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时期敦煌令狐氏与佛教关系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佛教论文,北朝论文,令狐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0)05-0099-06
十六国北朝时期是敦煌大族思想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佛教自汉代传入敦煌后，不断发展壮大，十六国时期以来逐渐被敦煌大族接受和信奉，敦煌大族的思想文化从独尊儒术发展到儒释兼行。其中，令狐氏是敦煌大族思想文化发生变化的典型代表。本文主要探讨十六国北朝时期敦煌令狐氏与佛教的关系，分析令狐氏在此时期不同阶段内的佛教文化特色。
一 北凉敦煌佛教与令狐氏文化角色的转变
西汉末年因避王莽之祸令狐氏家族由中原徙入敦煌，东汉时期其以儒家文化为特征的敦煌大姓地位得以确立[1]。确切地说，自东汉中期以后敦煌令狐氏完成了从武力军功到文化世家的转变[2]。汉至十六国前半期，敦煌令狐氏在政治、文化上都很显达，尤其是令狐氏的儒术世家特征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敦煌大族①。公元421年北凉灭西凉，敦煌处于北凉统治之下。关于北凉时期敦煌令狐氏的仕宦情况史载少有发现，可以推测令狐氏家族已经不受北凉统治者所重用，处于消沉时期。为了生存，令狐氏开始谋求新的发展道路，接受佛教正是他们解决现实不顺的良药。
作为佛教中转站的敦煌，佛教气氛非常浓厚。敦煌“悬泉浮屠简”的发现，说明1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传入敦煌[3]。“敦煌菩萨”竺法护翻译不少佛典，弟子竺法乘在敦煌立寺延学[4]，促进了敦煌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晋司空索靖题壁“仙岩寺”，秦建元年中始有乐僔、法良造窟②，这是关于莫高窟的早期记载。五凉时期敦煌佛教迅速发展，“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5]，尤其是北凉沮渠氏时期，大量翻译佛经，造塔建窟，使得北凉一时成为一个“弘化护法”之国[6]。在这样的佛教背景下，一向以儒学经术传家的令狐氏开始接触佛教。
从敦煌吐鲁番考古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令狐氏接触佛教的早期情况。
(1)北凉马德惠石塔题记：
令狐飒书。承阳二年岁在丙寅(426)次于鹑火十月五日，马德惠于酒泉西城立，为父母报恩。[7-8]
马德惠石塔出土于酒泉城内西南，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石塔腹身刻有经文和题记，共33行，每行6至8字不等。所刻经文为《增一阿含经·结禁品》，29行，与经文同行接着是“令狐飒书”，最后是4行塔主人马德惠的发愿文。塔上刻有“承阳二年”，据朱雷先生研究，北凉奉夏正朔，“承阳”就是夏之“承光”，“承阳二年”即是426年[9]。北凉时期令狐氏担任刻经人的角色，为佛教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2)《妙法莲华经·方便品》写经题记：
岁在己巳(429)六月十二日令狐岌为贤者董毕狗写讫校定。[10]③
此经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题记后面有庚戌三月十一日仲父跋语：“案：己巳为宋元嘉六年、北魏神
二年、北凉沮渠蒙逊之承玄二年也。当时写经卷子多出中国人手，草致奇谲，大半相类。上接隶体，下开北魏一派，一见而知为北凉书法也。”此经系北凉承玄二年(429)令狐岌所抄，同样展现了北凉令狐氏为人抄经的情况。
(3)《佛说首楞严三昧经》下写经题记：
清信士史良奴所供养经。维太缘二年岁在丙子(436)四月中旬，令狐广嗣于酒泉，劝助为优婆塞史良奴写此经。[11]
据黄文弼先生介绍此经系1930年袁复礼在迪化（乌鲁木齐）时鲍尔汉所赠，出土于吐鲁番，属于六朝写本。据殷光明专门对年号的研究，“太缘二年”就是北魏“太延二年”(436)[12]。此经由令狐广嗣在酒泉所写，然后传入吐鲁番。表现了北凉中期令狐氏作为写经人的身份为人抄写佛经的情形。
(4)北凉程段儿石塔题记：
