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女性文学话语的复归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话语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女性文学”本身是一种相对的存在。人类世界由男性和女性构成且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任何艺术活动都不会与之有须臾的分离。比较狭义地讲，“女性文学”指由女性作家参与操作的女性生活为内容的文学创作，虽然，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并不鲜见的文学景象。“女性文学”之所以成为话题成为概念，显然是经历了文学演变中女性化特征逐渐聚拢和浓缩的过程，此种女性化特征，从客体方面指作家所面对的女性生活、女性人物，从主体方面指作家独特的审美意识、审美情感及审美方式、话语方式等。因此，把握当代女性文学的流变发展，鉴赏与批评当今女性文学创作，都必须依傍着整体文学迁延的脚步，以认识女性文学独特的生存背景和性别觉醒的历程为前提。
系统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出现于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对女性文学天才以极高的评价，并对女性创作以“正宗文学”的定位：
中国文学的变迁，总不外两种趋势，便是婉约和豪放。无论哪一种文体，都可概括在这两种作风里面；无论那一时代的文学，总不能自外于这两种趋势的圈套。就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讲，婉约文学又往往为文学的正宗，而豪放则被称为别派。
女性的文学，实在是婉约文学的核心，实在是文学的天国里面一个最美丽的花园……
婉约而温柔的文学，总得女性来作才能更像样，——如其我们这样想，而且觉得事实上的确不错，那末，我们尽可以说女性文学实在是文学正宗里面的文学正宗。
因为中国文学是倾向婉约温柔方面的发展，而婉约温柔的文学又最适宜于妇女的着笔，所以我们说：妇女文学是正宗文学的核心，这句话不见得大昏吧。[1]
就古代文学来讲，以上说法大体公允，肯定了女性的文学天赋并划入正宗文学的范畴。既便如此，女性在整体创作的质与量上仍远不如男子，女性远没有尽展她们的文学才华，这是缘于男权中的社会的重重压迫，“她们是闭锁深笼的小鸟，她们是埋藏地府的宝石，地位愈珍贵，行动愈不自由，天才愈不易发展。”[2]极少数显露才华的女子，其诗词韵文创作的内容不外乎排遣精神苦闷，抒发感情幽怨，从真实的心灵体验出发，倒也带有浓厚的性别色彩，其风格大都清丽婉转或缠绵绯侧。
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迄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伴随着“人的觉醒”的时代总主题，女性作家开始重新审视自我、审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文学精神上与时代进行着勾通，即反抗封建礼教束缚，高扬个性解放的精神旗帜。但是，在新旧交替的特定历史时期，真正能够迈出闺阁，一闯天下的女子实际为数极少，大部分女作家囿于自我，没有建立更为开阔的文学视野，对古典的超越主要表现在认识自我处境，寻找自我出路，并大胆发泄自我情绪，在自我精神漫游中逐渐增强着女性自我意识。创作格调上，一方面承续着婉约温柔的文学传统，同时也更趋于敏感、矜持、倔强。在历史必然性的推助下，现代女性文学进行了坚韧不屈的跋涉，文学成就斐然。
一个历史转型期，面对旧的破坏与新的临盆，正宗的文学传统正在解体，时代文学风格由婉约向豪迈作整体性变动，在这一时代潮流中，首先冲出重围的女性作家是丁玲，她卸下闺秀作家的盛名，以决绝的态度走上社会斗争的十字街头，她毅然舍弃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柔弱情感，告别了女性作家所向往的“蕴藉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艺术境界，以格调高亢豪壮的艺术创作介入时代社会变革运动，她宣称“苦难中的中国女性之英雄主义，甚至比男同志们的还要坚定得多。”[3]丁玲的从婉约到豪迈，意味着现代女性文学的全新突破，是女性文学从女性自我走向社会民众的一把标尺。
在女性追求人格、自由、平等这些基本人权之时，往往是以失落女性自己为代价，女性文学创作中关注外在与忽略自我，视野的超越与性别的失落，构成一种恒定的矛盾困境。一直持续到当代“十七年”，茹志鹃的《百合花》，宗璞的《红豆》，因着女作家独到的艺术触觉和女性化的语体表述而成为当时文坛令人侧目的优美佳作，建国后十七年，崇高风格一统天下，处处充溢着时代最强音，这样明媚秀丽，一清如水的女性创作成为一种变调，虽不足使文坛轰鸣的单一音响得以改观，却也以婉约优美对应于崇高豪放而弥足珍贵。遗憾的是，十七年的女作家并没有自觉的性别意识，也没有刻意去锤炼自己特有的女性话语，作品中所包含的女性文学内容，不过是女性天性的无意流露而已。相反，许多女作家竭力摆脱天性的纠缠，放弃自己的优长，努力向英雄主义靠拢，以取得时代的认同。满以为去掉性别特征就是实现了男女平等，这实在是十七年妇女解放的一大误区，其结果是导致“文革”中不伦不类的“女英雄”、“女铁人”的出现，在人性失落的年代，女性的失落更是在所难免。
