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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发现一些经济学家在社会保障上的观点和我不一样。比如，许多年轻的经济学者和经济学专业学生认为他们从来不指望从社会保障中获得任何收益。这种观点在我看来不明智。如果美国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不变化，按照目前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目前的信托资产和工薪税收入(以及福利税)预计可以支付到2042年(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信托委员会，2003)。即使到那时(2042年)信托基金消耗完毕，利用当时的税收也可以支付大约3/4的社保待遇。在75年的预测期结束时，税收可以支付大约2/3的预定待遇。随着基本工资的增长，平均待遇水平将高于今天，尽管替代率仅相当于中等收入水平的60%，但这将远远好于没有任何待遇。
此外，我认为国会将在保障基金消耗完毕之前制定法律，或者降低目前法律规定的待遇水平，或者增加税收以应付2042年之后社保待遇的增长。毕竟，社保基金问题还不是那么复杂(不像更大、更复杂的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基金)。①只要将税率提高到15%，就能够解决目前待遇水平下75年的现金流问题。到2077年，按照目前的待遇水平，保险金占GDP的份额将由目前的4.4%提高到7.0%。②和其他人的观点一样，我不主张仅仅提高税率而不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来应付养老金赤字，我也不像政治家那样仅仅描绘未来的美好前景。但是，利用降低待遇和增加税收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不需要大的变革，也不需要进行基本的项目重构。
这不只是我对不同意见的反驳。更具普遍意义的是，我认为该制度的运行要好于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测。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信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未来前景十分光明。特别是，我主张用强制性税收支付退休收入的合理替代率；以年金的方式支付比较明智；它也能更好地保护儿童和遗属等家庭成员；它能促使待遇规则的改进；它能保障老年人或停止工作或更老人员(无论他们是否停止工作)的待遇；它对提前退休者有更大的意义，使得这种仅获得部分待遇的制度得以运转。
这不是说我完全同意目前制度体系的所有规定。当然，我们需要改善待遇和税收规则用以保证精算平衡——以使目前的税率能够支付至少未来75年的保障待遇。同时，其他的改革也极具意义，我只是认为整体规划的社会保障制度更理性。为支持我对社会保障的观点，我将检视社会保障需要改革的规则，也将思考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我的不一样。
但是，我不会陷入是否把现存的工薪税转为全额积累式个人账户的争论(独立账户)。我也不讨论股票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作何种角色的政治经济问题，因为那些争论将浪费很多精力，而我宁可多做些基础性工作。那些吸引我的议题是独立账户为什么在美国不是好政策，这点在我和Orszag(2004)合著的书中第八章可以看到，其中也包括一系列改革以保证精算平衡和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我们也讨论股票的潜在角色问题。
我不过多关注强制性储蓄对退休的积极影响——因为很少有人呼吁取消这种强制性政策。在讨论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框架之后(第一章)，我将讨论年金问题(第二章)，家庭问题(第三章)，收入分配、保险和劳动力供给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第四章)，债券化程度问题(第五章)，调整待遇和税收的时间问题(第六章)。③尽管不讨论反贫困政策对老年收入的影响问题(补充收入和医疗救助)，但应该予以关注，还要关注为老年人提供的医疗保险问题。我也不讨论残疾人保险问题，尽管它在社会保障中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一、提供退休收入
2001年，有1/3老年人收入的90%是来自于社会保障，2/3老年人至少一半的收入来自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局，2003)。社会保障是退休后收入的基础，但不是保证其生活水平的唯一手段。2002年，每一个退休人员的平均收入刚超过900美元。假如一个62岁(法定退休年龄)的工人在2002年退休，这个中等收入的工人将得到其一生月平均收入(2000美元)的1/3(指数化工资)。如果这个工人有一个无工作的同龄配偶，他将得到终生月平均收入的1/2。④这么低的替代率，使你不想在只拿到一生月平均工资的1/3到1/2时退休。如果这种待遇水平和职业生涯最后十年的收入相比则更低，但作为退休后收入的基础，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应该建立。可是作为生活的依靠，则是明显不足。由于退休金的替代率很低，加之退休之后缺乏足够的财产支持，他们更加依赖社会保障制度，这似乎是评估工人是否进行退休储蓄的最好证据。
我选择“不充分的准备”，而不使用“不充足的储蓄”这个名词。“准备”包括多种决策：第一是进行储蓄，也即减少税后收入的消费；第二是进行投资；第三个是购买保险以使退休生活有较好的收入保障，尽管可能面临投资风险；第四个是利用保险的方式来规划退休金的支出。如果能明智而有效地安排职业生涯早期的收入，将有很多种方式来应付退休后收入不足的问题。
除储蓄率较低之外，许多工人也面临着怎样把不同年份的储蓄转化为退休收入的问题。我们从研究401K得知，许多工人在长期投资时不关注多样化投资和选择投资组合。⑤许多工人倾向于接受雇主提供的默认账户，这是因为雇主认为他们对怎样选择投资组合没有清醒的认识。在雇主组织的退休储蓄之外，每年还要向投资顾问支付1%的费用，以帮助他们选择共同基金(称作限制账户，wrap accounts)。这种每年1%的额外支付，将在40年后减少大约20%的资金积累。⑥即使种类非常类似，共同基金的年费也完全不同。尽管共同基金的平均年费大约是当年财产(包括以前积累资金)的1.25%，可能有些工人还要支付的更多。总体上，管理费用要消耗退休资产的25%。所以，许多工人发现他们很难积累够他们认为或理论上认为足够退休金。很明显，我不赞成市场化操作——尽管改善管理规则十分有益。更准确地说，社会保障的分析家应该分析市场选择的实际功能。
投资只是社会保障事务的一部分。我们缺乏有效的市场制度来为收入曲线的风险提供保障，进而影响到退休时潜在收入资产的变现模式。在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的分析框架中，工人对于何时进入劳动力供给有一个确定的预算约束条件，即在自然状态下，他们倾向于选择出价更高的雇主。引用一条金融术语，市场不会自动阻碍收入风险的发生，即使存在这种情况，能够有效地运用它的人也是很少。⑦
除了把当期收入转化为退休后的消费，对财富的自我分配也不能导致养老金的有效使用。如果没有社会保障提供退休金，这种问题将更严重，因为养老金的边际价值将随现存指数化养老金的扩大而降低。
这种提供养老收入的缺陷对遗属的影响甚至大于工人。有5%已婚夫妻的收入低于贫困线，3%接近贫困线，而寡妇是这些数据的3倍。事实上，30%的寡妇需要救助(Karen Holden and Cathleen Zick，1998)。⑧这意味着对家庭成员的保护十分不力。
对我来说，社会保障的核心是，阻止贫困的制造和保险机会的失去(失去或许是因为贫困意味着需求降低)。这些不足即使在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下也非常明显，当制度缺失时更是严重。这些不同的缺陷表现也不同——对强制退休计划不适当的条款，以年金形式提供的待遇不足，对遗属、儿童等家庭成员的保护不足。我以年金议题为开始是因为，从总体上说有一个小的趋势是减少社会保障的强制属性，同时也有一种声音就是降低社会保障中的年金作用。
但是根据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的分析框架，我提及的上述内容是作为描述帕累托最优的一种方式。我认为，当经济学家考虑他们学科之外的经济问题时，他们常常认为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与最优产出相联系(也和一些世代交叠议题相联系)。相反，经济学家认为在他们学科内的议题常常可以共用一个更复杂更倾向于次好分析的框架，它和政策的关联更直接。在其他学科中，社会保障分析家也关注我已提到的议题，尽管该问题不是在所有的分析中都存在。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试图开启我们标准的思维——完全理性化和完全市场化的个人决策。只要它不限于模型化和理想化，完全是一个理想的起点。例如，在社会保障改革仿真研究中，假定终生效用最大化的世代交叠模型不应作为社会保障政策制定的全部依据，假定社会保障不存在特殊情况的模型，对社会保障的研究是不合适和具有误导倾向。这就如同以忽视外部性的方式用庇古税来矫正外部性的扭曲。
