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应立足于民生改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立足于论文,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中央采取了抵御金融危机的十大措施，以4万亿之巨的重拳快速出击，力保在外需萎缩的同时内需有较大的拓展。在全球金融危机时刻，尤其在“中国制造”出现严重过剩时，扩大内需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必须强调，扩大内需绝不是走老路搞投资膨胀，不是重复建设、低效铺摊子，更不是简单地“救股市”、“救房市”。扩大内需的根本立足点是居民主体的活力提升，主要路径选择应包括居民的收入增长、消费扩张、福利进步，关键措施是有利于内源性的民生保障与民生改善。
一、内需扩大与民生改善的互促关系
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缓解外部压力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当务之急是扩大内需，这一点已是经济学界的共识。
但是，如何扩大内需，即通过什么手段来拉动内需却在经济学界存在着仁智之见的差异，有些同志把扩大内需的举措当作是权宜之计，把4万亿规模的十大措施片面理解为靠投资来拉动内需，把美国政府救市的措施简单地套到我国，以为应对金融危机就是“救企业”、“救银行”、“救股市”、“救房市”。这种认识是十分偏颇的，它在理论上模糊了内需扩大的立足点，在实践上偏离了中国扩大内需的具体国情。
内需是指国内市场的需求，它是由居民需求、企业需求、政府需求三者构成的，其中居民需求是市场需求的最大构成和最本原部分，企业需求最终要由居民需求来决定，政府需求更是由居民作为“纳税主体”投票决定的。当企业向市场寻求商品与服务的需求时，必须经过“惊险的跳跃”才能消化其市场供给；与企业供给相适应，居民的需求也必须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一厢情愿的需要。因此，扩大市场需求必须着重培育居民主体的需求，必须着力解决居民主体需求能力、需求动机、需求行为方面的问题。
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进程中，我们比较注意微观经济层面上企业主体的动机与行为，而对居民主体的动机与行为却往往视而不见或见而无为。一旦发生经济不振或市场低迷，我们出台的各种应对措施更多是对企业主体的“关照”，与此同时却忽略了对居民主体的相应激励。20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忙于企业的“市场空间”与“市场活力”的提升，可恰恰忘记了居民这个“市场启动”的最关键环节。时过境迁，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充分发育成长，但市场主体不清晰，居民、企业、政府三大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权能与作用边界不明确，宏观政策导向缺乏微观层面上企业与居民主体一致呼应问题仍然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严重缺陷，对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给予充分的关注。
必须看到，此次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我国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内需驱动力严重不足的弊端。近几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70%，而最能代表内需的居民消费率却连年下降。“中国制造”不能充分激发中国居民的需求，而要企望欧美居民给予更强的市场需求，这种供给与需求在地域上极度非均衡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不仅具有显而易见的风险，而且确实到了难以为续的地步了。即使不是这次金融危机形成需求约束，我们也到了应该果断地把市场需求立足于国内的实际行动时刻了。
扩大内需更不可能寄希望于国内投资上面。因此，4万亿投资要更多地倾斜于民生改善，亦是对居民的要素贡献与财政贡献的回报，于情于理都说得通。更应该提醒的是，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不同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只是亚洲深处金融危机，全球的消费需求并未受到很大影响，我国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措施促进面向外需的制造业发展。然而，本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在加入WTO之后参与国际性产业分工并增强了外贸依存度，当欧美各国的金融危机延伸、酿成经济整体衰退并且居民消费急剧萎缩时，我们的投资导向如果还是高投入、重外向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中国制造”的严重过剩。因此，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立足点不同，要求我们的投资拉动要针对内需启动而设定项目，投资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国内消费需求的提升方面。
事实上，只有改善民生才具备扩大内需的长效之功、治本之举。民生需求包含了食品、住房、服装、电器、家具等家庭生活需求，几乎所有企业的终端产品都进入民生行列，民生需求对于提高企业生产景气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民生需求还涵盖了教育、医疗、水电、电信、交通等公共事业部门，对于促进公共事业服务机制的改革和公共服务的扩大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民生需求在跨入新世纪之后有了显著的升级，涉及到汽车、互联网、手机等大宗耐用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具有产品更新升级快、产业关联度大、产业结构向上提升引领力强的显著特征，对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提升生产工艺与科技水平，加大产品附加值具有不可忽视的市场诱导作用；民生需求还体现为百姓大众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广泛与持续追求，在当前直接表现为对工业化进程后生活质量的讲究以及政治参与、文化享受、体育健身、休闲娱乐、观光旅游诸方面的需求，这同样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个层面的市场需求和公共产品需求，是我们扩大内需必须时时盯紧的系列目标。