追随着新时期“人的自觉”的文学潮流，女性文学开始解冻、复苏，在持续统领文学潮头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女作家们用她们柔韧的笔触，泻泄着倍受压抑与凌辱的女性情感，抚慰着一代女性所遭受的灵魂伤痛。在这一历史转型期，中国文坛正与时代和社会同步，经历着旧的裂变与新的生长，并奇妙地回复着“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种种文化命题。当代的女作家们也真如当年的丁玲、萧红们那样，既关注女性命运的变幻，更倾心于开拓和表现变革中的外部世界，她们更多地以社会角色参与了对中国社会、对人性失落的深刻反思，她们力求在推进社会的同时推进女界人生，在属于民众的同时属于女性自己，新时期成功地拥有这两方境界的女作家有张洁、谌容、王安忆、张抗抗、张辛欣、航鹰、竹林、铁凝、王小鹰、叶文玲等等，她们以其冷静、深邃，不亚于须眉的理性思考，卓立于新时期文坛，深广的忧患意识与清醒的理性光彩甚至多多少少遮蔽了她们的女性色彩，但无疑，这种大家风范与智者气度，是中国女性人格尊严与人格理想的真实写照，是对本世纪以来女性文学的全面超越。
八十年代中期，刘索拉、残雪、池莉、方方、范小青等一批女作家涌上文坛，她们借助文学的主体性大潮，创作中更加张扬作家个体的独异性。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相衔接，她们依然关注外部世界，也关注当代人灵魂的衍变，生存现状与人类未来的命运被同时纳入思考的文本中，作品的意蕴更为深厚和开阔。这一批作家的转变明显地落在文学的话语方式上，面对大千世界，面对大众话题，她们更愿意动用自身特殊的感觉系统与特殊的思维结构，作为世界的转述者，她们更喜欢性别角色所赋予她们的别一种声音，于是，无论“新潮文学”还是“新写实主义文学”，女性作家的创作显现出愈来愈鲜明的个体特征。
冰心老人曾说“一个人要先想到自己是一个人然后想到自己是个女人或男人”[4]在完成“人的自觉”的大命题之后，文学中“女性的自觉”已成顺水之舟。
（二）
新时期女性文学话语真正的复归是在九十年代。
在这之前的本世纪女性文学史，基本上沿着认同与靠拢“男性语话中心”的轨迹前行，从丁玲们奋力突破传统狭小的女性文学格局，到新时期既具自觉女性意识又自觉超越性别意识的实力派女性创作，女性文学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中极重要的构成部分和强有力的一脉。但是，这种深刻的嵌入却造成女性话语与男性话语的难以割离，女性文学史在整体上缺乏鲜明独立的话语品格，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所能囊括。此种状况的形成，一方面缘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女性长期以来的受压抑地位，另一方面则由于现代女权运动的影响，女作家们以反性别或超性别姿态对“男权中心”进行逆向的反抗，她们或者有意识地杜绝“女”字，忘掉自己是“女性”，或者有清醒自觉的女性意识，但竭力隐含在作品深层下“不动声色”，在没有淋漓尽致地展示自己的性别化个体特征的情况下，就亟待对女性意识的全方位超越，以抵达广阔深厚的艺术境界。说到底，女性创作依然没有逃出“男性中心”的怪圈。把“女性化”与“历史感”“深厚感”对立起来，从而无视或轻薄女性文学的社会价值与美学品格，这不能不说是女性文学难成独立系统的主要原因。
再次冲出重围具有否定之否定的意义。八十年代中期，瞿永明等人的“女性自白诗”已坦然地提出为女人而写作，并在诗歌创作中刻意表现女性特有的生存体验与深层意识。“女性自白诗”可视作女性文学再次崛起的一座桥梁，随后陆续叫响于文坛的是一批张扬“性别意识”的女作家和她们极富女性意味的小说文本。我们可以把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小说创作分为四大板块，其中最具绝决态度和叛逆精神的是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等的“私语化”小说。
“私语化”所对立的是“社会化”，同时与当前小说创作的“客观化”潮流分庭抗礼，表现出浓厚的“主观化”色彩。陈染们的小说创作背对广阔的社会人生舞台，独向女人心灵的风景。陈染的小说淡化或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题材和主题，执著于揭示人的特别是女性的内心生活。《与往事干杯》中的肖蒙，《无处告别》中的黛二小姐，《潜性逸事》中的雨子，《时光与牢笼》中的水水，以及《角色累赘》中的女孩子“我”，都是些优雅聪慧，敏感多情且忧郁孤独的年青女性，陈染让自己笔下的人物从性别角色所赋予的独到感觉出发，去与外部世界对话，于是，人物眼中的世界无不在一种女性化的情感和情绪的笼罩之下。作为一个女性作家，陈染几乎在她所有的小说中融入了自我的体验和感觉，甚至自我的性情、气质，乃至我的兴趣、自我的形象，那么一种孤芳自赏、遗世独立的姿态，绝对地属于女性，属于陈染自己。可以说陈染是当今作家中极度追求创作私人化的一位，同时也鲜明地昭示自己的性别立场并使女性的个体生命意识得以纵情的舒展。
