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研究5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闻传播研究，在探索中前进，在创新中繁荣。
50年历程，从无到有，由浅入深，新闻传播由“术”到“学”，走近科学，成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
50年春秋，风风雨雨，新闻研究队伍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50年变化，今昔对比显著，巨大。
回顾历史，鉴古知今；彰往昭来，启示未来。
新闻传播研究50年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探索期（从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
建国初三年（1949年10月至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国家的主要精力用来医治战争创伤，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在新闻领域，依法取缔中外反动新闻机构，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新闻机构，改造私营报刊、电台，创办人民报刊电台，统一调整新华通讯社的组织与工作，调整新闻院系，培养新闻人才。这一时期，新闻界与新闻学界主要是学习延安老区办报经验与传统，探讨新区办报经验，忙于认识新环境，适应新形势，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还谈不上新闻业务的探讨与研究。
1953年至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四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私营报刊电台一律变成公营。由于缺少办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经验，我国新闻界掀起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高潮。1953、1954年，新华社前后两次组团访问塔斯社，出版《塔斯社工作经验》一书；1954年邓拓率领中国新闻工作代表团访问《真理报》，出版《学习〈真理报〉的经验》一书，温济泽率中央广播事业局代表团访苏，出版《苏联广播经验》一书。建国初期，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办新闻事业的经验，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但由于不顾国情，照抄照搬，思想僵化；报纸版面“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言论社评，高高在上，动辄训人，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在苏联的大学新闻系教材中，理论教材是领袖语录和苏共决议，实用教材是导师语录和实例，缺乏对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的研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索然无味，毫无理论活力，学生不愿意听；教师也感到缺乏科学性的东西，既难教，又无实际效益。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同志提出《论十大关系》，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刘少奇同志对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同志的三次谈话，人民日报改版，在《致读者》社论中提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人民日报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等等，新闻理论探讨与新闻改革相伴而行，相得益彰。在全国新闻工作改革的高潮下，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一方面组织教师访问团去省市报考察，调查新闻改革情况与问题；一方面拟出《新闻学原理大纲》18章，并按照这个大纲给大学生讲课，其中抽出三章内容，给上海电台、解放日报编辑记者讲学。王中认为新闻传播有客观规律，新闻学要研究新闻规律。新闻事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社会需要的产物而非阶级斗争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党报有两重性，即阶级性与商品性；报纸既是党的宣传工具，又是社会商品。办报要有读者观念，要了解与重视读者的需要，按新闻规律办报。王中这个大纲，富有新意，引起新闻界的关注；但由于1957年的风云变幻，王中的学术探讨，很快被当作政治问题遭到批判；“王氏大纲”，也在全国声讨中被批判，被湮没。
（2）曲折期（从1957年至1978年）
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新闻界首当其冲。1961年春，刘少奇一行到湖南蹲点调查，总结教训，批评了人民日报三年来“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新闻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密切联系群众，使宣传报道有了明显改进。
“文革”10年，四害横行，百花凋零，万马齐瘄。新闻学研究，动辄得咎；学术讨论，噤若寒蝉。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10 年期间，新闻学的著作，只出过24种，基本上是各新闻单位内部编印自用的。其中公开出版由新华书店公开出售的只有两本小册子，一本是1968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陈伯达、 姚文元炮制《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黑文。另一本则是1976年6 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怎样办好农村黑板报》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由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与吉林德惠县达家沟公社合作编写而成的。
“十载冰霜花事尽，一霄雷雨瘴气收”。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拍手称快，广大干部与群众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社会秩序、革命传统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由于长期形成“左”的错误影响，不容易一下子肃清；同时也由于当时的最高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两个“凡是”，通过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向全国推销，为纠正“文革”错误，拨乱反正，设置重重障碍。党的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遭到党内外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抵制。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并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3）拨乱反正期（1979年—1982年）