基于民生改善既是新时期中央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这个前提，党中央在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中，处处体现了民生改善的重要政策和思路：一是出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需要果断地将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拉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改变“中国制造”过度依赖“美欧消费”的被动局面，着力提升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把出口外向型企业从不景气中解救出来；二是财政政策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支持力度，包括对居民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实行前所未有的资金与政策扶持，同时又减免各种民生家计税费，推进燃油税改革，让民生得到更大保障和改善；三是货币政策通过一系列的降息和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减轻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压力，同时也减少居民借贷的负担，通过激励，尤其是居民第二套房贷款门槛放低、公积金贷款放宽、放松居民的住房借贷、教育信贷、大件耐用品消费信贷的限制从而鼓励内需消费；四是国家的战略投资更加突出扩内需、保民生的指向，在国家扩大内需10项措施中包含积极促进住房建设、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枢纽型交通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民生工程，从而把投资拉动内需的目标鲜明地打上了民生改善的烙印；五是扩大内需立足于居民消费需求，兼顾居民的生存需求与发展需求、当前需求与长远需求、温饱需求与富裕后的消费需求，特别偏重于扶持城乡中低收入阶层、弱势群体、中西部地区人群的消费需求，从鼓励居民花钱方面改善生活条件。
可以肯定，中央出台的这十大措施，把保增长立足于扩大内需，把扩大内需立足于民生改善，不仅为我们构筑了抵御金融海啸的防波堤，而且铺就了共同富裕的发展大道。
二、扩大内需应着眼于居民的收入增长
诚然，要扩大居民需求，首要之举是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金融危机自2007年4月在美国爆发以来，中国居民相继承受了外源性通货膨胀、货币流动性收紧、汇率变动频繁的正面冲击。物价过快上涨吞噬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当部分。特别是低收入阶层饱受食品价格大幅度涨升的损害，生活质量不容乐观。
更重要的是，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往往通过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而实现，带有突出的“库兹尼茨增长”特征，居民要素贡献中资本要素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要素回报率增长缓慢，具体表现为在企业内部劳动要素分配的比重较低，劳动力价格计量往往低于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价值；并且在宏观层面上，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国民总投入中居民总收入的份额2003年为61.8%，2005年为45.3%，2006年则为44.6%；而且，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的劳动收入往往赶不上政府的财政收入，2000-2006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3%。
值得关注的是，自2008年夏季以来，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加深，企业的外贸订单减少，利润与投资走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第三季度国内GDP增长9.9%，环比回落了0.2%。受此影响，许多企业的开工率和用工率处于低落状态，薪金水平难以提高，甚至还引发了企业减员风潮，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过年也已成定局。而且，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从事要素经营的中小企业主收入锐减，投身于要素供给的居民收益空间也被压缩。由于居民的银行理财收益减少、黄金市价剧烈波动而使投资风险增大、各种珠宝字画收藏品的价格也一再跌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空间变得狭小，曾经一度看好的财富效应受到了重挫。而且，综合目前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不景气预期，年末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恐怕还会走低。
鉴此，我们应把居民收入状况当作民生是否改善的题中要旨。当我们花大力气抵御金融危机时，不能图表面热闹而不计效果，最终应当落实在居民收入切实提高的各种举措中。
充分就业当然是居民收入普遍增长的首要目标。保经济增长与控制通货膨胀都不能脱离居民就业扩大和收入实际增长这个目标。在我国，GDP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可以带动约1千万人的就业扩大，反之亦然。通过扩大内需而确保经济的增长也是为了国内就业不要出现滑坡而影响社会稳定。我国农民人口仍然有8亿之巨，每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有3000多万，而城镇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因此，保经济增长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特别要注意营造“就业工程”，注意对劳动密集型的外贸出口行业、城乡服务行业、农产品加工业给予扶持和保护。而作为扩大就业的长远措施，应在4万亿的投资使用上充分体现拉动就业的目标，包括对就业关联度大的建筑、制造、农矿行业给予相应的扶持；对金融危机中产业受冲击、产业转移、产业升级引起的结构性失业要给予“就业援助”，对失业人员免费提供职业指导和就业信息，帮助实现转移就业；对于金融危机冲击而可能出现的“城市失业潮”、“农民工返乡潮”、“大学毕业生待业潮”，要建立预警机制和强有力的失业调控方案，特别要强化城市青年与大学生的“创业带动就业”措施，避免失业人口的增多。
