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日关系的建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陆忠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一
随着时代的变化，今天的中日关系已与32年前建交时有所不同，在今天推动中日关系的意义和影响，既有与32年前相似之处，又有了新的内涵。
首先，中日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亚洲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和日本是亚太地区的大国，两强关系的“好”与“坏”均会对周围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这对双边关系起伏不定或出现问题会影响整个地区的稳定。日本2003年的GDP为4.3万亿美元，经济力量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占有极大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在亚洲经济中的影响举足轻重。同时，日本在安全、政治领域的影响也在上升。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25年实现了年均9.4%的经济高增长率，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不再是经济落后的“跛脚”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和地区安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日益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对亚洲地区来说，中日关系的好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美国的军事存在对该地区的影响。
其次，中日关系也是关系亚太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关键。32年前，中日建交为这一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开拓了一条新路。32年后的今天，整个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冷战到冷战之后，再进入现在所面临的全球“反恐”。相较而言，亚太地区在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方面进展缓慢，水平低于欧洲等一些地区，处于不活跃的状态。想要激活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关键在于中日两国能否真正共同推动。亚太安全问题的焦点在东北亚地区。而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没有中日两国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的。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问题已经议论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太大进展，目前“六方会谈”机制的确立，使人们对该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又抱有希望，这也是与中国的积极态度和日本的参与分不开的。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也是如此。虽然目前中国与东盟2002年已就10年内完成FTA谈判达成协议，日本也加快了与东盟的ETA谈判进程，日韩也计划于年内完成FTA谈判。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中国、日本这两个东亚最大的经济体不能实现合作，东亚经济的一体化也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关系对现阶段亚太地区安全经济合作的推进具有重大意义。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10周年。甲午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日为了朝鲜半岛的利益而大动干戈。在11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好的趋势，为了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中日进行着良好的沟通。
第三，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从主观愿望上讲，中日关系在各自的对外关系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方面，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对外政策有一个指导性的提法，即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从周边国家角度来看，日本都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在日本方面，日美同盟是其二战后外交的基轴，日本外交在强调与美关系的同时，也将中日关系作为其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冷战后，日本外交更是出现了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推动的趋势，尤其是中日围绕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对话，及其所产生的对地区的稳定作用，对日本长期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层触动；同时，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也使日本政界和经济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因此，日本政界对中日关系的重视程度比以前表现得突出。
但是，应该看到，中日关系现阶段的发展在客观上并没有达到双方主观重视的要求。人们描述中日关系现状时，常用的一个提法是，经济关系“热”而政治关系“冷”。而且，从动态的角度看，如果这种政治关系“冷”的局面得不到改善，尤其是日本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不作出改变，那么沉闷的政治关系势将影响活跃的经济关系。