后来，对偏离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行为的描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在行为经济学变得炙手可热之前的很长时间，当公共政策受“经济人-理性最大化”模型影响很大时，尽管它非常有用，但对设计所有的政策则显得其基础不够。例如，因为偏离“经济人-理性最大化”，联邦法律引入冷静期(cooling-off period)概念，以处理在解除和上门销售人员签订的合同免于处罚的问题。许多退休人员缺乏足够储蓄和缺乏足够养老金的讨论由来已久。此外，社会保障问题牵涉到保护家庭而不只是保护工人。⑨也有一些可能相关，但没有太多研究的现象是，是否有太多的工人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退休。这些选择机会贫乏的问题，除了来自于不完全竞争的保险市场也有信息不对称的限制。
在总体上不够重视未来和随机性结构意味着某种形式上的时间不一致性。在缺乏时间连贯性的情况下，标准化的评估机构会变得更加复杂。在个人缺乏时间连贯性的情况下，短期同终生一样看起来是标准化评估的基础。我们关注终生消费水平要同关注实际消费水平一样。
这不仅仅是人们怎样决定消费的问题，也有不同时代的评估标准问题。不同的自我在不同的时代所包含的意义不同，我太关注于字面的解释，但没有认识到同样的人在不同时代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自我，也没有充分表达出根本的问题。⑩由于政治程序和政策不一致(看起来是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我们必须多角度考虑问题。(11)
围绕着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建立起来的理论可能会导致高估基本的福利法则。在某些非真实情景下，完全市场均衡的状况可能导致专家过多关注于阻止最优产出的扭曲。但是一些扭曲往往同再分配和其他易于偏离最优规则的现象相联系。过于强调由政府政策引起的扭曲，以及不能平等看待再分配和保险以及由这些政策产生的税收，部分地做到最优的想法要好于全部做到次优想法，往往导致不均衡的政策推论。(12)
二、年金化
政治经济学家往往不重视强制性退休储蓄问题，因此我开始关注强制性退休年金。第一，我们知道退休金支付额取决于工作期间的收入。为养老而储蓄的工人(为平滑终生收入)应该知道不同投资(包括非流动性债券)时间所能得到的回报率(风险)。任何一定期限的投资行为(例如：银行存款、保险契约、直接借贷、不能提前支取的共同基金)总是期望投资者在生存期获得更多的回报，或死后(领款期未到的死亡)还能否获得回报。我们应该关注投保人在领款期结束之前的死亡情况，以及鉴定投保人是否存活的成本，对待这种情况，承保人(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直接承保人)应该对投保人追加额外支付。(13)
这是养老金的本质特性，以及为什么投保人的遗产没有利息，能够容忍非流动性，年金化的资产重于没有年退休金特征的同样资产。这是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如何运作——因为遗产不能继承，获取养老金被认为是未来消费价格的降低。养老金占支配地位的争论是Menahem Yaari(1965)在养老金能保证足额支付的前提下提出的。但是，争论远远不仅限于此(Thomas Davidoff，Jeffrey Brown and Diamond，2002)。仿真研究表明获得养老金机会引起的争论更大。
人们都关注自己的孩子。但是，继承动机并没有消除某些年金的优势。由于继承动机和完全市场化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个人将决定放弃多少预算约束以及什么时间放弃(例如，孩子达到某个年龄段)。这似乎很奇怪，让孩子继承的数额取决于他存活的年龄(即使在死亡之前不想转移账户)。所以，个人消费仍然要依靠养老金。也就是说，有继承动机不是完整市场条件下不进行养老储蓄的基础——除非一个人在继承金额和人生余命上取得大致的风险折中。在非完全竞争性市场情况下，为未来消费而积极投资于非流动性资产将会产生同年金相同的效果。
尽管养老金有诸多优势，我们看到只有一小部分人自愿进行养老金积累。(14)即使进行养老金积累的人，选择也很奇怪。他们购买名义年金，这种叫做担保金(guarantee)的产品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因为死亡之后也能再支付一段时间。(15)这些担保金取代了一些潜在的年金功能，是一种相对费用较高的非年金化财产持有形式(考虑到要向年金和其他账户缴纳相关的管理费)。它们意味着遗产风险的增长而不是降低。就是说，没有担保费的年金不允许以现值留给继承人确定的账户，而倾向于留下取决于死亡时间的随机账户。(16)更可能的是保险市场很难满足持有人的理性决策，以及人们的合理期望。获得年金的有限选择极似乎影响了保险供给对需求本性的自然反应。(17)
有人试图通过政府项目中年金化的程度，来解释年金被限制使用的情况。自愿性养老金已经出现100多年，但是扩展范围不广，如果取消该项目，它更不可能覆盖很大的范围。信息不对称是对这种情况的另一种解释，它导致价格上的逆向选择效应，会打消人们选择这一计划的积极性。尽管人的预期寿命的确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大多数不同是由可测量的因素造成的，所以保险公司有能力克服它，并给保险人带来较大的收益。(18)在英国，因为税收激励的作用，个人购买年金的市场巨大。在这种需求情况下，保险公司承诺给弱势投保人(impaired lives)更优惠的价格。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的风险分类，大概是因为很少有以个人为单位购买年金，导致年金市场没有从风险分类和优惠价格上获益。所以，逆向选择不能解释年金化的低水平。(19)
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人们没能理解年金的好处。这如同被认知心理学证明了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财产具有随机波动性。可以预料的是，市场化的保险产品能反映消费者的认识不足——试图把一个人们不熟悉的产品卖出去，成本肯定是很高的。我认为，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年金化程度的低下比储蓄不足的问题更严重。
在任何情况下，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会提供类似年金的待遇，而年金一般是指数化的物价或工资(或二者结合)。这是对强制项目的简单适用，如果一个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有充足的信息，他能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强制养老金计划不能阻止遗产的继承，尽管它提高了遗赠成本，并制定了更严格的规定。那些预期寿命较高的老人，可以利用部分月养老金资助一个长期的保险契约，从而可以清晰地看到遗产规模和死亡时间之间的关系。这种行为不同于简单地把没有消费的遗产留给继承人，遗赠额取决于遗赠人财产性收入的历史消费情况。(20)
换句话说，政府在选择以年金的形式或以一次性付清的形式支付退休金时，可以认为是错误选择，个人可以做出相反的决定——如果提供年金则购买保险，如果一次性支付则购买年金(B.Douglas Bernheim，1991)。重申政府的选择，尽管它花时间、费心思、耗精力，以及浪费财力。但是政府提供养老金的费用要远低于私人市场。不需销售费用(并且能够信息共享)和规模效应是这一制度的优势。社会保障管理费低于年度预算的1%，这笔费用节省要归功于残疾人保险，因为它是一只庞大的开支。相反，私人保险需要很高的费用——保险公司承认超过10%的保险费用于管理和利润。私人市场更贵，而且还不能提供人们需要的产品。(21)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定不能强制购买私人市场年金的一个原因。(22)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希望个人承担更少的费用。(23)所以，提供人们需要的东西是明智的。此外，人寿保险市场比年金市场的功能多样性，意味着年金化产品优势的丧失。
强制性退休金计划需要一种领取待遇形式的选择，这是很难想象的，选择形式比理性决策更重要。在我看来这是某种形式的年金。(24)
(一)终生的收入分配
强制性年金影响人一生的收入分配。(25)假定一个人有两种强制性计划，一个是一次性支付，另一个是年付。如果个人在选择年付或一次性支付时不受政府选择的影响，这种比较是很容易做的。在个人能够对养老金价值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只需比较年金和一次性支付二者之间市场价值。例如，如果每个人都参加了年金计划，而且所有年金只有一个价格，那么我们就比较年金的潜在价值。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发现强制性年金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政府的价格很可能比市场更优惠。(26)相反，如果每个人都只买商业保险而不买强制性年金(费率单一)，那么我们发现强制性年金失去了吸引力，因为如果政府转向一次性支付，私人市场的价格要高于真实市场的价格。
如果我们假定每个人都年金化，而且市场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价格，这种事情将变得略微复杂。如果市场存在机遇风险分类的不同价格水平，在私营市场上强制性购买年金就有可能发生。(27)然后是除了有和没有政府强制性年金平均价格的不同之外，我们也应关注对不同的人价格也不同。相对于不同群体的年金价格不同而言，强制性年金意味着将更眷顾那些预期寿命较长的人——女人和男人、高收入的男性和低收入的男性、高收入的女性和低收入的女性。累进的待遇支付形式可用来弥补这种基于性别的预期收入差别。
