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认为他们的批判有重大错误，其主要表现是：制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列宁等人思想根本对立的神话；排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基础，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或历史相对主义；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贬低甚至否定了列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本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有一定的理论根据，而且他们提出了总体性、实践、异化及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值得讨论的问题和某些可供借鉴的论点。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将其理论立场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制造所谓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以及其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神话，并以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及恩格斯的思想，重建马克思主义为使命。尽管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没有公开点名批评列宁，但是他批评由恩格斯所提出的，并由列宁所继承和发挥的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实践观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观点，实际上向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提出了挑战。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辩证法只是一种历史方法，在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是相互作用和统一的，自然只有与人的活动或社会实践相联系才有意义；这种将辩证法限制在主体与客体关系领域，看作一种历史方法的观点乃是马克思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结果，而恩格斯等人则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炮制出自然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自然本体论，从而贬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
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一长篇论文中显示出了与卢卡奇相似的思想倾向，即揭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从而不仅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机械主义，而且批判了共产国际及苏联的理论基础，即“苏联马克思主义”。他也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力图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解释。在这篇论文中，他并未公开点名批评列宁主义。在他的论文受到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强烈批评之后，1930年他写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文来回答这种批评，并公开批判列宁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的思想。科尔施认为他的理论与俄国的列宁主义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声称围绕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的争论表明“一场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现状的基本争论现在已经开始”，争论的双方是“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新的俄国‘列宁主义’正统派之间的联盟为一方”，“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驳倒列宁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批判的进步的趋向。
科尔施从下列五个方面展开对列宁主义哲学的批判：第一，指责列宁从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考虑哲学问题，说列宁只是根据非哲学的考虑和结果来讨论哲学问题，而不是根据这些哲学问题的理论内容和哲学内涵来判断它们，因此，列宁的哲学思想并没有什么重要性。第二，指责列宁错误地估计当代哲学发展趋势，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他所说的哲学斗争的焦点由辩证法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即列宁所说的整个思想气候的变化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强调唯物主义，以反对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的情况并不存在。第三，指责列宁根本不了解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向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转变的实质，说列宁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因此“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不能成为今天需要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哲学”。第四，指责列宁“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客体、自然和历史，把认识描绘成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从而抛弃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变成了资产阶级哲学二元论。第五，指责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成了过去、现在和将来评判各门具体科学发现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导致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专政，使唯物主义哲学无法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葛兰西与卢卡奇和科尔施有一些共同的思想倾向，但也有不同点，如他并未公开批判列宁主义。葛兰西强调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革命批判的哲学，这种哲学的基本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的。他也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但他既反对布哈林等人把辩证法看成是一种与社会历史的内涵相分离的唯物辩证法，也不同意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否定，而是主张把自然辩证法理解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辩证法，从而使之归属于历史辩证法。葛兰西不同意列宁等人的将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他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纯粹的哲学，是辩证法的科学，其他部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这是非常普遍的看法，其结果是认为这个学说由三个部分组成，这三个部分同时都通过向最先进的欧洲的民族——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的政治科学和政治运动——学习而大约在1840年达到了顶点，取得最高水平；这种观点是“对历史来源的一般检验，而不是从这个学说的核心中产生的分类，因而不能把它当作与这个学说的其他或许与现实更密切联系的有机对比的确定性图式”。
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主要的代表人物，继承和发挥了卢卡奇、科尔施等人所奠定的理论传统，展开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批判。我们先以马尔库塞为例，看看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然后再看看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梅洛一庞蒂和萨特的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不仅要揭露“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理论上背离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而且要从实践上揭露它在政治上是如何蜕变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为统治和现实辩护的工具的。马尔库塞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充分地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意图，对作为苏联意识形态核心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作了较为详尽的批判。马尔库塞认为，苏联的意识形态显示出双重的特征：一方面保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承诺，即对自由、解放、幸福的向往；另一方面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使之变成为现实的不合理和苦难辩护的工具。他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是一种分析社会秩序中的矛盾和对立的批判和革命的工具，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那里，通过将辩证法编辑成一种哲学体系——其中包含了一系列用来合法化已经建立起来的范畴、规律和原则，而使之变成为现存王国辩护的工具；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论述中，自然辩证法占有突出的地位，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观点则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马尔库塞对此加以批判，认为这导致了对历史重要性的贬低。马尔库塞还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划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回事；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将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扩展和应用，它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科学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而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马尔库塞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显示出对辩证法的僵化，“历史被具体化为第二自然”，并由辩证法的规律加以描述，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被还原为一系列的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范畴被编辑成一种意识形态，并由党的官僚加以解释，以判断政策和实践；苏联的发展据说是社会规律的必然结果，而现有的苏维埃国家乃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认可，理解、解释和应用这些规律的党乃是真理的唯一的反映者，它的行动据说与历史的客观规律相一致。马尔库塞因此断言，“苏联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一种粗糙、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它被用来证实国家政治的合理性和保证党的统治。