尽管中日政治关系的沉闷直接表现在双方首脑的互访中断上，但不同层面的消极因素也反映了两国关系中“冷”的含义。在外交方面，小泉当政以来，日本对外政策出现了四种矛盾现象，这也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特征：(1)在推动中日关系的同时，仍坚持错误的历史观；(2)既加强同中国大陆的关系，又继续与台湾保持活跃的交往；(3)在推动日亚关系的同时，也在强化日美关系；(4)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表现积极活跃，围绕能源、资源的开采摩擦激化。在国内政治方面，日本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对中日关系有消极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日本的选举制度有了改变，有了小选区制，这种小选区制度下产生出来的新生代政治家，他们的视野比较狭窄，只关心选区的利益。更主要的是，这些新生代政治家中不少人受家族的影响，与台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日本政界在现阶段或未来一段时间里，很难出现像田中角荣等当年在推动中日关系过程中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家。此外，中日关系还在相当程度上受舆论或某种情绪化的影响。比如，日本民间与中国接触交往比较多，他们中一部分通过日常生活来体验中国，由此突出了中国人在日本老百姓心中的某些负面影响。同样，在中国百姓眼里看到的是日本右翼的反华事件，以及少数日本游客的“嫖娼事件”等等。
当然，尽管中日关系有风浪，或者说现在政治关系上很沉闷，但两国政治家中有一种理性的、健康的力量在推动中日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两国的相互理解，从主观上积极推动两国关系，既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中日21世纪友好委员会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
如何认识新形势下中日之间存在的矛盾或问题，两国的政、学界，包括中日21世纪友好委员会进行过广泛的讨论，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中日相互适应调整的问题。冷战后经过十多年，中国和日本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日本追求大国地位，经济经历了长期的低迷；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有较大发展，对外政策积极活跃。这些变化导致中日两国关系原有的一些心理平衡被打破，对此，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需要一个适应调整的过程。
从日本方面看，它对中国实力上升有一个适应与接受过程。中日两国正处于一种国力强强并存的阶段。比如在经济上，双方的影响力相当，特别在进出口规模上，已逐渐地出现一种中国规模扩大、日本相对缩小的态势。所以，合作、竞争和矛盾是当前两国关系的基本态势。现在不少日本人往往只看到竞争和矛盾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合作；把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看成是对日本的一种冲击，而没有看到它对日本所提供的一种机遇。这种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的较劲心理。日本有些舆论夸大中国的所谓对日政策新思维，但同时日本国内缺少对华政策新思维，其对华思维中冷战烙印很深。尽管表面上不太讲“中国威胁论”了，但内心里同中国竞争的意识还很强烈。小泉外交的四大矛盾现象正是反映了这种思维。
实际上，日本国内在处理对美外交与对亚外交问题上，在对华外交是竞争还是合作的抉择上，学界和舆论界，一直有争论。从最近的舆论及学者言论来看，围绕着对华关系基本上有两种不同观点。就宏观和战略层面而言，日本的政界和经济界基本上看到了中日经济关系日趋密切，中日关系在本地区安全和经济态势中的重要性，也希望能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但就微观和战术层面看，部分政界人士更多的是考虑国内政治的需要。
从中国方面看，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中日关系定性的问题。日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认为应该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在国际舞台上和其他大国平起平坐；以小泉为代表的决策层，想的是重振大国地位，提升日本在亚太和国际上的安全和战略地位。如借“反恐”，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拓展军事活动范围的政策，出兵伊拉克、并可能要参与多国维和部队等等。日本的转型必然引起中国关于日本国家走向的思考。我认为，当今的中日关系不能用“敌我友”的关系来套，而应用“你我他”的关系来划分。这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双方关系。
第二个方面是中日在现阶段尚有许多具体问题，或者说还有许多门槛没跨过去。这些问题以前也谈到过，就是几个T的问题。
一是领土问题。最近几年，钓鱼岛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易于激化两国民族情绪的热点问题。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但双方对主权有争议。在无法解决主权争议的前提下，如何维护现状，共同开发，是今后需要协商处理的问题。这几年，日本越来越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而且想将美日安保条款应用于中日领土争端上。
随着近年来日美同盟关系的加强，特别是日本在阿富汗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在政治、军事上均明确支持美国行动，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也明显发生了变化。1996年，美国驻日大使蒙代尔曾明确否认美军根据日美安保条约钓鱼岛争端的强制性，但今年3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却明确表示：“钓鱼岛属于日本施政范围，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今年6月1日《朝日新闻》文章指出，美国转变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出于自身战略需要，因此是“靠不住”的。领土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自尊和民族感情，日本的一些做法，如2002年通过由政府向私人“领有者”租借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以及拉着美国介入，极易使两国对立升级，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二是台湾问题。在陈水扁当局炒作公投、制宪，出现单独改变海峡两岸现状举动的形势下，日本如何从维护地区稳定的角度确定立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目前看，日本的举动，并不让中国感到放心。