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政策话语研究：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话语”(discourse)的关注是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特别是在近代语言哲学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理论的推动下，话语研究已经从单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题或方法上的拓展发展为基本研究范式的转换，体现了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变，从“语言研究语言”到“语言研究实践”(张凤阳，2006)的变革。受到该种“潮流”的影响，许多西方特别是欧洲公共政策研究者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也纷纷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政策话语研究，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成为当前公共政策领域中的研究“前沿”之一。本文在对西方政策话语研究发展的基本状况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分别从其所具有的哲学或社会政治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与所适用的政策领域等方面，尝试性地描绘出该研究领域的大致“轮廓”，并对它的未来发展进行探讨与展望。
一、政策话语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话语分析最初产生于语言学研究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到了70年代之后逐步发展为一门新的学科(朱永生，200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话语分析被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领域，随后也开始引起一些公共政策研究者的关注。英国公共政策学者Atkinson(2005)曾将政策领域中对“话语”的早期关注追溯至法国学者Topalov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在该文中，Topalov(1979)在对一次关于英法住房政策的研讨会论文进行评述时指出：“政策会产生一种话语，用以描述并合法化该政策。”然而，这种对“话语”之于“政策”影响与作用的认识并没有迅速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在其时(指70年代末——笔者注)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尚未被广泛认可，2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话语分析有助于提升对于政策的理解”(Atkinson，2005)。
与Atkinson的认识一致，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White，1994)、“论辩转向”(the argumentative turn)(Fischer and Forester，1993)、“叙事转向”(the narrative turn)(Bevir，2006)、“诠释学转向”(the interpretative turn)(Yanow，1996)以及“审议转向”(the deliberative turn)(Dryzek，1990)等学术研究焦点的转换。这些转向的共同特征是重视“语言”(language)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其实质属于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取向的改变，是社会科学研究由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转变的体现。实证主义的公共政策研究强调工具理性与价值中立立场，主张运用经济学、统计、实验等科学的研究方法，将科学知识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然而，实证主义取向的政策研究存在许多限制与不足。社会现实或社会问题的“客观性”在建构主义哲学思潮下遭到解构，科学主义者所追求的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也成为一种“不确定”的事实(张海柱，2013)。实际上，传统政策科学范式对社会问题的“观察—规律—预测—控制”分析与解决模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社会问题与矛盾，所产生的社会压力也推动了公共政策研究范式的转换。