和这种或任何的收入分配相比，我们最好找一个相反的例证。如果没有强制，很可能没有人选择年金计划。几乎每个人都会从强制性计划中失去养老金。(28)我们分两个步骤比较这种假设——首先是假定年金的价格非常公平，然后是上述所描述的在公平和单一定价的不同。因为那些预期寿命较短的群体能从公平年金中(假定相对风险规避系数〈CRRA〉是在正常和真实的死亡率情况之下〈Jeffery Brown，2003〉)获得更多，这种反事实的假设表明年金的有效价值比之前的比较差异性更小。(29)的确，布朗(Jeffery Brown)找到了年金(相对于财产)的有效价值，类似于被性别、种族和教育分割的群体。因此，不同的生命预期有不同的待遇期望值，这对有效期内的影响要小于精算的待遇支付。(30)
(二)就业激励
社会保障中隐含的统一价格年金也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激励。统一养老金价格(全部或部分风险分类)的使用违反了最优选择的条件。同最优价格相比较，劳动力供给的决策将被扭曲。如果年金定价能够达到收支平衡，那么对以人的生命预期进行定价的年金而言，当一部分人获得养老补贴时，一部分人则因工作而缴税。一种可能是都不加入年金计划。如果没有年金，我们将有更精确的劳动力市场激励，但是将会很少有满意的消费曲线。我们将不仅失去未来的保障而且也会改变生命的预期。相对于没有养老金而言，不公平的养老金也能提升个人的福利。
我认为，利用强制性的退休收入计划来提供年金待遇是明智的。
三、工人和家庭：儿童、配偶和遗属待遇
社会保障可以为工人提供更多的待遇。它可以向伤残工人及其家人、死亡工人的孩子、老年配偶及其遗孀提供社保待遇。此外，结婚十年以上的离婚一方可以得到同配偶等量的待遇。(31)工作福利以外的福利都成为辅助福利。这些福利遵守效益最大化原则，受益人有权享受的最高福利不应因受益人享受的福利较少而提高。也就是说，如果某人已经工作10年以上，在退休时有资格领取退休待遇。如果和一个享受养老待遇的工人结婚，他或她也有资格享受待遇。但是享受待遇的数量是两人享受待遇的最大数额。同样，有资格享受工人待遇的个人也有资格享受较大数额的遗属待遇。(32)该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如果退休工人已经有家庭成员或离婚配偶享受这些待遇，那么这些附加福利将不能再享受。
附加福利产生了四个问题。对家庭成员和离婚配偶给予养老金是否明智？基于福利最大化原则是否明智？从整个保障项目而不是从退休工人部分或全部的退休待遇中支取养老金，是否明智？设计的领取待遇规则能否达到预期目的？
先让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基础的问题。提供附加福利是明智的，因为研究表明大多数工人不能充足保障他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能在单一年金和复合年金中做出选择。我们也知道在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不符合单一预算约束的单个最大化原则。因为政府关注不同的家庭成员(而不仅是工人自己)，在家庭内部分配将改变分配格局。对家庭成员进行保护是政府的主要职责。
其他问题更复杂，需要更多的细节分析。这儿有两个关键问题。怎样消费实际上是家庭内部的分配问题、怎样评估个人和家庭二者的综合影响，这是两个积极而平常的议题。对家庭内部分配的决定因素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对如何识别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研究方面，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33)所以，我的回答有些乖巧，但主要是要表达什么样的研究能促进我们政策的改进。
最大化原则不能很好地促进就业激励的说法有些随便(能获得附加福利对有配偶的工人激励是巨大的，因为随着工人收入的增多，工人可获得的那两份福利待遇也会提高，但是对有资格获得较大配偶福利工人的激励是微弱的，因为对于配偶已经获得福利待遇的工人，收入的提高不能增加配偶福利的提高)。类似(但很少)的议题是提高低收入配偶的所得税。
谈论附加福利的成本在工人和保险项目之间共担也是随意的。因为对低收入者有高的替代率，待遇计算公式对不同退休需求的影响也是累进的。作为应对需求的一部分，它似乎正是确定需求和福利的途径。但是目前的规则不仅限于此。一些对儿童附加福利的条款是好的，他能保持我们对儿童教育的支持；一些关于配偶的条款能起到累进税的作用——因为两个人的生活成本不可能同一个人一样低。但是现在的政策则有些过分，我主要批评的是对高收入的配偶给的太多。(34)过多的资源用于高收入者会扭曲对其他阶层的收入分配。设计不同的分配体系在政治上是明智的，也是复杂的，需要更细致的分析。
遗属福利也面临着许多批评。如果认识到夫妻之间的资源至少部分是共享的(遗属替代率)，把老年遗属的福利和夫妇所能获得的待遇联系起来是明智的。目前，遗属的替代率同丈夫或妻子过去的收入相联系，通常，但也不总是在1/3和2/3之间。(35)一个统一的遗属替代率看起来比现在的体系更接近于相对需求。寡妇相对于夫妻会有更高的贫困发生率，所以有学者建议把寡妇的替代率提高到3/4。(36)为实现统一和较高的替代率，需要全部项目资源和夫妻双方的福利待遇作适当的混合。
现在对离婚的认知允许把福利支付给结婚10年以上离婚的非再婚配偶和离婚未亡配偶。因为这是家庭最大化，这些待遇一部分由保险项目支付，一部分由其他附加福利支付。在我看来，制度对离婚率上升的适应研究是一个大的课题。我不知道我们能否设计更好的制度，使之能够既能激励劳动力市场又能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或者这个设计能否克服政治上的障碍。(37)但是，它是值得思考的。
总之，强制性的家庭福利是重要的，如同包含强制性储蓄和年金的家庭福利是明智的一样。这是思考改进目前规则的好的理由，但是如果进一步改进，则需要克服研究困难和政治障碍。
四、收入分配、保险和劳动力供给(38)
为确定退休待遇，社会保障首先要对35年最高年收入进行指数化平均，(39)然后如果在该年龄能领取全额养老金(也就是说，易被误解的名义退休年龄)，就用累进待遇规则去确定实际的待遇，(40)然后再根据第一步的要求调整待遇。此外，在62岁(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和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正从65岁转向67岁)之间，如果收入很低，经过收入或退休检验，可以支付养老金。确定养老金待遇的每一步骤都会影响收入分配、保险和劳动力供给。我不使用35年(就像反对使用更多或更少年、或者终生的应税收入)(41)和指数化工资的概念去鉴定不同年份的收入额(就像反对使用利率)，(42)也不关注累进式待遇公式和退休检验的效果。(43)
考虑到工作机会的随机性，由于平均收入仅部分与指数化工资相联系，工人会面临相当大的风险。工资会因行业、公司、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个人的发展机会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引入Robert J.Shiller(1993)提出的指数化模型，以提高工人的能力来应对上述风险。(44)即使我们引入这些模型，我们也不能确定工人是否会从中受益。当工人无法理清401K投资组合的基本知识时，也就别指望他们会熟练驾驭更复杂的金融投资。通过为低收入者提供较高的替代率，社会保障具有了商业保险所不具备的福利功能。
如果目前的税收和待遇支出大体上平衡，累进待遇规则意味着对低收入者给予津贴，对高收入者征税。(45)这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保险的常用模式——保险和激励都不能满足最优选择。这种累进税的影响是除上述讨论的年金价格影响之外的又一种影响。一些年金化和累进税将被抵消——高收入者寿命较长——低收入则寿命较短——妇女则介于低收入和长寿命之间。税收和待遇的代内不平衡问题将在下一章讨论。
为了收入再分配和提供保险，使用待遇累进原则扭曲了劳动力的供给。所得税的累进性也可以进行收入再分配、为收入不稳定者提供保险和扭曲劳动力供给。因为这两种制度适用不同的税基和在不同时间提供保险，尽管还存在其他情况，每一个都是造成上述影响的因素。所得税需要识别的短期需求，来自借贷约束以及与时间不一致的行为。也要识别决定税率的那部分财产收入。根据过去经验，决定退休待遇的应税收入(收入最高的35年)，(考虑到终生收入)应依据年龄而不是年度的收入水平。这就避免了来自于不同年份随工资收入或资产收入变化而导致的不同边际税率的扭曲。使用寿命测量方法，也把终生收入的问题从根据年龄收入曲线做再分配的方法中剥离了出来。(46)尽管已经对所得税和社会保障进行再分配、保险和扭曲的综合分析，但还没有更多的研究关注这两种制度同时发生作用时的情形。
(一)退休审查
强制性退休计划有一个关键特征，不允许工人提前支取养老金。申请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最低是62岁，只有到62岁时才有资格领取养老待遇。换句话说，只有在62岁和领取全额养老金年龄(67岁)之间，如果工人的收入足够低，才符合部分或全部领取养老金的条件。(47)为弥补推迟退休带来的养老金损失，延迟退休的工人可相应提高领取养老金的额度。这种退休规定对劳动力激励的影响，是继上述讨论之外的又一个影响。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对62岁以后继续工作的人有两个激励。一个是延迟领取养老金使其领取退休金的额度增加，(48)另一个是额外工作以及这种额外工薪税增加了终生收入和提高了养老金待遇。
