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和小说的命运更深--兼论“罗莎雨”的改编_电视剧论文

电视剧和小说的命运更深--兼论“罗莎雨”的改编_电视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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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电视剧,或曰电视剧是什么?这在大众眼里怕是个咬文嚼字钻牛角尖的问题。但是,在电视理论界,却是个有关电视剧本体理论意识的问题。

80年代初,王浩在《正统正宗 名正言顺》中提出:“我国的电视剧理论与实践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将那些根据小说改编而成,采用蒙太奇手法的电视艺术作品视为正宗,而把真正的电视剧置于天地难容之困境,这些偏颇的观念,既是对我国电视艺术发展的割裂,亦是对世界电视艺术现状的无视。”〔1 〕他以为“‘电视剧’和‘电视电影’这两种不同样式的艺术特色与界线,是十分明确的。目前我国摄制的电视艺术作品中的大多数,是属于‘微型电影’,理应划入‘电视电影’之范畴。而《秦王李世民》、《懿贵妃》、《上海屋檐下》、《吉庆有余》等等,才是标准的或正统的电视剧。”〔2〕

必也正名乎。中国人的血液里积淀了太多的正统正宗名正言顺。而依我之见,用电视手段拍摄出来并经屏幕传播出来的或短或长的声画故事,就叫电视剧。

不必追究它是小说改编出来的活动连环画儿,或是微型电影,或是实景的话剧戏剧,或是别的什么,不必验明它是正宗嫡传或旁门左道或非婚所生,因为,说到底,电视剧本身就是杂种。

杂种,是世俗骂人的话。可是,从生物遗传学的视角来看,杂种却拥有巨大的优势,它兼收并蓄,生命力极强,生存发展的天地广阔,电视剧无疑拥有杂种的优势。

有人说,它是戏剧和电影杂交出来的,戏剧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电影也有上百年的历史,而电视剧一诞生就由“父母”托起飞速成长。的确,电视剧与戏剧一样是一门综合艺术,至今电视剧仍采用戏剧以人物语言和行动推动情节发展,形成矛盾冲突,完成形象塑造等表现手段;电视剧跟电影一样是声画结合的视听艺术,都得通过流动的画面塑造形象再现生活,语言都是镜头语言,都得采用蒙太奇手法进行剪辑和组合。但是,电视剧跟戏剧、电影仍有很多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我以为是限制和反限制。电影受影院观看的限制,戏剧受剧场观看的限制,所以就有百年千年形成的习惯对观看时间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决定了电影、戏剧对故事、情节、人物的高度浓缩,所以电影、戏剧皆为结构封闭的艺术形式。电影的主人公形象不能多,说话不能多,事件不能太多太繁杂,节奏得快,图像得多“动”,观众处于被动地位,来不及想象就被迫接受了电影鲜明多变的画面。戏剧的时间、地点、情节统一的“三一律”表明戏剧是将生活高度集中化了。尽管电影家们不屈不挠地想冲破种种封闭限制,戏剧家们也作出诸如“打破第四面墙”的实验,但是,限制仍然是限制。当然,歌德名言曰:“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但说实在的,许多限制皆出于无奈。

电视剧不同了。电视剧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反限制”。电视的发展已成铺天盖地且登堂入室之势。电视机的进入家庭,电视剧的家庭观赏形式,彻底打破了时间的限制,今天没完不要紧,明天一揿钮再来吧,观众是主动的,只要看得下去,十天半个月不打紧,哪怕百天乃至上年也无妨,只要你编得演得好。这种痴迷于电视机前,被几集十几集几十集乃至上百集的电视连续剧所感召,每天每天地候着的永不消减的热情,与我们的前人痴迷于瓦舍勾栏,被那说书人的“且听下回分解”所诱惑有着惊人的相似。从观众的接受心态看来,较之电影、戏剧,电视剧与小说的缘份更深些。