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进程中，陈染的小说创作无疑具有开拓和变革的意义，如评论家所说：“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地表之下的生存，经历了短暂的浮现，以及在平等，取消差异—‘男女都一样’的时代于地平线上迷失之后，这是又一次痛楚而柔韧的性别复苏。”[5]虽然陈染首次提上并竭力阐释了自己创作中的超性别意识，但显然，陈染在新时期文坛上的劳绩与地位更主要地取决于她对女性文学的开创性建设，以她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创作使当代女性文学面临全新的起点。在女性意识复归的前提下，为了使女性文学不致流于单调浅薄，作家们则以超性别意识为切入口，寻求新的超越。
女作家张抗抗曾经指出：“‘女性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不能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假若女作家不能彻底抛弃封建伦理观念残留于意识中的‘性＝丑’说，我们便永远无法走出女人在高喊解放的同时又紧闭闺门，追求爱情却否认性爱的怪圈。”[6]历史赋予当代文学新的契机，惯于抒写爱情题材的女性文学在新时期已拓展到表现性爱的空间。陈染对女性心理层次的揭示通常以一个性爱故事为载体，而对女性性意识，性感受的描绘也袒露无忌。在另一个女作家林白那里，表现女性隐秘的性心理世界则成为作品的中心内容，可以认为，林白小说中的女人是通过爱欲去体验周遭世界，作家本人也是通过把握女人的爱欲去揭示女人与世界的关系。林白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回廊之椅》、《瓶中之水》，特别是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都是些绝对的女性故事，作品袒露之极、偏执之极、怪异之极，颇有些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意味。
有关性爱的创作在新时期文学中并不鲜见，王安忆、铁凝等女作家也曾以男女性爱为视点，进行深刻的历史文化反思。然而，陈染、林白们与之不同，她们刻意剥离了附加在性爱身上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道德的内涵与意义，执意使性爱变得纯粹起来，她们写感觉，写意念写女人内心的独白，她们以女性特殊复杂的生命体验为审美观照对象，构筑一座座神秘又奇异的艺术殿堂。作为女性作家，在挖掘女性最深层的意识时，又分明渗透自恋和唯美的倾向。这种将异乎寻常的女性心理及生理隐秘毫无遮拦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女性创作，毕竟不能代表当前女性文学的全部，况且此类创作多少都会引起人们的非议和责难；但毕竟，这是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创作中最果敢勇猛的探索行动，而且也引起相当一部分读者的审美兴趣，虽然由于话语态度的极端而显得有些矫枉过正，但对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复归却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
同样是书写城市知识女性的生活，相对于林白、陈染等作家的艰涩、极端，另一些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则显得平易而家常，呈现出与其板块的作品迥异其趣的艺术风貌，这就是张欣、殷慧芬、唐颖、徐坤的“新市民”小说。张欣小说所关注的常常是那些城市白领丽人，写她们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感情，她们的梦想。张欣的写作并不回避性爱，但她更专注于精神境界的探求，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大都抱着一种平和宽容的心态走入现代都市生活，走入充满竞争而欲望无限的男人们中间，试图寻找并实现带有传统意味的温馨浪漫的爱情故事，如张欣在一篇创作谈中所说：“深陌红尘，重拾浪漫。”[7]而当美妙的情感理想在现实的撞击下变得粉碎时，这些“不切实际的女人”失望却并不绝望，伤感但并不忧郁，依然怀抱梦想，潇洒前行。可以说，张欣描绘了一幅幅被她的主观理想包装过的现代生活图画，城市虽然充满冒险，同时也充满生气，城市的男人们既让女人生爱，又令女人失望，张欣小说的分寸感和浪漫情调赢得了众多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喜爱。
唐颖与殷慧芬的小说具有“上海特色”，殷慧芬的中篇小说《纪念》表现出与张欣创作相类的价值取向，她关于《纪念》的创作谈颇能看出这一点：“《纪念》叙述的似乎是男人的故事，然而我关注的依然是城市女性的命运，她们内心深处炽燃的热情和宿命的伤感在城市的暗夜里闪烁着灿烂和纤细的光亮，凄美而令人痛心。她们永远的有渴望永远是城市爱情这块‘麦田’的守望者。”“男人在这样的伤逝里英雄而又冷漠。他们为了自己内心的目标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前行。城市的开放给了他们机遇、冒险、财富和艳遇，他们踌躇满志而内心疲惫，甚至空虚。”[8]在渴望与依赖男性的同时又与男权相抗衡，作家从性别角色出发观照社会观照男性，表现出浓重的女性意识。
