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3-0005-07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奇迹般的增长。“中国奇迹”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结果，后者的形成又离不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通过增量改革和渐进调整的方式寻求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道路，1993年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使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已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状态，同时打破了过去高度封闭的经济状态，转而进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广泛开展对外贸易的全面开放局面。然而，改革开放不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因。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追赶性质，其根本动因在于充分发挥了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5个方面在内的后发优势，改革开放只是这些后发优势的潜力得以实现的触发器。没有后发优势，中国不会出现远高于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的后发优势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的高速增长的成就也是不可能取得的。但是，如何发挥后发优势，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最能发挥中国的后发优势，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我们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概括为增长优先、投资驱动、沿海先行和出口鼓励四个方面。
1.增长优先发展模式
早期发展经济学把增长与发展等同起来，把经济增长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这在非常贫困的阶段是合理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是比较贫穷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多数人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这主要是连年的政治斗争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党的方针路线，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味着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邓小平提出一个烙印在所有中国人心中的响亮口号：“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的含义就是：发展是第一位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发展而展开。邓小平这里说的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文件把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具体化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就是要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后来江泽民明确把它概括为“发展是第一要务”；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发展是第一要义”。“兼顾公平”就是收入分配要考虑，但是应放在第二位。我们把邓小平的思想和中央的精神概括为增长优先发展模式。在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开放的伟大工程，为经济快速增长扫除制度上的障碍。但是，如何增长？采取什么战略促进增长？如果战略失误，道路走错了，增长也不可能持续下去。中国在过去30年中采取的战略和推行的发展模式，我们概括为三个方面：投资驱动战略、沿海先行战略和出口鼓励战略。我们总的观点是：增长优先战略确立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改革开放为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动力，而投资驱动、沿海先行和出口鼓励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途径。
2.投资驱动发展模式
发展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在发展初期，一定比例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他们围绕如何提高资本积累率提出了各种观点和政策主张。中国经济在起飞过程中，的确也是依靠投资和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和加快工业化进程的。中国资本形成率一直维持在30%～40%之间（见图1），平均达到37%。尤其是近几年资本形成率不断攀升，从2003年开始一直维持在40%以上，2008年达到了43.5%，远远高于高收入国家同期资本形成率(20%～25%)，也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同期资本形成率(20%～36%)。投资驱动的模式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从2001到2008年，资本形成总额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47.8%。
图1 中国资本形成率(1978～2008)
3.沿海先行发展模式
发展经济学家就平衡增长战略和不平衡增长战略进行了争论，而不平衡发展战略最终获得广泛认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奉行的是平衡增长战略，即把大量投资项目向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倾斜，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则投资较少，以此来实现经济平衡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改变了思路，放弃了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思路，根据区位优势，实施沿海先行发展战略，即给予沿海省份和若干城市特殊的优惠政策，让这些地区通过外贸和外资来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先后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为经济特区，然后陆续开放十几个沿海城市，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导。沿海地区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和较发达的经济基础，国家给予资金扶助、关税减免、下放审批权等特殊优惠政策，加快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目的在于培育沿海城市为增长极，通过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全国各地区共同富裕。沿海先行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统计数据来看，广东、福建、山东、上海、浙江等省市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领头羊，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4.出口鼓励型发展战略
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出口鼓励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且出口鼓励战略最终获得广泛共识。中国始终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这意味着改革和开放是密不可分的，在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打开国门，向整个世界开放。中国在过去30年中始终坚持外向型发展战略，把出口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为此在外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通过下放外贸经营权，允许工业企业直接面向海外市场；全面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并连续大幅度和大范围提高出口退税率。这种通过鼓励出口工业制成品来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即为出口鼓励战略。中国出口鼓励主要是根据国内劳动力丰富、劳动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广泛通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方式出口创汇。加入WTO后，中国接受全球化的统一规则，出口鼓励型发展模式可以使国家把资源集中在能产生最大经济效果的工业部门，并迫使出口厂商直接面对国外市场的竞争压力，不断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且通过出口鼓励可以加强国际交流，加快技术转移和引进的步伐，从而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扶植，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很快。1978年到2008年间，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5632.6亿美元，年均增幅达到17.4%，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978年位于世界第29位；自2006年以后就上升到第3位；2009年中国已超过德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198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不到1%，到2008年进出口总额占全世界的7.88%，出口额更是占到8.89%（见表1）。由于外贸多年顺差，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1978年居世界第38位，从2006年后一跃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外贸的高速增长与中国大力引进外资分不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引资国之一，2008年位于世界第三位，外资企业的出口大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在增长优先的目标定位下，中国经济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实了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成功的主要标志是：(1)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总量经济规模迅速赶上发达国家，人均GDP也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2)经济结构快速转变，农业劳动力迅速向非农业部门和城市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3)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4)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的吃穿住行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尤其是住房和出行条件改善得非常迅速。