如果一个普通工人能在65岁领取养老金，那么他(她)在62和63岁时的社会保障边际税率为零。(49)随着全额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增长，在这个年龄的税率将降低。尽管隐含的税远远大于该年龄应领的全额待遇，处于这个年龄段的退休审查已经不起作用。由于生命预期的不同，一个普通工人的零税率意味着一些人在纳税，而一些人在享受补贴。(50)
退休审查有两种影响。一方面是对那些延迟退休的人提高退休金。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工人仍在工作，他已经开始消费养老金，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会提高未来的消费(包括工人和可能的配偶)，因为养老金会积累更多。这对退休后消费更多的人明显有利。(51)延迟和提高退休待遇也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是基于工人预期寿命的分析。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继续工作而不能提高相应未来待遇和短命的工人而言，这种方式是不适用的。但实证研究发现，整体上对劳动力的影响不大，说明提高退休待遇更重要。退休审查也会帮助那些存在收入风险的人(在职业生涯末期怎样获得发展机会)。退休审查也显示了继续工作存在的税收风险程度，以及继续工作比更早退休的人有更少的贫困发生率。(52)因此，我认为虽然退休审查扭曲了劳动力供给，但是优化的终生消费和提高的保险待遇抵消了这种扭曲。
对退休年龄范围的限制是非常明智的。此外，对于继续工作的人，如果流动性约束仍然偏好于待遇，那些超高龄退休者的替代率有可能大于100%。目前适用于审查的年龄是领取全额待遇的年龄。我对任何关于最优退休年龄选择的分析不感兴趣。
(二)年轻工人的劳动力供给
我关注退休决策，因为它比是否更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决策有更大的弹性。但是年轻工人会在缴纳税收时预测退休后的养老待遇。劳动力供给同强制性退休制度的规模有关。这种激励依靠对应税收入和退休(伤残)待遇之间联系的认知程度。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经常搜集信息以求最有利的退休年龄，而年轻人则不能很好地获得这方面的信息。(53)一些仿真研究表明，年轻工人认为更多的收入不能带来未来待遇的增加。如果再假定存在个人账户的钱没有隐性税率，那就更加导致大规模的向个人账户转移。在我看来，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
我相信人们对收入和未来待遇的关联，有着广泛的关注，尽管对这种关联的理解还不深入。对这种关联的误解有时会认为，社会保障和待遇确定型养老金一样。这种理解预示着在某些年龄段隐含着税，而在其他年龄段则享受补贴，不是所有的年龄都缴税。任何只恢复精算平衡、而不进行个人账户的改革，都不会造成大的待遇调整，这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只要工人有高的贴现率，任何形式的强制储蓄都会影响就业激励以及税收和待遇之间的实际联系。对于引入个人账户的拉丁美洲国家能有效激励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观点，我有不同的理解。
现在我主张利用强制性退休收入制度来支付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待遇，是基于待遇累进原则和退休审查原则，而不是其他因素。下面我将转入对改革方案的选择和制度发展历史背景的讨论。首先探讨代与代之间的再分配，然后讨论指数化的自动调节机制和周期性立法问题。
五、代际转移
社会保障经常受到扭曲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的批评。尽管它们之间有联系，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注意到统一价格的强制性年金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是相对于理想化的选择而言，但是和缺少年金相比，社会保障则改善了人们的福利。我也探讨过社会保障中的再分配和保险对劳动力市场的激励。相反，社会保障没有扭曲储蓄。的确，社会保障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储蓄和国家资本。但是扭曲这个术语通常是说在经济中阻碍了帕累托最优，还有要满足基本的福利原则条件。为考察这种扭曲(不仅仅是改变)的含义，我们必须考察社会保障对私人储蓄(税契规模)的边际影响。就其本身而言，社会保障并没有对边际储蓄产生影响，因为社会保障的水平不取决于资本收益。社会保障来源于所得税，但社会保障对边际储蓄的税收影响也因人而异，尽管它可能包括平均税负。(54)
即使完全没有边际扭曲，强制性的税收和退休金也会对私人储蓄产生影响。当人们不可能进行同等数额的储蓄时，影响则来自于纳税的水平和时间。影响也来自代际和代内的收入效应而不是替代效应。我不关注累进待遇原则对储蓄影响的研究——低收入者相对高收入而言储蓄倾向较低、而享受待遇较高。(55)代际的再分配往往引起特别的关注，还引起了对国家资本影响的考虑。
大家都知道，支付给提前退休人员的待遇远大于他们缴纳的税款和他们能够挣得的利息。图1是Dean R.Leimer(1994)按2002年物价指数所做的分析，显示了1949年出生的一代人代内终生转移(左线)以及代内的积累余额(右线)，至今已经55年。(56)转移总数总累计11.5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Leimer,"Cohort-Specific Measures of Lifetime Net Social Security Transfer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Working Paper No.59,February 1994,updated to present value 2002 dollars.
图1 社会保障制度下代内转移示意图
这么大量的积累减少了国家多少财富？我们有个估计，但不准确。一个可信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研究可能是不可行的，也没有得出一个一致令人满意的答案。另外一个方法是仿真研究。但是可信的仿真研究需要建构合适的模型——不同工人在没有社会保障计划情况下自我储蓄的程度。的确，所有的工人都坚持完全理性的效用最大化原则是不可信的。我们也需要跟踪社会保障对国家储蓄的影响——老人可以从政府(通过老年援助项目，现已变成老年收入保障计划〈SSI〉)和个人(现金给付和房屋补贴)获得保障的替代率。
如果能够得出一个满意答案，研究影响国家储蓄的问题很有趣，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规范分析所需要的附加条件。社会保障的目标是提高老年人的消费。撇除商业周期的影响，高消费意味着低储蓄——也就是说低储蓄是社会保障的目标要求，而不是无意识的结果。规范评估再分配对上一代人的影响，要考虑到他们当时的工资低于下一代人，以及储蓄和资本回报率的问题，也要考虑代与代之间的转移方式。然而，这种分析将得出——在有价值和无价值的转移之间平衡——大多数转移现在已经成为历史。
考虑到社会保障的长远现值预算约束(缺少一般税收转移情况下)，这种早期的慷慨支付是导致未来待遇降低的原因。社会保障早期慷慨的后果是资产消失，如果这部分资产存在，它们的资产收益将有助于待遇支付。图1中的累积曲线显示了社保基金积累的大致规模。但是，图1是世代模型，没有表明如果每一代都是预算平衡，基金规模究竟有多大。虽然这样的计算是可行的，但它不是深入探究改革方案的最佳基础。更有可能的是，考虑到基本的因素会约束改革。过去的经验和政治上的考虑证明，降低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者的待遇是不可能的，尽管税率和待遇通胀指数的变化会影响这些待遇，同样这种变化也适用于每个人。约束偏好使55岁以上的一代不会受到改革的影响。(57)这种测量方法不准确，因为55岁以上的一代将受工资税变动的影响，以及稍微年轻一代很可能受待遇变化的限制，因为待遇降低的改革是逐步的。这种约束的理想定义将面临过去慷慨所造成在改革方面的政治约束。我们没有完善的理论，但是这给社保基金积累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需要下一代支持。
Peter Orszag和我用失踪的财产(missing assets)来描述以代际为基础的社保债务。(58)因此，社保债务在传统的语境中不算是债务，但是这一术语也明确表明了社会债务需要多代人分担。分散早期慷慨带来的债务给下一代，是实现精算平衡的必要之举。虽然只是一个近似值，数额大约是11.5万亿美元(略高于一年的GDP)。如果我们充足地积累资金，那么这些费用将分摊在几代人身上。或者说，我们不选择充足积累，我们可以考虑扩大遗产税率，来保护应税的工资收入。这将平衡公共债务(或者公共债务的利息)占GDP的比重。分散未来的社保债务意味着社会保障不采用完全积累。如果没有消费转移的广泛评估，社会保障对国家资本没有影响，包括制度应当完全积累或者是应当变为完全积累。