徐坤也写城市、写知识分子、写青年女性，但却更具理性精神与思辨色彩；她注重体验，但却不满足于堆积私人的体验而让别人去阐释，她刻意在小说里沉积思想，从《白话》、《先锋》到《鸟粪》《遭遇爱情》，都是些非常优秀的小说篇章。近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狗日的足球》中，作者的思想浮出水面，化作义愤填膺的呐喊，一个柔弱女子在足球场吹响喇叭以示对男权的抗议，以维护女性的人格和尊严，小说构思巧妙，情感充沛，作者与女主人公的思绪共为一体，不啻为九十年代的一篇女性宣言。小说最后写道：“她枯坐那里，还在吹，不停地吹，诉着她孤独的忿闷。她感到自己的反抗力量正一点点被耗尽，被广大的、虚无的男权铁壁消耗怠尽。在尖厉的号声中她听到自己的嗓音断碎了，皮肤断碎了，裙子断碎了，性别断碎了，一颗优柔善感的心，也最后断碎了。”[9]徐坤的宣言似乎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女性追求独立、自尊与解放的喇叭已经吹了将近一个世纪，依然难以动摇男权中的铁壁，仅仅捧出优柔善感女人的心，并不足以说明女性人格尊严的确立。时代呼唤更高层次更有力度的女性文学的面世，以整合一个世纪以来女性文学的艰难探索与辉煌成就。
（三）
整合就意味着重建。“私语化”小说和“新市民”小说确认了女性文学的性别差异，使女性意识得以彻底解放，同时其局限与不足也显而易见。极端的主观化和理想化的女性文学迎合着一部分优裕有闲阶层读者的口味，尚不能切近为生计而疲惫奔波又常常窘迫不堪的普通民众，面对他们与他们平谈的日常生活场景，池莉、方方、范小青等作家继续操持“新写实”的笔墨，“客观化”、“原生态”的书写掩埋了表层主题与主体感情，也遮蔽了创作中的女性印记。这第三板块的创作我们或者可以称之为别一种女性眼光，别一种女性话语，它拓展了女性写作的空间，丰富了女性文学的库容。
第四板块的女性文学创作稍显杂乱，人为的归纳显得有些勉强。这是由于，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动，女作家们开始了新的探索和超越，一批文学新人又纷纭而出，在崇尚个性的大背景下，女性写作呈现出各具特色、各有路数、异彩纷呈的局面。但同时，我们在一批颇具实力的女作家那里看到了整合与重建女性文学的势头，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也仍能够大概把握其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
新的动向首先表现在，女性写作突破表层的女性化附着，发挥女性特殊的审美感受，用以观照外部世界，洞察人类灵魂的迁延变化，使创作走向深邃，走向大气。王安忆的创作可视为衡量新时期女性文学成就的一把标尺，她以女作家特有的敏感，应合着时代社会的脉膊，每一阶段的创作都新鲜锐利，令人满意。王安忆是新时期最早树立女性意识的作家之一，从最初的《雨、沙沙沙》，到轰动一时的“三恋”《小鲍庄》，再到近年一系列写上海弄堂故事的中篇小说和《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长篇小说，在内容上都以女性为主体，作家也是站在女性的立场表现妇女的生活经历与特殊感受，并依赖女性的细腻感觉营造出成熟而富有穿透力的文体语言。作家对女性本体的透视总是与外在世界联系在一起，对女性深层心理结构的开掘总是能引伸到对广义的人性世界的探照，于是，王安忆的创作显得比一般女性创作意蕴深厚，艺术境界也丰赡而广博。反观之，王安忆对女性意识的超越又从来没有以失落自身为代价，愈是优秀的作品，愈是尽情地发挥女性作家无限丰富的个人素质。对于王安忆来讲，女性意识，永远是女性写作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所以，人们有理由期待王安忆创造出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水平的属于女性文学范畴的宏篇佳构。
相对于陈染、张欣的内向性小说而言，整合与重建中的女性创作要外向一些，尽管她们也非常关注人类的精神世界，但有关精神话语必定建立在对客观生活的体验之上，也就是说，不陷于女性心理深处去作无休止的心灵独白，而是满腔热情地去注视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捕捉人类精神的精华，从而实现对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类精神的关怀。除王安忆、铁凝、张抗抗等一批新时期女性文学老将外，近几年驰名于文坛的一些中青年女作家如毕淑敏、赵玫、迟子建、王晓玉、马瑞芳、叶广芩、徐坤等，均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艺术追求，她们尽力拓展艺术视野，以女性的目光去穿照历史与现实生活内容，从中获得关于人类命运的永恒话题，显示出极高的审美价值。她们的文学探索表明，女性文学正在逐步走出单一的情感及性爱的天地，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与男性话语的接轨，以抵达文学“双性和谐”的理想境界。