财产性收入是居民收入迅速提高的有效途径。为了抵御金融危机，不能光保住就业职位而有工薪收入，还应该有财产性收入以增强“过冬”的实力。目前，由于金额危机的影响，居民的各方面财产性收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不仅股市见底，楼市低迷，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也频繁波动，使得那些持有澳元、美元的投资者损失惨重，曾经一度火爆的基金市场也因为基金亏损近万亿元而萧条。那么，在金融危机日趋严重的今天，是否存在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虽然金融危机使得资产组合的风险系数上升，但资产保值与增值的机会并非荡然无存。当然，动荡时期的居民投资要特别注意规避金融市场的风险，确保稳定的收益，可供选择的较优投资品有银行的信贷资产类信托理财产品，其风险较低又可确保纯收益在5%-6%以上；另外票面利率在5%以上、发行期在3年以上的企业债券，亦是抵御通货膨胀的有效投资工具；还有，“可转换企业债”在金融市场亦债亦股，更是掌控自如的低风险高收益的理财工具；最可观还是债券基金，它在2005、2006和2007三年中的平均收益率分别达到8.89%、20.92%和22.47%，均战胜了同期的CPI指数。选择这些债券类投资项目是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可靠路径。
虽然股市充满风险，但增加财产性收入无论如何都绕不过股市。毫无疑问，股市是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希望之地，也是中国居民财产损耗最大的伤心之地。中国的股市涨跌既不按业绩波动，又不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相一致，更不与世界主要股市的涨落相同步，其“规律”令人难以捉摸，造成中国股民买高卖低，损失惨重。
最近一波的股市指数（沪市）从2006年10月的6124.04点跌到2008年11月1日的1728.79点，跌幅约70%，整个沪深股市的市值也从2007年的32万亿元，缩小至不到13万亿元，股市蒸发的市值已超全国GDP一半以上。目前股市90%以上的股民处于亏损状态，以至有人算出股民户均损失达到38万元。不管这个数据是否可信，至少反映了中国股市中的居民财富效应正在消退，这对于鼓励居民的资本要素贡献是极其不利的。中国股市下跌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大小非”问题、股市扩容问题、融资机制问题、上市企业质量问题、管理层有效监管问题之外，关键在于中国股市实际上不是价值投资，而是炒作投机。为什么中国股民都热衷于股市炒作，往往快进快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上市公司给股民分红很少甚至几乎不分红。美国等成熟市场的经验表明，低分红比率影响股市稳定。由于分红少，即使进入股市的资金也不是为了获取投资分红，而仅仅是为了赚取差价。正是基于这种目的，导致投资者不愿意长线投资，而是习惯于短线追涨杀跌，造成股价的剧烈波动。据统计，我国股市在发展的前13年中，上市公司分红累积只有2167亿元，其中流通股股东只得到678亿元。在这期间，A股投资者支付了近1.4万亿元，这笔钱如果是存入银行得到的利息将数倍于股市投资所得。与此相反，20世纪70年代美国上市公司的现金红利就约占公司净收入的比例30%至40%；到80年代，提高到40%至50%。目前，不少美国上市公司税后利润的50%至70%用于支付红利。①所以，对股市伸手“救”的核心是“治”，只有规范了上市公司的责任，把企业经营要素的收益分配给信贷贡献要素的居民，才能使中国股市走向稳定健康的发展道路。
另一个焦点问题是中国的房市。从民生的角度来看，住房是居民的耐用消费品；但若从资产的角度来看，住房财产可以作为居民投资对象。把住宅市场定义为消费性质，问题就会简单得多，人们一旦满足“住”的需求就不会产生额外需求，房市泡沫也就无从而起。问题恰恰是居民致富必须借助于房产的拥有、转让、租售、收益，因此而产生房市的供给与需求相矛盾、消费与投资相混合、实物与金融相纠结、产权与交易相困惑的种种难题。近年来，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房价过高，已经具有投机与泡沫的严重成分。经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和金融危机的冲击，房价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大，仍然高于居民的支付能力与购房预期。
实际上，判断房市是否供求均衡、消费与投资是否重叠、金融成分与实体成分是否拉开距离，有三个重要指标：一是房价的成本收益比，即会计指标，普通民用住宅每平方米建安成本全国都不过一千多元，关键看地价是每平方米是2000元、3000元还是5000元，但成本肯定不会上升到每平方米万元以上，由此不难测定房地产商的利润空间巨大；二是房价与收入比率的指标，即按国际上公认的“合理的住房指标”，房价应是居民年收入的3至6倍，而我国多数城市居民购房却必须用10年乃至20年以上的收入，这就说明房价畸高了；三是房租与房价比率的指标，即每月房租应在房价的1/50至1/100区间以内，超过这个区间就不正常了，而我国多数城市的房租与房价的悬差达1/200以上（例如，北京一套3居室住宅月租5000元，其房价至少在数百万元之上），这就说明房市严重供过于求了。
所以，现今的房市状况既不适合居民的消费愿望，又存在巨大的居民投资风险；解决路径既不能一直等待房地产“自觉”降价，又不能一味催促居民“自愿”购房，结果就出现了不降不升、不死不活的胶着状态，说明房市的“市场失灵”已经十分明显了。在这种情况下，若还期待“看不见的手”去实现市场均衡是不现实了，非得政府强有力的调控不可。政府介入房市既不是“救”，也不是“托”，而是“治”与“供”兼而施之。一方面，政府应下力气治理房市乱象，清理不适用的各种规制，规范政府的土地供给和各种审批程序，减免购房居民的部分税费，使房市更加透明和公平；另一方面，政府应参与房屋供给活动，加大社会保障房的建设，控制经济适用房的成本和户型面积，扩大廉租房的规模，从而使中低收入阶层和进城农民买得起房或住得起房。这样，房市才能起到大多数人实现消费愿望或拥有房产的作用。
