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新疆民族人口发展对比分析——论民族人口政策对民族人口发展的影响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新疆民族人口发展对比分析——论民族人口政策对民族人口发展的影响

王虎[1]2003年在《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新疆民族人口发展对比分析——论民族人口政策对民族人口发展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民族人口现代化表现为民族人口发展。民族人口发展要符合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人口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定人口政策的影响和干预。 探寻民族人口政策如何对民族人口发展产生影响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人口理论,运用比较和定性、定量研究方法,本文对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新疆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民族人口发展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发现:各民族人口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民族人口政策对民族人口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的民族,因其所具有的民族因素不同而受到的影响不同。除民族因素外,环境因素、经济因素也对民族人口的制定、实施以及民族人口发展产生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一定制度的形成或人为安排、一定的技术作为中介手段都可以增加或减弱政策效应从而影响民族人口发展。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研究的结论为:作为主观要素的民族人口政策,要想收到预期的效果,一定要符合客观实际、符合经济规律和民族人口发展规律及其他规律的要求,决不能凭想象随意制定。

OMAROV/ZHEMIS(杰恩斯)[2]2016年在《中国西部中小贸易企业对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旋律,为了让世界经济能够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紧紧围绕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运行而相互协作。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力推进,在区域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环境于形势之中,对于处于21世纪的中国新疆来说,大力响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实施以及提升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水准,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两方面结合起来,在调整世界经济结构的影响下,研究国际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竞争力与新疆如何更好的发展外贸协作问题,从根本上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自新疆对外开放以来,哈萨克斯坦作为其最大的贸易合作对象,该国的贸易量连续十八年处于新疆对外经济贸易的首位。在哈萨克斯坦于2015年7月27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62个成员国以及新疆主动积极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新潮流下,对比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的双边各自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哈萨克斯坦国与中国新疆的经贸合作已经走上了和谐的轨道上,并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好时机。本文选取西部牧业为中国西部中小企业的代表,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文章的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并且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文献综述,同时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对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两国的外贸合作关系进行分析,包括两国的发展历程以及前景分析。第叁、四部分对中国西部中小贸易企业对哈萨克斯坦的发展战略的基础因素与贸易市场的选择战略和发展战略措施作了分析,为理论基础部分。最后第五部分提出了中国西部中小贸易企业对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的分析与建议。第六部分通过以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研究了中国西部中小贸易企业对哈萨克斯坦的发展战略研究,并提出了建议与对策。