马尔库塞还批判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如文学、艺术和伦理，认为由于哲学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已失去了其批判和否定的功能，日益对立的中心已从哲学转到艺术，苏维埃国家企图强迫艺术和文化工具为国家利益服务，而将艺术变成社会控制工具的东西则是苏联的现实主义。马尔库塞把现实主义与苏联的现实主义严格分开，说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高度批判性和进步性的艺术形式，它反映了人类自由的理想，而苏联的现实主义则是一种与压抑国家相适应的模式，它通过否定和剥夺现实主义的批判认识功能而扼杀了艺术。他认为，苏联埃国家通过行政法令禁止艺术的超越，因而它甚至消除了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对自由的意识形态的反思，苏联的现实艺术遵守这些法令，最终变成了社会控制的工具。关于苏联的伦理学，马尔库塞认为，在苏联，伦理学已丧失了解放的人道主义特征，它被还原为论证苏联实践规范的合法性；它越来越像资产阶级伦理学（尤其是职业伦理方面），因为它已经消除了对个人自由和幸福的承诺，并抹煞了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和非异化劳动的区别。马尔库塞反驳那种认为苏联的国有化消除了异化劳动的论调，认为社会主义必然要求个人的发展和整个生活领域中民主和自由的扩展。他断言，苏联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不相符合。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尖锐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等论著中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因为马克思主义被官方化、经院化了，探讨的精神为迂腐的精神所取代。他批评列宁的哲学尤其是列宁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观点、自然辩证法、反映论等等。与卢卡奇一样，列斐伏尔把辩证法归结为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认为马克思既同认为在人类社会之前自然就包含了辩证运动的晚年恩格斯相对立，又同认为物质独立于意识、认识与现实的复写的列宁相对立。他说，对于马克思这个唯物主义者来说，辩证法的范畴只是作为历史实践中的关节点才存在，人类实践是辩证法的基石；如果辩证法来自于自然，它就不可能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如果它是革命批判的，就不可能在自然中找到它。列斐伏尔宣称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主义者”手里解放出来，恢复马克思的真正思想，即以人和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科学与辩证法》等著作中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僵化的理解，认为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种机械的决定论，特别是追随恩格斯把辩证法变成了教条主义的公式，因为自然辩证法导致了“自然的历史化”和“历史的自然化”。在萨特看来，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那种自以为发现了一种自然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妄想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辩证法，即人学辩证法。萨特还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僵硬的”、“永恒的”、“绝对的”知识，因而只是把所要考察的事件、人物或行动放进一个预制的模子里，就再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了，其结果就强迫地使人和物屈从于思想，如果经验没有证实预见，那么就被认为是错误的。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把人吞没在观念里”的“拜物教化的迷信”，即理论变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己力量。
梅洛—庞蒂在他的许多论著中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它的实证主义化、僵化和宿命化倾向。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其特征是将历史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对立起来，忽视前者而片面强调后者：“斯大林主义者”只看到外部社会经济条件的作用，把社会历史的进步当作由一个物化的引擎所推动，把革命事件看作预先注定的，陷入了宿命论，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它既强调个人自由的决定作用，又承认客观条件的“情境”作用，在马克思那里，这两者没有主次之分。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梅洛—庞蒂论述了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根本对立，认为，苏联理论界对卢卡奇的批判决不是偶然的，因为由卢卡奇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在思想路线上是根本对立的：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内容及特征包括，突出主体能动作用的“主客体辩证法”，为意识形态恢复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把阶级意识等同于实践的“实践哲学”和注重偶然性的“历史相对主义”；而列宁主义的哲学则是一种独断论、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和政治上的极权主义。梅洛—庞蒂着力批判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主义》中的哲学思想，认为列宁反复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使用思想即映象的比喻，把思想说成是人脑的产物，并自以为创造了一种可靠的关于事物的辩证法，他实际上重新确立了前黑格尔的知识论。梅洛—庞蒂赞同科尔施对列宁的批判，说正如科尔施所指出的那样，列宁的这本长达370页的书中，竟然没有将知识重新放至其他各种意识形态中间，寻找内在的标准来区别它们；列宁把认识主体放到历史的网络之外，使之成为绝对的东西，解除了它们自我批判的责任，使马克思主义不能把自己的原则应用到自身之上，而以庞大的实证性来确定辩证法的思想。梅洛—庞蒂指出，通过把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渗入辩证法，列宁的认识论使辩证法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即存在于外部的现实之中，但同时又渲染它，这就意味着用一种“第二自然”的理论来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这在理论上就意味着堵塞了任何“理解”的企图，在实践上就意味着用某种机械的行动代替整体的实践，用职业革命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味着把历史、精神的运动归结为机械的运动。梅洛—庞蒂认为，尽管列宁在晚年放弃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了一种与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相通的辩证法理论，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则被列宁的信徒所继承和发挥，从而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的危害。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联马克思主义”沿着恩格斯的理论传统，将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教条主义化，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本体论或世界观，将只存在于主客体关系和人类社会中的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突显了自然辩证法，并主张一种机械的镜子式反映的认识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主义、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理解，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而列宁之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更把这些观点推向极端。
第二，“苏联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了机械、片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被分割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政治）三个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被划分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历史唯物主义被看成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和范畴在历史领域的应用，从而将历史降低为“第二自然”，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或本质的地位。而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回事。
第三，“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而歪曲了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粗糙的宿命论的历史决定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充其量不过是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尽管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强调理论批判的科学性，并期望工人运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去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这种期望从来不是作为一种准确的预言提出的，而仅仅指出了某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则将历史唯物主义描述成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用这种规律及范畴推论社会发展，陷入了宿命论。
第四，“苏联马克思主义”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编辑成一系列的范畴、规律的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使之成为一种为现实统治的合理性辩护的工具。“苏联马克思主义”只有两个目的，即实用和宣传，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成了判断现实和政策，判断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标准，一切与之不符合的都是错误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由政治和实用主义的角度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从列宁开始的，而后起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将之推向极端。
第五，“苏联马克思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和歪曲，其根源在恩格斯身上。因此，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等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必须揭露“正统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弊端和危害，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所作批判的失误和意义
