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国集团的制度建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小集团视角的国际经济合作分析_g20论文

G20机制化建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小集团视域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集团论文,视域论文,探析论文,经济合作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54/j.cnki.naf.2014.06.004

       [文章编号]1003-7411(2014)06-0035-(11)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峰会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有力契合G20重塑全球经济重心的意愿。金融危机将G20推到全球治理前台，G20已成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在经济议题上永久取代G7。G20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E11(G20中的十一个新兴经济体)，当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经济衰退之时，新兴经济体对于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中国等金砖国家更通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机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议题上发挥着日益重要影响[1]。迄今为止，G20已成功召开了八次领导人峰会，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面临着如何从危机应对机制过渡为长效治理机制及如何进行机制化建设等问题。G20机制化建设这一课题无疑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的创新之处即在于此，同时也体现在G20小集团视域下中国的国际经济战略评估与选择上。

       一、G20机制化建设的理论内涵及实践意义

       对G20机制化建设进行研究需要相关学科丰富的理论背景，也需要提供适当的分析框架和批判视角。首先，G20机制研究可进一步丰富“国际制度该如何设计”这一课题；其次，G20机制研究可反映出国际格局最新变化并推动重要国际经济机构改革进程；第三，G20机制研究可反映全球治理机制发展趋势及发展相关理论；第四，G20机制研究可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建设、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现实操作提供新思路。G20机制化建设研究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意涵，也具有十分紧迫的实践意义。其一，G20机制研究可为其未来发展方向和方式提供新思路；其二，对G20机制的研究有利于中国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实现国家利益。因此，对G20进行深入研究符合我国发展战略，深远的实践意义不言而喻。

       金融危机期间，传统国际治理机制G7及其决策执行者IMF在危机处理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的G20却迅速升级为首脑级峰会。匹兹堡峰会之后，G20正式取代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转型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在G20的作用、G20面临的困境、G20的议题设置、G20的角色定位和前景、G20与现实经济问题(如欧债危机)的关系等领域；国内学者主要关注G20的历史意义，在G20如何机制化和G20与中国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就中国参与G20机制建设问题而言，国内意见比较统一，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G20的建设，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实现国家战略目标。部分学者也指出，在保证积极参与的同时也要注意规避风险。

       二、G20中的小集团及利益同盟

       分析G20内部的矛盾与外在的困境离不开对其成员国的深入探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G20成员国共同利益逐渐减少，分歧加剧，严重制约了G20机制的发展。将G20成员国具体划分，分析其各自特点、利益诉求及竞争博弈关系，对研究G20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综合实力对比分析，二十国集团可大体划分为三个小集团：以美国为首的亲美派，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中心派，包括德、法、意、墨西哥、欧盟；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印尼、韩国、沙特阿拉伯和阿根廷。在G20这样一个松散、非正式的经济论坛中，各个阵营之间，阵营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都错综复杂。本文根据危机前(2005～2007)、危机时(2008～2010)及后危机(2011～2013)三个时间段中各成员国的经济表现(参见表1)，并结合各自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利益诉求，将G20进一步细分为五个小集团：美国为核心的G7、德国为核心的欧盟、中国为核心的金砖集团、拉美集团以及穆斯林集团。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核算，G7在三个时期的G20GDP总量占比分别约为53％，50％，47％。金砖五国分别约为11％，16％，20％。虽然G7的经济总量依然庞大，但金砖五国与G7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在经济表现方面，金砖五国GDP增长速度最快，“危机时”比“危机前”增长了63.29％。同时期，G7增长了8.83％，欧盟增长了11.68％，拉美三国增长了37.59％，穆斯林三国增长了37.41％。

       在后危机时代，金砖五国比“危机时”的GDP总量增长了47.15％。同时期，G7增长了7.9％，欧盟增长了0.13％，拉美三国增长了28.93％，穆斯林三国增长了25.09％。无论是从GDP总量还是增长速度上来而言，金砖国家的表现均大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图1 G20各小集团年度平均失业率一览表(单位：％)

       资料来源：同表1。

       如图1显示，失业率呈逐阶段下降趋势的有穆斯林三国、拉美三国。失业率在各个阶段依次上升的有欧盟、金砖五国和G7。韩国与澳大利亚两国的失业率在“危机前”至“危机时”均呈上升趋势，而在“危机时”至“后危机”这个时间段呈下降趋势。表2为G20五个小集团经常账户余额表，由2011～2013年数据测得。在此期间，全球经常账户赤字50％集中在美国。2012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为4390亿美元，相当于其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3.2％。金砖五国在三个阶段均为贸易顺差，但顺差呈现逐步缩小态势。其中，中国所占比重超过50％，俄罗斯、巴西、南非三国的贸易逆差则逐步扩大。

