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生育动机的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及其应用
孙丽伟1梁燕芳2高志强3
（1.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警察系,安徽合肥230031 2.武汉大学心理学系，湖北武汉430072 3.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601）
摘 要： 在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的背景下，为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动机，采用自编“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问卷”开展随机抽样调查。对353 份有效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初步提取影响二孩生育动机的五个因素；重新发放问卷，对724 份有效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对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进行差异性检验。最终构建了影响二孩生育动机的5 因素结构模型：传统观念、职业风险、孕育风险、经济成本和同胞关系；其中传统观念维度上性别差异显著；职业风险维度上在性别、城乡、年龄水平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孕育风险维度上不同年龄人群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经济成本维度上城乡差异显著；在同胞关系维度上性别和城乡差异显著。
关键词： 二孩；生育动机；问卷调查；结构模型
一、引言
我国自1982 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生育率显著下降，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近年来在以往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也出现了人口生育率过低的问题，由此导致了人口活力下降，人口规模趋于萎缩，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我国现行以及未来的经济社会优化发展造成了现实和潜在的负面冲击。在此背景下，我国对以往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改革和调整，2013 年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2016 年出台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即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这些政策的实施，让更多的育龄人群获得了生育二孩的法律和政策支持。令人意外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17 年全国出生人数比2016 年减少了63 万人，2018 年全国出生人数也较2017 年减少了200 万人。这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三年以来，人口增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没有达到预期水平。国内外学者围绕二孩生育动机开展了一系列卓有建树的研究：Fiori 发现如果父亲在妻子分娩、孩子照料、家务劳动中承担更多的义务会增加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1]；Raz-Yurovich 在研究中提出家务外包会使德国的女性更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2]；马良等人的研究显示传统生育观念、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是否为独生子女等是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3-6]；过往研究重点关注了育龄人群的人口学特征和经济状况等外部因素对二孩生育动机的影响，而对影响二孩生育动机的更为深层次的内在心理因素的探讨不足。本研究将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协同起来对二孩生育动机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化探讨，旨在采用自编“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问卷”开展抽样调查研究，构建影响二孩生育动机的因素结构模型，并对二孩生育动机的影响因素展开差异化研究，以期为我国当前二孩生育政策的探索和优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二、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问卷的编制
（一）问卷编制
在对过往文献的整理分析和半开放式问卷调查基础上，构建了研究的结构维度：传统观念、社会福利、经济成本、生育偏好、职业风险、心理压力、家庭环境、同胞关系、时间成本，围绕上述9 个维度编制了包含27 个问题的结构化访谈提纲，对125 个育龄对象展开访谈，对访谈结果进行编码分析。将编码结果作为问卷编制的依据，编制包含45 个项目的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初始问卷，项目采用五点评分。请1 名中文专业教师对初始问卷进行语义学分析，对存在歧义、包含多重含义等问题的问卷项目进行修改完善。
（二）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向育龄人群发放问卷365 份，回收有效问卷353 份。问卷调查对象的构成如下：（1）性别：女性201 人，男性152 人；（2）年龄：20～25 岁65 人，26～30 岁88 人，31～35 岁83 人，36～40 岁47 人，41～45 岁37 人，45 岁以上33 人；（3）户籍：城市205 人，农村148 人。
（三）统计分析
采用SPSS20.0 对有效问卷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并检验问卷的信度、效度。
（四）结果分析
1.项目分析
流程图适用于分析事物的先后顺序 在初中化学练习题或试卷上经常有流程图题目，这类题目通常是日常的工艺化学流程，把流程里涉及初中化学教学内容的地方，抽取出来作为考试内容，考查学生对流程中需要用到的仪器、加入的物质以及方程式书写等内容的掌握程度。这类题目可以帮助学生理清楚很多化学实验操作上的细节和相关化学反应的现象，让他们了解很多生活中的工艺化学流程。
1.2.6 活动。为患者营造良好舒适的休息环境，合理控制室内温度及空气湿度，保证空气属于流动状态，定期对室内开展消毒工作，尽可能减少外在因素对患者眼部疱疹伤口造成刺激。在休息过程中，如患者存在恶心、呕吐等不适感，应指导患者将头部偏向一侧，从而防止出现呕吐物堵塞气管及影响呼吸等情况。同时，根据康复情况制定运动康复计划，活动方式包括散步、太极、瑜伽等，使其自身抵抗能力及免疫能力得到提升，促进恢复。
对于一些难于生物降解的毒性物质可使用强氧化剂将其氧化分解，降低其污染程度。以芬顿试剂(Fe2+和H2O2)为主的系列高级氧化技术在水处理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4]。
