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玲[1]2008年在《论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汇中探寻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协调统一的发展,在内容上体现为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人类的美好愿望,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动力与最终目的。科学技术进步带来了巨大的知识力量和物质力量。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概念,二者相互区别,也有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在当代,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使二者常常以“科学技术”的形式出现。科学技术是应人的需要发展起来的,这决定了它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统领。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存在着互动关系。科学技术进步给人的全面发展带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表现在科学技术进步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叁个维度分别使人的需要不断发展,使人的能力得以展示,使人的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与此同时也塑造了人的个性。在科学技术进步给人的全面发展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消极的负面影响。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原理角度分析了负面影响的成因,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克服、规避负面影响的关键所在,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是控制负面影响的根本途径。
高平[2]2012年在《论科学技术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技术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科学技术的内涵和功能体现了科学技术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科学技术通过影响人的认识能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思维模式等等,对人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从科学的内涵来看:科学是知识的理论体系,科学的整体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其次,科学技术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科学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人们依靠科学可以破除旧思想、旧习惯、旧传统、旧观念,树立新思想、新习惯、新观念,起到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解放思想,一、科学技术的内涵和功能体现了科学技术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王晓丽[3]2004年在《论科学技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其突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中针对旧式分工和私有制造成人的片面的、畸形的发展而提出这一理论的。所以，马克思实际上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建设新社会的主要目的和根本要求。在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但科学技术的意义归根到底是其对人——尤其是对人的发展的意义。本文试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作用入手，通过论述科学技术在人的“叁大发展形态”中的正负方面的影响，着重阐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使科学技术促进人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真正发挥它本来的作用，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郭正红[4]2003年在《论科学技术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技术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科学技术的内涵和功能体现了科学技术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科学技术通过影响人的认识能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思维模式等等,对人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金丽辉[5]2013年在《论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及其实现》文中研究表明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结合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统筹发展，努力把握好、发展好科学技术和人文价值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研究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的关系问题是当前科技哲学领域中的热点问题。本文从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层次关系出发，分析不同层次关系所具有的不同性质，以尽可能的减少二者相对立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在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层面上，重新反思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弊端，重新审视自由和理性，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最终全面实现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因此，本文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研究结论。第一部分是有关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概述。主要分析了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相关的概念以及所具有的各种性质。第二部分回顾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实践探索中逐渐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萨顿的“科学史观”发展到斯诺的“两种文化”，以及从古代、中世纪、文艺时期到近现代四个时期科学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第叁部分，从探究科技人文价值的多元化入手，从正面来考量科学技术对于人文价值起到的积极作用，从物质、精神以及人本身进化这叁个层面上进行分析。第四部分从对科技人文价值的缺失溯源问题中进入。为何没有实现科技人文价值在其根源上是由于西方科学观和文化观的盛行，二者各持己见。又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科学技术背离人文价值的严峻表现。第五部分从六个途径层层递进，分别论述如何才能更好的实现科技人文价值，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空间和条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本文的重点部分。
李霞玲[6]2012年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科学技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丁·海德格尔,20世纪德国着名人本主义哲学家。他以敏锐的眼光,从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遗忘存在出发,对存在之意义进行了追问,这种追问一直贯穿于其整个学术生涯,成为他一生唯一的主题。在追问存在之意义时,他从亚里斯多德的存在问题出发,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加以改造,继承了狄尔泰关于前理论的语境解释及克尔凯郭尔对人的生存情绪之分析,把现象学方法与存在问题统一起来,对现代社会的重要现象——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与反思构成了其追问存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德格尔是在现象学、存在论和此在论的背景下开展对科学和技术的本质思考的。对于科学本质的考察,主要分为叁个层次进行：科学认识活动并不是此在在世首要的、唯一的生存样式；科学是对自然的先行筹划；现代科学的本质(作为数学因素的现代科学、作为研究的现代科学和作为现实之物的理论的现代科学)。早期海德格尔着力于从此在的生存结构来分析科学认识活动的产生。在他看来,此在在世界之中操劳地活动,是科学理论产生的前提。在操劳活动中其它的存在者首先并不是认识的对象而只是作为此在生存在世的基础,只有当此在的操劳活动发生残断时世内存在者才在其纯粹外观中照面,原来处于非课题状态的上手事物成为了认识的对象,认识变成了对现成事物的纯粹观察,科学理论才得以产生。而这种对现成事物的纯粹观察中一定首先有着对某物的先行领会。因此,科学是对自然的先行筹划。后期海德格尔还是沿着早期这一基本思想,进而对现代科学本质进行深入的探讨。现代科学的本质首先在于数学因素,它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先行掌握,是事先提供关于事物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正是通过数学筹划,通过对认识程式的确保,科学便成为了研究。同时,现代科学也是现实之物的理论,对置性是其本质。这几种现代科学本质的说明之间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其中数学因素是最具有决定作用的特征。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分析是从用具开始的。用具的特点在于“为了…作”与“何所来”以及其存在方式的指引结构。通过“指引网络”,用具最后将自然与此在联系起来。在现代技术中,自然不再是现成在手之物而是被人所拷问、所促逼的对象,现代科学和技术所研究的不是真正的物,而是作为表象的自然之物。