后实证主义政策研究的兴起，即是针对以工具理性与科学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实证主义研究取向的反思，它们“否认社会客观性的存在，重视观念与话语的作用，主张权力关系、结构与行为主体的相互建构”(林子伦，2008)。同时，与实证主义政策研究要么关注“制度”等结构性因素的限制作用，要么关注“行动者”在利益激励下的竞争性互动过程不同，后实证主义政策研究主张透过语言、沟通、论证与文本材料，经由系统性的分析与理论建构，重新理解和解释公共政策以及政策过程的本质。正如著名政策学者Majone(1989)曾指出的：“公共政策是由语言所构成的，不论是书写或口头表达的形式，论证(argument)都是政策过程所有阶段的核心。”应当指出的是，在上述相似的哲学立场与研究关注的基础上，“后实证主义政策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囊括了多种理论宣称与研究途径的“领域”或“共同体”，具体包括：“诠释性政策分析”(Interpretative Policy Analysis)(Yanow，1996、2000；Yanow and Schwartz-Shea，2006)、“审议性政策分析”(deliberative policy analysis)(Fischer and Forester，1993；Fischer，2003；Dryzek，1990；Hajer and Wagenaar，2005)、“价值批判性政策分析”(value-critical policy analysis)(Rein，1983；Schmidt，2006)、“参与性政策分析”(participatory policy analysis)(DeLeon，1997；Fischer，1990、2000、2009)，等等。“话语”在上述研究中均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或理论构成要素，只是具体内涵与理论指向往往有所不同。
就当前来看，由于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在政治学、行政学中的长期主导地位，公共政策领域中的后实证主义研究(政策话语研究)在短期内还难以对前者构成根本性的挑战。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相关的研究成果开始大量出现，并发表在许多西方主流的期刊杂志上(如Policy Sciences、Policy Studies Journal、Journal of Public Policy、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许多公共行政、公共政策领域的权威期刊也经常以专题讨论的形式集中刊发话语取向的政策研究，如在2000年，《行政理论与实践》(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在第22卷第1期登出了一系列以“话语”和“对话”(dialogue)为主题的文章；2006年，《政策与社会》(Policy and Society)在第25卷第2期设置了一个特辑，主题即为“政策分析中的批判视角：对话、审议与叙事”(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Policy Analysis：Discourse，Deliberation and Narration)。值得指出的是，在2007年，一批对后实证主义政策研究感兴趣的学者组成了一个叫做“批判性政策研究网络”(Critical Policy Studies Network)的共同体①，并开始定期出版名为《批判性政策研究》(Critical Policy Studies)的学术刊物。从该刊物所刊登的文章来看，政策话语理论的建构以及话语取向的公共政策经验分析成为最重要的研究主题。因此可以说，该刊物事实上成为了当前西方政策话语研究的主要“阵地”。除此之外，从2006年开始，一群倡导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的学者每年一度定期召开“诠释性政策分析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Interpretive Policy Analysis)，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分享各国的研究经验与成果。其中，2009年、2010年与2011年的会议主题分别为“批判性政策研究中的话语与权力”(Discourse and Power in Critical Policy Studies)、“话语与政策实践：政治—合法性—权力”(Discourse and Policy Practices：Politics-Legitimacy-Power)、“话语空间、政治、实践与权力”(Discursive Spaces，Politics，Practices and Power)。可见，话语已经成为与政治、权力等因素紧密相关的当代政策研究主题。
从当前公共政策领域内的话语取向研究及代表性研究者来看，总体上呈现出了下述特征。
第一，存在基础理论研究与政策经验分析并重的趋势。前者是指一些受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社会建构论、批判理论、诠释学等哲学思潮影响的政策学者，致力于发展复杂的话语理论，在公共政策领域内深入探讨诸如话语、权力、实践、合法性等范畴间的关系；后者是指以“话语”作为分析媒介或工具(多将话语视为“观念或言说实践的集合”)，致力于解释决策过程实践特征的相关研究。
第二，话语研究方法与传统公共政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特征。有学者明确指出：“应用话语方法来研究当代社会政策议题，并非表明一切都能够或者应当化约为话语。话语分析对于现有的方法论而言，是一种补充，而非替代。”(Manzi and Jacobs，1996)因此，许多学者在进行政策研究时，将话语方法与传统的制度分析法[如Schmidt(2008、2010)发展的“话语制度主义”]、政策网络范式[如Hajer(1995)的“话语联盟”分析]、历史分析法(Leeuwen and Wodak，1991；Graham，Keenan and Down，2004)等进行了结合。