在本体多元化的文学背景中观照女性创作，自然不能忽略女性文学特殊的话语方式。从本体意义上讲，文体语言形式的自觉与成熟就标志着女性文学的自觉与成熟，语言，正是文学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石。文体语言的自觉大约迄始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女性创作又以体验性的运作方式昭示其话语意识的觉醒。女性作为话语主体，全面控制文学叙述语言施展叙述策略，并深深陶醉于自己营造的语言状态中。林白曾这样阐释她小说中的性描写：“在事实中真正的性的接触并不能使我兴奋和燃烧，但我对关于它的描写有一种奇怪的热情。我一直想让性拥有一种语言上的优雅，它经由真实到达我的笔端，变得美丽动人，生出繁花与枝条，这也许与它的本来目的相去甚远，但却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一种诗性的快感。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10]确认女性为主体的性爱感爱，继而使之笼罩在美的语言描叙中，用语言来完成美的艺术工程。这种独特的带有唯美倾向的诗体追求是对长久以来把持话语中心的功利化语言框架的挣脱。女性文学对性别角色的再一次关注，由写自己：“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到自己写：“飞翔是妇女的姿态——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我们都已学会了飞翔的艺术的及其众多的技巧。”[11]女性在寻找自我的同时，也找到了表现自我的个体话语系统，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这无疑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创作举动。
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绚丽景观，与一批成功的长篇巨制的问世莫不相关。如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铁凝的《无雨之城》，赵玫的《朗园》，竹林的《女巫》，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王晓玉的《紫藤花园》，马瑞芳的《蓝眼睛·黑眼睛》等等。长篇小说创作历来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女性作家投入长篇创作并收获颇丰，也有力地说明了世纪末女性文学的成熟状态。
从文学的多元性，风格的多样化要求出发，肯定女性文学的存在及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已无可置疑。性别表明了差异，差异形成了个性，个性是风格的前提。人们不会忘记在“文革”前“十七年”单调整刻板的创作氛围中，茹志鹃刘真等女作家的优美之作是如何滋润了人们日渐干涸的心田，她们小说的艺术魅力显然更多地来自一种特有的女性化的叙述情调。在文学自由的时代，强调女性文学的特殊性并推助女性文学的发展，将会带来当代文学整体的繁荣、兴盛、丰富多彩。
“妇女文学具有相当普遍的一个特点是，它总充满对人类、对儿童的爱心。或者说，在这方面女性作家出于天然的母性，往往比男性作家做得更好、更感人。”[12]张开女性温暖的双臂去拥抱世界，这个世界将会更加温馨，更加美好。
注释：
[1] 胡云翼：《中国妇女与文学》，转引自谭正壁《中国女性文学史话》1984年版第16—17页。
[2] 谭正壁：《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第18页。
[3] 〔美〕E·里夫原：《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
[4] 冰心1990年12月5日为《妇女研究》的题词。
[5] 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
[6] 张抗抗、刘慧英：《关于“女性文学”的对话》，《文艺评论》1990年第5期。
[7] 《小说月报》1995年第5期。
[8] 殷慧芬：《面对城市》，《小说月报》1996年第1期。
[9] 徐坤：《狗日的足球》，《小说月报》1996年第12期。
[10] 林白：《代跋：选择的过程与追忆》，《致命的飞翔》，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52页。
[11]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203页。
[12] 张炯：《中国妇女与中国文学》，高琳主编《论妇女文学》，中国妇女出版社1985年第7页。
标签：文学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王安忆论文; 女性意识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