因了观赏时间的限制被打破,使电视剧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事件场景等等的设置上都呈现“反限制”的优势,完全可进入无拘无束的开放天地,尤其是对电视连续剧。而我认为连续剧不仅是电视剧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且还是电视剧艺术淋漓尽致发挥之所在。如果说电视剧与小说的缘份更深,那么电视连续剧跟长篇小说就是不解之缘了。不信请看中国古代长篇巨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皆成功地改编成长篇电视连续剧,电视连续剧和长篇小说一样,不怕人物众多,不怕故事情节曲折繁杂,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旁逸斜出繁花满树那才有看头。长篇巨著也只有在长篇电视连续剧中才能得到恢宏磅礴又舒缓细腻的展现。譬如肖洛霍夫的巨著《静静的顿河》改编成电影三集,但观后感到丢掉的太多太多;曹雪芹的《红楼梦》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电影的整体水平无疑比连续剧高,但是,观众认同的仍是有不少缺憾的连续剧;无它,只因连续剧的形式适合长篇小说。反过来说,在限制中显出能手的戏剧若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如曹禺的《雷雨》和《原野》,尽管改编者使出浑身解数,添枝加叶,添油加醋,但是,给人的感觉当是不是滋味,无论褒贬。原著“反限制”中高手的光华黯然了,至少已不再是曹禺的《雷雨》和《原野》了。

小说和电视剧,尤其是长篇小说和电视连续剧的结缘,无论雅俗,却总能相得益彰、皆大欢喜。回溯中国电视剧并不漫长的历史,电视剧与小说的缘份不可谓不深。1958年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就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虽然对其思想性艺术性有种种非议,但毕竟是第一部,电视剧与小说结缘绝非纯粹的偶然。文革前为数不多的电视剧中有影响的几部也皆由著名小说改编而成,如《三月雪》、《江姐》、《虾球传》等。文革十年,中国电视剧几乎一片空白,其时,戏剧和电影倒是有种异态的热闹。文革后,新时期小说一度如春雷响过大地,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非凡的震撼,也即得到电视剧制作者的青睐,尤其是获奖小说。这样的结缘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柯云路的《新星》到陆天明的《苍天在上》,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到河北“三驾马车”的大厂小村系列,从《篱笆·女人和狗》三部曲到《女人不是月亮》、《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变奏曲,从都市的《蓝屋》、《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到《紫藤花园》、《蔷薇雨》,从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叶辛的《蹉跎岁月》到其后碾出的《年轮》、《孽债》,从《寻找回来的世界》到《你为谁辩护》,从《过把瘾》到《北京人在纽约》等等,这些由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并没有像肥皂泡似地五光十色瞬间就完蛋了,仍有嚼头有回味。现代名作家的名著搬上荧屏也在并不火爆的炒作中沉稳升温。老舍的《四世同堂》、艾芜的《南行记》、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钱钟书的《围城》被搬上荧屏后,堪称电视剧的精品,而张恨水、秦瘦鸥、茅盾、郁达夫、丁玲等风格迥异、追求不同、评价不等的名家的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后,竟得到观众并无偏见的喜欢和关注。凡此种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以为是偶然的随意的现象,甚至认为非正统正宗,名不正言不顺的孬种,这委实差矣。小说尤其是优秀的中长篇小说无疑为电视剧尤其是电视连续剧的诞生提供了最丰富健康的胚胎,当然,电视剧也无疑为小说的再造辉煌提供了最佳选择。

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可谓历经实践证明的驾轻就熟的成功之路。电视剧和小说有其本质的规律的相同处:一是同根同土壤同背景;二是对故事和主题的依赖太强;三是情节结构、人物形象都属开放状态;四是皆厚爱语言,尽管一个行诸文字,一个通过说话。

从根上说,电视剧虽是电子时代的崭新的特定的文化,但它依凭生存、发展的土壤和背景,应该是也只能是大众的世俗的文化,必须让百姓喜闻乐见。至于小说,东汉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在九流十家之末列有小说家类:“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3〕小说的出身,无疑是寒门, 所写的当是民间百姓自娱之事。而今的小说似已然改换出身跻身于贵族圈且以精英文化自居,可出身说改就真的改得了么?鲁迅谈到小说的起源时如是说:“我想,在文化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在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4〕

故事是小说的源头,更是电视剧的肌体。

尽管发展到今天的小说对自家源头很是不屑,故事成了不能登文学殿堂的俗文学,淡化故事倒成了先锋派的时髦。但玩来玩去,似乎也无法绕开故事。毛姆说得好:“人们渴望听故事,就如同财产观念一样,是根深蒂固于人的本性之中的。”〔5〕电视剧也必须编织好故事。 当今中国电视剧流行这么一句话:要拍得有意义又有意思。理清顺序,先得有意思。在有意思的故事上负载有意义的主题。余秋雨曾形象地称之为“半透明的双层结构”:第一层是一个世俗的故事,第二层是这个故事引出的内涵。其实仔细看看小说家者流,无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派、寻根派、新写实派、现代派、后现代派、痞子文学等等,哪家逃得了这双层结构呢?