第三，经验取向的研究与规范取向的研究并重的局面。如后文将要介绍的，前者是指在诸如教育、卫生、住房、环境等不同的现实政策领域中应用话语方法来对政策过程中的某个或多个环节(问题界定、议程设置、政策形成、执行、评估或整体性的政策变迁等)进行经验考察的研究；后者则多涉及思考如何改善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多元参与、民主审议状况以及政策质量等主题。
第四，当前的话语取向的公共政策研究(或后实证主义的政策研究)多集中于欧洲学界(也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一些学者的研究)，从而与美国的“政策科学”、“政策管理”等研究形成鲜明对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长期由实证主义传统所主导，而后实证主义的话语研究多以英国的分析哲学以及法、德的近现代社会政治理论为基础。例如，当前主要的政策话语研究者，从国别来看，包括荷兰学者Maarten Hajer、Dvora Yanow，英国学者Annette Hastings、Rob Atkinson、David Howarth、Tony Manzi，奥地利学者Herbert Gottweis，丹麦学者Jacob Torfing，加拿大学者Douglas Torgerson，澳大利亚学者John Dryzek、Carol Bacchi、Keith Jacobs、Greg Marston，等等。此外，前述的“诠释性政策分析国际研讨会”，也均在包括英国、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召开，由此也能大致反映出该种研究取向的地域性特征。
二、政策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础
不同的话语理论/话语分析之间最为根本性的差异是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差异，即“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差异。实在论者主张社会现实外在于认识主体的客观性，而语言或话语(多指言辞或观念的集合)则被视为中立的交流工具，是一个用以描述世界、反映世界的符号系统，也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联中介。因此，研究者是以语言或话语作为手段来获得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在语言学以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以考察语言、文本、物理实体等符号系统背后的真实所指或行动者的根本性动机、意图为目标的文本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即是实在论立场的具体体现。在公共政策研究中，一些研究者通过量化或定性研究方法的应用对政策文本进行关键词的分析，是实在论话语分析的典型例子，例如加拿大学者Iannantuono和Eyles(1997)对一个卫生政策文本内容所做的关键词分析。
与实在论相反，建构论者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并假定“存在着多重的、社会建构的现实，而非受不变自然法则支配的单一现实”(Paul，2009)。在建构论基础上，语言或话语的功能进行了扩展，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且在根本上构成着、创造着或改变着社会现实。政策话语被视为行动者对于特定社会现象的主观诠释与意义宣称。政策过程则被理解为是一个“论辩的过程”(Hastings，1998)，一个围绕特定议题所展开的各种政策话语间的竞争性互动。应当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各种政策话语研究，都或多或少地秉持建构论立场。
然而，尽管强调了社会现实或政策问题的建构性特征，许多政策话语研究者并非完全否定物质现实的存在性，也即并非主张“一切都可以化约为话语”。Atkinson(2005)明确指出自己的话语分析方法以“非话语性(物质性)领域的真实存在作为基础”，而且“话语与非话语世界存在辩证关系，缺少一者则另一者将无法存在”。Paul(2009)也指出建构论对“单一现实”的反对“并不应当被理解为对客体之物质性存在的否认，相反，话语分析者所感兴趣的是客体或事件之(差异性)意义的属性”。此外，Hajer(1995)指出社会建构并非产生于“真空”之中，“我们并非简单地分析‘说了什么’，同样也要分析制度情境，因为是在制度情境中进行言说的，制度情境决定了哪些能被说得‘有意义’”。Schmidt等学者(2004)也强调“必须将话语置于制度情境中……制度会塑造话语”。因此，这些学者所持的建构论立场并非“极端建构主义”，而是温和的“社会建构论”②或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结构主义建构论”③。既强调话语要素的建构性特征，又重视制度、物质资源等结构性因素的约束性，是此类政策话语研究的基本取向。
在勘定哲学本体论、认识论立场的基础上，政策话语研究的发展实际上受到了许多近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直接影响，包括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等。应当说，这些理论基本上也都以某种形式的建构论为哲学基础，而且不同理论之间的具体内容区分界限模糊。因此，政策话语研究者的理论构建往往受到上述多重理论思想的影响。