同时，还必须花大力气缩小居民收入的差距。只有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收入有较快提高时，扩大内需的政策才能切实奏效。宏观经济政策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不能光盯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总量和速度。更重要的是要看居民收入增长的质量与结构，即城乡居民收入动态增长过程中差距的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动态增长过程中差距的减少，以及我国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而近期统计数据表明上述三项数据均未达到令人满意的表现。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05)，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16，2005年已达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收入高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倍数，在2001至2007年分别为2.89、3.11、3.23、3.20、3.22、3.27、3.32②；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份为上海市，达1075元，最低的为山西的560元，比率为1.92，绝对差额为515元；到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20668元，最低的省份为西藏的8941元，二者比率为2.31，绝对差额继续呈快速上升的趋势，达11727元③；部分垄断行业、公共服务部门、掌握要素经营的资产所有者阶层的收入往往是普通劳动者工薪收入的数十倍乃至数百倍。④这就说明，居民收入提高的相当份额集中在少数居民手中，而绝对多数居民的收入增长较为缓慢，从而不利于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扩大内需亦无从谈起。当前应着力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边际起点至3000元以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落实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改善（通过转移支付和各项公共品提供增加农民收入），以及区域间收入政策的调整（产业均衡的区域政策和社会保障的跨省区覆盖与流转政策）等措施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从而培育与提升居民主体的需求水平、需求质量和需求的可持续性。
三、扩大内需应着手于居民的消费提升
在出口受阻的今天，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尤显重要。居民的消费需求是所有市场需求的本原动力或终端发动机。因此，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是宏观调控与微观激励的当务之急。
中国居民的消费热情不够高，是扩大内需的难题。2007年全国出口总额占GDP比重高达36%，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高达64.3%，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的36.2%。这些数据说明，“中国制造”更多的是为了国外需求，国内需求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太小，国内消费需求意愿低落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从21世纪初开始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请看下表⑤：
与中国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美国居民的消费意愿较高，个人消费平均占美国GDP的60%以上，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约为70%。美国社会的文化制度背景促成居民具有低储蓄高消费的倾向，美国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使得个人信贷消费体系变得更加灵活，居民可以便利地申请消费信贷购买耐用消费品。此次美国次贷危机虽然与美国低收入阶层获得低成本的抵押贷款有关，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信贷消费的积极意义，更不能借此而继续鼓励中国居民“增收入、增储蓄”或“低消费、低投资”。
中国居民消费意愿低下的影响因素有很多。除了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慢于经济增长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居民对未来收入和生活保障的预期不确定，包括对医疗、住房、教育、养老保险的担心和忧虑，从而制约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因此，应加大政府的公共品供给力度，通过财政政策给予医疗服务、住房供给、教育普及、养老保障更多扶持，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引进市场力量包括民间资本来弥补优质医疗、住房、教育、养老设施的不足。只有各种社会保障的环境得到优化，公共服务的质量得到提高，并解除居民对生命周期的消极预期时，居民的消费意愿才会充分释放。
扩大居民消费，必须解决农村居民消费这个“木桶短板”的制约问题。近十年农村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6年的19.5%下降到2005年的10.3%，减少了9.2个百分点；倘若与1981年—1990年的30%相比，则下降了15.3%；另外，如果我们计算农村居民消费占全体居民消费的比重，则由1996年的41%下降到2005年的26.8%，减了14.2%⑥。由此可见，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大有潜力可挖，需要继续从财政支出方面扶持农民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从金融网点方面健全农民消费的信贷机构和设施，从制度创新方面对农民的产品转化现金、现金转向消费给予宽松的消费环境和政策优惠，从市场创新方面加快完善农村缺乏的现代商业流通设施，把现代零售网点延伸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