       G20从诞生到成长中的内在矛盾与各方经济利益诉求息息相关，结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深入探究世界秩序发展规律及构建原则，不但为G20机制化建设的原因、目的提供解释与指导，亦为G20机制化建设的必要性提供理论依据与支撑。

      

       回首现代国际体系的由来，可追溯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签署。现代国际体系自形成以来就确定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格局(叶江，2013)[2]，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因此被视作现代国际体系原点，人类历史上成文的世界秩序构建原则由此发端、演绎。

       相关的现实主义理论初现于一战之后，源自霍布斯(Thomas Hobbes)、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等学者的性恶论及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修昔底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马丁怀特、汉斯·摩根索和华尔兹。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国际社会多爆发冲突是由于没有任何国际政府管理国际争端，各国纷纷增强自身军事实力的结果是，所作政治决策均以保障自身国际安全与利益为前提。现实主义相信“性恶论”，认为主权国家只有足够强大，才可能彼此相安甚至削弱他国实力。世界秩序因此常常面临安全困境，甚至陷入永无休止的战争。摩根索(H.J.Morgenthau)的《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一书堪称政治现实主义代表作，其所概括的政治现实主义基本原则体现了现实主义者眼中利益与权力的共生关系，把权力政治学说推向一个新高度，被西方学术界称为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准则。

       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国家力量确认国际关系格局，即全球秩序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决定，世界大国为掌控秩序制定权展开激烈争夺，世界秩序随国际力量格局的盛衰而演变，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并随经济基础的变动而调整。对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创建和变迁，现实主义论者又作如下阐述：霸权国家通过负面和正面的权力手段，对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创建、发展、变迁发挥了主导性作用(Krasner，1976)[3]。

       与此同时，现实主义者并未放弃信守国家实力决定论，认为G20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和延续其国际体系主导权，G20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审时度势最大化国家利益的一种途径。由此得出结论，G20机制化结果之于现实主义者而言，不是决定结果的原因，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才是真正的动力源泉。

       三、G20机制化建设蕴含的中国机遇

       纵观当代世界经济格局，G20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核心机制，也是各方利益诉求的晴雨表及逐鹿场。美国推行量宽货币政策力保经济持稳，坚决捍卫美元的全球货币霸权地位；欧盟主张对全球金融体系加强管控，强调严格财政纪律及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内增强综合国力、对外革新金融秩序，同时恪守提升新兴经济体国际话语权的使命担当。

       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对于平衡区域经济落差，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推动世界经济进步不可或缺。具体到国际关系层面，中国正努力争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规则话语权，着眼国际经济统筹机制的议题制定权，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的渗透力、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融入世界经济，并一举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全球贸易与投资、国际金融等诸多领域拥有系统性外溢影响，中国之于G20机制化建设的推动作用有目共睹。随着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中国的全球利益同步外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成为捍卫国家权益的必然选择。[4]陈凤英认为，G20机制是中国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和平发展战略目标的最佳选择，是中国由世界大国顺利跃升为世界强国的理想平台。[5]

       G20机制的适时诞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问鼎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机遇。首先，金融危机客观上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改革核心内容之一是提高新兴经济体在IMF等国际组织中的参与权、发言权和决策权，欠发达国家亦会获得实质性国际援助，南北差距有望逐步缩小；其次，人民币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周世俭表示，人民币如能不失时机走出去，从周边化到区域化，对于确立中国经济大国地位具有重要意义[6]。经由G20机制平台，中国已与印尼、阿根廷等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印证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加速提升。第三，G20机制化建设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跃升提供了广阔舞台。在G20平等对话平台之上，新兴经济体正日益聚合为一股强大的国际话语力量，发达国家因此难以将其拒之门外。

       在当今多极化国际格局之下，建立多层次的国际合作体系无疑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规划。其一，中美战略对话机制有利于平衡世界经济结构及推进中国和平崛起；其二，G20机制化建设有利于加强新兴经济体的平等国际话语权；其三，东盟“10+3”等区域一体化机制是中国全球性战略的有力支撑，加强跨境货币互换亦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得益于东盟及中日韩三区域内紧密协作，东亚总体上有效控制了危机蔓延；其四，全方位、多层次金砖内部资源整合，如加强金砖银行等机制建设，有利于引领金砖集团崛起为与G7相对等机制。金砖五国国土面积世界占比为26％，人口世界占比为42％，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在未来G20机制化建设中所蕴藏的正能量值得乐观期待。

