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金融改革思想_央行论文

论邓小平的金融改革思想_央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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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金融改革思想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以他渊博的知识,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方法及改革的重点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金融业发展及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改革的深入必然涉及到金融体制的改革。中国原有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的弊病已明显地表现出来,调整货币政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在1979年10月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银行应该是抓经济现在仅仅是算帐、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要把银行当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必须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①这些指示,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使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根本性转折时期。

改革前的1978年,中国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与当时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在银行体制上也仿效前苏联的金融体制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把建国初期成立的各种金融机构统统合并成统一的人民银行,取消商业信用,集中信用于国家银行,取消了多种信用流通工具,实行服务于指令性计划的八种结算方式,资金管理体制实行双重管理,银行内部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贷的资金管理制度等等。这样人民银行身兼二职,不仅是国家管理金融的行政机关,而且是办理信用业务的经组织。这种单一体制在中国近30年的生存,使银行在经济中处于“会计”和“出纳”的地位。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才有了改革前中国的银行“仅仅是算帐、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的论断。

产生这种体制有着深刻和理论基础,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期间,在长期存在的极“左”的思想影响下,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遭到否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商品化的管理方法被说成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资本主义东西。这样,不但不可能建立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管理体制,就是当时已形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此时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某些“供给制”思想和管理方法也被继承下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被上升到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银行工作的总方针,片面地认为只要生产有需要,银行就得供应资金。这种思想在1958年“大跃进”中达到了顶峰,银行的作用遭到削弱,主要是保障供给,当会计、出纳,至多是发挥些监督作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作为经济杠杆的“信贷、利息”被指责为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罪恶源泉”,银行的作用被彻底否定,甚至提出了“需要多少贷多少,哪里需要哪里贷,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贷”的错误口号。在信贷资金使用上,只讲充分供应和服务,不讲经济效果和监督,生产、流通和财政收支中的矛盾被掩盖,货币发行失去了控制。1958-1960年三年共增发货币43亿元,比1953-1957的五年还多增发货币18亿元,商品严重不足,部分物价上涨。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出现停顿、甚至混乱。

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其银行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提出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思想,并且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思路也作了重要指示。在1979年10月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他指出:“可以设想将财政拨款制度改为银行信贷制度,对投资少、见效快的企业,要采取不用财政拨款,而用银行贷款的办法,很多厂只需要几千元、几万元、十几万元钱就能解决问题,银行可以贷款给它们,花钱少、能很快见效的,银行、地方都应给予支持。”③按照这个指导思想,1979年中国开始调整货币信贷政策,改革金融体制。单一的银行体制被打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相继恢复与独立。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办理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则专门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此后,中国人民保险分公司也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同各专业银行一样成为国务院局级经济实体,上下自成系统。这为以后专业银行确立利润目标,实行银行企业化奠定了基础。至此,改组国家银行,实行政企分开的我国金融体制第一阶段改革目标已基本完成。然而城乡非国有化的多种经济成份进一步发展,仅有国家银行不能方便灵活地支持各种经济成份发展的需要,因此要在推进原有的国家银行企业化的同时,发展各种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1986年6月根据国务院指示重新组建交通银行,成为我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综合性银行。此外一些区域性综合银行等也相继设立,一批非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证券公司、信用合作社等也建立起来。一个以中央银行为领导的,以国家银行为主体的,其他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已基本建成。

二、金融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对于几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6年他在听取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改革设想时指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③并再一次强调“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④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已开始向前推进,但步子还太慢。“中央银行不象中央银行,专业银行不象专业银行”,即是对金融体制弊病的高度概括。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完全理解和实现邓小平同志“真正的银行”的思想。

所谓“真正的银行”就是具有银行本质特征的银行,如商业银行,而不完全具备银行本质特征的银行就不是真正的银行,如属于政府行为的政府投资银行,政府福利银行等。银行的本质特征就是商业性质,本身是个企业,具有企业本能、市场机理和自主原则,经营的商品是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与资金,具有追求自身盈利的最终动机与目的。纵观银行的发展的历史,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就是从货币经营业中分离出来的,并仍保留了商业经营的本性,还是买卖货币、受授信用,从事货币商品生意。作为商业特征的银行其本身的经营活动也就应按一般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准则进行,自担风险,自求资金平衡,这是商业银行权能的集中反映。如果没有自有产权,银行就不会有负盈负亏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可能产生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和意识。因此,对于商业银行,从事的是微观经营活动,就应该象不能要求生产企业对实现宏观平衡负责一样,也不能要求金融企业完全负担宏观管理的责任。同时,商业银行也不具有政府管理的职能,同企业的信用关系是处于平等地位。对于政府和中央银行委托办理的管理监督工商企业的具体事务应明确委托者的责任与义务,银行不承担因此而产生的风险。

“非真正的银行”,由于不具备有商业性质而带有国家机器的性质,因此,在资金来源和运用上都受政府政策与行为控制,经营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讲社会效益和政府行为的落实,不自负盈亏,风险完全由政府负责,其生存完全依靠政府和社会福利集团组织提供生存条件,主要是依赖国家货币发行基金、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获得资金,经营活动也只是简单的货币存放与单一的资金借贷,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商业性质,是政府银行,而不是商业银行。