劝书令狐广④嗣。凉太缘二年岁在丙子(436)六月中旬，程段儿自惟薄福，生值末世，不观佛典，自竭为父母合家立此石塔形象，愿以此福成无道，并及命过秋，官女妻陵男亦同上愿。[13]
程段儿石塔出土于酒泉城内，藏于酒泉博物馆。石塔腹身刻有经文和题记共28行，每行7至12字不等。所刻经文是《增一阿含经·结禁品》，22行，与经文同行接着刻写“劝书令狐广嗣”，最后是6行塔主人程段儿发愿文。此塔是程段儿为“父母合家”，愿“成无道”而造，刻写人是令狐广嗣。造塔时间是“凉太缘二年岁在丙子六月”，与本文(3)中四月中旬，令狐广嗣于酒泉劝助为优婆塞史良奴写”《佛说首楞严三昧经》的时间相差两个月。可见令狐广嗣作为职业抄经手经常为人抄刻佛经。
上述两座石塔题记和两件佛经抄本是令狐氏接触佛教的早期记录。令狐飒、令狐岌、令狐广嗣都是经文抄刻人，他们为供养人马德惠、董毕狗、史良奴、程段儿抄刻佛经。古代信众发愿供养，请人抄经现象非常普遍。敦煌令狐氏正是信众们合适的抄经人选。这是因为敦煌令狐氏自东汉中期以来就形成了儒术传家的传统，儒风雅士辈出，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为其从事佛经抄写工作提供了优势条件。令狐氏离开北凉政权舞台后，为了生存，开始为广大信众抄写佛经，跟佛教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从而由以儒术传家的传统大族转变为儒释兼通的新型大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重禅修，令狐氏所抄写的佛经《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妙法莲华经》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首楞严三昧经》是大乘禅法最重要之经典，讲求佛德坚定，有助于参禅打坐。《妙法莲华经》宣扬造塔筑寺、抄写佛经，在此经的宣传下信众抄经信仰之风盛行。令狐氏为人所抄写的这些佛经正是当时佛教信仰之风的具体反映。石塔是寺院内供奉之物，由世俗施主造好后施舍给寺院，供僧侣观像或信徒礼拜之用[6]235-236。两座石塔上所刻佛经都是《增一阿含经·结禁品》，其“‘十二因缘’是成佛的重要阶梯，在禅定中观十二因缘，认识三世因果相续的道理，以对治愚痴，佛教还主张定慧双修，由定生慧，以慧观达真理，决断疑念，斩除妄想，从而获得解脱”[14]。它是小乘经典，适应了当时禅观双修的信仰风气。令狐氏抄写此经正是在北方“统一的宗教思潮影响下，在同一时期集中建造的”[8]。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由敦煌令狐氏所刻写的两座石塔都出土于酒泉，由他们所抄写的佛经皆出土于吐鲁番。这是因为敦煌令狐氏的祖先在汉代王莽之乱时西迁，徙入之地就是敦煌，然后令狐氏在河西及西域各地为官仕宦[15]。从姓氏书及吐鲁番出土墓志看，令狐氏都以敦煌为郡望。故而在河西、西域等地发现了北凉时期敦煌令狐氏与佛教关系的材料。
可以说，在前凉、西凉等政权中，令狐氏主要是儒宦世家，彰显尊严与威望；北凉统治时期，敦煌令狐氏官场失势，他们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为人抄写佛经，传播佛教，敦煌令狐氏的文化角色发生变化，实现了由儒学独尊到儒释兼通的变动。
二 北魏敦煌镇官写经事业与敦煌令狐氏家族
北魏时期，《魏书·释老志》有这样的描述：“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虽有太武帝灭佛，但是北魏大多数统治者还是推崇佛教的，当时社会从上至下形成了崇佛的风气，佛教在敦煌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
439年，北魏进攻凉州，灭北凉，442年开始统治敦煌，此时令狐氏家族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令狐氏重新得到统治者的重用。据《周书·令狐整传》载，该家族“世为西土冠冕”，整曾祖嗣、祖诏安皆仕于北魏，“官至太守”。其父虬，约在北魏末至西魏“仕历瓜州司马、敦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长城县子。大统末，卒于家”，“赠龙骧将军、瓜州刺史”[16]。北魏时期，令狐氏家族在敦煌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家族势力重新振兴。