婴儿潮一代人数远多于他们上一代。1983年的立法包括提高工资税率，以应对这一波更多退休人员带来的资金压力。也就是说，早期提高税率也应当允许将来降低税率。(59)从政治上说，信托基金很可能约束未来的社会保障支出，包括信托资产的价值。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从1983年提高的工资税强化了国家资本。(60)这是一个有广泛争议话题的来源，计量经济学没有能力解决此种问题。(61)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要被储存，尽管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社会保障之外的联邦赤字很大。在我看来，如果社会保障不增加，一个大而单一的赤字不会对税收和消费立法产生多大的影响。国会为降低赤字，在税收和改变支出方面的立法面临巨大的困难。如果没有社会保障赤字的持续增加，单一赤字不会改变这种状况的基本特征——普遍认为赤字太大，以及很难增税和降低支出。为应付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我们需要从某代人更多的转移，甚至还会增加除调整税收和待遇之外的需求。
代际再分配是通过对税率和待遇给付办法的调整，不是以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实施。因此，再分配影响了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决策。在早期，慷慨的待遇给付(实际效果或对未来的预期)补贴了劳动力，正如今天年轻劳动力的低待遇意味着增加了劳动者的税收。(62)这和上面讨论过的累进待遇原则相同。正如图1代内(群体内)再分配模型所表明的，较多的再分配是对待遇接受者工作生涯的激励。这是对两周期模型的对比分析，较早退休者接受一次性的转移支付，而所有的后代工人用隐含的税来支付它。转移和税收都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
六、以自动调整和立法的方式筹集资金以化解风险
按照75年的规划期预算每年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1983年的改革建立了信托基金。但它不能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的终极问题。因为以现在的信托基金规模，加上其他的信托基金，按目前的待遇水平计算，仅够支付到2042年，而不是有充足的基金支付75年的预算。也就是说，如果这种预算是正确的，75年资金规划仅够支付60年的预算。但从为长期支出的规模来看，这样的结果不算太差。当然，有人会事后诸葛地说，国会将看得比75年更远，尽管他们很难在立法目标上达成一致。
目前的讨论已经从精算平衡的概念扩展到可持续性——基金的利率，再到年度预算不出现赤字。这种可持续性意味着避免重复1983年后的教训——预测赤字比预测的速度增长更快(尽管离资金消耗殆尽的日期还很远)。预测精算的迅速回归是因为终端年问题(terminal year problem)和悬崖问题(cliff problem)。也就是说，社会保障现金平衡后的盈余都要追加到基金中，直至达到75年的预算期。在目前的待遇公式和恒定的税率下，被增加年份的财务状况比之前平均年份更恶化。75年的预算赤字是应付工资税的1.9%，其中的1.1%应归结于这样的事实——已经运行20年的制度比预算的赤字更高。
1983年的法案包括通过提高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来降低待遇。在当时，税率的增加还停留在账目上，到1990年才生效。事实上，从1935年制度实施到1990年，在账目上总有未来税率的提高。考虑到提高待遇和减税在政治上易行，而增税和降低待遇在政治上困难，在账目上的增税和降低待遇降低了保持资金平衡的政治成本，因为未来的困难比现在的困难在立法上容易通过。为避免精算不平衡在改革后短时间内重现，需要在规划期末有一个稳固的基金，所以，它能在未激发不平衡或税收和待遇形式变化时稍息片刻。时间形式的改变能被立法直接通过(例如，我们在1983年立法通过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和未来税率的增加)，或者采用一个更加自动的调节机制(例如，根据生命预期变化的自动调整)。
考虑在立法变革和自动调节之间选择之前，我们先考虑完全市场化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平衡的分配。在模型中，产出能全部详细列出。由于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偏好不同，一个人知道各自均衡的确切含义。全部详细列出也是非完全竞争市场的标准模型，通过像重复贸易一样对未来市场均衡的准确预测，来替代完全市场化的未来分配。个人行为的时间不一致性不妨碍以这种方式描述产出的能力，尽管它一般会妨碍均衡的有效性。
大多数社会保障制度缺少完整性，它需要在潜在的经济变数(自然状态下的随机结构)下单独列明产出。美国立法机构决定每年的工资税率。收入水平受每年自动调整的税收指数影响，因此应税收入和经济产出相关。(63)立法也可以根据个人收入记录及指数化的价格和工资情况制定退休待遇的支付公式。尽管每部分都详细列出，没有任何机制来确保社会保障预算约束是令人满意的。因此，人们总是期望制度迟早要有所改变。也就是，为了矫正未来的劳动和消费，我们必须矫正未来立法产生的后果，但是这很困难。(64)在实践中，受法律指导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往往忽视可能的未来立法(例如所得税变化幅度)。但是这既不属于学术分析，也不属于个人制定终生计划的满意结论。
我们使用不完全契约作为企业理论的一部分。在该代理理论中，我们有明晰的产权和清晰的行为来决定未被合同覆盖的产出。由于不完全立法，未来的立法程序在决定未完全列出的产出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65)分析包括立法进程在内的均衡非常困难——需要分析被选中官员的个人表现和他们关注再次当选的交互作用，同样需要分析选举结果(R.Douglas Arnold，1990)。它在原则上不是不可知，但是我们真正从实践上验证该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我们的研究过程受产出和潜在因素数据的很大限制。(66)
规定的具体化是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必然要求。例如，在智利工人要把个人工资的10%存入共同基金，以完全积累方式购买年金或者达到领取待遇权限时分阶段支取待遇。因此，制度的运行完全依靠经济运行状况。(67)这不意味着智利政府从不修改规则，事实是，它经常修改其中的细节。它也不是指在缺少进一步立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分析目前的制度效果。美国的情况不一样——那儿要求立法变革的呼声很高，的确，对未来变革的要求在今天是很高的。
智利全额积累式养老金不是通向个人账户(a fully specified system)的唯一的途径。在瑞典，工资税是18.5%，其中2.5%进入全额积累式个人账户，16%用于部分积累，称作名义账户制(NDC)。名义账户制是模仿完全积累式模式，它实现积累的名义平衡以及通过税收和名义计息的方式提高个人待遇。(68)到退休时，这种平衡转化为以这代人生命预期和名义利率为基础的年金。(69)这种名义利率受政府调控(自动调节)，不是真实的资产盈利。这种方式的名义账户制是待遇确定制。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混合体。无论该制度被称为名义账户制还是非基金积累制，描述这一制度术语的使用都能影响政策的创造和采用。
由于名义账户制有一定规模的资金储备，只要经济在增长，这个结构良好的制度很少需要立法的干涉。即便如此，瑞典还是进一步引入了自动调节系统。我不讨论瑞典的自动平衡系统。它足以说明了如果经济增长非常低，名义利息也就随之降低——降低待遇支付和未来待遇以应对利息增长的降低。因此，瑞典的制度可以用来分析在缺少未来立法情况下的不确定未来，所以，它不需要具备完全积累制度应有的特性。瑞典和智利一样，把未来的风险分摊在待遇上，而不是税收上。(70)
一些确保平衡的简单方法能解释这种非传统的方法。在法国和德国的养老金制度中，工人按照应税收入积累“点数”。这类似于工人职业生涯中指数化工资的总和，积累的点数决定了退休后的收入。不同的是，法国和德国实际做的，可以通过自动调节税收的点数价值，将点数转化成现金价值。相反，我们可以调整每年的税收，以征得更多的税来偿付点数价值应得支出。(71)这两种调整方式都需要一些资产储备(或借贷)，因为在设定待遇或税则与实际收入和支付的测定之间有一个滞后性。(72)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用指数化的价格和工资来决定退休待遇和工薪税基。(73)自动调节机制降低了对立法调节的依赖性。(74)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甚至根据预期寿命来自动调节。这种变革将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要用自动调节机制而不是立法来预测或回应生命预期的改变，另一个是用这种方式降低精算的不平衡比直接变革在政治上容易实现。
但是什么样的待遇和税收改革的混合方式是应对预期寿命增长的最好方式？(75)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些方法是个人怎样规划预期寿命的变化。这取决于潜在的收入曲线和年龄增长所导致变换工作的困难程度(负效用)。如果一年中的机遇和困难依靠该年在生命预期的相对位置(死亡率也随年龄而变化)，那么我们所有的个人调整的最优选择是延长工作时间。也就是说，最优工作将在生命预期的特定阶段。这种社会保障改革有共同的调整模式，就是降低各个退休年龄的待遇。