后期的海德格尔为了深入说明现代技术这一特点,用“集置”一词来说明现代技术“促逼人、摆置人、订造人”,并将之放入整个存在史中去考察。现代技术统治着人类的各个方面,已成了现代人面临的最高危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技术根植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之中。由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危机是不可消除的,是现代人的命运。为使人类走出危险,海德格尔借助了思、诗、语言和艺术。思、诗、语言、艺术在海德格尔那里都与存在有着内在的关系。艺术和技术同样作为原初的被许可的去蔽,为我们洞察技术的本质提供了另一种参照。而思是指存在之思,在现代社会中,计算性思维一点点抽空人、思、物的本真性,抽取掉人“沉思之思”的能力。因此要消除科学技术的危险,唯有通过思唤醒人们对遗忘存在的关注。同时,现代社会中的人不再是存在之言的占用者,在一个遗忘了“存在”的世界中,只有伟大的诗还顽强地守护和保存着道说存在之能力,现代人只有回到当代伟大诗人的诗歌中去倾听才能“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最后,本文论述了存在论科学技术思想的特征及影响。存在论科学技术思想无论是从反思视角、方法、立足点、路线还是其所使用的概念来看,都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知识论和认识论的独特特征。它影响了现代生态学和之后的种种哲学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解释学、技术哲学、后现代主义等),从而开启了一个后哲学时代。结论部分从叁个方面对存在论科学技术思想的合理性进行了评价。正因为传统知识论和认识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海德格尔选择了在“存在论”中反思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艺术、诗、思和语言等问题与存在联系起来,建立起一种对科学技术的存在论宏观叙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存在论形而上学。同时运用现象学方法,从本质的角度,得出科学本质是对自然的先行筹划,而这种筹划与人对世界的理解分不开；技术的本质在于去蔽,是一种对存在者显现出来的方式,而现代技术的解蔽方式是在西方形而上学支配下形成的。
赵洪波, 周代怀[7]2002年在《论科学技术在实践“叁个代表”思想中的作用》文中提出在知识经济时代 ,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内核是科学技术 ,左右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将是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 ;先进文化主要指思想文化和科学文化 ,它蕴涵着时代精神 ,蕴涵着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念 ,其科学精神尤为重要 ;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发展经济 ,实现国家强大 ,人民共同富裕 ,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科学技术。
贾淑品[8]2004年在《论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增进社会福利，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负面效应，就把可持续发展和科学技术绝对对立起来，这种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本文通过对科学技术真理性、实用性、有效性、普遍性和和谐性的分析以及对科学技术认知作用和实践作用的重点论述，力求让大家认识到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而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能因为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就否定它的价值。解铃还须系铃人，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实现还需要我们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树立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观。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作用；其二是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作用。其中认知作用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的真理性认识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依据；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有效性是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关键；科学技术的普遍性、和谐性是可持续发展得以全面实施的有力保障。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作用主要包括叁点，它们是保护资源，开发资源；促进发展，维护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和创造新的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它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延伸。也就是把科学技术的负效应限制在可持续发展能够接受的前提下，最大可能的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黄红[9]2009年在《论科学技术的价值定位》文中研究说明科学技术作为人这一主体的实践活动,科技活动与价值选择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需要立足科技的本质,对当代科技的价值进行审视和定位。人文价值和环境价值是科学技术应有的价值取向,即科学技术发展既要有益于增加人类福利,又要有益于保护生态平衡,使人类自身和自然环境两者持续地协调发展。
杨和荣[10]2005年在《论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及其实现途径》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也不断得到加强,其范围也远远超出局部领域或地域,到达人类所有的活动领域以及全球生态系统。着名学者刘大椿教授指出:“伴随科技活动的全球化进程,科技活动的风险已经上升为一种高后果风险——一种对极大量人口造成普遍性后果的风险,层出不穷的危机使得人的生活处于极端的不确定状况。”为了克服生态危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就必须正确地应用科学技术,发挥科学技术的生态功能,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因此,有必要对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很早就提醒人们要关注科技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科学技术的价值是一个由多种价值构成的价值系统,其主要组成部分是科技的认识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其中生态价值是科技的最高价值。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是从生态角度,从科技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来审视科技本身。本文强调论述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意在确立科技发展和应用的最高限度,唤醒人们对科技进行生态关怀,最终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经济、科技、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本文在广泛搜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料的比较和分析,系统地论述了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及其实现途径。文章以章节为主,共分六章,每章又含有两至叁节。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生态价值是科学技术的最高价值。第二章,主要分析了现实生活中,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被扭曲的根源。第叁章,论述了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体现。第四章,在上述基础上,重点而系统论述了实现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途径。第五章,展望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趋势和前景。最后一章,总结人们应该如何正确地运用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科技的生态功能,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参考文献：
[1]. 论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D]. 郭春玲. 大庆石油学院. 2008
[2]. 论科学技术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J]. 高平. 泸州科技. 2012
[3]. 论科学技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D]. 王晓丽. 山西大学. 2004
[4]. 论科学技术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J]. 郭正红. 理论前沿. 2003
[5]. 论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及其实现[D]. 金丽辉. 渤海大学. 2013
[6]. 海德格尔存在论科学技术思想研究[D]. 李霞玲. 武汉大学. 2012
[7]. 论科学技术在实践“叁个代表”思想中的作用[J]. 赵洪波, 周代怀.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2
[8]. 论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D]. 贾淑品.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9]. 论科学技术的价值定位[J]. 黄红. 科技信息. 2009
[10]. 论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及其实现途径[D]. 杨和荣. 武汉理工大学.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