       四、G20机制化的制约因素和潜在风险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以来，中国已在经济规模上超过多数发达国家，但在人均收入及全球治理诉求方面仍属发展中国家，如若期望在国际上发挥大国引领或示范作用，强大的综合国力及广泛的国际身份认同缺一不可。中国目前尚未提出传播深远的国际政治、经济合作新理念，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议题上亦缺少清晰的战略规划。

       G20成员构成复杂多元，内部小集团纵横林立，中国的国际利益诉求面临多重博弈考验。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际经济争论焦点，2010年首尔峰会期间，美国曾试图假借G20多边机制力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迫使中国改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G20议题设置，如2010年多伦多峰会核心议题“全球经济可持续复苏、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核心议题“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去海外化和协调行动打击逃税”等，更多体现着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及全球战略考量。

       五、中国对于G20的态度和立场

       2008年11月15日，为遏制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首届G20峰会在华盛顿召开。在这次峰会上，中国提出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以稳定市场信心及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等四点议案。峰会之前即有分析认为，作为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有望扮演世界经济“救世主”角色。就中方关注的议题而言，中国并未试图率先引领抒困，而是立足发展中国家立场提倡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以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大权利及提升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

       2009年第二届伦敦峰会上，胡锦涛发表题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讲话，中国秉持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本立场，同时强调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危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峰会宣布G20将取代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这是二十国集团演进历程中的一次重大突破，为未来的G20机制化建设定下了基调。在第四届多伦多峰会上，中方主要关注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沟通与协调，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首尔峰会前完成份额改革目标，给予发展问题更多关注，继续反对贸易保护主义[6]等四项议题。

       第五届首尔峰会设置了汇率、全球金融安全网、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和发展等核心议题。胡锦涛发表题为《再接再厉，共促发展》的讲话，展示了中方的政策立场：第一，完善框架机制，推动合作发展；第二，倡导开放贸易，推动协调发展；第三，完善金融体系，推动稳定发展；第四，缩小发展差距，推动平衡发展[7]，四个关注焦点折射出中方对于G20机制的充分肯定，也预示着中方将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机制化建设。此外，与会各方在汇率和刺激政策上的分歧与日俱增。在经常项目收支方面，韩国、美国提出一项具体目标——将经常项目顺差和逆差的幅度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4％左右[8]，但遭到多数成员国明确反对。美国、印度等国就汇率操纵问题向中方联合施压，汇率谈判因此一度陷入僵局。美联储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了欧洲国家普遍指责，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表示，美方应就量化宽松政策做出适当解释，以免影响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9]。

       2011年11月，在全球股市普遍下挫，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二十国集团第六届领导人峰会在戛纳召开。中方坚持一贯的政策延续性：从发展中国家利益出发，强调国际合作。面对外界关于中国将出手救助欧债重灾区的传言，中方保持了冷静立场，认为“欧洲问题当然靠欧洲人自己解决”。2012年6月的第七届洛斯卡沃斯峰会是继首尔峰会之后，G20峰会第二次在新兴经济体举行。针对欧元区债务问题胡锦涛指出，各国应以建设性、合作性方式对欧元区进行支持。胡锦涛讲话体现了中方稳健的危机应对指导理念。在保增长、促贸易前提下传达了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一贯立场，强调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推动欠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2013年9月，第八届G20峰会在圣彼得堡举行，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贸易等议题上的基本立场，将焦点集中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国际贸易两大议题，前者关乎新兴经济体的长远国际利益，后者牵动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综合历届G20峰会的中国表态不难看出，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基础，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参与权和决策权[10]，这一原则立场亦符合中国核心的经济、外交利益诉求：

       其一，G20机制是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地位的重要平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G20机制展现出强大的危机治理能力。近年来，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足以奠定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但仍然缺少对全球经济治理施加影响的平台[11]，G20则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经济治理对话机制，不仅高效整合新兴经济体推动IMF份额改革，还通过议题设置提高自身影响力，有效规避汇率等双边议题列入多边谈判范畴。

       其二，G20机制符合中国对于国际新秩序的根本诉求。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对于G8采取谨慎态度，“不想加入一个排外的、由所谓观点相似的国家组成的俱乐部，以及承担与自身实力不符的义务”[12]。在经济议题上，G20比G8更具代表性和有效性。在外交政策上，G20集各大洲、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于一身的巨大包容性，更符合中国在多极化形势下的独立平等外交战略。