扩大居民消费，必须正确运用金融与信贷手段。商品销售与现代金融手段要相结合，这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有效途径，我们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因噎废食，放弃金融创新对扩大消费的推动力。固然，美国次贷危机暴露了居民消费过度和消费信贷过度膨胀的严重问题，我们必须引以为鉴。但比之美国的金融创新，包括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和拉长的金融风险链条而言，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特别是为消费服务的金融工具还处于相当滞后的状态。据中国银联统计，2006年我国境内新增银联标准卡1.44亿张，其中信用卡313万张，比2005年翻了六番，并且，越来越多的商家安装了POS机，以便居民的刷卡购物。但是，中国居民购车、购家具、购电器、购装修材料等大都还是用现金支付，金融创新手段的使用才刚刚开始，需要鼓励与规范兼而治理。另外，就房市的金融工具使用而言，我国居民购房首付不低（第一次购房不低于20%，第二次购房在多数省份仍不低于30%）、利率不低（长期利率不低于商业贷款利率）、抵押不低（往往需要有十年以上的收入证明，或需要有财产性收入或不动产拥有）、风险担保不低（需要缴纳贷款保险为房价的10%）以及违约惩处不低（若居民无法付款，银行收回房屋拍卖），因此，中国房市的银行按揭贷款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不可能出现美国房地产市场那样大面积“违约”或“断供”现象，今后在居民的耐用消费品领域还应该继续扩大信贷品种和项目。
扩大居民消费，还要特别重视提高服务消费质量，开拓服务消费的新领域。随着我国居民的消费持续升级，恩格尔系数趋近30%，家庭住房及电器家具拥有率逐渐提高，居民已不再满足“吃、住、穿、用”的物质享受，况且过度的高档餐饮烟酒享受又带来健康方面的潜危害，这就促使更多的居民转向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消费领域，譬如教育培训、医疗保健、休闲旅游、文娱体育等“软消费”领域。“软消费”将伴随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成为居民“大众消费”的主要构成，并将随着工业化的“成熟”而成为消费主流，对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并加大筹措力度，避免居民消费梯度递进过程出现消费链条的断裂。当前，提升服务消费要一手抓质量，一手抓创新，并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理念、服务机构、服务产品，促进国内教育培训、医疗保健、休闲旅游、文娱体育等服务业水平的改善，刺激居民对服务消费的更大市场需求，同时也利于中国居民的身心更加健康。
四、扩大内需应着力于政府的公共服务普惠民生
持续而稳定的市场需求是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靠什么机制来扩大需求呢？理论经济学家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些学者研讨扩大市场需求不是从市场需求的主体（包括居民）出发，而是把侧重点放在市场供给方面，甚至过激地认为供给市场化乃至资源配置全盘市场化是刺激市场需求的有效方法。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当前，扩大内需又成为理论经济学探讨的热点，扩大内需是否企望于市场化？还是与市场化相继而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抑或经济全球化呢？固然，市场化以及按照市场机制的各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激励竞争、奖励效率、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但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存在的“市场失灵”，又将因为激励过度而投机风行、垄断压榨，社会公平受到严重损害，从而产生出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对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可持续成长造成难以自我纠正的影响。
因此，针对“市场失灵”而确认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干预的必要，进而肯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必要，已成为多数经济学家的基本共识。这种共识的获得来自于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曾几何时，我们把市场经济简单地理解为“市场化”，甚至在个别时期、个别地区是“唯市场化”。因此而把“公共福利”、“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统统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加以抛弃。这种思想和政策上的偏误对于今天的民生困境诸如“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出门难”等等负有一定的误导责任。在纠正历史偏误之后，我们应当把政府的“建设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把市场经济和关注民生统一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框架中来，把深化体制改革和改善民生都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待，这不仅是践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而且，这也是为市场经济提供正确的导向、强大的物质基础、强有力的推动力的需要。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已由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阶段。在发展型阶段，我们面临着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技术创新、市场制度约束越来越突出的矛盾，面临着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日益凸显的矛盾；以及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促进社会进步、促进政治文明、解决公共治理滞后的矛盾。因此，能否扩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惠益面，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全社会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已成为新阶段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必须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需要强化公共服务，是基于市场经济自身固有的缺陷和不确定性，对居民生活构成种种不可逾越的风险。