2003年12月12日，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公然在台北举办天皇诞辰招待会，邀请台湾当局“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等政要出席。同年12月25日，曾于两年前核发签证让李登辉赴大阪“就医”的前首相森喜朗“因私”访台。这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继福田赳夫后第二位前首相访台。短短3天的行程，不但办完了为亡友扫墓和与台经济、体育团体交流等事，还偷闲出席了台当局的授勋仪式，“抽暇”会见了陈水扁和李登辉，其效率之高，令人咋舌。另外，日本还公开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世界卫生组织。虽然日本一再声明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的立场，不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但这些做法的确可能给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也有损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三是教科书问题。这是当前中日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障碍。小泉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已经产生了直接的不良影响，但仍然我行我素。小泉的做法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对此我不甚同意。因为从某种角度讲，小泉执政已经很长时间，基本摆平了自民党内各大派系的利益争斗，稳定了首相宝座。今夏日本将进行参院选举，从目前的形势看，小泉的胜算较大。所以，作为一届首相，小泉对面临的选举以及对党内利益平衡问题都已不再担心了。在这种情势下，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实际上是出于将日本发展成政治大国的国际“大政治”考虑，同时也是日本对华的一种“较劲”心态的反映，其目的是想让中国吞下这枚苦果。小泉参拜时，总有一批官员前呼后拥，他在这方面有一批“志同道合”者。换句话说，即使小泉不去参拜了，其他政客也会去参拜。
四是战区导弹防御体系问题。这个T也是老问题，但联想到现在美国在东亚地区调整驻军结构，日本在美国东亚安全地位中上升的情况，令人感到在干预台海局势上日美合作的步子越来越快。近年来，美国一直要求日本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甚至明确要求日本修改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通过《周边事态法》、《有事法制》等，日本自卫队对美军提供战时合作的范围已大大扩大，日美军事合作机制明显得到加强。日本于1998年12月决定与美国共同研究开发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2003年12月日本决定引进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可以说日美间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步子大大加快了，这既是美国的要求，也符合日本的愿望。导弹防御系统并非单纯的防御武器，而是完全可以转用为进攻武器。这肯定会增加中日间在战略上的不信任，甚至引发东亚地区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另外，日本一直不肯把台湾排除在其《周边事态法》的适用范围之外，这也不得不让中国认为日本有干预台湾事态的企图。
五是贸易问题。2003年中日贸易额达1324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30.4%，但同时两国间的贸易差额也导致了贸易摩擦。前两年的农产品问题出现时，中国出口的蔬菜在日本就被炒作为毒菜。此外，日本对中国的大葱、纺织品欲提高关税，甚至引发两国摩擦。从现在来看，中国的进口市场越来越大，而且增长速度惊人。1991-2001年，全球贸易额增长1.8倍，而同期中日贸易从189亿美元增加到759亿美元，增长5倍，中国与亚洲四小龙贸易从66亿美元增加到516亿美元，增长7.8倍，中国与东盟四国（菲、马、泰、印尼）的贸易从44亿美元增加到210亿美元，增长4.8倍。1997-2003年，中国进口总量从1423.7亿美元增加到4128.4亿美元，增长2.9倍。2003年，中国从日本进口572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43.6%，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2.2%。中印的贸易规模已经超过了日印的贸易规模，中印贸易额1999年为19.87亿美元，但2000年、2001年分别增长46.6%和23.4%，2002年中印贸易额达49.46亿美元，增长54.8%。专家估计，中印贸易额2004年即可达到10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印度的第三大进口国。相比之下，日本在印度贸易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双边贸易额从1999年到2002年下降了6.7%，2002年为37亿美元，在印度主要进口国中仅列第8位。所以，今后不管是中日贸易本身的内涵还是中日贸易发展对地区内的影响，都是现实的重要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处理。
三
尽管中日关系存在着许多问题，但鉴于这对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中日21世纪友好委员会中方委员，我认为我们应该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提出一些有益的思路或具体的方案。我们应该看到，在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中，两国还有许多合作机遇。日方委员曾把这些机遇进行了系统总结，按照主要问题的英语字母排列，我把它归纳为几下几点：
A(Asia-Pacific region)、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这涉及的是覆盖面积比东亚更大的区域安全合作。在这方面，亚太地区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刚刚处在一个设想阶段，处在由休眠向激活状态转换的时期。如何从机制方面保证这个地区今后的稳定应该是中日两国加以推进的。我认为，无论是亚洲经济共同体，还是亚洲安全合作体，都是我们亚洲国家的一个梦想。