后结构主义对话语研究的影响在于摒弃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符号之固定意义的假设，而是关注“意义之暂时性”，强调“语言在分类实践中的物化方式，以及语言是如何构成性地激发主体的行动以及他们的多元身份的”(Paul，2009)。在众多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中，以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英国政治学家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墨菲(Chantal Mouffe)的相关思想对话语理论以及公共政策话语研究的影响最大。福柯本人所使用的“考古学”与“谱系学”被视为是两种重要的话语理论或分析方法，尽管与语言学脉络中的话语分析不同，福柯并不涉及对真实语言文本的分析，而是用话语概念来指称“各种构造知识领域与社会实践的方式”(Fairclough，1992)。由于福柯的思想对话语研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学者使用“福柯式话语分析”与“非福柯式话语分析”来对各种话语理论或方法进行分类(Hewitt，2009；Graham，2005)。在公共政策领域中，Hajer(1995)对环境论争的“话语联盟”分析、Dryzek(2005)对环境话语的分析、Hastings(1998)对社会政策话语分析方法的构建等，都直接受到福柯思想的影响。与福柯类似，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也不着眼于考察特定的文本，而是关注“不同意识形态话语间的相互关联”(Jacobs，2006)。在公共政策领域中，Howarth(2009)对批判性政策研究中的“霸权”理论的探讨、Paul(2009)对政策话语分析方法论的探讨等，都受到上述思想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以反对现代主义的“理性”、“真理”、“本质”、“同一性”等观念为特征，强调“话语”、“异质性”、“特殊性”以及“解构”等观念的重要性。后现代主义与话语分析的发展紧密相关，“后现代主义可说是代表了哲学—理论形式的语言学转向，而话语分析可视为这一转向的行为—观察形式”(埃尔弗森，2011)。公共政策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者也受到了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例如Schram(1993)在一篇名为《后现代主义政策分析》的文章中指出：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诸如隐喻和象征等语言学实践所具有的政治蕴涵与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尤具相关性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于这些语言学实践如何有助于建构和维系个人与集体身份的关注”。此外，福克斯(Charles Fox)与米勒(Hugh Miller)的经典著作《后现代公共行政》(2002)、法默尔(David Farmer)的《公共行政的语言》(2005)等也都探讨了后现代理论与公共行政或公共政策研究发展的关系问题。
批判理论关注于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压制、排斥与支配现象，致力于追求“激进参与以及非等级形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Schneider and Ingram，1997)。批判理论对话语研究的最大影响表现在“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的发展上。CDA的两位最重要的研究者Norman Fairclough和Tenu van Dijk均对“批判性”与“非批判性”的话语分析类型进行了区分，并指出区分的关键在于批判性方法对于权力、意识形态、社会身份以及合法性等主题的关注(费尔克拉夫，2003；Dijk，2008)。CDA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应用较为广泛，被许多致力于通过考察真实政策文本来研究各种政治主题的学者所借鉴。此外，批判理论对于公共政策研究的影响，还直接来源于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理论贡献。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致力于探讨“理想言说情境”下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交流而实现“共识”目标的话语条件问题。他本人对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以及话语伦理(discourse ethics)的倡导影响了诸如Frank Fischer(with John Forester，1993)、John Dryzek(1990)、Douglas Torgerson(2007，2010)、Maarten Hajer(with Hendrik Wagenaar，2005)等学者对政策审议、话语民主等公共政策理论或实践问题的探讨。
三、政策话语研究的内容主题