       六、G20未来机制化面临的国际关系基础

       综上所述，G20机制在危机面前发挥了应有作用，使得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协调一致，防止了危机的加剧。就IMF份额改革而言，各成员国及小集团之间的博弈仍将持续上演。因此，二十国集团在未来需要加强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互动，提高其自身合法性，通过与WTO和IMF等国际机构的联合，确保国际经济与合作协调的有效性，谨防会议成果沦为一纸空文。

      

       长期而言，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金融霸权之争在所难免，全球金融体系变革序幕才刚刚拉开，欧美国家的金融主导地位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只有当新兴经济体综合实力接近发达国家之时，国际金融主导权的争夺与转移才算真正开启，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维权道路仍然崎岖漫长。本文对2008年及2010年IMF份额及投票权改革进行了量化统计，以小集团为单元计算出转让明细，希望以此总结出其中一些趋势性变化(参见表3、表4)。

       关于2008年及2010年G20小集团之间的IMF份额转移明细，参阅图2、图3。

       如图所示，在2008年IMF份额改革中，就G20的小集团及成员国而言，份额变化总体由拉美(除巴西)、穆斯林、澳大利亚向G7、金砖五国、欧盟(除德、法、意、英)和韩国转移。投票权由G7、拉美(除巴西)、穆斯林、澳大利亚向金砖五国、欧盟(除德、法、英、意)和韩国转移。

      

       图2 2008年份额改革示意图

      

       图3 2010年份额改革示意图

       注：巴西归入金砖五国之中，因此未列入拉美集团。欧盟中不包括德、法、英、意，四国列入G7之中。

       2010年11月5日，IMF所通过的《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对份额和治理进行全面改革》显示，份额变化总体由G7、拉美(除巴西)、穆斯林、澳大利亚向金砖五国、欧盟(除德、法、意、英)和韩国转移，投票权由G7、穆斯林和欧盟(除德、法、意、英)向金砖五国、拉美(除巴西)和韩国转移。

       七、中国面临的多重挑战

       中华民族的大国复兴之路布满荆棘，在未来G20机制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将面对国内外多重严峻挑战：

       第一个挑战源自中国迅速崛起带给他国，尤其是周边邻国的不安及战略未知。随着美国全球外交战略回缩，“重返亚太”战略势必将中国置于双、多边经济、军事博弈焦点。在迄今八次G20峰会中，美国一直试图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施压，但由于欧债危机持续发酵，以及美欧在不同议题上的对弈交锋，人民币升值问题暂时避开了各国争论靶心。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就人民币问题势必将重新联合发达国家，并挑动新兴经济体向中国发难，以维护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中国的应对方略直接关乎人民币国际化前途。

       第二，中国还将面临来自西方“过失转移”的挑战。奥巴马在匹兹堡峰会中提出平衡增长倡议，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的根源，而这一理念将过失矛头直指中国，指责人民币汇率操纵之下的巨额贸易顺差，及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失衡冲击。为戳穿美国转嫁危机过失的企图。如何杜绝过早、过多承担国际责任，避免重蹈拉美危机覆辙，顺利逾越经济发展的不可逆阶段，是中国在G20机制化建设中面临的一项现实挑战。

       第三，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面临着被边缘化风险。随着危机硝烟缓缓散去，美欧矛盾亦将逐渐获得化解，老牌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将就重要国际经济组织份额再分配问题展开正面交锋，角力之中的攻防得失势必对国际经济格局乃至世界秩序构成深刻影响。对于所有新兴经济体而言，最根本的共同诉求莫过于改写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合理话语权重。[13]

       八、中国持有的G20机制化建设理念及方略

       首届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提出“G20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全新非正式对话机制，拓宽了主要经济体在关键财政政策议题上的讨论，促进了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14]，表明G20机制仍然隶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非正式”为运行特点。匹兹堡峰会将G20升级为全球首要经济合作论坛之后，G20又被赋予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即领导人引领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非正式特点体现在G20没有世界贸易组织等正式国际组织那样的常设秘书处，G20决策机制只能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而非投票表决。而“领导人引领”性质则意味着一个以领导人为核心的“金字塔”机制架构，G20峰会更多担当战略性沟通使命，部长级会议、协调人会议和工作组会议是其坚实的技术和行动基础[12]。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未来G20机制化建设中持有如下几点行动方略：