然而，我怀疑那个比例假定过于夸大了改革在预期生命中收入机会和困难的作用。如果个人最佳的选择是降低工作时间的比例，然后削减退休前后年份的消费。降低退休前的消费是应对社会保障税率的增长。在历史数据中，伴随着稳固的实际收入增长，预期寿命也在稳固增长，我们在预期寿命中的实际工作年限也在稳固下降。这意味着待遇和税收政策的改变，因为我们预测实际收入水平和预期寿命强相关。(76)我相信，至少学院派经济学家也认为，生产力的生命周期不只是和健康相联系，也和其他因素相关，但联系到底有多么大是不清楚的。我认为，应对生命预期的自动调节包括待遇和税率的调节是个好主意。
我们有更自动的调节和更少的立法压力吗？例如，我们可以利用实际年龄增长的额外调节，或者全部依靠资金平衡进行直接调节，而再不需要国会立法进行调节。(77)这些指数体系需要税收和待遇变革的相结合来应对不平衡。一个实际税率制度会愿意随待遇变化而调整，这令我十分难以置信。(78)也就是说，社会保障的最佳规模同(随影响精算平衡因素变动而变化的)经济有关。
完全依靠自动调节而不是假定有一个周期性的立法，解决类似于区别宏观经济中的常见问题——遵守规则或是对货币政策的正确判断。类似的问题包括制定规则但完全不知道经济怎样适应政策调整，以及认识到经济可能变化以至于好的规则在未来也会一无是处。但是也有不同的问题。社会保障为将来的不确定所涉及的细节复杂程度似乎比美联储设定的规则更高。此外，国会也会邀请美联储制定他们要遵循的规则。因此，我们要问国会是否有可能一次性制定出更好的规则，而不是一次又一次地调整它们。尽管一次次立法是较容易的智力问题，但我们需要关注盈余和赤字的不对称问题，通过制定自动调整机制可以减少这种不对称性。更相同的是，有可能政治谱系对货币政策影响的规范性评估，比通过税收和待遇规模对不同工人和家庭结构的评估。作为货币政策，我想些许的自由裁量权会改善结果。
在考虑自动调整的可能性时，可以参考目前有关调整的争论和以前的做法。在1983年的重大改革中，一个清晰的感觉是平衡待遇和税收变动(Paul C.Light，1985).现在，我们把减少待遇和增加税收作为一个方案以恢复财政平衡的预期定位。布什总统已任命一个委员会实施这两项恢复财政平衡的计划(加强社会保障委员会，2002)。其中之一包括征收新的专项税，这二项计划包括从一般税中大的转移支付，这不禁让人想到大部分收入来自新税种，不只是支出降低，也确定不是待遇减少。Peter Orszag和我为恢复精算平衡(一次性变化和新的自动更新)而提出的计划，明确地区分了在税收改变和待遇变化之间的一些修改建议。
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和规范分析的完全性使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认可强制性的完全积累式缴费确定制，而不是部分积累的待遇确定制。所以，我想作一比较。其一是，强制性完全积累式的投资风险和个人退休储蓄的投资风险高度相关。因此缴费确定型私人养老金的使用，提升了待遇确定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79)相反，较少积累的制度与私人退休储蓄的相关性不强，因为它根据税收增长及其持有资产的回报率而调整待遇。(80)这种比较甚至遵从了精算要求的全部自动调整的初始待遇——资产回报率和应税收入的增长只是部分相关。所以，对投资组合多样化的考虑意味着有一个(至少)优势——对社会保障提供基金以补充私人储蓄的不足。
对早期参保人再分配的多样化是非完全积累制度的内在属性。(81)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基金从完全积累制转到部分积累制，帕累托收益(事前)将面临不完全债券化所导致的待遇下降的风险。(82)请注意这种争论是无意义的——只向非积累制增加债券性基金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尽管再分配要求建立的基金损害了最早参保人缴纳的基金，以及受到这种多样化投资争论的影响较少或完全没有，从多样化投资获得的收益也会随时间而消耗完毕。(83)因此，投资多样化的争论本身不会因为向非积累制增加基金，或降低完全积累式缴费确定制的债券化程度，而获得帕累托收益。
上述的比较假定了非积累制待遇的所有状况。通过把一些不确定性落实到税收上，较少的积累有能力通过代际的分摊化解额外的风险，而完全积累缴费确定制则没有这种化解风险的能力(Douglas Gale，1990)。当然，国会以高效的工作来配合这项制度(不论是自动调节或是重复立法)是一个更需深入的议题，这一点必须承认。因此，当前的制度是通过累进式待遇原则和退休审查为个人的收入风险提供保障，以及通过非完全积累的待遇确定式制度为总体风险提供保障。
我的主要结论是：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无可争议，而较为完善制度的缺失必定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做的不正确。
七、结语
我曾遇到一些人这样认为，没有一个精神健全的人会设计一个我们今天这样的退休制度。一些细节在我看来也不满意。然而，从大环境来看，这种制度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你想到大多数人不能为自己提供一个合适的替代率，强制性储蓄是有意义的。这不只是避免贫困的问题，更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收入分配问题。如果你想到工人不能充分理解年金的价值时，强制性年金制度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想到许多工人做得不合格时，对配偶和孩子的保护是有意义的。待遇和终身收入相关联肯定是有意义的。为了补充作为终生收入一部分的保险和再分配，为了抵消统一年金再分配的一些影响，为了解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的老人(SSI)的低反贫困的保护问题，累进式待遇原则对向低收入者提供高的替代率是有意义的。对退休年龄把关也是有意义的。
向较早退休者进行再分配，向未来分摊成本(不是完全积累制社会保障)是明智的，不完全积累也有利于通过代际分摊风险。依靠比欧洲较小的强制性制度和自愿性私人储蓄的混合是明智的，即使自愿性制度覆盖也不全面(需要改善规则)，这不是说没有其他制度比这做得更好。只是说制度不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只需打造更强大的财政基础，同时改善待遇结构。
我选择论证为什么社会保障制度好于许多人的预期，而不论证为什么试图进行激进式改革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坏。激进的改革可以反映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政治预期。然而，我认为激进式改革明显的吸引力在于，它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隐含的假设——改革将会通过政治手段轻而易举地通过立法，以及和当前制度存在的缺陷作不准确的比较。我关注激进改革的主要原因是，这是政治理想主义者的病态设想，而不是基于现实的真实评估。比追求激进改革更好的目标是改进当前制度，以求更高的满意度。
*本文是2004年1月4日在美国经济学会115周年会议上的主席发言。本文2004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经戴蒙德教授授权同意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杨建海翻译，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注释：
①我还注意到美国的社会保障基金问题要小于许多其他国家，这种比较可能会使一些人感到震惊。
②历史上类似的变化是：婴儿潮时期，公共教育开支25年增加了2.8%；冷战时期的国防开支2年增加2%；1980年代的国防开支6年增加了1.8%；1990年代的国防开支10年下降了2.6%。
③我的分析方法同Assar Lindbeck和Mats Persson(2003)对不同养老制度的三维分析法有某些相同之处。他们对待遇确定制和缴费确定制、基金制和非基金制、精算和非精算之间的区别使用三维分析。这三种维度是程度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我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我的分析基于美国的独特背景，而他们的分析则是基于瑞典的改革。
④在2002年，作为单独受益人的妇女能得到大约1/3的替代率。其余的人至少有10年的收入史。而后一组夫妇的替代率要低于有非收入配偶的替代率。
⑤对401K的研究见Alicia Munnell和Annik Sunden，2004。
⑥连续40年向一个账户储蓄，平均要损失20年的积累。
⑦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一种可能是利用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对冲指数，一种是利用与指数相关的资产交易。
⑧当然这取决于单身和夫妇贫困的测量方法。
⑨双职工家庭的增长改变了这种关切的性质以及该制度大部分的明智设计，但问题并没有偏离很远。这里存在的社会保障压力在于处理以个人为基础和以家庭为基础的所得税方面。不同家庭资源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影响到不同待遇设计的评估。
⑩通常情况下，字面理解一个模型和认真考察一个模型是不同的——它包括为思考一个比任何模型更复杂的现实问题时从模型中学习的问题——确实，那是一个完全的模型。这一主题参见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948，p.366)。
