由此看出，汉语中，外来词的确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交融，外来词已经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很多西方国家的文化已经渐渐为国人所接受。本论文研究外来词的发展和文化的趋同，同时也对外来词和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做了一定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王晓华[9]2008年在《从英汉词汇互借看英汉两民族的文化差异》文中指出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借词作为"异域文化的使者",通过对其研究,可以捕捉到各个民族和国度之间语言文化交融的足迹。英汉词汇互借也不例外。同时从英汉语对借词的不同容纳度,可以看到英汉两民族文化的差异。
倪靖[10]2006年在《论汉英音译外来词的文字代码转换功能差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字符号学认为,代码转换功能是文字系统最基本的信息功能之一。代码转换功能,是不同符号系统进行等值转换的能力,如汉字与拉丁字母之间的相互转换。本文立足于汉英音译外来词的相互转换,力图探讨二者在代码转换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对应性特征及其对信息处理的影响。在总结前人对汉英音译外来词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从代码和代码转换的角度出发,讨论英语和汉语由于自身不同的一级和二级代码文字性质,而具有的不同的一级和二级性代码转换特征,以及由此导致的不等值信息转化率和规范性等问题。在前言中,对代码和一些相关概念进行了对比,如代码与符号和外来词的界定,代码转换与翻译等。文章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一级性的英文字母及其一级性代码转换的表现和功能。字母文字是“形音”结合性的一级代码。“形”是单纯而又严格的记“音”符号,二者具有“形音”同构并且同现的零度特性,在代码转换过程中表现出了同构性的一级代码转换特征。文章分别对比了英语与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及俄语、德语等的一级代码转换,以及与汉语语词的一级代码转换过程,论证了在字母文字之间的一级代码转换和字母文字转化汉语语词的一级代码转化过程中,都体现了零度的精神,并具有信息处理的高效率和精确性。第二部分探讨了二级性的汉字在汉英文字系统之间的二级代码转换表现和功能。汉字是“形音义”结合性的二级代码,本身就是意义自足的符号系统。进行信息处理时,二级性的汉字代码与一级性的字母代码的不同构性,导致了二者信息结构和转换的不对等性,表现了强烈的偏离特性。在汉字代码音译转换英语语词的各种形式中,都体现了偏离的特性。这些偏离性分别表现于“形音义”叁
参考文献：
[1]. 中英互借词及其翻译[D]. 杨秋霞. 广西大学. 2002
[2]. 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D]. 陈胜利. 苏州大学. 2014
[3]. 英汉借词范畴化认知研究[D]. 王欣.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4]. 新加坡华社的多语现象与语言接触研究[D]. 潘家福. 复旦大学. 2008
[5]. 论英汉互借词中的意译词[D]. 闫海宁. 中国海洋大学. 2005
[6]. 从借词使用看中西方文化交往[J]. 王明明. 现代交际. 2016
[7]. 翻译与英汉语言借用对比研究[J]. 马文丽. 理论月刊. 2008
[8]. 跨文化交际下的汉语外来词研究[D]. 向龙.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9]. 从英汉词汇互借看英汉两民族的文化差异[J]. 王晓华. 中国电力教育. 2008
[10]. 论汉英音译外来词的文字代码转换功能差异[D]. 倪靖. 中国海洋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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