至于故事,不论东西,不分古今,我以为人类爱听的故事无非为两大类:一类是出类拔萃者,即所谓英雄豪杰名流富贵者的故事;一类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后一类故事让受众觉得亲切、贴近、没距离,容易引起心的共鸣。诚如张爱玲所说,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前一类故事迎合了人类天性中的好奇心,爱看看不同于特别是高于自己的天地的人,所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士兵能当将军。如果能将这两类故事结合,也就是普通人成为出类拔萃者的故事,往往是人们最能接受认同的。

至于主题,当是小说和电视剧的灵魂,尽管当代小说爱演奏无主题变奏曲,但是屏声敛气和深呼吸虽是不寻常的呼吸,却也还是呼吸。福克纳说过这样的话:“文学要比人们想的简单得多,因为可写的东西非常之少。所有感人的事物都是人类历史中永恒的东西,都已经有人写过,如果一个人写得很努力,很真诚,很谦恭,而且下定决心永远,永远,永远不感到满足,他会重复这些感人的东西,因为,文学艺术家像贫困一样会自己照料自己,会跟人分享面包的。”〔6 〕米兰·昆德拉也说过:“也许小说家们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写一个主题(第一部小说的)及其变奏。”〔7〕小说如此, 电视剧又何能花样翻新走得太远呢?舟桥和郎在《电视剧脚本作法48讲》中倒也说得干脆:“主题是想通过脚本来表达什么,也就是剧作者的目的。”“如果有人问这个作品写的是什么?能够用一句话,而且用具体的语言来回答它的,这就是主题。”〔8〕

1992年夏,我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之约,将我的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蔷薇雨》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首先遭遇的当然是故事,接着便是主题。讨论会上“中心”领导突然说:请你用一句话概括你这部连续剧的主题。从未涉猎过影视创作的我愣住了,很简单,这是一部女人戏,当代经济大潮中各种观念尤其是婚恋观的嬗变中,女人的心变化最大。我想了想,回答说:我们得到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我们轻易抛却的,也许是我们,甚至我们以后的几代人所要苦苦寻求的呢——我本来还想加一句:尤其是对女人而言,可打住了,我从在场的行家里手的眼光中读出了认同。因种种原因整整5年后这部电视剧才与观众见面,本来一部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是经不起老的,可从播出反响来看,似经住了岁月的淘洗,并无“过时”之感。可别说电视剧仅仅是一次性使用的文化快餐,立意的闪念出色与否,在小说和电视剧之中都可让其水平有天壤之别。

就故事而言,电视剧和小说的确有很多的不同,电视剧得比小说编得更“虚”更“假”,但又得更实更真。也就是说,电视剧故事该编就得编,哪怕偶然性太多巧合太多误会太多,但故事行进的链条得实实在在,不像小说可以断链条,读者的阅读已习惯了跳跃,意识流般的飞跃也无所谓。但小说和电视剧的故事本质是相同的,大处都虚,满足传奇;细处都实,实实在在人的气息生活的气息。

就结构故事来看,有人将长篇小说的结构归为三大类:一类是线型结构——生活的长河式展示;一类是板块结构——生活的横向切入和扇形展示;还有一类则是线型和板块相结合的立体交叉结构。这些结构同样适合电视连续剧。《电视剧脚本作法48讲》讲得更翔实更形象,归之为拧绳式、念珠式、公共汽车式、旅途式、大型旅馆式、舞会手册式和马祖卡舞会式等。

《南行记》、《围城》大概属旅途式,《编辑部的故事》、《爱谁是谁》大概属大型旅馆式,《阿信》、《上海一家人》、《香港的故事》大约属念珠式,念珠式中将念珠串在一起的绳子是主人公的人生轨迹。拧绳式太多了,《辘轳·女人和井》系列,《雪城》、《年轮》《孽债》、《半边楼》、《外来妹》、《情满珠江》等皆为拧绳式结构。