(11)也就是说，只考虑终生效用和政策规则的可持续性，在我看来不合适。
(12)例如，当国会考虑取消领取全额养老金和70岁之间人的退休验证时，一些人则考虑取消62岁以上所有老人的退休验证。他们只注意到这种方式对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激励，而没有注意到它对退休时间选择和规模的影响，对这一部分人来说也不完全是最有选择。
(13)这是待遇确定制养老金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支付制度。这种风险可以通过已故人员向存活人员的再分配来转移这种风险。这也是大学退休权益基金(CREF)的运作方法。
(14)这是一个称为可变年金(variable annuities)的繁荣市场，但是这些有税收优惠的投资工具有一点保险性质、购买年金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很少使用。随着待遇确定制养老金选择性的增加，许多工人有可能放弃年金，尽管这些事情难以言说，因为一些人是指望年金度过未来的生活。
(15)教师保险和年金协会——大学退休权益基金(TIAA-CREF)的退休人员，大约3/4选择了一定的保证期(John Ameriks，2002)。
(16)担保在解决逆向选择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但它本身却是理想市场条件下不良运作的反应。
(17)尽管市场提供了人寿保险条款和保险契约，在市场上只有年金才提供养老金。
(18)反歧视规定限制了保险公司的定价权。但是允许其进行分类，比如抽烟、工作类型、收入水平。如果年金市场的规模类似于人寿保险，对规则的应变将发生，而保险市场这种对目前逆向选择的应变是有意义的。
(19)需注意的是人寿保险拥有相当大的风险分类。
(20)购买人寿保险和年金的时间对获得保险很重要。等待保险会错过保险机会。等待期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保险价格的分类程度。
(21)对于任何商品而言，销售成本可以通过政府的强制性规定得以减免。退休年金和其他产品的不同类似于不同工人有不同的需求(也如不同商品有不同的口味)，这也是为什么强制性的退休收入是必需的。这些原因表明公共品不妨碍发展其他产品的积极性。年金产品现金流入、流出的本性表明我们正错过成本改善的机会。社会保障低的替代率给私人保险市场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如果他们想抓住这个机会的话。
(22)如果强制私人购买，我们就会冒英国已经发生的分类和单独定价的风险。分割风险分类好处和坏处并存，是否会变好尚不明晰。
(23)目前有许多老年人寿保险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也揭示了从葬礼安排的覆盖、小部分不会终止的老年政策、财富的税收减免等方面的加强，而不是有意识的去年金化。
(24)社会保障项目中的强制性年金引起了人们对于每月待遇怎样随价格、工资，以及诸如税率返还等其他可变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与该议题相关的是最优支出的年龄结构、财产和消费的相对重要性，以及老年人和其他人群风险的分配问题。目前，根据CPI的测量，生效的待遇会随通货膨胀而提高。尽管这是合理的解答，我怀疑它的积极性，因为就中等收入而言，起初较低的待遇肯定会导致后来的待遇增长(例如物价和工资的加权平均)。这将有利于长寿者而不是短命者，但是对预期收入分配的影响可以通过改变待遇计发公式而得到部分调整。但这一问题还没有更为细致的分析。
(25)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全面分析将考虑残障项目，因为生命预期和获得残障、遗属待遇的可能性呈负相关。
(26)H.W.Beveridge(1942)指出，政府系统的作为远远好于私营保险市场。
(27)年金价格因健康状况而变化意味着对一个人进行风险分类。由于年金化只适用于生命中的某个时间，故风险分类程度包括一个提供更多的保险和提供更精确的劳动力市场激励之间的压力。
(28)我忽略了最低生活保障的重要性(SSI)。
(29)从无条件购买转到根据存活期的公平价格购买年金时，一些死亡系数较高的人将发现消费价格有大幅度降低。在没有年金的情况下，死亡系数较高的人一般在后来年份消费较少，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较少的消费意味着接受价格的降低。鉴于布朗的分析倾向于从公平转向单一价格年金转变的方式来弥补再分配，这两种效应的最终结果是，那些寿命较短的人能从公平年金中获益更多。对于年金的整体影响，布朗的分析解释得益于伯恩海姆(Bernhaim，1987)关于生命预期和流动性约束的年金边际价值分析。
(30)隐含的收入分配讨论已经假定了合理终生消费的分配——只有一个行为没有解释，也不可能解释(对理性群体而言)，那就是不购买年金。同样，仿真研究表明年金的价值在于指明了在有和没有年金的情况下人们最优消费的路径。任何完整的年金规范性评价应该反映这一事实，那些退休后寿命较长的人在任何用于退休消费的财富中，消费边际效用价值都很大。
(31)如果他们捆绑在一起，这是通过适当地降低所有人待遇的形式达到家庭效益的最大化。
(32)如果配偶或遗属待遇数额较大，该人有双重选择资格。2002年，38%的老年妇女只享受工人福利，34%只享受附加福利，28%享受双重福利。这种比例关系将发生变化，因为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达到了退休年龄。
(33)如果有人想对个人经历作标准化的单独分析，该人需要考虑待遇给付办法和结婚率对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这种分析将能照顾到扩展附加福利对长期关系的影响，包括同性婚姻。
(34)缩减高收入者的配偶待遇(例如设定封顶线)或对附加福利进行全面检查，有可能遭遇政治抵抗。但这种情况不能阻碍实现精算平衡的改革。此外，实施全面检查前要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35)遗属待遇替代率在1/2和1/3的例证往往忽视了精算调整。但是上述待遇范围的例子也包括根据领取待遇的年龄而调整。
(36)教师保险和年金协会——大学教师权益基金(TIAA-CREF)的年金受益人有三种可选方式选择混合终生年金，大约70%为遗属选择全额待遇，将近20%选择2/3的水平，其余选择1/2。大约70%的男人和30%的女人选择混合终生年金(Ameriks，2002)。
(37)研究障碍来自于个人和家庭相结合的有关问题，退休激励则取决于和个人收入相联系的退休待遇，尽管需求影响家庭收入。政治障碍则来自于对待遇结构的不同观点。一些人不鼓励有孩子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另一些人则不支持对他们进行资助。离婚妇女是最脆弱的受益者。随着离婚者的福利待遇和夫妻双方的福利联系越来越紧密，降低高收入配偶的福利既影响富裕的、也影响脆弱的群体。寻求一种满足不同群体的方案不容易，这要取决于人们对这一议题的态度。
(38)对这一议题的讨论综合了税收理论、不完全市场理论和社会保障，见戴蒙德(2002)。
(39)60岁以后的工资进入名义工资，不进行指数化。对劳动的激励不随通货膨胀的变化而改变。
(40)在欧洲没有这种累进税，在那里收入分配更重于退休收入规定的其他部分。
(41)根据工资率会随机变化的本性，降低早年收入权重(相对于利率的使用)和不计入低收入年份的收入，将会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确保终身收入——这不应是给予更多关注的领域。
(42)我们可以在利用工资指数积累收入的待遇形式和利用利率(假设较高)积累收入的待遇形式之间进行对比。假定资源分配在每一代等同，这是最容易做到的盈亏比较。利用工资指数比利用利率会给予早年收入较小的权重，而后期收入较重的权重。从而，使用工资指数会对年轻工人征收隐蔽税，而对老年工人赋予隐蔽津贴，这将扭曲最优状态。然而，年度所得税是累进的，以至于向上倾斜的实际收入曲线意味着老年工人有比年轻工人较高的边际税率。因此，边际所得税加上隐含的社会保障税使得工资指数比利率更能平滑生命周期的收入。还有，偏好不因时添加。生命后期的收入比前期的收入更能影响退休者的生活标准。尽管把生活标准引入年度效益的影响已经做过年金价值的仿真研究(Davidoff等，2003)，还没有人对不同年份收入进行类似的加权分析。
(43)我不讨论获得退休资格最小年龄(EEA)——62岁之后的选择问题。提高获得退休资格最小年龄(EEA)有助于那些为自己利益早退的工人，不利于那些正好做出早退决定的人，这些人同样会受到来自非流动性(不到最低退休年龄不能获得待遇资格)的伤害。测量这两个群体的规模十分困难，鉴别哪些人受影响同样困难。提高获得退休资格最小年龄(EEA)对社会保障的长期财务影响较小(如下所述)。同样，也很难设计一个好的方法用以自动调节提高获得退休资格最小年龄(EEA)。
(44)Robert C.Merton(1983)已经检验了社会保障在分担总体收入风险方面所承担的角色。
(45)这类似于由正所得税支持的所得税抵免(EITC)。不像EITC，其中有一个作为补贴的高边际税率区域被逐步取消，由此社会保障开始了从边际补贴向边际税率转移。
(46)例如，如果所有人都是同样的年龄收入曲线，社会保障将不能在代内作收入再分配，尽管所得税是遵循年轻时给予补贴而在年老时倾向于征税。
(47)如果收入低于免税额(2004年是11640美元)，未到全额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工人可以领取养老金。收入高于这个线则要减免50%的待遇，直到不能领取待遇。不同年份的待遇计发办法不同。达到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后，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收入水平，都全额支付待遇。如果工人推迟到70岁领取养老金，领取的待遇将更多。