首先应该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有重大的错误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制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列宁等人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神话，认为马克思是历史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而恩格斯是自然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列宁则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把恩格斯思想中的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推向极端。因此，在他们看来，列宁主义及其后的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很明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列宁在20世纪初进一步发展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并奠定了向更高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础，而作为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的标志，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该书中，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哲学斗争的发展趋势及其特点，集中批判了作为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普遍倾向体现的马赫主义，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包括：自然在人类之前就已存在；人的意识是物质发展的最高产物；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源泉，但感觉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它以客观存在为前提；生活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第一和基本的观点，等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排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基础，进而否认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陷入历史相对主义或历史唯心主义。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采用了一个错误的立场，即在解决自然与历史、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关系时，用后者吞没或否定前者，将承认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承认自然辩证法评定为旧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残余，将承认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评定为机械论的、宿命论的历史观。他们进而宣称要用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其实是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来改造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变成资产阶级的“人学辩证法”，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之中。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而将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这实际上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以及在哲学世界观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卢卡奇在后来的自我批评中认为，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一个主要错误是否定客观的自然辩证法，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忽视和否定了它关于自然的理论”。他在晚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提出一种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但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代表人物，无视卢卡奇的自我批评，继续利用卢卡奇早年的观点来批判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及“苏联马克思主义”。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片面强调它的批判性而否定其科学性。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生命力在于它的批判性，而恩格斯、列宁等人则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科学体系，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整个“苏联马克思主义”则更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承认其科学性是不相容的，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科学体系必将窒息其革命批判精神。很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革命批判工具首先乃是在于它是一种科学的体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批判性的高度统一。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时也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党性（阶级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指责列宁只考虑哲学理论在政治和实践中的利害关系，而不关心哲学思想本身是否正确的理论问题，将列宁改扮成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并指责列宁之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的这种做法推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意识形态专政的工具，从而使它成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应该说，列宁之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化、庸俗化和简单化的倾向，但是列宁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性与科学性统一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变成革命实践的指南，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它才具有威力和生命力。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没有看到列宁的思想与斯大林的思想以及其后的苏联官方哲学的差别，否定或贬低列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诚然，斯大林在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上并没有坚持甚至背离了马列主义。例如，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斯大林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以此取代对立面的统一；用对社会发展规律（真理）的绝对认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认识论；宣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完全适合论，等等。这些观点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确也存在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化、僵化和实用主义化的倾向，损害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不能因此而将错误归咎于列宁以及恩格斯的头上，必须将列宁主义与其后的苏联官方哲学作相对的区别，不能将后者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归咎于前者。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有合理之处。我们着重指出如下两点：
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非全是没有根据的捏造，他们的批判往往是击中要害的。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把它分成缺乏内在联系的两大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的各个部分的原理处于有机的内在联系之中。30年代以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两大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铁板，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这就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和重要性，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强调的自然与历史、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观点。又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化和僵化，也有一定的根据。30年代以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开放、发展着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被理解成一个由一些规律和范畴组成的固定的体系，不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它不与当代各种文化思潮“对话”，这样，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就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此外，“苏联马克思主义”大搞“唯我独马”，凡是与之不符的，就往往被斥为修正主义、异端，实际上不允许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各国的实际灵活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化的批评也不无根据。30年代以后苏联官方往往将它们所理解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当作判断是非、真理的标准，甚至当作判断科学争论和文学艺术作品的准绳（如著名的李森科事件），更往往将之作为为错误的政策辩护的工具，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意识形态的专制。
二是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讨论的问题和某些可供借鉴的论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涉及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个别的枝节上的问题，而是一些重大的、本质的问题。他们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各个主要方面，如辩证法、实践论、认识论、历史观等加以批判，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认真讨论的问题，如，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它主要是世界观，本体论抑或仅仅是历史观？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它的各个部分、各种理论内容处于何种联系之中？辩证法仅仅存在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抑或它首先为自然界所具有？在当代如何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自然与历史、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看待认识的形成、发展及其本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批判性的统一？如何看待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的关系以及马克思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的关系？应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发展着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单一的，还是多样化的？等等。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在某些方面提出了有益的见解，并在个别问题上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如关于总体性、实践、异化及人道主义等问题的探讨中就包含有合理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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