除了哲学或社会政治基础理论的探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话语研究还涉及对许多具体理论或现实问题的关注，致力于探讨“话语”因素的具体作用或功能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主题。
第一，话语在社会现实/社会问题形塑中的作用。如前所述，建构主义者否认社会现实/问题的客观“唯一性”，认为它们是在话语媒介的作用下、经由主体间的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是“多种多样”的。由此，对现实/问题的不同建构，将导致不同的政策干预选择。许多政策话语研究者以这一预设为起点，展开了对公共政策及其决策过程的经验分析。例如，Hajer(1995)对话语在“酸雨”现象以及环境政策论争中作用的分析；Bacchi(2004)对教育问题的不同建构之于政策干预形式影响的研究；MacAuslan(2009)对“饥饿”问题的不同建构之于不同政策选择的影响的分析，等等。
第二，话语在社会主体身份形成中的作用。社会主体的身份是一种建构下的产物，这是许多批判性话语研究者的重要共识之一。英国学者Taylor(1998)应用后现代理论探讨了社会政策中社会身份的形成问题，并指出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管理中，“不仅仅涉及物质性的，同时还涉及一种话语性的(discursive)管理，这又与各种竞争性的身份类别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政策中，相关主体的身份地位直接决定了其接受福利待遇的“资格”问题，因而成为许多政策话语研究者关注的重要主题，例如Marston(2000)对公租房政策中主体身份话语建构的分析；Schram(1993)对福利政策中“话语”与“身份”关系的探讨；Kahu与Morgan(2007)对女性身份(“母亲”还是“工作者”)的不同建构对就业政策的影响问题的分析，等等。
第三，话语在政策变迁中的作用。政策或制度变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经济社会环境、政治体制、领导人换届以及观念或意识形态等。由于话语涉及观念、知识或价值的生产、传播等过程，因而被许多研究者视为影响政策变迁的重要因素。比较典型的是Schmidt等学者的相关研究(Schmidt and Radaelli，2004；Radaelli and Schmidt，2005；Schmidt，2011)，研究指出“话语”与其他因素一样，在对政策变迁的解释中有时重要有时不重要，所要研究的正是“话语为何以及何时能够对政策变迁产生关键性影响”？研究指出话语对政策变迁影响的方式在于：“改变行动者对政策问题的认知，影响行动者的偏好，增强行动者进行变革的政治能力”(Schmidt and Radaelli，2004)。此外，Marston(2000、2004)在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公租房政策变迁的研究中指出，传统政策或社会变迁的研究强调“宏大叙事”而忽视了社会主体的意图、策略等微观层面，而话语分析可以弥补这一不足。Jacobs与Manzi(1996)的研究指出，特定形式的语言使用可以呈现或改变意识形态或政治偏见，从而促成了政策变迁。Cheng(2009)的研究则指出，由于批判性话语分析(CDA)对于语言使用、权力运作、意识形态等关联性的关注，从而有助于对“复杂政策变迁”的考察。
第四，话语与政策民主的关系。许多政策研究者将“话语”理解为一个言说、沟通与对话的过程，从而体现了民主的规范性意涵。如美国学者White(1994)曾指出：“话语体现为一个开放的过程……政策分析及研究必须经由某种形式的对话或互动来诠释，目的在于提供政策建议的基础。”如前所述，对于政策话语与审议民主、决策参与等问题的探讨多是受到哈贝马斯理论的影响，如Dryzek(1990)、Hajer(1995)、Fischer and Forester(1993)、Fischer(2003)、Hajer and Wagenaar(2005)、Torgerson(2007、2010)等相关代表性研究。
第五，话语与新制度主义的关系。由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共同构成的“新制度主义”流派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研究范式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Schmidt(2010)则认为上述新制度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更适合解释“稳定性”而非“变革”，制度主要作为约束行动者的“外部规则”，忽视了行动者的感知能力等能动性因素的作用。尽管历史制度主义也涉及对观念性因素的关注，从而被某些学者视为政策话语研究的“前驱”之一(Torfing，2007)，但是却忽视了对观念自身的“形成、互动、合法化以及它们对行动的影响”(肖晞，2010)等方面的详细考察。源于对传统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缺陷或不足的弥补考虑，Schmidt[2004(with Radaelli)；2008；2010；2011]发展出了“话语性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并将之定位为“第四种新制度主义”。在Schmidt的理论中，“话语”既是观念的集合，又是传递观念的互动过程。对话语的关注实现了“能动”因素与“结构”因素的整合，可以更好地解释政治过程或政策变迁。
四、政策话语研究的方法与适用领域