(48)即使已经退休，也可以推迟领取养老金。对于没有流动性约束的工人来说，推迟退休所得的净补贴(较长预期寿命情况下)不能激励劳动力供给，因为推迟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对那些预期寿命较短者，推迟退休是不利的。尽管一些符合条件的退休者可以不马上领取养老金，但是领取退休金的要求可能随时发生。对那些一退休就立即领取养老金的工人来说，推迟领取待遇可以增加领取的额度的方法，对继续工作是一个激励。
(49)Courtney Coile和Jonathan Gruber(2001).边际税反映了待遇的年度损失、而后待遇的增长、工薪税的支付，以及从医学教育创新学会(AIME)研究创新获得的福利增加，因为在后来年份的收入很可能是收入最高的35年之一。例如，对出生于1931年的人进行健康和退休调查，当他们到61岁时，有超过1/3的男人和4/15的女人，其完整收入低于35年。如果继续工作不征税，提高领取待遇年龄将受欢迎，如果没有其他变化，他们将不会为社会保障进行长远储蓄。
(50)当然，这些收入也要遵守所得税的规定。
(51)即使退休金的储蓄不能提供更多的保险，但待遇较高的月养老金依然有价值。
(52)我注意到一个均衡的预期寿命模型，如果我们都是理性的工人，如果增加的退休金暗含着隐性税，这将增加提前退休的可能性。这如同最优保险选择，因为那些边际消费效用较低州的税率明显不同。
(53)退休信息也可在年度报表中得到，它能提供不同退休年龄应得的个人待遇水平。一些人看不到未来的待遇(尽管对未来预期的不一致性很正常)。可预见的是为了恢复长期可持续发展，将会改革这种广泛的预期。
(54)大概最大的影响来自非税或低税待遇的分割，因为这种分割是和包括财产收益的收入作比较，这是对那些受此影响的工人进行储蓄时税契的提高。另一个影响可能来自应税待遇引起的边际税率增加。但是社会保障不能取代一些私人储蓄。无论如何被社会保障取代的储蓄本身已经影响了边际税率(取决于被替代储蓄的税收政策)。此外，当储蓄和缴纳社会保障税时(雇主分担的工薪税不是应税收入的一部分)，应考虑社会保障对所得税率的影响。因此，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取决于替代储蓄的水平和所得税政策。这种间接的联系，代表了许多其他没被提及的项目。例如，政府对教育的支持提高了收入和边际税率。对储蓄的扭曲似乎不是社会保障的后果。
(55)储蓄倾向性的不同也是工薪税对低所得税的影响。
(56)为扩展后代的收入曲线，我们考虑怎样才能恢复精算平衡，我不讨论这个图。Leimer设想通过增加阶段性的税收来平衡税负和福利待遇的现值。
(57)以布什总统为首的“加强社会保障委员会(Commission to Strengthen Social Security)”坚持的改革原则是，不损害55岁及其以上老人的利益(加强社会保障委员会，2002)。
(58)这类似于“闭群(closed group)”的平衡措施，该群体包括55岁及以上的任何人。
(59)那表明信托资产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的现值，大约是年度支出的2.8倍。信托基金和待遇支出比到2016年达到峰值——4.7倍。
(60)请注意，需要对税收和待遇、信托基金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信托基金对国家资本的冲击问题需要对信托基金规模能被改变的不同方式进行区分。
(61)社会保障和预算盈余结合的时间很短。此外，立法的具体细节决定着随后年份税收变化和支出变化不同的时间状态。因此，不存在赤字和滞后赤字(或单一赤字和社会保障盈余)之间的简单联系，可以通过时间序列的分析来发现。特别是如果1983年的社会保障立法包括降低税率，计量经济学能够揭示税收和支出的反向模式，不大可信。
(62)退休人员(通过1972年)待遇的增加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因为这是他们原有的期待。同样的问题是，待遇的增加也会对同一职业的不同时段造成不同的激励。
(63)从退休金征收的所得税同样进入社会保障基金。税额取决于未来的所得税率。
(64)社会保险全国学术委员会的社会保障私有化小组(the Panel on Privatiz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ocial Insurance)成员不同意个人账户的原因有多种，其中心议题是对独立账户的政治含义存在分歧——特别是账户管理和传统待遇结构的可持续性问题(戴蒙德，1999)。
(65)立法过程也能改变完全固定下来的东西，但是如果不存在任何改变，我们至少可以分析发生了什么。
(66)例如，我们试图设计一种法律应对生育率下降的可能，我们缺乏更多的数据来评估这种关系。即使国家的基础不同，社会保障政策的不同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可以有基础的数据指标。
(67)当工人从保险公司购买年金产品，保险公司不能按合同金额支付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即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仍然会照做不误，因为我们的行为完全符合不完全市场和破产规则模型。
(68)也就是说，不像美国退休待遇取决于应税收入，在瑞典退休待遇取决于税收。瑞典似乎不准备改变税率，因为这种差异对未来的影响甚微。
(69)自动调节在待遇水平和开始领取待遇的年龄之间是有关联的。最低退休年龄是固定的，不能自动调节。
(70)某种程度上，这是缴费确定制的核心，而不是实际资产回报率。
(71)某种程度上，这是待遇确定制的核心，包括可能把风险转移到外部劳动力市场，因为如果风险转移到公司或一般税收，这种做法可行。
(72)一个不同是，如果我们试图增加税收(如同降低待遇)，我们将面临非常大的风险(例如，偏离拉弗曲线〈Laffercurve〉)。据估计，如果此方法能够得到合理执行，风险会降低很低而不会成为问题。调整的可能性比只增加税收和降低待遇(或相反)的相结合更复杂。在目前的预算赤字下，待遇降低更大可能是降低税率，税率提高则是提高待遇。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就会理解当一些人的税率降低时另一些人则提高，当一些人待遇下降时另一些人则增加。事实上，一些建议的改革计划包括消减整体待遇以提高弱势群体的待遇。
(73)目前的标定指数不完整——没有应对60和62之间通货膨胀的待遇调整机制。这种差距应该缩小。
(74)事实上，1972年针对通货膨胀的自动化指数调整(结果不准确)是试图规范国会的行为，从而降低立法的频率。因为国会行动结构不令人满意，当通货膨胀增加时，自动调节变化不明显，所以自动调节做的不准确。
(75)我们也能考虑最早适格年龄(eligibility age)自动调整和对开始领取待遇年龄精算调节的自动化调整机制，后者而非前者，瑞典就是这么做的。指数化调整最早适格年龄是复杂的，因为适格年龄增加不可能简单地与预期寿命相联系，所以受损和受益的群体规模就会发生变化。
(76)根据寿命预期的待遇自动调整自然是以一代人为基础，而税收的自动调整是以年度为基础。因此快速增长的预期寿命所导致的待遇会因不同代人的税收调整规则而不同。我和Orszag(2004)计划采用一种待遇和税收混合的方法调整预期待遇，尽管加强社会保障委员会(the Commission to Strengthen Social Security)的模型3已经做了其他方面预期待遇的自动调整。
(77)根据这种方法，社会保障会变得更具体、更容易分析、也更符合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的思想。但是，使它更容易分析不代表能够使它更好。正如数学的用处，例如通过添加参数可以有利于理论分析，但不能必然增加实证的可靠性。
(78)如果认为税收过高，而政治上又不能降低，然后对高成本低效益做适应性调整，不失是一种政治退却的方法。我个人不认为目前美国的税率和替代率过高。
(79)社会保障需要考虑提供退休收入的大背景，而不只是它自身，要认识到人民拥有的退休收入资源十分不同。社会保障改革的辩论已经认识到非社会保障退休收入的问题，一些改革建议已经包括了对私人养老储蓄的税收激励问题。这次争论没有涉及最近澳大利亚强制扩展雇主提供的退休收入(政府不提供)的改革路线，也没有涉及美国早期的讨论(养老政策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Pension Policy〉)。私人养老储蓄的多样性也与强制待遇的规模有关。
(80)例如名义账户制，账户中的名义资产所能获得的名义利率等于工资增长率(如果其他因素影响不太强烈)，然后可以考虑在不同时间段资产收益率和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因为现收现付制的内部收益率和税收缴纳的时间有关，待遇也和工资增长率有关，更复杂的相关性也可检验。
(81)原则上，多样性可以通过不同税收的交换而实现。
(82)通过本报告，我已经假定利率高于工资增长率，所以经济处在资本发展的黄金阶段。
(83)两周期模型在逻辑上是清晰的。随着更多的周期和外在因素，有人会发现综合的方法——利用外在因素弥补基金的支付——来造福大家。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谁有这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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