对数据进行Bartlett 球形检验和KMO 度量，Bartlett 球形检验值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1），KMO 度量值为0.853，表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对问卷数据作探索性因素分析。按照以下标准剔除项目：因素负荷值小于0.40，共同度小于0.30，在两个及两个以上因子上的交叉负荷超过0.3。共剔除12 个项目，剩余的21 个项目组成正式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提取了5 个因子（见表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0.993%（见表2）。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项目内容将其分别命名为：①传统观念，指个体倾向于生育二孩使家族人丁兴旺，期望儿女双全，持有养儿防老观念等；②职业风险，指个体担心生育二孩会妨碍工作，导致失业或丧失升职机会等；③孕育风险，指个体由于一胎的孕育经历、身体状况及年龄等，担心孕育二孩的健康风险；④经济成本，指个体担心生育二孩会带来经济压力，加重生活负担，导致住房紧张等；⑤同胞关系，指个体担心生育二孩会导致无法平衡孩子们的抚养问题、面临同胞关系的处理等。
采用自编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正式问卷再次对育龄人群展开随机抽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724 份。问卷调查对象的构成如下：（1）性别：女性402 人，男性322 人；（2）年龄：20～25 岁100人，26～30 岁96 人，31～35 岁166 人，36～40 岁158 人，41～45 岁120 人，45 岁以上84 人；（3）户籍：城市416 人，农村308 人。
表1 旋转后的因子提取及各项目的因素负荷
表2 各因素的特征根及累计方差贡献率
3.信度与效度分析
正式问卷的分半信度为0.780；传统观念、职业风险、孕育风险、经济成本、同胞关系五个分测验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22、0.883、0.703、0.632、0.624。问卷信度良好。
因子与总分以及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分析显示，各因子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546～0.732 之间，均达到显著水平（P＜0.01），各因子间的相关系数（见表3）均在合理范围内，表明各因子之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
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系统性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征是全身多关节炎症反应、渐进性关节软骨退变及骨破坏。有研究报道称，以八角枫水煎液熏洗可明显改善RA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2]。近年来有研究发现，骨保护素（OPG）/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配体（RANKL）/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RANK）系统与RA发展进程中的关节软骨退变及骨破坏密切相关[3]。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建立Ⅱ型胶原诱发关节炎（CIA）大鼠模型，初步探讨八角枫水提液对其血清白细胞介素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以及滑膜OPG/RANKL/RANK系统的影响，以期为八角枫治疗RA提供基础实验依据。
表3 各因素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三、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及其应用
（一）研究对象
由表4可知，9个地区土样的△Go<0(除308 K时1号样的数据外，可能由试验误差所致)，表明Cd在土壤中的吸附过程是自发进行的。当0<∣△Go∣<20 kJ/mol，则为物理吸附，此时范德华力占主导作用，土壤对Cd的吸附作用较小，易发生解吸作用；当80<∣△Go∣<400 kJ/mol，则属于化学吸附，化学键占据主导作用，具有较大吸附能，多表现为不可逆吸附[18-19]。
青辰抬头一望，见唐玉烟正将蹬在树干上的腿收回，那根吊住自己的绳索，已被她卡在了身前松树的枝杈上，这让她能够腾出一只手来射出竹叶镖。
（二）统计分析
采用AMOS19.0 和SPSS20.0 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差异性检验。
（三）结果分析
2.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的五因子模型，对正式问卷的有效数据展开验证性因素分析，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的整体拟合指数见表4，各拟合指数良好，验证了二孩生育动机五因子影响因素模型的合理性。
表4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整体拟合指数
1.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对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在性别上的差异展开独立样本t 检验，描述统计及差异检验的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男性、女性在传统观念、职业风险、同胞关系维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男性更容易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更容易受到职业风险和同胞关系的影响。
2.探索性因素分析
表5 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检验（M±SD）
3.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
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展开独立样本t 检验，描述统计及差异检验的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职业风险、经济成本、同胞关系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农村居民在经济成本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在职业风险和同胞关系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居民。
表6 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检验（M±SD）
4.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的年龄差异
对不同年龄人群的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展开单因素方差分析，描述统计及差异检验的结果见表7，结果显示不同年龄人群在职业风险、孕育风险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事后检验（LSD）发现45 岁以上人群在职业风险和孕育风险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
将总分在前27%者作为高分组，后27%者作为低分组，对高分组和低分组在各项目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将结果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的项目剔除；计算各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将相关系数不显著及相关系数过低（r＜0.3）的项目剔除。共计剔除12 个项目。
表7 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的不同年龄差异检验（M±SD）
四、讨论