“话语分析不存在一种单一的被认可的方法论”(Pal，1995)。公共政策领域内现有的各种经验性政策话语研究，在方法论立场(methodology)、研究途径或取向(approach)以及分析方法或工具(method)选择上也均有较大差异。由于许多话语研究者采取了建构论的本体论、认识论立场，因此主要关注的是各种诸如语言、观念、论证等主观性、象征性、符号性因素在社会现实或主体形成中的建构性作用，所采取的是一种“解构”取向的研究，致力于揭示具体的“建构过程”。诸如Yanow(1996)等学者的研究所关注的是不同行动者对某一政策文本之意义的不同诠释及其影响，体现为一种诠释学的研究取向。此外，也有许多研究者采取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取向，致力于考察权力压制、社会歧视或排斥等社会不公现象的话语性根源，典型的是批判话语分析(CDA)的应用。
批判话语分析是当前应用较广的一种政策话语研究方法，其特征是以考察真实的政策文本为基础，主要涉及文本分析、内容分析、会话分析、关键词分析等分析技术的应用，代表性研究包括：Marston(2004)对公租房政策变迁的研究；Jacobs(1998)对移民投票权问题的分析；Taylor(2004)对教育政策文件的分析等。其中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尽管CDA主要涉及对文本性材料的分析，但是仅此并不足以实现研究目标，还需要辅以深度访谈、民族志等其他研究方法，不仅要关注文本自身，还要揭示文本背后的潜在意义(Marston，2000)。
还有一些政策话语研究并不以对文本内容的分析为主，典型的是受福柯思想影响的研究者，他们对“话语”的理解并不局限于语言学意义上的文字、言辞或交谈，而是一种更广的、与知识、观念的生产与传播过程直接相关的社会实践行为。典型的政策研究包括：Hajer(1995)应用“话语联盟”框架对环境政策论争的分析，所关注的是话语行动者提出的各种“故事情节”(story-lines)的建构性功能；Schon与Rein(1994)在对扶贫政策进行分析以及Jacobs(1998)在对移民投票权政策进行分析时，均采用了“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的方法，关注不同的认知框架对各种观念、话语及行动选择的“框定”作用；Atkinson(2005)在对城市规划政策的考察中以及Roe(2007)对环境论争的分析中均采用了“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的方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讲政策，从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以及冲突的关键点。此外，还有一些政策话语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更为微观，如修辞分析、隐喻分析等，例如Segal(1997)对卫生政策的考察所关注的是不同隐喻与修辞策略的影响。
从话语理论或方法所适用的政策领域来看，多数集中于社会政策领域，特别是社会福利政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社会(福利)政策中更多地涉及各种价值观念的变化与论争，而且也与前述的社会主体身份与资格问题紧密相关，这些都是话语研究的重要主题。具体来看，社会政策领域中的话语研究包括：在教育政策领域，Morris and Chan(1997)对香港课程教育改革的分析、Mulderrig(2003)对英国新工党教育政策的分析、Bacchi(2004)对美国“肯定性行动”改革的分析、Saarinen(2008)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分析；在住房政策领域，Marston(2000、2004)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公租房政策变迁的研究；在卫生政策领域，Segal(1997)对卫生保健政策改革的“隐喻”分析、Harmer(2011)对全球卫生政策变迁的分析、MacAuslan(2009)对饥饿与营养不良问题的分析，等等。
在环境政策领域中的话语研究也较为突出，主要涉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各种话语性冲突及其对政策选择的影响。代表性研究包括：Hajer(1995)对英国与荷兰“酸雨”问题及政策论争的比较研究、Swaffield(1998)对新西兰资源管理政策的分析、Bulkeley(2000)对澳大利亚气候变迁问题的话语联盟分析、Garrison and Massam(2001)对加拿大安大略省环境政策的考察、Dryzek(2005)对各种环境话语内容的分析，等等。
除此之外，话语分析还被用于一些其他类型的政策领域，例如Jacobs(1998)对移民投票权以及Pal(1995)对国际人权等政治领域的分析；Singer(1990)对经济政策制定中话语联盟作用的探讨；Skonieczny(2001)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等等。
五、政策话语研究的前景展望