B(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后“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区域金融合作。自从上世纪的金融风暴以后，该地区许多国家都在构思建立亚洲地区防范金融危机的机制。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处于一种混沌的“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亚洲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02年围绕着《清迈协定》中日之间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双方承诺一旦一方遭到金融风暴的袭击，另一方要利用本国的金融力量给对方以稳定支持。中日迈出的这一步对亚洲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意味着在今后构筑经营整个地区的合作机制方面，中日两国是能够发挥作用的。特别是，现在人民币越来越受区内许多国家的欢迎，今后日元与人民币的关系应该成为中日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涵。
C(CBMs)、建立相互信任。这里指的是广义的相互信任。我一直讲，安全问题实际上是安心问题。中国人对日本国家走向如何认识，而日本人对中国国力的发展、对中国在本地区影响的扩大，或者说中国今后国家发展的定向如何理解，这也是中日关系内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关系到整个地区的稳定问题。中日两国需要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切实的工作。
D(DPRK)、在朝核危机上的合作。围绕着朝核危机，六方会谈已进行了多轮回合，中国与美、日、朝、韩、俄都分别交换了意见，起到了两面劝和的作用。这本身已经构成了中日关系发展稳定的一个重要内容。我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加强与日本的交流，对中日关系的深化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E(energy and environment)、能源合作和环保合作。能源和环保是现在中日关系中的两个热点，也是未来双方所要面对的。提到能源，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安大线”和“安纳线”之争，实际上，在“安大线”和“安纳线”问题的背后，是中日两国在能源问题上的长期竞争。说它是良性的，那就是竞争；说它是恶性的，那就是争夺。中国和日本都是能源消费大国，今后在能源的海外开发、运输，以及海洋通道安全、节能产业结构建立等等方面，中日都有必要相互沟通、交换意见，需要确立一种双边的良性合作。我认为，能源合作应该能把中日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众所周知，欧盟的形成起源于法德煤钢联营。因此，中日之间的能源合作如果做得好既能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的台阶，也能推动地区合作向前发展。至于环保问题，这是中日面临的另一个合作机遇。长期以来跨国环保合作被称作绿色安全合作，它涉及到包括海上油轮泄漏、沙尘暴、海洋污染和治理等问题等等。在这个领域，中国需要借鉴日本的经验，中日环保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F(finance)、金融领域合作。这里提到的金融合作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合作，涉及建立亚洲地区的债券市场，建立亚太地区共同基金以防范金融风暴，以及今后的地区外汇储备的币种安排问题和人民币与日元汇率相对稳定问题，等等。
上述机遇中的每个方面，既能深化双边关系，又能推动双边关系发展。这实际上是中日两国面临的重要的工作任务。我认为，中日21世纪友好委员会应该在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上有一个“路线图”，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确定第一个甚或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的指导思想应从简单、容易的问题入手，逐步推动复杂的问题得到解决。当然，指望这届委员会解决五个T的问题，甚至所有T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但起码有一点，就是增进双方的舆论、双方的国民对由T所代表的双方关系中的障碍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路线图”是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要切实落实还需要有一个“行动图”。这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草根阶层”推进到政治决策层。以民促官，这是中日关系发展历史已经证明的一条成功经验。在1972年中日建交之前，中日之间的民间外交十分活跃，各种渠道非常多也非常起作用。通过方方面面的合力，推动了日本执政党对华关系的最终改善。中日建交后，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自民党一党执政。今天，日本政界的新旧交替有了很大变化，我们面临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双方所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所以还是要强调加强交往，青年政治家之间要加强往来，两国的学界、舆论界都要加强往来。这届委员会日程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就是安排中国的媒体与日方委员见面，其中不仅有中国的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以及影响较大的网站，如新浪网、搜狐网等，也包括中国的一些非主流媒体，如《南方周末》等等。大家坦率交换意见，中国人听听日本人的想法，日本人也听听中国媒体的想法。除媒体外，我想还应该加强青少年的交往。
加强公共外交也非常重要。中国外交部最近新建立了公众外交处，这也是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中国国民正确地理解日本，这次日本大相扑访问演出，在中国引起了非常积极的反响。那么，中方要做的就是让日本国民了解发展中的中国，中国有她积极向上的一面、实力强大的一方面，但也有落后、问题的一方面。如果日本国民对中国方方面面能有一个全面的、客观的看法，双方对对方的期望值或估价就会越来越趋于合理。这对双方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中日关系的好坏取决于双方的努力。我们在期望日本作出积极努力的同时，就中国来讲，我认为需要优先加以改进的地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对日本的研究。尽管我们有许多人在日本进修过，学习过，但国内研究日本的队伍相对较弱。一方面是中日关系越来越重要，中日关系对亚太发展越来越重要；而另一方面，研究日本、真正客观认识日本的人越来越不相适应。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中国要有自己的研究队伍，并且能够真正客观、冷静、理性地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