（一）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的问卷编制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依据文献资料整理分析和半开放式问卷调查的结果,构建了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的理论结构，然后根据结构化访谈的结果编码编制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问卷，这种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通过对问卷随机抽样调查数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初步确立了二孩生育动机的5 因素结构模型：传统观念、职业风险、孕育风险、经济成本、同胞关系。然后重新取样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对5 因素模型的合理性展开交叉验证，结果表明二孩生育动机的5 因素结构模型较好的拟合了抽样数据，说明5 因素模型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对问卷的分半信度以及各因素同质性信度的检验结果显示问卷信度指标符合测量学要求。
本研究所构建的二孩生育动机5 因素结构模型主要包含以下维度：传统观念、职业风险、孕育风险、经济成本、同胞关系。各维度的具体内涵如下：第一，传统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有多子多福、无后不孝、养儿防老等生育观念，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诸如传宗接代和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人的生育观念;第二，职业风险。育龄期人群正处于事业的发展期，职业技能稳步提升，职业前景日趋光明，由于孕育二孩所带来的生理、心理的变化以及潜在或现实的生活模式的改变将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致使其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引发严重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甚或不得不面临丧失职业晋升的机遇，乃至不得不面临失业的风险;第三，孕育风险。医学上把35 岁及以上的产妇定义为高龄产妇，高龄孕育会导致产妇健康风险和死亡率以及婴儿出生缺陷率的显著上升[7]，这是影响高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同时头胎孕期和分娩过程不顺利的经历以及头胎生育对产妇生理、心理健康所造成的伤害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二孩生育的意愿;第四，经济成本。孩子的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是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重要因素，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8]。二孩生育之后不仅会带来奶粉、医疗、教育等直接养育成本的增加，还会带来购房、机会成本（由于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等的付出所带来的收入减少）等间接养育成本的增加，故而养育二孩所带来的家庭经济压力是影响二孩生育动机的重要因素;第五，同胞关系。第一个孩子对于父母意欲生育二孩的态度，有限的经济资源和心理资源下在未来如何平衡两个孩子的养育和教育投入，如何处理好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是影响二孩生育动机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那些自身即是独生子女的育龄人群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二）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分析
在二孩生育动机影响因素的各个维度上，男性更容易受到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尽管由于社会文化的进步，男女平等观念的普及，同时养育成本升高和社会竞争激烈，再加上养老保障的多元化，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日趋弱化，但是相较于女性而言，男性更多地受到了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而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的二孩生育动机更易受职业风险和同胞关系的影响。女性作为孕育的主体，从怀孕到分娩期间，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在不断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在分娩过后还要更多的承担哺育孩子成长的重任，这使得她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影响到了她们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承受了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而用人单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到女性员工由于孕育所造成的机会成本，从而更愿意录用和培养没有孕育计划的员工，这就使得女性在考虑二孩生育时不得不斟酌由此而带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困境乃至失业风险。相较之下，男性在家庭孕育孩子过程中付出的时间和投入的精力较少，对于其职业生涯发展和晋升的影响也较小，故而其在考虑二孩生育时较少受到职业风险因素的影响。在同胞关系因素上，由于女性在情感体认上更为细腻，故而她们相较男性而言，会更多的关注两个孩子之间在养育和教育投入以及关系处理上的竞争关系，这就使得她们在考虑二孩生育时更多地受到该因素的影响。
农村居民在经济成本上的压力高于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在职业风险和同胞关系上的压力高于农村居民。在我国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居民，再者农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相对不完善，在全民重视教育的社会背景下，农民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并不低，因此农村居民的在经济成本上的压力要远大于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虽然高于农村居民，但是职业发展和竞争的压力要大于农村居民。漫长的孕育期将导致职业生涯竞争力的大幅下降，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当下，这可能会使其错失职业生涯晋升的机遇，甚至会导致失业，其生育二孩所要面临的职业风险远大于农村居民。在同胞关系方面，城市居民对孩子教育投入和综合素质发展方面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农村居民，对于二孩生育所带来的养育与教育投入竞争以及两个孩子关系处理方面的关注也更多，因此相较农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在考虑二孩生育时会更多地受到同胞关系因素的影响。