整体来看，在西方“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话语”已经从一种单纯的语言学现象迅速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话语研究(话语分析)也越来越成为包括新闻学、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主流理论与方法之一。鉴于话语的重要性，公共政策研究者理应“认真对待话语”。然而，本文对西方公共政策话语研究的回顾表明，各种冠之以“话语理论”、“话语分析”、“话语研究”之名的政策理论与经验研究，实际上在哲学立场、研究主题以及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许多认识上的分歧。虽然就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初始发展来看，这种“各自表述”、“百家争鸣”的状况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长远来看，“政策话语研究”要想真正实现公共政策研究范式的转换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存续与发展，则需要进一步厘清自己的哲学立场、理论宣称以及方法取向，在此基础上积聚更多“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实现知识累积以及学术与社会影响的提升。基于此种考虑，本文认为政策话语研究的未来发展应着重解决下述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立场的选择问题。如前所述，当前西方的各种政策话语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等基本哲学立场上存在“实在论”与“建构论”、客观主义与诠释学取向等差异，这些差异也导致了不同政策话语研究在关注焦点、知识宣称以及所采用的分析技术上的差异。本文认为，由于传统实证主义的各种弊端，后实证主义应当成为未来公共政策研究的主导范式，建构主义的本体论与解释学的认识论应当成为该种范式的“基石”。当然，这里的建构论与解释学立场需要注意避免走向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极端，而应当强调现实形塑及其理解过程中的各种社会性、关系性、主体互动性因素的作用。在明确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立场之后，就研究方法而言则可以采取较为多元的选择，问卷、访谈、参与观察、文献档案等资料收集方法以及内容分析、叙事分析、框架分析、隐喻分析等定量或定性的资料分析方法均可以纳入政策话语研究之中。
其二，概念的厘清问题。与哲学立场相关的是，不同话语研究者对“话语”概念的界定也极具差异。有的持语言学立场，将其界定为书面文本或口头对话；也有的受到福柯等社会政治理论的影响，将其界定为一种抽象的知识生产方式或“观念与规则”的集合。这种概念的多样性往往会造成研究者的困扰，因为不同的概念内涵会导致研究对象、方法与资料选择上的差异。就作为交叉性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公共政策而言，本文认为对“话语”采取一种超越于纯粹语言学之外的、更具扩展性的界定更为合适。话语应当被视为一种具有意义表述功能的、能够积极地“建构”或“构成”各种社会现实的“符号媒介”。从形式上看，除了语言或对话之外，包括文件(document)、政府方针(guideline)、制度、新闻报道、广告、故事(story)、神话(myth)、隐喻(metaphor)、科学理论、仪式(ritual)、社会惯例(custom)、行为实践，甚至广场、纪念碑等“符号”，只要它们承载了特定的社会意义或政策诉求，都可以视为政策话语的具体表现。这种相对于语言学而言更具包容性、相对于抽象的社会政治理论而言更具可操作性的概念界定更有助于政策话语研究的发展。
其三，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的整合问题。如前所述，基础理论研究与政策经验分析并重是当前西方政策话语研究的基本趋势之一。然而，这种趋势也产生了理论研究日益抽象以至于脱离了现实政策实践或经验分析仅仅停留于对政策文本内容或决策过程的简单描述而缺乏理论“纵深”等弊端。如何弥合“宏大理论”与“具体经验”之间的“鸿沟”，应当成为政策话语研究者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当前来看，在既有的政策分析理论或框架中纳入“话语”要素可以成为对理论与经验分析进行整合的一种可选策略。例如Hajer(2005)对环境论争的“话语联盟”分析即是在政策网络分析框架中融入了福柯的话语理论。事实上，现有的各种公共政策制度分析或行动者互动分析等途径，均可以尝试与话语理论进行结合。除此之外，研究者也可以尝试对抽象话语理论中的某些要素进行“操作化”界定，从而构建出一种全新的政策话语分析框架。当前来看，这种分析框架上的创新还较为少见，有待相关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
①该共同体的成员主要包括Frank Fischer、Jennifer Dodge、John Dryzek、Herbert Gottweis、Steven Griggs、Maarten Hajer、Jeremy Hunsinger、Tim Luke、Navdeep Mathur、Douglas Torgerson、Dvora Yanow，具体可参见http://www.cddc.vt.edu/tps/。
②就极端的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区别而言，前者持绝对的主观主义取向，否认一切客观实在的存在，认为世间所有事物都是在人类头脑中主观建构的结果；而后者的立场更为温和，它并不否认客观物理世界的存在，只是认为对人类自身而言“有意义”的并非物理世界自身，而是人类对它们的意义赋予与诠释。
③对布迪厄结构主义建构论的介绍，可参见闫志刚.(2010).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