佛经抄写的繁荣是佛教迅速发展的标志。北魏写经可追至“魏太祖道武皇帝于虏地造十五级塔，又立开泰定国二寺，写一切藏经，造千金像，三百名僧每月法集”[17]。这是北魏最早的佛教写经记载，具有官方写经的性质。在北魏崇佛的风气下敦煌地方官方写经出现。敦煌令狐氏在官方佛教写经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敦煌文献中，官方佛教写经文书主要集中在511-521年间，大约有21件（表1）。其题记有着基本一致的书写形式，如S.2067《华严经》卷16题记：
1.华严经卷第十六
2.延昌二年岁次水巳(513)七月十九日、敦煌镇经
3.生令狐永太写此经成讫
4.用纸廿四张
5.校经道人
6.典经帅令狐崇哲[18]
可以发现敦煌官方佛教写经有着基本固定的工作分工，（官）经生、典经帅、校经道人各负其责，参与其中。其中，令狐氏家族人员在官方佛教写经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
首先是经生或称为官经生，负责抄写佛教经文。经生人员比较复杂，他们来自于敦煌各个家族。在511-514年的16件写经题记中，经生有令狐崇哲、令狐礼太、令狐永太、曹法寿、张显昌、张阿胜、张乾护、马天安、刘广周等等。他们代表的这些家族在当时大多属于敦煌大族之列。在这些经生中，令狐氏和张氏皆占33.3%，曹氏、马氏、刘氏各占11.1%，可见令狐氏经生所占的比例最高。514年以后，所见的5件写经文书中经生有张凤鸾、令狐世康、李道胤等，可以说北魏后期令狐氏家族人员在写经工作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其次是典经帅，此称谓不见史载，但“典经”一词常见于佛典，《中阿含经》卷40：“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23]典经应是指佛经。《说文解字·巾部》：“帅，佩巾也。”帅，乃主帅之义。可以推断典经帅就是管理佛经抄写工作的负责人，是官方佛教写经事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从现存的官方佛教写经题记看，511-514年间，典经帅职务全由令狐崇哲来担任，他负责管理此时期的官方佛教写经事业。作为典经帅的令狐崇哲同时也是经生帅，他亲自抄写佛经，为经生提供示范。在敦煌文献中有4件令狐崇哲的写经，如表中第6、8、12、14号写本。可以说典经帅职位主要由令狐氏家族人员担任，敦煌令狐氏在北魏官方佛教写经事业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最后是校经道人，其身份为僧人，对官方佛教写经进行检查校对，保证经文的正确性和质量。上述21件文书中有校经道人署名者只有3件，且未见俗姓，故此处不作过多讨论。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敦煌令狐氏在北魏敦煌官方佛教写经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从典经帅到经生都有令狐氏人员担任，他们或领导敦煌官方佛教写经工作，或在经生中占据着很高的比例，为敦煌官方佛教写经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促进了北魏敦煌佛教的迅速发展。
除了官方佛教写经，敦煌令狐氏信众私人抄写佛经也非常普遍。如：
1.太平真君七年(446)，令狐筭在唐儿祠写《大集经》卷23，为诸佛弟子祈愿[22]6。
2.敦研113号北魏天安二年(467)，令狐儿等三人习书《维摩经》[24]。
3.正始二年(505)，清信女令狐陀咒供养《妙法莲华经》卷4[22]7。
4.P.2078信士张双周为亡妻令狐姬供养《佛说观佛三昧经》卷4[25]⑦。
北朝佛教禅观双修，《大集经》、《法华经》、《维摩经》、《佛说观佛三昧经》等大乘经典流行于北朝信众之中。令狐氏或研习佛典，或抄经供养，这些都很好地反映了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状况，同时也反映了敦煌令狐氏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三 东阳王元荣时代敦煌令狐氏的佛教信仰