但是，在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过去奉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而且有些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包括：(1)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加剧，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需求结构不平衡，供给结构不平衡。(2)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加剧，社会矛盾在聚集、在深化。(3)资源的消耗在加速并显现出日益枯竭，尤其是水资源缺乏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在不断恶化，对人民的生活和生命造成日益严重的危害。(4)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大，受外部冲击越来越大，经济变得越来越脆弱。
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思路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工业化中期阶段。与工业化初期相比，发展模式必须发生转变，以解决新形势所遇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首要的就是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关注人民福祉，也就是以人为本；其次是要改变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发展模式是通过发展战略来改变的，这里我们把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看作是一致的。
1.增长优先发展战略向增长与公平并重发展战略转变
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时是正确的。在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时，必须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来强调，促进经济增长比收入分配公平和保护生态环境更重要。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30年之后，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同时，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环境状况不断恶化。在这种形势下，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就必须要转变为增长与公平并重的发展模式。也就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社会公平，尤其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有可能会牺牲一些增长，但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在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时，牺牲些增长速度也是必要的，毕竟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福祉，为增长而增长是没有意义的。
2.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向大众消费主导型发展战略转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投资驱动的，高投资带来高资本积累，使中国的资本积累率保持在30%以上，近几年甚至达到40%以上。这种由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在发展初期是必要的，但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更高阶段时，这种由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消费需求萎缩、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结构失衡加剧，因此这种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必须适时转变。从需求结构来说，适度减少投资，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的消费，让消费需求成为新阶段的主要增长引擎。从供给结构来说，适度减少资本积累率，从资本推动型增长转到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的发展模式上来。从产业结构来说，主要是降低对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投资幅度，增大对服务业尤其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行业的投资和投入。
3.沿海先行发展战略向东中西部平衡发展战略转变
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发展初期，必须要采取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即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美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从东部最先开始，然后再向西部扩散的。中国根据区位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定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模式促进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了，其收入水平已赶上了中等发达国家。但沿海的发展拉大了与内地的经济差距，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之后，沿海先行发展战略必须转变为各个区域平衡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就是把沿海优先发展战略转到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
4.出口鼓励发展战略向出口中性发展战略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发展战略，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使中国从封闭性经济迅速转变到开放性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这种把出口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的发展模式的确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时间一长也带来较大的副作用，这就是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旦世界上发生经济危机，中国的出口就会立即受到巨大的冲击，导致外需不足，经济增长就会放慢下来。此外，如果长期依靠以资源为基础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也带来了资源过分消耗和环境不断恶化。进入新阶段，中国出口鼓励的发展战略必须适时转变为出口中性战略，即建立一个中性的贸易体制，对出口既不鼓励也不加以限制，使出口政策保持中性。出口中性战略有利于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有利于摆脱世界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巨大冲击。当然，出口中性战略是就整体而言的，就某些产业和行业也可以采取适当的促进出口的政策。
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建议
1.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切实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
以人为本，就是要将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体国民共享，以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享式增长和包容性增长。如果为增长而增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和提高，那就是以物为本，偏离了发展的宗旨。要转变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这就是要把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物质、精神、政治生活的全面改善作为最终目标。当然这里所谈的人是指一个社会中的全体国民，而不是指一部分人。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社会所有人的福祉都提升了，才能说做到了以人为本。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发展模式才会转变到公平发展、平衡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抛弃增长中心主义思路，让增长的引擎适当减速