我在改编《蔷薇雨》时,也是采取拧绳式结构:一个故事(白线)又插入另一个故事(红线),红白拧成,交错进展,还可加入第三个第四个等故事,各色线拧成一股绳,但必须保持一定的秩序,这个秩序就是故事的主流(即红白线),其余为支流,支流不能喧宾夺主使主题不清。白线要由始至终地贯穿全剧,余者只偶尔色彩浓重些,但不能超越主流,这就是秩序。〔9〕

《蔷薇雨》中古巷书香门第七姊妹中三姐阿玮的故事是白线,二玫的故事是红线,其余的大璞的故事、瑶瑶的故事、小玑的故事、姚律师的故事等皆为支流。离家出走19年的阿玮归家了。她为什么出走?为什么归家?留给观众一个悬念。她回到都市古巷,第一个遭遇的竟是初恋情人凌云,而凌云正搭上了她的小妹七巧;凌云拍电视剧《花非花》,七巧和跟凌云有过粘糊的姚鸿都是剧中角色,原著者梦雨迟迟不露面,却原来梦雨就是阿玮,《花非花》是她19岁村小生活的缩影。阿玮归来是为了给19岁的农村学生晓峰治病,晓峰牵动着阿玮一家,知情的大姐、蒙在鼓中的老父、二玫夫妇都关爱这山里孩子,凌云也非常热心,竟当众演说赞叹阿玮金子般的心,毕业分到电视台《女性世界》当主持人的七巧也在节目中歌颂三姐“不是母子,胜似母子”的师生情,阿玮看后却晕了过去;凌云一心要重续旧梦,但阿玮心如止水,他却被姚鸿纠缠又被七巧爱上;而阿玮少时朋友辜述之对她仍一往情深,却又是银样锒镴枪头一遇小风波就将她出卖;阿玮的苦竹手镯让凌云父亲忆起往事,世界也真是太小太小,晓峰原来是阿玮跟凌云的私生子,抚养晓峰成人的苦竹婆婆正是当年凌父在山里打游击的救命恩人!阔别家乡40余年的姚律师重返古巷,他想要古色古香的阿玮做干女儿并带往美国,可阿玮拒绝了。知道真相的凌云祈求赎罪,可晓峰不原谅他,凌父病重,阿玮终于与凌云同去山村看望,他们会重归于好么?阿玮故事的情节很长,贯穿始终。

小说中的晓峰活到17岁就病逝于山村,电视剧中晓峰的“复活”成了几个故事的纠结,编剧就是原著,并非不忠实于原著,而是为剧情好看而作的改动,同时可丰富阿玮的性格。电视剧故事结构开放,姚律师在小说中直到第三部“梧桐雨”中才出现,到电视剧中,也直到第16集才出场,但丝毫不给人突兀之感。姚律师自身的故事并不重要,但他的出现将古巷女人们的故事更紧密地纠结且高潮迭起。姚鸿是姚律师发妻改嫁后生的女儿,她对美国垂涎三尺,可姚律师对她不屑一顾;没想到七巧竟以嫁给傻宝宝的条件飞去美国!姚鸿终也闪电般作了美籍华商的填房而殊途同飞。她们似乎都是爱情场上的失败者,古巷的被唾弃的女人。可姚鸿认为,阿玮是最终的失败者,因为她已过时了。姚律师给徐家姚家带来的都是致命的打击,徐士祯的悲怆感叹,宣告清高家族悠长森严的家训家诫毁于一旦?姚师母去了教堂做勤杂工,她的善良和纯洁经受了最严酷的锤打?得到乎?失去乎?

高尔基有句名言:情节是性格的历史。在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进展中,古巷女人们的形象性格更丰富,更有层次,更有历史性和社会性,既有独特性又有代表性。只有电视连续剧才能让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得到如此自由舒展又丰富细腻的铺陈。人物形象可进可出不分先后,故事情节越搅越多越拧越斑斓多彩,不必担心千头万绪难以理清,生活本是这样,小说和电视剧原本就是最贴近生活的艺术形式。电视剧与小说缘份实在更深。

看起来,电视与电影都是声画结构的视听艺术,而小说是以文字来描摹的,文字是象征性的,画面是形象的。但是,电视剧较之电影恰恰不像电影那样要求图像性,而是更多地要求文学性。电视剧的“声”极其重要,不怕说得多,旁白、画外音多点也行,这真像配图配音的小说阅读状态,可专心致志,也可消消停停,像夜间睡前翻翻小说。电视剧中应适当地加入一些闲散部分,不必像电影那般紧凑严密,这也像读小说可跳着读一样。

都说电视剧的语言应该日常化、口语化,当是老百姓舌尖上的语言。不要太经典化,不要太精彩,甚至可以有那么一些废话,因为电视剧应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原汁原汤,而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因而,切忌语言书面化!