二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最近日本方面的行动给我一个启发，日本政府出台了两项措施，主要内容就是拨出一定的经费聘请中国年轻公务员到日本进修。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当我们接近全面小康状态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请日本的一些官员来中国考察，既要看城市也要看农村，既要看沿海城市也要看内地，既要接触高层干部也要接触平民百姓。这样他们才能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了解并理解中国。
三是发挥舆论的正向影响作用。舆论有它的一个职业特点，就是要写一些能够吸引读者或者说吸引眼球的内容。所以，它既有不冷静的时候，但也有更冷静的时候，报道一些客观的事实，如国内有些报纸已经发出了一些很理性的声音，如“反日不一定就是爱国”。无论如何，媒体应该更多地客观报导，不能一边倒地追随或附合某种情绪化的东西。
张蕴岭：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研究员。
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关系之一，判断这对关系的好坏不能简单地下结论，我们至少应该从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经济关系看，随着东亚经济结构的形成，中日在地区网络中的互补性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因此，双方的经济关系必然会在区域经济整合进程中进一步深化。经济关系是密切中日关系的一个纽带，更是双方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不破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历史证明，在以往大国之间发生较大对抗时，彼此的经济关系都是较弱的。当然，经济关系并不能完全解决政治关系中的问题，甚至有时候还可能添“乱”。但现在的中日经济矛盾与历史上用军事手段争夺资源、争夺市场的情况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现在应该是双方正常发展中的竞争矛盾，它可以通过经济本身的一些手段来解决。所以，我认为，竞争、互补、矛盾将是今后10-20年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政治关系看，我认为目前两国的矛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两国都处在转型时期，双边政治关系存在着转型中的错位。这里我首先想强调的是，日本在经济上的转型并不是造成两国关系错位的主要问题。日本在变成了成熟的经济体后，进行了一些大的调整，这些调整尽管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作为一个发达的经济体，日本有着雄厚的基础，它的发展潜力和实力始终是存在的，而且经过调整，日本还会在一些领域重塑竞争力。因此，日本经济转型主要还是一个解决自身矛盾的过程，不能归结为日本实力下降，中国实力上升，也不应该是中日间的主要矛盾。相反，日本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中国市场，中日之间的互补性会进一步突出，这对双边关系来说应该是积极的一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在心理上会产生某种落差，有一个接受度的问题，觉得中国上升太快，日本发展太慢。日本国内对这个问题也有过长时间的辩论，多数人认为，经济上强大的中国对日本存在着竞争威胁，但中国要赶上日本还需要很长时间。
中日转型中的错位主要体现哪儿呢？一方面，从日本来说，中国正处实力不断上升的转型期，日本对于突然出现一个整体上不断强大，特别是军事上强大的中国，是最担心同时也是最不愿接受的事情。尽管有美日同盟，但中国军力的强大仍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定位的一个主要考虑。因此，中国军力的上升也使中日间的安全矛盾上升。另一方面，从中国来看，日本正在调整自己的政治方位，要走向正常国家，加强在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作用。对于一个越来越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力量的日本，中国也有个接受度的问题。特别是在军事上，日本欲在美日框架下加强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甚至超出了过去认为是不可能发展的一些能力。这些年来，我们面临的一个困惑就是如何对日本定位，日本要调整成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日本，一个政治大国的日本，甚至是一个军事大国的日本，这使中国对日本的担心增加，尽管中国正处在上升期，但在政治上及军事上仍有许多劣势，对日本的上升是不放心的，甚至感到是一个威胁。所以，如何认识一个调整的日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对日本的担心增加，日本对中国的担心增加，这两个增加碰在一起，使今后中日之间的关系变得很敏感。
第二，中日的利益竞争加剧，比如在能源领域。日本一直是一个资源对外依赖很强的国家，90%以上能源依靠外部供应。而中国过去对外能源依赖是比较小的，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现在也参与到了国际能源市场上的竞争中，而且竞争势头迅猛，已成为世界能源的主要消费国，这使日本感到不安全。未来，中日在对资源的竞争上将会加剧。尽管这种竞争与传统的争夺有区别，但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各国对此都很重视，由此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势必涉及到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也容易调动国民感情，像在俄罗斯石油管线问题上的竞争，就对中日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太好解决。还有海上资源开发问题、设计大陆架认定问题、专属经济区划分问题等，这方面的矛盾可能会加深。如何找到一种合作的方式，这需要智慧，也需要手段。