45 岁以上人群对于孕育风险和职业风险两个因素的担忧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分娩年龄大于35 岁的女性即为高龄产妇，45 岁已近超高龄产妇，和适龄产妇相比，高龄产妇将面临着更大的孕育风险，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孕育风险也会相应增大，因此孕育风险是影响高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45 岁以上人群的父母年龄更大，无法更多的帮助他们分担孕育二孩过程中所增加的家庭重担，他们将更为强烈的体会到工作家庭冲突，此外随着年龄增大，体力、精力也大不如前，还要面临年轻人的竞争，职业生涯发展的压力会因此而空前严峻，面临的职业风险也会因此而加剧。
综上，我国育龄人群二孩生育动机的影响因素模型是一个5 因素结构模型：传统观念、职业风险、孕育风险、经济成本和同胞关系，该模型可以为我国二孩生育政策的探索和优化改革提升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科学生育观念的普及，完善孕育期女性劳动权益的保障，孕育医疗制度和条件的优化，养儿、育儿成本的下降，通过科学立法适当延长男性和女性的孕育假期，探讨国家对孕育人群合理的经济补贴等都是提高育龄人群二孩生育动机的可能的有益探索。
接着我顺势让学生模仿无提示语的方法写一段对话，学生想到争吵、辩论、比赛等生活实践，运用这样的形式能够形象地表现人物特点。
参考文献：
[1]Fiori,F.Do childcare arrangements make the difference a multilevel approach to the intention of having a second child in Italy[J].Population Space & Place.2011,17(5)：579-596.
[2]Raz-Yurovich, L.Erratum to：Outsourcing of Housework and the Transition to a Second Birth in Germany.Population Research & Policy Review,2016,35(3)：419.
[3]马良,等.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J].人口学刊,2016,38(06)：17-26.
[4]卢海阳,邱航帆,郑逸芳.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就业性质和养老观念的视角[J].南方人口,2017,32(3)：55-68.
[5]张建武,薛继亮.广东“80 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南方人口,2013(2)：10-18.
[6]方力维,等.“全面两孩”政策下“80 后”父母的再生育动机及其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7,25(10)：658-661+665.
[7]乔晓春.“单独二孩”政策的利与弊[J].人口与社会,2014,30（1）：3-6.
[8]谭雪萍.成本-效用视角下的单独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徐州市单独家庭的调查[J].南方人口,2015(2)：1-12,2.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cond Child Fertility Motiv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SUN Liwei1，LIANG Yanfang2,GAO Zhiqiang3
(1.Department of Police,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lice Officers,Hefei Anhui 230031 2.Department of Psychology,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2 3.Institute of Applied Psychology,Anhui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601）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fully implementing the second-child policy, a random sampling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using the self-compiled " second-child fertility motiv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questionnaire" to study the second child fertility motivation of people of childbearing age.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353 pieces of valid data,and fiv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cond child fertility motivation were preliminarily extracted. The questionnaire was reissued, 724 valid data were analyzed for confirmatory factors,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cond child fertility motivation were tested for differences. Finally, a five-factor structural model is constructed,which includes traditional concept,career risk,reproductive risk,economic cost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dimension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In the dimension of career risk，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ge level.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the dimension of reproductive risk.In the dimension of economic cost,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and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the dimension of sibling relationship.
Key words: Second child;Fertility motivation;Questionnaire survey;Structural model
中图分类号： B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9—0673（2019）04—0042—06
收稿日期： 2019—05—28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项目编号：SK2018A0029）阶段性成果；安徽省质量工程基层教研室示范项目（项目编号：2018jyss050）阶段性成果；安徽警官职业学院2018 年度院级教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yxm2018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丽伟（1983— ），女，山东莘县人，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心理测量、社会心理。
责任编辑：姜广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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