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关于一次有意义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国文学论文,有意义论文,研究方向论文,也谈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以来，包括外国文学在内的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的探讨和争鸣从未间断过，80年代还形成了几次文学观念和文学方法“热”。外国文学工作者都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地参与了讨论。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难理解。我国文学界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后，在批判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的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条件下，外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外国文学中那些先前我们并不熟悉也并不了解的作品、流派、思潮及理论与方法，从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到新小说、黑色幽默，从形式主义、新批评到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大量地被介绍过来，从而引发并促进了文学观念和文学方法的变革之风。进入90年代之后，当人们用十多年时间浏览了20世纪外国文学的种种“景观”之后，开始反思这件工作的成败得失，在肯定收获和成绩的同时，也开始对前十年出现的某些负面现象，如“赶潮”、“进口组装的国货”、“复诵”、“失语”、“浮躁”等进行评论，这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正是在我国的这种文学背景和文学氛围中，《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于1994年第2期开辟了“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探讨”的专栏， 以期在这个牵动文学研究大局的问题上，总结各种经验，继续开拓前进。首先出现在这个栏目中的是易丹的文章《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以下简称易文）。该文以尖锐的语言和尖锐的方式提出了三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我们在哪里？”“我们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是我们的策略？”其目的，用易文自己的话说，“无非是要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推到一个极端，以便从中发现一些平时隐匿在我们滔滔不绝的话语里的荒诞。”易文发表后，《外国文学评论》先后刊登了黄宝生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94年第3期，以下简称黄文）， 张弘的《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94年第4期，简称张文）、 赵炎秋的《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95年第2期，简称赵文）等文章， 间接地或直接地与易文进行商讨。
尽管易文的观点和其他文章并不一致，有的甚至大相径庭，但是，问题的提出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而且这次探讨再一次表明，学术的进步，真理的获得，只能通过讨论和争鸣进行。我以为，这次探讨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极富现实性、代表性、理论性，因而，这是一次有意义有价值的探讨，必将对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的进一步明确产生良好、积极的作用。
一
如何看待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工作的进展与成绩、问题与缺陷，如何把外国文学工作向前推进，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是每个外国文学工作者都在思考的问题，我在《面向21世纪的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文中，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对这些年来外国文学工作如何评价，是这次探讨的一个方面。我很同意张文和赵文的看法：“应该充分肯定外国文学研究界的功绩”；“十几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等等。至于问题和缺陷，也是存在的，应该探讨和正视，积极找出克服和解决的办法。就此而言，易文的意见和热情都是值得欢迎和重视的。例如，它提出：“企图知晓外部世界的文学状况的原始欲望已经逐渐退化消解……整天埋头于文字的研究者们大概已经不再能体会到自己的努力与追求知识和传播知识有多大的关系了，进行无休止的阅读、翻译和评价，或是为自己固定一个饭碗，或是玩智性的话语游戏收不了手，或是为了职称评定的需要，或是其他。”我想，这些现象虽不是外国文学界的主流或全貌，但还不能说纯属于虚乌有。当然，还应该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找出克服的办法。赵文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分析，值得参考。至于易文提到的关于我们的书和文章写出或译出以后，应该关心它们在圈内或圈外发挥了什么样的学术甚至文化功效，这无可非议，的确是一个值得普遍注意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写的和译的东西能让更多的读者看，能够在学术上或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但究竟在读者那里或社会上起了什么作用，这不以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需要倾听各方面的反应和意见，来提高和改进自己的工作。这对加强我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大有裨益。
这些年来，外国文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出版了不少有份量有见解的学术著作，但研究工作中那种不加分析、不加评论、人云亦云、照搬照抄的现象仍然可见。这是无须讳言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方法上以及文化修养上做出更大的努力。之所以会有这些缺点，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我以为易文说得并不错，就是“我们自身文化立场不明确、缺乏独立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缺乏主动的批判精神所致”；“在进行我们领域中的学术工作时，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上讲话，将是十分荒谬的”。这些意见值得我们反思和深思。