中国的金融改革首先是从专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分设开始的,这也是为了贯彻邓小平的上述金融理论思想,使专业银行走向商业银行发展的道路。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路线和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迈进存有顾虑,认为商业银行是追求盈利为目的,会“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因此在实际金融改革过程中,一会儿要搞企业化改革,一会儿要坚持政策银行性质,一会儿又说是既要执行国家宏观职能,还要实行企业经营,反反复复,难以界定。银行实际工作中,因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不分,专业银行一身二任,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银行经营行为发生异化,资金相互冲撞,工作相互矛盾,力量相互抵消。既不能不讲银行自身的经济效益,但又不能不照顾社会经济效益,往往顾此失彼,实难两全。专业银行职能趋向行政化和非企业化,很难成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真正的银行”。以上问题归纳到一点就是专业银行还没有摆脱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的羁绊,这是专业银行改革的起点,也是今后深化改革的起点。如果说金融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血脉,那么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今中国,则更迫切地呼唤专业银行走向市场,成为“真正的银行”,加快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事实上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就作了这样的指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目前滞后于现有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指出了金融体制改革应走在其它改革的前面,应该加快改革的步伐。

中国金融体制现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专业银行纵向资金分配体制与经济的模向联合不相适应;国家银行垄断的金融体制与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多层次化不相适应;行政化与非市场化的银行经营管理制度和办法与面向市场的商品经济与对外开放不相适应;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不适应通过金融体系强化宏观管理的要求。这几方面的不适应造成微观上金融机构服务效率低下,在宏观上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失灵,并带来经济的振荡。显然,作为国家经济枢纽的金融部门改革滞后,是不利于其它经济方面的改革,甚至会阻碍其它经济方面的改革。因此,1991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时特别谈到金融改革的重要性,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⑤这句话既对金融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同时也把经济改革的希望和重任寄托在金融改革上。

三、90年代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开放型的金融体制

在强调金融改革要加快步伐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对金融改革的复杂性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1986年他在听取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改革设想时指出:“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⑥金融改革的复杂性来自于金融业的特殊性。金融业不同于工业、农业与商业,它经营的是货币和资金这个特殊商品,而货币又是各部门、各企业单位和每个人所不可缺少的,并在全国各地流通甚至国外流通。金融改革影响面广,它涉到信用扩张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同时还涉及经济活动的是否顺畅,资金与货币就象经济活动的血液一样,把整个国民经济联结在一起,任何一个部位出现堵塞,都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甚至出现混乱。同时它还涉及到宏观经济的调控及信用安全等问题。因此,金融体制改革既要态度积极,又要慎重对待,稳步推进。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认真地吸取其它国家的经验,学习其它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小平同志这里的“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事实上,金融制度作为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金融业管理制度与方法,而我国长期的商品经济不发达,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也必须认真学习。特别是在中央银行体制和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宏观调控体系上,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运用,必须研究各国的金融发展状况及其经验教训,防止走弯路。加上金融业务本身就是国际性业务,在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对外经济联系越来越广,必须要以金融业国际化为桥梁和条件,建立开放型金融体制,扩大国际金融业务活动,这都要学习和运用国际上通行的业务活动方式和管理方法。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服务,以加快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

对于加强中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并带动全国的金融与经济改革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把目光与希望坚定地转向了中国金融、贸易、工业的发祥地和特大城市——上海。他在1991年初在上海听取上海市长关于浦东开发的工作汇报时指出:“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⑦“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⑧短短的几句话包含着历史伟人深邃的思维,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定是各种货币可自由兑换的地方,这是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健,希望上海按国际贯例办,尽快成为金融中心。小平同志选择上海作为90年代中国金融扩大开放的龙头,表现了历史伟人的远见卓识。上海原是太平洋西岸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重要口岸,拥有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完全有条件通过开放开发上海浦东,既恢复上海现代国际大都市的功能,又可为我国的银行、证券、贸易、信息改革开放进行综合试点积累经验。因此小平同志在讲话结束时“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⑨

此后,上海加快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步伐,开发建设全面启动,经济功能迅速发展。目前上海已拥有50多个具有法人资格的银行总行、分行或财务公司和80多个外商银行的办事处。证券市场发展迅猛,199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交易规模预计达4000亿元以上。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与黄金市场等也发展迅速。在今后若干年内,浦江两岸有条件也有可能每年再增设10个以上中外资商业银行或财务公司,这样,到本世纪末,上海将拥有近百家金融机构或财务公司,如在配之以其它方面的发展,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在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发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是我们党贯彻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对上海浦东开发提出的要求与目标。如果说80年代我国开放开发是从不发达的地区,对国民经济的基础影响不大的地区入手的话,那么90年代的改革开放,则是以特大型中心城市为龙头,以更大的气魄,向中华腹地挺进的。因此小平同志指出:上海开放了,“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⑩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已定,那就是继续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方向,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个金融体制的核心是逐步实行资金商品化、利率市场化、银行商业化和金融国际化。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体系,使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具有高效率、适应性强的功能。这就要求切实转称专业银行的经营机制,逐步创造条件,实行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分离,把经营自主权真正落实到专业银行,使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资金平衡、自担风险和自我约束与自我发展的金融企业,彻底改变各方面吃银行“大锅钣”的状况,使现有的专业银行彻底转变为商业银行,并按照国际惯例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与风险管理,从而完成与国际金融界的接轨。国家开发和进出口信贷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承担严格界定的政策性业务。并根据需要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和城市合作银行,规范与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将转换职能,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独立执行国家货币政策。

其次,要加快开拓发展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建立健全金融市场组织体系,增加金融市场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强化金融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尽快建立起统一开放、有序竞争、规范管理的金融市场。

再次要完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从主要依靠信贷规模管理转变为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提高金融调控的有效性。并积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与方法,不断推进我国金融深化与创新。相应地还应建立起现代化的金融管理体系与营运体系,实施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加快金融电子化建设步伐,提高金融科技水平。切实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使金融管理走向法律化的轨道。

注释:

①《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研究》第13-14页,刘鸿儒编 著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

②《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研究》第14页,刘鸿儒编 著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3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3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6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3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6-367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6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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