增长中心主义的核心就是GDP崇拜，我们不妨把它称为GDP拜物教，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增加GDP。增加GDP当然很重要，没有GDP的增加，什么公平分配、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都是一句空话。鉴于这个关系，我们认为在贫困阶段，在温饱还没有保障的时候，实行增长优先战略是正确的，因为瓜分蛋糕首先要把蛋糕做大。但是，一旦蛋糕做大了，就要把重点放在瓜分蛋糕和做好蛋糕上。瓜分蛋糕就是要更加注重分配公平性，做好蛋糕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关注经济结构的平衡性，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性。一个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既保持高速增长，同时也保持经济结构的平衡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生态环境的舒适性，但这往往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在发展初期，应主要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而收入平等、区域平衡、人和自然和谐等目标暂时退居其次；但当发展进入中期阶段之后，缩小收入差距、注重社会公平、促进区域和城乡的平衡发展、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必然会牺牲一定的增长速度。因此，踩刹车让增长的引擎适当减速是必要的。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就是必须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需求结构看，要改变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发展模式，降低投资率和外贸依存度，通过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扩大消费，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使消费这驾马车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供给结构看，就是要降低资本在增长中的作用，提高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贡献率；从产业结构看，适当减少对重化工业的巨额投资，尤其是对汽车、房地产等支柱产业的巨额投资，从而降低工业化速度，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促进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3.加快体制改革步伐，促进经济、政治与社会平衡发展
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话语权显著提升。但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一些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在发展过程中是难免的，现在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最大的副作用是贪污腐败现象普遍化，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在经济上实现了市场化改革，但政治上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政府仍然控制着相当大的权力。这种不对称的改革在发展初期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根据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的观点，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威权政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过早的实现民主化，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一个威权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威权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政府权力过大就必然会导致腐败，而这种腐败行为在一定时期是可以容忍的，但现在已变得如此严重，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这种状况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破坏了基本的伦理道德体系，造成了官民之间的对立甚至仇恨。腐败不铲除，社会和谐是无法实现的，反而社会冲突就会变得愈来愈尖锐，致使影响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要消除腐败，必须要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内部监督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外部监督。要做到外部监督，就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权力的分享，是非常艰难的，因此要谨慎从事，否则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阻挠，也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近期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允许试点，在一些地方最好是在发达地区实施人大代表直选和专职化，让人大代表真正代表人民行使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二是放松舆论控制，容许媒体在法制范围内自由地揭露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三是政府管理和财政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四是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其中核心是财产公开，若只有申报而无公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除了政治体制改革之外，经济体制改革也要继续往前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消除一切歧视性制度，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首先，为了社会公平发展，应该消除一切二元管理体制。现在谈论最多的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这种由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管理体制是造成城乡居民不平等和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学者呼吁了多年，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还没有彻底废除。现在已到了彻底废除的时候了，因为条件已经成熟。
此外，二元土地制度也要进行改革。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在目前是导致城乡收入差别扩大的最重要因素，比城乡二元体制更重要。但是，土地二元性所产生的严重问题在学术界尤其是在决策层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集体土地是不能买卖的，而国有土地是可以买卖的。这样一来，农民的承包地和农民的宅基地就不能买卖，不能享有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这就等于剥夺了农民的财产收益权。而政府和城市居民可以从土地和房屋升值中获得财产收益。这种土地制度显然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必须加以改革。有两种改革思路，一是土地私有化，一是土地国有化，但在现有社会主义制度下，土地私有化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主张土地国有化，即把所有土地都变为国家所有。这样土地制度就一元化了，所有土地都可以买卖了，包括农民的承包地和住宅都可以在法律框架下在市场上交易，让农民从土地和房屋增值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收益，这样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收入不平等，也有利于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实际上，农民收入水平低下是消费不足的关键，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有利于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采取了许多倾斜政策，但我认为改革土地二元体制可能是提高农民收入最为有效的措施和途径。而且，消除土地二元经济体制还有利于土地的更为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再次，政府应该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消除一切歧视性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的所有企业都要一视同仁。传统观念认为国企才是代表国家利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非国企不代表国家利益，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扶植和支持国企就是维护社会主义。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按照所有制来区分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非国有经济的存在，也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存在。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和达到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经历了各种改革，逐渐融入市场经济。但是国家始终对于国企实施保护性政策，在市场准入上限制非国有制企业，在贷款和政府采购方面也是更多地向国企倾斜。这样国企的垄断地位造成了分配的不公，虽然国企交税较多（这不是国企效率高，而是垄断利润），但国企职工收入比非国企要高出几倍，人为地造成了收入差别的扩大。应该取消对国企的特殊保护政策，让所有企业在统一市场规则下层开竞争。更进一步，由于国企在某些行业的垄断性很高，其他企业进入这些行业较为困难，国家应该采取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这些垄断行业，以打破某些国企一统天下的局面。
4.尽快制订和落实符合科学发展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
我国政府官员特别是主要领导人都是由上级任命的，在这种体制下，对干部政绩的考核就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指挥棒，决定着干部升迁，用什么样的标准考核干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在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下，对干部政绩考核往往以GDP为标准，结果各地竞相发展经济。在发展初期，这种考核办法是合理的，有效的；但当发展进入新阶段时，这种以GDP论英雄的考核制度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地方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增加GDP展开，经济增长成了唯一追求的目标，这就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腿长，社会发展腿短，收入差距扩大，公共服务弱化，生态环境恶化。在新的发展阶段，这种考核干部政绩的标准必须改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以人为本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也就是要把本地区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城市卫生、社会治安、生态环境保护、政府服务质量、城市交通状况、民众休闲场所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考核指标。考核方式也必须改革，除了上级考核之外，还必须有服务对象即当地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
收稿日期：2011-01-28
标签：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