       第一，坚持G20机制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当前，G20机制化建设正处于第一阶段，当软法机制建设基础奠定之后，中国应主动推进G20从形式建设往实质建设迈进，即由秘书处建设向议题设置建设延伸，为半机制化建设的充分实施铺平道路。在完善非正式化机制同时，亦应推动“软硬兼施”的机制化构建，以增强峰会运作的规范性及决议的权威性，其中涉及严格成员国准入、塑造G20特色决策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深化相互评估程序等几大领域。

       第二，着力促进G20协商机制的有效性。作为国际经济协商平台，二十国集团本身不具有法律强制效力，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发展趋势是G20引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正式国际组织执行落实，组建一个“非正式机制+多边正式国际组织”的“机制复合体”决议执行模式[2]。这种决策模式不仅保持了G20机制的灵活性等特点，更与IMF及世行构成良好互补关系。在未来机制化建设过程中，G20需加强与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紧密协作，强化决策—执行功能之间的传导机制，使G20峰会达成的协议和共识获得最大程度落实。

       第三，重视发展中国家在议题设置中的建设性作用。G20峰会实质性成果至少应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国际社会取得共识的迫切需求；二是峰会议题设置应具有延续性、可操作性，并且重点突出[15]。在G20由危机应对机制转型到国际经济治理平台过程中，议题重心将不可避免地转换到各方利益攸关议题之上。有鉴于此，G20机制对议题保持“有限度的开放”势在必行，全球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无疑是现今核心议题。除此之外，G20还赋予主办国高度的议题选择权，这往往导致历届峰会议题缺乏延续性，诸多共识成果最终流于空谈。

       第四，妥善处理与美国、G7及金砖国家等双多边关系。G20的非正式对话论坛性质决定其将与G7长期共存[16]。作为新兴经济体利益代言者，中国需积极培育与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伙伴甚至盟友式协作，在G20平台上形成合力以充分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印度中央智库首席总监依伦·埃克斯曾言，“金砖储备系统、金砖银行将把金砖国家联结成一个重要金融体系，推动金砖国家经济和金融发展[17]。”这说明其他金砖国家有意愿加强新兴经济体内部的金融合作，以抗衡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霸权。[18]

       第五，加强中国自身的软、硬实力建设。中国应当树立长远国际经济战略规划，培养熟悉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并努力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为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及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奠定坚实的内在基础。[19]

       九、结语

       金融危机推动G20成为全球经济合作首要平台，开启了全球治理新纪元。自G20升级为峰会机制以来，在危机应对、国际经济协调等方面成效卓著，有力维护了国际金融秩序及世界经济持续增长，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与认可。在后危机时代，G20能否由危机应对机制转变为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矛盾。新兴市场的迅速崛起以及巨大增长潜力，使改革G7主导的传统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成为大势所趋，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亦是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必要前提，符合各方国际主体的利益诉求。G20峰会在危机中诞生，成立之初即展现出强大多边协调能力，后危机时代下如何实现长效治理机制转型是全球瞩目之焦点。作为G20创始国、参与者及受益方，中国全面肯定这一机制的成效及历史使命，更将其视为能够真正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共商国际事务的唯一平台。中国对于G20机制化建设的重视与参与程度不言而喻。在建设理念上，中国将加强与主要国际组织的融合对接，切实提升G20峰会成果的时效意义。在议题设置方面，中国将携手新兴经济体推动发展议题的设置与落实，从根本上破解世界经济的南北失衡困境。[20]如何在把握机遇同时掌控风险，如何在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同时化解发达国家转嫁过失的企图，如何在全球化大势之下乘风而起，并担当相称的国际责任与义务，是中国在G20未来机制化建设中亟须探讨的核心命题。迄今为止，G20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协调宏观国际经济政策、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及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为全球经济核心治理机制。虽然G20在后危机时代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机制化建设所蕴藏的丰富潜力及巨大国际协调红利，意味着G20极其广阔的成长前景，也预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注释：

       ①计算方式：例如金砖五国：把五个国家2005年至2007年的数据分别汇总求出平均数，然后再把五个国家的平均数汇总。

       ②2008年4月29日，IMF理事会以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份额和发言权改革。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np/sec/pr/2008/pr0893c.pdf.

       ③2008年方案已于2011年3月生效。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1/pr1164.htm.

       ④2013年3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否决这一提议，IMF此项改革流产。

标签：g20论文;  国际经济合作论文;  二十国集团峰会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国际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金砖国家论文;  平台经济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会议议题论文;  国际金融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欧盟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经济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