北魏孝昌元年(525)，宗室元荣被封任瓜州刺史，从此元荣治理敦煌长达17年[26]。此时，令狐氏家族给予元荣大力支持，也深受元荣器重，被其称为“西州令望”。令狐整被元荣“辟为主簿，加荡寇将军”。534年，“魏孝武帝西迁，河右扰乱”，令狐整帮助元荣稳定了瓜州的局势。整的弟弟令狐休“起家太学生”，546年，与兄整起兵逐张保之乱，维持了敦煌当地的秩序和中央的统治权威[16]。
元荣治理敦煌功绩卓著，同时他也非常崇信佛教，建造莫高窟，供养大量佛经，表达着他保境安蕃、早还京国愿望。深受元荣影响，令狐氏佛教信仰持续发展。令狐休早年就读于太学，在其间也有机会跟佛教接触。西魏大统三年(537)，他把中京洛阳智严法师供养的《东都发愿文》传抄至敦煌。敦煌文献P.2189《东都发愿文》题记：
大统三年(537)五月一日，中京广平王大觉寺涅槃法师智严供养《东都发愿文》一卷。仰奉明王殿下在州施化，齐于受称之世，流润与姬文同等，十方众生同含生，同于上愿。令狐休宝书之。[27]
饶宗颐先生最先对发愿文题记做了分析，认为令狐休宝即是令狐休，为敦煌令狐整家族的同族，明王殿下就是东阳王元荣[28]。孙晓林先生对其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此文书“系令狐休在弱冠前后的大统三年所书，抄写地点在敦煌”，题记颂文盛赞了东阳王元荣在敦煌的施政[29]。令狐休抄《东都发愿文》来赞颂元荣的统治，可见令狐氏、元荣与佛教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大统五年(539)令狐休又为“流通末代也”抄《大般涅槃经义记》卷4[21]121。《涅槃经》系北凉昙无谶所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思想为禅宗所大力弘扬，此经译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广被信众所接受[30]。令狐休抄写《大般涅槃经义记》正好适应了当时佛教信仰的潮流和需要，有助于提高令狐氏的佛教信仰水平。可见，令狐休儒释兼通，且佛教信仰非常虔诚，是敦煌令狐氏佛教信仰的突出代表。
四 结语
总起来说，敦煌令狐氏家族与佛教的关系在北朝敦煌大族中具有典型性。汉晋敦煌令狐氏是传统的儒术世家，自北凉统治敦煌，低调发展的令狐氏家族开始接触、信奉佛教，他们作为经生，为普通信众抄写佛经，在新的思想领域寻找到家族的希望，其文化角色发生转变。北魏灭凉后，令狐氏重新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家族重新振兴，令狐氏与佛教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在敦煌佛教官方写经事业中作用突出，且其佛教信仰不断发展，为敦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收稿日期：2010-02-22
注释：
①敦煌文献S.1889《敦煌氾氏家传并序》记述了东汉以令狐溥、令狐富为代表的令狐氏儒学修养情况。《晋书》卷86《张轨传》载，令狐亚、令狐浏是前凉富有才干的重臣；卷87《李玄盛传》记载了西凉令狐溢、令狐迁、令狐赫分别被委任重要官职。这些材料很好地表现了令狐氏儒宦高门的形象。
②此据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莫高窟记》，《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72页。敦煌文献P.3720v《莫高窟记》也有类似记载。据池田温《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83-84页73号录文标注该文书出土于吐鲁番。
③据池田温《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83-84页73号录文标注该文书出土于吐鲁番。
④“广”的繁体字“廣”和“廉”形似，殷光明先生《北凉石塔研究》第37页误录作“廉”。
⑤藏于故宫博物院，《文物》1963年第4期，第34页图12。
⑥表格中第12号写经题记的写作形式跟第6、8、14号形式同，其“经生”之后似漏“帅”字。
⑦池田温《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第96页把文书时间定位在5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