第三，如何超越历史。超越历史不是忘记历史，而是说历史问题不应该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永久障碍。但如何超越历史？双方有分歧。出于复杂的原因，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并没有了结。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我们没有办法扭转日本人的历史观。从日本的国内因素看，领导人要推动日本走强国、大国之路，必然要对国民树立一个强国领袖形象，换句话说，日本要成为强国，恐怕就会更多地考虑国内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甚至可能对外表示出更强硬的姿态。这会被中国人看作是向中国人示威，推翻历史。我们的时代已经走出历史，但是，现实的矛盾，特殊的关系和利益上的差别，也可以使历史问题往往会成为一个矛盾表现的敏感启动器，每当中日出现一些矛盾时，历史问题便凸现出来，成为一个爆发点。
总之，中日关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复杂的双边关系，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如何推进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我认为，双方，尤其是学者必须从战略、长远的角度，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分析、认识，看未来的中日关系。眼界要放宽，要将这对双边关系放在地区和在世界发展的范围去考虑，也就是说。要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战略。中日关系发展的目标，第一个是稳定；第二是协商、合作；第三是建立一个长期构架。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应对挑战。从中国方面来说，重要的是如何超越历史，摆脱百年屈辱的历史情结。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但现实政治不能停留在历史层面上。在处理中日历史问题时，一是要处理好国家利益，另一个是要处理好国民感情。这二者有一致性，也有矛盾性。中国人必须努力走出被伤害的历史情结。为了加强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基础，有必要为大家提供一个共同参与的平台，这就是把中日放在东亚地区合作的机制平台之上。尽管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也许需要几十年，但需要为此而努力。只有把中日放在一个共同参与、合作的制度性框架下，两国的关系才可能稳定。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目前，对中国和日本来讲，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义在于共同利益和各自利益两个方面。
从共同利益角度观察，中日双方能在改善双边关系中获得的最大共同利益是东亚区域化。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为了应对全球化负面作用的威胁，区域化已成为目前最为有效的策略。欧洲和北美国家都在用区域化的策略保护自己。不管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中国和日本都需要参加东亚区域化合作，而中日合作是东亚区域化能否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目前中国推动区域化的决心已经明确，但日本面临着三种选择，一种是德国式的选择，全心全意推动区域化；第二种是英国参加欧盟式的政策，半心半意地参加东亚区域化；第三种是日本目前的政策，观望为主，以双边贸易自由化抵制东亚区域化。不管怎样，中日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化合作对双方的绝对收益都会增长，只是相对收益有所不同。
从中日各自的利益需求看，中国需要通过改善双边关系促使日本不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军事政策。日本是美国在东亚最大的军事盟友，也是在台海军事冲突中最可能向美国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中国需要与日本就这一问题进行对话，让日本尽可能地少卷入到可能的中美军事冲突中去。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但他们并不保证当中美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必然向美国提供军事支持。因此中国需要通过改善关系，使日本认真考虑是否在台海军事冲突中为美国提供军事支持。日本也需要通过改善双边关系实现其政治大国地位。日本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其根本困难不是实力，而是国际承认。日本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但却不能享有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的政治大国地位，其原因不是实力不足而是没有安理会的特殊政治地位。日本要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即需要美国的帮助也需要中国的帮助，特别是在联合国安全理会改革方面，中国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从共同利益还是从中日各自的利益角度讲，改善双边关系对中日都是有实质性好处的。也就是说，改善双边关系的意义是实质性的，而不是虚假的政治口号。但是，我不认为经济利益应是改善中日关系的目的。中日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并不是紧密相关的，双边政治关系不好，但双边经济关系照常可以发展。目前，中日经济关系是市场主导的，而非政府主导的，因此两国政治关系的坏与好，对双边经济关系的破坏或促进的作用都不大。反过来讲，中日经济关系进一步深化也改善不了双边战略关系。我认为中日关系中的问题是政治性的，因此需要从政治方面分析中日关系。
我认为，改善中日关系的障碍主要是在日本方面。第一，日本官方右倾政治立场不断增强。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范围内出现政治右倾化趋势，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奥地利都出现了右翼政府。在这种大潮下，日本也不例外，右倾势力成为主导力量。日本国内右倾势力的发展，政治观念更加倾向于对抗而不是合作，这种政治势力的强势使得小泉政府对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性不强。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日本右翼势力占主导地位的情况短期之内不会改变。
第二，日本的基本外交战略是联美制华，即依赖日美同盟牵制中国的强大。日本担心中国在东亚地区起主导作用，这种思想意识将使日本在较长期内执行联美制华的战略。例如，在中国与东盟签署了10+1自由贸易区框架协定后，日本立即行动起来要与东盟搞自由贸易区，同时拒绝参加有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日本与东亚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目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即牵制中国在东亚的崛起强大。我以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中日战略矛盾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双边矛盾的实质。也就是说，由于日本采取的是联美制华的基本战略，因此采取了强硬的对华政策。即使小泉不参拜“靖国神社”，还会有其他问题出现，中日难以恢复领导人互访。