于书欣[3]2016年在《新疆地区少数民族Y-SNP与Y-STR的多态性研究及其在法医学中的应用》文中认为[目的]Y染色体因其非重组区域的DNA多态呈稳定的父系遗传而带有家族特征,所以又被称为“谱系标记”。这种“谱系标记”在法医学混合斑分析、涉男性嫌疑人案件的排查中,能够将嫌疑人与某个特定家族相关联,从而缩小侦查范围,极大的减少了工作量,提高效率。本课题研究了新疆地区维吾尔族、柯尔克孜、塔吉克族、哈萨克族4个具有中亚特异性的少数民族14个Y-SNP位点和Yfiler(?) Plus试剂盒27个Y-STR基因座基因分型检测,获得了Y-SNP与Y-STR两种遗传标记的基础数据分布特点,用于新疆地区少数民族遗传成分描述及案件现场遗留的男性检材个体种族来源推断。[方法]由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提供新疆地区维吾尔族(132例)、柯尔克孜(26例)、塔吉克族(25例)、哈萨克族(32例)共215例无关男性个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饱和酚-氯仿法提取核基因组DNA。先利用第一组由7个Y-SNP位点(包括O*-M175、O3*-M122、O1a-M119、K-R*-M9、C-M130、D-M174、O2a1-M95)的复合扩增体系和SNaPsho检测技术进行初筛,对具有K-R*-M9突变和非K-M9单倍群的样本进行本实验中第二组7个Y-SNP位点(D-M145、I-M258、Q-M242、 N-M231、R-M207、R1a1-M17、J-M304)进行分型检测,并与北方汉族和欧洲人群[1-4]做频率对比:用Yfiler(?) Plus试剂盒进行27个Y-STR基因座的复合扩增检测,并与河南汉族[5]和意大利人群[6]作对照;应用Arlequin3.5、SPSS17.0软件、Network4.5.1.6等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所检测的14个Y-SNP单倍群中,维吾尔族在I-M258、Q-M242、N-M231、 R*-M207、R1a1-M17和J-M304中均有频率分布;柯尔克孜在R*-M207、R1a1-M17和J-M304单倍群中有分布;塔吉克族分布在单倍群R*-M207、R1a1-M17和J-M304单倍群中;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R*-M207、R1a1-M17单倍群中;单倍群DE*-M145在四种民族中均未检出分型,但在北方汉族和欧洲人群均有存在:其中R*-M207在维吾尔族、柯尔克孜中的频率分别为0.0606、0.1154;Rlal-M17在六个人群中的频率分别为分别为0.2273、0.3846、0.2400、0.0625、0、0.3947;J-M304分别为0.1212、0.0769、0.1600、0、0.0040、0.1600;Q-M 242仅在维吾尔族、北方汉族和欧洲人群中检出;Ⅰ-M 258仅在维族样本中检出一例。27个Y-STR基因座构成的单倍型在维吾尔族、柯尔克孜、塔吉克族、哈萨克族、河南汉族和意大利人群中分别检出235种、120种、110种、125种、321种和183种;DYS635在塔吉克族和哈萨克族上的高频等位基因为22和19;DYS38911*32在柯尔克孜族中频率分布较高;DYS458*15为柯尔克孜族主要单倍型;DYS448在柯尔克孜、意大利人群的高频等位基因为21和18;DYS390*26仅在河南汉族中有频率;DYS392*7、DYS518*30仅在维吾尔族中有分布;DYS570在维吾尔族和塔吉克族的高频等位基因为19和16/18;DYS385在维吾尔族中8,17/12,32/14,24/16,21/17,17这五个单倍型是特有的;在DYF387S1基因座上六个民族分别检出34种、10种、9种、13种、50种和12种单倍型,具有很好的多样性,个体识别率高。维吾尔族27个Y-STR基因座在R*-M207、Rlal-M17、J-M304、Q-M242四个单倍群中均有高频率的等位基因分布,在DYS576、DYS38911、DYS391、 DYS460、DYS391、DYS456、DYS390、DYS437、DYS533这9个基因座中高频等位基因分布无明显差异,DYS627、DYS448在Rlal-M17的分布明显与Q-M242、R*-M207、J-M304不同,其特征单倍型是17-20;基因座DYS392.DYS570在R*-M207高频等位基因分布明显与其他叁个单倍群不同,其特征单倍型是13-16/20;基因座DYS481在单倍群J-M304的高频等位基因分布明显有区别;DYS458、DYS518、DYS385、DYS449、DYF387S1在各单倍群中分布明显不均,差异性较大。基因座DYS627、DYS570、DYS533在Rlal-M17单倍群中柯尔克孜族与维吾尔族的分布有明显的差异。Rlal-M17单倍群的网络图中,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有较明显的地理特异性聚类,单倍型个体分散且被较长的支长分开,说明Rlal-M17是个古老的单倍群,没有经历扩张效应或奠基者效应,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变异,遗传结构复杂。柯尔克孜族的单倍型位于外周,并且具有一个较小的类似星状放射形状,提示柯尔克孜族在Rlal-M17单倍群个体中经历了一定的扩张效应或奠基者效应。维吾尔族在J-M304单倍群中分散到中介网络图的中央并且没有形成星状放射形状,表明在J-M304单倍群分支多样性且没有发生扩张。[结论]本课题研究获取了新疆地区维吾尔族、柯尔克孜、塔吉克族和哈萨克族Y-SNP和Y-STR的群体遗传学基础数据。本课题研究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父系遗传特点,Y-SNP和Y-STR基因分型来源于欧洲和东亚两部分人群,各民族在父系遗传结构多样性中存在着基因交流,与之前相关研究结果相符。能够为法医生物检材所属个体种族来源的推断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新疆民族人口发展对比分析——论民族人口政策对民族人口发展的影响[D]. 王虎. 新疆大学. 2003

[2]. 中国西部中小贸易企业对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研究[D]. OMAROV/ZHEMIS(杰恩斯). 兰州理工大学. 2016

[3]. 新疆地区少数民族Y-SNP与Y-STR的多态性研究及其在法医学中的应用[D]. 于书欣. 昆明医科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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