然而易文在分析造成外国文学工作的缺点与问题时，并不止于此。它实际上把主要原因归结为“有一个可以被叫做‘殖民文学’东西的存在”。因而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扮演的正是“一种‘殖民文学’角色”，一种“‘殖民文学’的推销者”，一种“殖民文学中国总代理”。从本质上看与那些外国传教士们所从事的事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历史的使然”，因为“‘殖民’所指涉的意义从来就是同一个强大文明对一个相对虚弱文明的征服联系在一起的”。我以为这种看法极不正确。因此，如何看待外国文学研究与“殖民文学”的关系，便成了这次探讨的又一个方面。张文和赵文都发表了不同于易文的看法，我基本上是同意的。
首先，外国文学并不是“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同义词，两者决不能等同视之。前者的范围和内涵要比后者大多得，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它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既包括资本主义的也包括社会主义的和第三世界的；既包括外国古典的，也包括外国现当代的。而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入，则基本上是1840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事情。即便是近代的西方文学，也不能全归为“殖民文学”。按照列宁著名的“两种文化”论来看，近代西方文学中还有可供我们吸收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这决不能视而不见。同时，也不能只看“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浸入中国，不看各民族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更不能以前者来覆盖后者，排斥后者。
其次，易文断言，从中国有了第一个外国传教士以来，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浸入就已经开始。到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以后，这种浸入演变成了涌入，在开始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的主动渴求到后来变成一种自动化的认同。因为，我们的整个新知识系统，我们的整个新文化几乎都是建立在对西方传来的样品进行仿制的基础之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想摆脱外国文化在我们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决定性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大概就是易文声称的“历史使然”。其实，除那些“全盘西化论”者和赞美“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人以外，大多数中国知识界的人并不都是这样的。易文所说的并不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进程。近代文化史或文学史也决不是一部“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推销”史、“认同”史、“仿制”史。张文举出的鲁迅，黄文举出的钱钟书，其创作和论著都没有“同一个强大文明对一个相对虚弱文明的征服联系在一起”，都不是对整个西方文化或文学的“自动化认同”，都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传来的样品的仿制的基础之上”。当然，还有文化界、学术界、文艺界等许多代表者如王国维、闻一多、郭沫若、茅盾、冯至等，他们都非常熟悉外国文学，并且做了大量工作，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振兴与发展作出了许多宝贵奉献，这是尽人皆知的。即使是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它同果戈理的小说同名，但绝不是对果戈理同名作品的仿制，而是一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充满中国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优秀小说。郭沫若的《女神》也一样，它虽然借鉴了惠特曼的《草叶集》，找到了“喷火口与喷火方式”，但这只是“为了表现‘五四’运动发动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毛泽东曾说，鲁迅既懂得中国，也懂得外国，他的创作不是中国古代的，也不是外国的，而是现代中国的。又说，“鲁迅是民族化的”。我想，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个评论，也适用于郭沫若。这恰恰说明，中国先进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都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热土，同时又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的养料，从而创造了许多荡漾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文艺瑰宝或文化珍品。
对所谓“殖民文学”这种角色是“当下的政治使然”的说法，易文没有像“历史使然”那样展开，那样明说。但文中有一句话值得玩味。易文说：只要将争论了多少年的“中学”“西学”的“体、用”之分，将当下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吸取”西方文化精华的文化政策，将西方学界关于“东方主义”的讨论……等综合到一起，就不难看出这番角色的尴尬来。因此，据我看来，所谓“当下的政治使然”，至少是指当下我国文化艺术的政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这本是一句正确的话，是真正的历史使然。可是，在易文那里，“吸取西方文化精华”的提法，似乎仍未摆脱“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阴影，似乎还在继续扮演“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推销员这种角色。显然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全盘照搬西方文化是错误的，但吸取其精华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不能也不可能脱离世界文明大道。毛泽东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借鉴外国人”；“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又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二
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为我所用，即“洋为中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服务。为此，我们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需要出发，来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艺术的一切优秀成果。易文提倡：“一种以我为主的文化立场”；“用中国的而不是用外国的话语对外国文学进行分析和判断”；中国特色“是在有外国的参照系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以我国的文化为基本出发点的话语体系”。这些看法是积极的，我基本上同意。当然有的说法还可讨论。同时，易文在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上，似乎又陷入了片面性，或者说，“矫枉过正”。“矫枉”是好的，也是对的，但“过正”就不可取，就不好。