第三，日本经济困难使得小泉政府以中国为借口摆脱责任。日本经济持续停滞不前已经多年。由于日本政治体制的约束，日本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的可能性较小。然而没有大规模经济改革，经济快速回升的可能性就小。经济上没有成就，小泉政府就面临国内政治压力。为了缓解压力，小权政府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为经济不佳寻找替罪羊。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又离日本这么近，因此中国很容易成为小泉政府解释日本经济不好的借口。二是以外交上的成绩弥补经济上的无力。对华采取强硬姿态，可以帮助小泉政府向民众展现其执政能力。
根据上述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三方面困难，我以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将是一个长期问题。固此，对改善双边关系我有三点想法。
一是改善中日关系需要耐心，需要从长期角度考虑，短期见效的政策不易找到，否则，欲速则不达。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太多，不能解决只好先搁置。日本最多能成为亚洲的英国，不太可能成为亚洲的德国或法国。这就意味着中日发展像法德那样的战略合作是很难的。日本的地缘战略决定了日本只能是有限度地参加东亚地区合作。我以为日本参与东亚地区合作的程度难以超过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程度。比较而言，英国加入欧洲的意愿明显强于日本加入亚洲的愿望。我们不能过高期望日本参与东亚一体化的意愿，因此改善对日关系需要从长计议。
二是官民分开。目前中日关系在官方层面与民间层面与过去有所不同。以往是官方关系好于民间关系，但现在是日本官方对华态度比民间对华态度更不好；过去中日官方关系易改善，民间关系难改善，现在日本官方的右倾化程度比民间更严重。因此，中国在改善对日关系方面可考虑采取官民分开政策。对日本政府采取公事公办的原则，该批评的还是要批评，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就合作，没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不必牵就日本政府。但是在改善中日民间关系方面则应采取主动和大度的政策，对日本民众还是要加强交流，促进人民间的理解和认识，发展民间的友好关系。这样长期坚持就可以起到以民促官的作用。对于如何改善中日民间关系的策略问题，我认为应坚持实事求是，以诚相待。我不认为放弃中日历史问题就能改善中日关系。历史是存在于民众头脑中的东西，政府是无力让人民忘记历史的，而且忘记了历史害处很大。忘记文革历史将可能使我们重犯文革错误。我们应该尊重历史，而且用我们的行动告诉日本人民忘记历史的危害。我也不太赞成改善中日关系从经济入手。经济合作本身是利益，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友谊随着利益的变化友谊也就变了。中日经济关系是由市场主导的，政府在经济上能做的事很有限。而且加强中日经济关系不一定就能改善双边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经常伴随着竞争与摩擦，因此经济交往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政治矛盾。我认为加强中日民间关系的重点应放在文化交流上。文化交流的重点应放在青少年上。在日本，老年人对中国感情好的多，中年人对华态度不好的多，青年人对华情感还不确定。改变成年人的观念是困难的，因此加强中日青年人的文化交流，使下一代建立起友好关系，那么20年后中日关系就有了友好的社会基础。
三是在安全问题上中日可以开展“消极合作”。安全上的“积极合作”是指双方合作应对第三方的军事威胁，“消极合作”是指双方合作防止双方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我认为，中日在安全问题上难以进行积极合作，因为日本的战略是联美防范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日消极安全合作应该成为首要策略目标。中日之间可以进行实质性的军事交流合作，交流的内容可以先易后难。例如，双方可以事先相互通报可以公开透明的军事政策和行动，而后讨论建立防止双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机制。建立一种消极合作的安全机制，有助于增强相互之间的安全信任。冷战后，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就是以消极合作为主的交流。中日之间开展消极合作的军事交流对双方都有利而无害。就目前来讲，它的最直接意义在于防止中日在未来台海军事冲突中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高级编辑。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想从记者的角度就中日关系中的问题或困境，以及如何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等方面谈一些个人的想法。
谈到问题，我认为首先有一个如何看待日本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将对方按“朋友”“敌人”这种方式划分，“非敌即友”或“非友即敌”这种思维存在着一个盲区，即忽略了第三种关系。这也导致中国在处理与日本关系上现在陷入了一个很大的僵局。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一种朋友的虚幻概念上与日本交往，对日关系很热，但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只是一种幻觉，日本并不能成为朋友。但如果说日本是敌人，这也同样不符合现实。现在中日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两国彼此之间的战争威胁越来越小，双方政府及民间交往越来越多，所以现在的日本肯定不是敌人。既不是朋友，又不是敌人，那么中国应该如何看待日本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太会处第三种关系。