如，市场经济的不平等性风险，极易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况，影响社会稳定，亟需政府施以有效干预，调整资本与劳动、强者与弱者的资源占有与享用关系，促进居民消费平等化。再如，发展市场经济必定要鼓励竞争，强调收入对于最终产品的直接占有，从而对低收入阶层构成排斥作用。这种竞争性和排斥性的风险必须通过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来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有，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不对称风险，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以解决居民的基本公共性需求，做到把效率置于资产、收入、财富的激励方面，允许甚至鼓励个人才能禀赋所形成的生活质量差距，同时确保大多数人不用“货币投票”也能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把公平落实于基本消费、基本服务、基本保障之中，这样才能避免市场效率机制与社会公平机制的严重冲突。另外，市场经济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也需要政府出面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降低居民主体的基本需求满足过程的信息不对称的风险，等等。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现阶段我国的民生指标远不尽如人意，历史欠账甚多，特别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方面还不能惠及全民。今后应从下列三个方面着力于民生改善：
第一，应以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扩大化为立足点，增强政府的服务角色。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最大特征是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不能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沦为少数部门和阶层“创收”赢利的工具。同时要确保各级政府有法定比例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卫生、交通、住房诸种民生支出方面，才能确保公共财政、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真正“公益性”。当前，应利用财政收入增长较快（2007年达5万亿元）的历史契机，迅速推进全国社保体系的构建，尽快建成低水平起步、城乡广覆盖、全国可流转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民生困境的最大难题。
第二，应以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视角，使之普惠不同的民生阶层。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有了长足进步，部分交通设施（高速公路、机场、高速铁路、城市中的轻轨交通），有些城市建筑物（体育场所、音乐厅、美术馆、歌剧院、大学城等），还有些公共服务质量（如城市中的先进医疗设备、休闲娱乐场所、生态化园林等）已经可以与发达国家的同类设施相媲美甚至超过。而与此同时，农村地区、西部地区、东部的“老、少、边”区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数量却大大落后于前者。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加快制度创新，实行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享受上的均等化原则，在顾及中高收入阶层对社会文明成果享受的同时应着重扩大弱势群体享有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权利，从而加快构建和谐社会。
第三，应以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基本化为衡量标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福利事业。囿于中国的人口众多和资源限制，从可持续发展的质量要求考虑，中国不可能搞北欧那种“福利社会”，但也不能因此而使社会福利事业固步自封。在民生领域，我们不能过于迷信市场力量，“帕累托最优”只能使个别企业在特定情形下获得收益的“福利”，却无助于全社会供需均衡而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的解决。因此，解决民生问题，必须要审慎地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科学地把握市场化的适度范围，同时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而解决居民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交通诸种问题，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注释：
①方家喜、李小菲：《A股大幅起落启示：实现三大制度抑制投机鼓励投资》，《经济参考报》2008年8月19日。
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有关数据整理。
③引自杨宜勇：《着力扭转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8月7日。
④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掌门人马明哲年薪达4000万元，是普通工薪者年收入的千倍，但仍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决策失误给公司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⑤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⑥王敏：《扩大国内消费的十大潜力》，《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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