第一，易文在强调外国文学研究应以我为主的同时，却把方法分为“我们的”和“他们的”，即中国的和外国的，并且主张以“我们的”代替“他们的”，认为这“将使我们超越目前这种只有说话没有对话的境界，而真正进入平等对话的境界”。这是这次探讨的又一方面。我看，这样讲似乎不妥。
从方法的起源看，我们可以说某种方法是什么国家什么人首创的。但是某种外国方法一经传入我国并得到广泛运用、认同以后，就不仅是外国的，也是中国的。决不能把“外国的”和“中国的”这条界线绝对化。在人类的生活和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少外国的东西变成了自己民族的东西，并实现了同自己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特点的结合。我以为，民族的或民族性不是封闭的、纯粹的和不变的，而是开放的、变化的和发展的。也就是说，民族的或民族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和动态的过程。我国“五四”运动前后曾经出现过的那股国粹主义和排外主义思潮，俄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斯拉夫派”和“民粹派”，其致命伤就在于把民族的或民族性的概念狭隘化、绝对化、固定化，看不到它随着民族生活条件和民族历史进程的变化而变化，看不到它同世界其他民族在历史交往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历史和实践早已表明，各民族的文化艺术总要吸收借鉴异民族的东西，把它们融汇整合于自身之中，变成自己的血和肉，同时又实现自身的民族特点，即鲁迅所说的“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所谓“国粹”早已不是“纯血统”的了，早已不是老祖宗的那一套。唐代吴道子、王维等的绘画和杨慧之等的雕塑，都受到印度等外来艺术的巨大影响；至于唐代音乐中的龟兹乐、天竺乐、高丽乐，以及文学中的《佛所引赞》、《华严》、《维严》和乐器中的胡琴，舞蹈中的胡旋舞、破阵舞等舶来品，近代传入的油画、话剧、交响乐、电影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东西，与我国的生活不可分离。这种处于动态中的民族性或民族的，要比那些在形式上自诩的“民族性”或“民族的”更富民族性或民族的。也就是说，它更突出，更鲜明，更符合民族发展的需要与利益。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一样。它不仅是外国的，也是我们自己的。因为它是科学的、正确的，早已经被我们所认同和接受。而易文仍把它列入“来自外国的方法”，并把它和其他“来自外国的方法”相提并论，最后还要以“我们的”代替“他们的”。易文是这样说的：“翻开我们外国文学领域的学术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对外国的文学作品、运动、思潮、历史进行研究和判断时，我们采用的几乎都是来自外国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典型论，到现实主义再到浪漫主义的想象论……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主义就是我们方法论武器库中的基本库存。”易文在这里一共列举了18种外国的“主义”和“方法”，而不看其意义和价值的不同以及运用的可能性和运用的程度的不同，却说它们是我们方法论武器库的基本库存。这里且不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典型论”这个表述是否贴切，但易文的意思是清楚的。我以为有几点可以进行讨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方法论的最高层次，是各门学问的一般方法或指导性方法，各个学科还有适合其具体对象的具体方法。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是不能相互代替的，正如我们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代替的，正如我们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代替文艺领域中的现实主义方法和浪漫主义方法一样。反过来，我们也不应去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方法上的一般意义或指导意义。其次，外国的一切科学的和正确的具体方法，都可以吸收，都可以为我们所运用，例如文学接受的研究等。即使是那些在总体上并不正确、并不全面的外国方法诸如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现代结构主义等，只要它们具有合理的内核和有益的成分，就应该批判地吸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不应全盘拒斥。因此，把“我们的”即中国的和“他们的”即外国的截然对立起来，是不可取的；如果采取简单的办法，以“我们的”代替“他们的”，那就更不对了。其结果只能是从一个极端（全盘接受）走向另一个极端（全部拒斥），从一种片面陷入另一种片面，而最终都未能走向真理，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第三，的确应该重视中国自身的文论和方法，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文论和方法。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时代特征的中国文论，不仅应该吸收借鉴外国文论的优秀成果，而且应该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文论（诗论、画论）的优秀传统，这两者都不可或缺。而且应该看到，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中不少具有相同性质和相似的东西，如我国古代的言情、言志、虚虚实实、弦外之音等，都可以在西方文论中找到对应物。当然，中西文论传统不同，各有特点，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在这次讨论中，黄文已经就这个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阐述。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某些概念与范畴虽然常常飘浮不定，不易把握，但是它关于文艺的本质，文艺的创作过程、创作心理，文艺的鉴赏等，都有一套极具浓重民族特点的东西，而且富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民族艺术经验的概括。我们应该尊重和发扬光大这份宝贵遗产。但决不能以为我们有了这份遗产，就可以用它来代替外国文论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以“我们的”代替“他们的”，这个观点不仅不对，而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乌托邦，也不应该这样去想，这样去做。毛泽东在1956年指出，由于我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各种原因，“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到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又说，“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毛泽东的这些话至今也没有失去意义。
以“我们的”代替“他们的”和以“他们的”代替“我们的”一样，二者殊途同归，都不可能解决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也无法走出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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