不无道理。但我想,不能绝对化。就像我们阅读小说,太生活化自然主义的终究乏味,况且老百姓舌尖上的语言实在是丰富精彩,并非寡淡无味的,而口才好的知识者即便日常生活中也多见机锋。譬如被誉为电视剧精品的《围城》,将钱钟书对人生的感悟通过电视语言形象外化,而我们必须正视的是,编导者极其珍惜钱老小说中的原话,不敢增删,更不敢乱改。这固然是对名著的尊重,但是也绝对改不得,否则就不是《围城》了。中国四大名著搬上荧屏,如若全改成大白话,真不可思议!反是这种小说的语言有蕴味,使观众信服。

《蔷薇雨》65万字的电视剧脚本1993年10月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出了打印本,在一年多三易其稿的过程中,“中心”一而再再而三要我改掉语言的书卷气,以为太不生活化了,读小说可以,电视剧得可视可听,会不顺耳的。可我一直舍不得,也改不成。我觉得我的周围出口成章的读书人和伶牙利齿的小市民太多了,我并没有违背生活的真实。我以为剧中人物的语言符合人物的身份和个性,世代书香门第的人物语言哪能全是大白话?钱嫂子式的小市民也决非杜撰出来的。我就这么执拗地保留着。1995年5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了这部厚厚的剧本,正标题感叹为“花谢花会再开”,后来上海永乐电影电视总公司求索电视制作社和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1996年11月17日在南昌开机,1997年10月审片时,导演还忐忑不安,担忧语言能否为观众所接受。现在看来,担忧是多余的,观众不仅听得懂而且以为人物的语言蛮有味道,有嚼头,凸现了人物的个性。

剧本中,我有阿玮的内心独白贯穿始终,原意是想加强女性意识的拷问。拍摄时全删了,感谢演员对这一角色的内心世界把握得准而细腻,眼神等表情已将内心独白表达出来。其实,旁白或画外音是电视剧中常用的语言形式,电视剧这种家庭观赏的形式,可边看边听边想边议论,而旁白或画外音实际上是跟观众一块议论。这又体现了电视剧跟小说的缘份的确更深。

强调电视剧与小说的缘份更深,并非否认脚本的其他创作方式,如编剧直接编撰和眼下蛮时髦的方式:一群人先侃出个粗坯,美其名曰策划,尔后由一人或几人执笔写成。后一种方式让集体的智慧撞击出灵感的火花,众人拾柴火焰高,群策群力,与大工业操作方式相般配,而且避免了剧本出来后几次三番的讨论。《渴望》、《京都纪事》、《情满珠江》、《女人们》、《英雄无悔》、《和平年代》似都是这条路子。但说实在的,人多嘴杂,有时难免求全反而抹掉了风格,而且淡化了编剧的重要性也减轻了编剧的责任心。小说与电视剧结缘,毕竟是电视剧成功的一条捷径。

而今,电视已成铺天盖地又登堂入室的大众文化。当年鲁迅曾经说过:“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都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小说编出来的戏文。”〔10〕并指出,可以“从小说来看民族性”。〔11〕那么,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不要小看了荧屏上的电视剧,它在中国充当往昔小说的角色。不要把大众文化看成是应付大众的文化。

注释:

〔1〕〔2〕王浩《正统正宗 名正言顺》,《电视艺术资料选编》,转引自《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41页。

〔3〕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自《中国小说史简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1页。

〔4〕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次印刷,第302页。

〔5〕参见《毛姆小说集·译后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96页。

〔6〕参见陶洁《论雅俗共赏的福克纳年会》。

〔7〕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8〕〔9〕舟桥和郎《电视剧脚本作法48讲》。

〔10〕〔11〕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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