其次，存在着两国国民情绪错位的问题，这种错位对双边关系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总体来看，双方的国民情绪现在是一种彼此敏感、不协调甚至对立冲突的状态。中国人对日本人有一种仇人情结，而日本人尽管不把中国人当成仇人，但对中国人仍然有一种俯视的心态，这是过去那种瞧不起中国人的心态的演变。日本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中国赢了日本，如果没有美国的原子弹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胜日本。中日国民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对双边关系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中国方面，当日本人有任何刺激中国人的行为出现时，马上就会有一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情绪。而从日本的角度看，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不足，日本有一种面对弱者的心态；但现在中国向前发展时，日本人心理很矛盾、很焦虑。一方面不希望看到中国取得的成就，甚至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中国存在的不足过分关注，并迅速勾起了他们瞧不起的心态。这种双方国民情绪的错位与现实中两国关系在政治上冷、在经济上热，其中应该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双方的民间感情在下降，但可以肯定的是，两国民众在对待中日关系问题上比过去更敏感了。在80年代初，由于双方相互不了解，因此民众对政府的决策有一种期待，情绪上是有所克制的；可现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民众的情绪非常敏感，这种敏感反映到表面上有时就成为一种情绪上的冲突或对立。
再次，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问题。可以肯定，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是消极的方面。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可能会使中日双方进入暗中较力的过程，而且现在已经有了这种苗头。过去，中国与日本是一种纯互补的状态，中国是劳动密集型的，日本是资本技术型的，等等。中国在未来5-10年，必然在许多方面走人日本的强项领域内，不可能只维持世界加工厂的状态，这种较力过程可能就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某种“障碍”。
最后，我认为中日关系相对于其他双边关系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将日本作为中国的周边外交一部分，和把日本作为世界外交一部分，两者是有巨大反差的，而且存在着一个两难问题。在周边外交中，中国需要与日本寻找更多的利益，加强共同合作；但当考虑日本是世界的一部分时，又会看到日本的离心力，它与美国的关系，想作政治强国的欲望等等，所以制约的成分要多一些。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我认为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需要改变那种虚幻地展望未来，或总是就事论事，出一件事情就解决一件事情的行为方式。考虑的重点应该放在双方如何为未来做更多现实的决断和选择。从政府层面说，现在在政治领域和外交领域处于某种“死胡同”状况，其实就是一种相对冷场的时期。从积极意义看，这也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冷静思考的时间，如何对中日关系准确定位？需要调整哪些行为？我记得龙永图说过一句话：谈判是妥协的艺术。我们这些年常常谈双赢，其实双赢的前提首先必须是双方要为达成某种一致而做出各自的策略选择。在中日关系上，这就涉及到日本的策略选择是什么，中国的策略选择又是什么等等一系列博弈问题。中国希望为双方将来更多的沟通和合作打下一个情感基础，为此需要与日本达到一个最低的平衡点，日本如果只顾自己，不考虑中国的最低限度，双方就很难拥有这种沟通和合作的最低的情感基础。那么中国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定位，很好的大局观，还需要在策略上寻求一些途径促使日本作出积极的改变。比如，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单纯指责并不能改变现状。我记得美国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出版过一本书《巨刀》，其中提出了这样一种思维，即不是用我的方法去改变你，而是先研究你，研究完后我对症下药。在关于天皇问题上，该书提出不能用美国人理解的角度去处理这个问题，而是应该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并使用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策略我认为对我们是有启示的。现在，中日双方彼此对对方的了解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曾经以为我们是同一肤色，同一发色，都是亚洲人，彼此应该很一样。这种错觉大大地影响和减缓了过去20年来中日关系的进程。中国人为什么与美国人好相处，因为先前我们以为他们与我们太不同了，因此当双方看到彼此还有许多共同点时，就会更关注这些共同之处，并积极从中寻求合作。相比之下，日本其实与中国人在价值观、性格等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但由于过去我们忽视了这些不同，而只关注彼此的相同点，因此当不同点突显的时候，双方就会产生惊讶、焦虑，甚至失望。
其次，在处理中日关系上更多需要一些理性的思考，比如我们的外交要达到怎样的目的这个问题。如果仅是为百姓做外交，那么对日立场就要强硬，给民众一个交待。但从长远看，这对国家并非有利。因此，合理的选择应该是为利益做外交，在利益的基础上，在不过分伤害双方民众情绪的基础上，为未来赢得空间和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日关系更应该是冷静下来发展第三种关系，即一种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的双边关系，这第三种关系意味着在很长时间内双方至少应该维持最低情感的接受度。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同时也有利于在行动上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要改善中日关系的现状，既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也需要民众有所作为，还需要（就目前而言可能更需要）第三种力量发挥作用。这第三种力量不是一种纯民间的力量（我不太相信纯民间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而是包括诸如21世纪委员会、文化界、媒体等方方面面的力量。我认为，这些力量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推进中日关系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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