十年内乱，“四人帮”给新闻工作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新闻学者把它概括为：一是假、二是空、三是报纸杂志化、新闻文章化、报道总结化。因此，1979—1982年四年全面拨乱反正期间，新闻界从恢复新闻固有特性入手，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新闻要短、快、新，用事实说话，新闻要讲究五个W，为新闻的知识性、趣味性恢复名誉。 当时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办了三四十年的报纸，现在也要讨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的问题，这些虽是基本常识问题，但经过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要拨乱反正，得从头开始。所以我说有点像‘返老还童’。”（王维：《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见《新闻战线》1980年第2期）
（4）开拓繁荣期（1983年—1999年）
1983年底，新闻界为了评职称，有人以“新闻无学”为藉口，反对新闻工作者设立专业职称系列。在全国范围掀起一场“新闻有学无学”的讨论。经过1984年全国范围的讨论，新闻学有专门研究对象，有学术体系，有规律可循，新闻有“学”，已成为新闻界的共识。随着中国新闻学会、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的相继成立，各省市报社、电台、电视台，相继建立新闻研究所或新闻研究室，撰写新闻志，从事评报评稿与报史、台史的研究，有的还进行新闻改革的策划，为单位献计献策。
新闻教育，有长足进步。1978年，我国只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暨南大学、北京国际政治学院五个新闻系，广西大学、河北大学、四川大学3个中文系新闻专业；教师共170 人， 在校生987人。1989年12月，我国已有新闻专业点51个，教师880 人， 在校生5000人。1997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将属二级学科的新闻学， 拓展为一级学科，定名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1999年年初，全国设有新闻院、系或专业的高等学校达50多所，专业点100多个，专业教师1000名以上。硕士点30多个，新闻学博士点4个，传播学博士点2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在校生近万名。
新闻事业发展。据1999年春季号《新闻采编》公布的材料，经过治理整顿，目前我国仍有报纸2160种，杂志7900种（其中新闻专业期刊40多种），广播电台1200座，无线电视台980座，有线电视台1200座。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报纸增加了10倍，电视台增加了29倍，全国新闻从业人员已达50万人。
学术争鸣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带来了春天，新闻界、新闻学界学术争鸣的空气活跃，思想解放。对外开放，促进中外新闻传播学术交流。从1979年起，争鸣过许多问题：如报纸的性质是阶级斗争工具还是阶级舆论工具或社会舆论工具；有无“本质真实”；新闻与宣传；党性与人民性；什么是新闻价值；新闻的定义；新闻有无倾向性；新闻是不是商品；舆论监督与新闻侵权；新闻法制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传播与市场经济；如何看待新闻策划；如何看待因特网与多媒体；如何看待报业集团与集团化；怎样办企业报等等问题的探讨。
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拓宽与研究方法的更新。现代科学发展的特点，是在高度分化、广泛渗透的基础上的整体综合化和全面社会化趋势。一方面，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分支越来越多。如新闻学分为理论新闻学，实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实用新闻学又分为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评论写作学，新闻编辑学，新闻摄影学，新闻广播学，新闻电视学等等。另一方面，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结合，不断涌现出与传统学科分类迥然不同的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如新闻学与传播学相互结合形成新闻传播学，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学科，新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形成边缘学科新闻心理学。目前我国边缘新闻学已有新闻心理学，新闻社会学，新闻伦理学，新闻管理学，新闻法制学，新闻文化学等30多门。新闻学研究的对象也由报纸扩大为包括广播、电视、通讯社、新闻电影、新闻杂志在内的整个新闻事业；研究的方法也在更新，开始采用问卷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内容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与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定性分析并重。
传播学研究逐步开展。在1956年、1978年，已有人提及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不过当时称为“群众心理交通”、“公众传播”或“公众通讯”。198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开设《西方新闻学说介绍》课程，其中包括传播学，1981年上半年，该课程改名为《传播学概论》；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持召开全国首届传播学讨论会，次年该所编译的《传播学（简介）》出版。从此，开始国人研究传播学；出版国人自著的传播学著作已有100多种。其中有影响如《华夏传播论》； 传播学论文有新意的，如杨思迅的《传播制约论》。近年，由于因特网多媒体的出现，研究传播新技术、新媒体、传播法的日益增加。
新闻研究队伍，日益扩大。除大学新闻院系外，报社、电台、电视台纷纷增设新闻研究所（室、组），从事新闻传播研究。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从1979年到1999春，已有1000多种，有新闻理论，也有媒介历史，更有新闻实务；有宏观也有中微观研究。理论新闻学方面，有学术价值与社会影响的著作有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与《新闻论争三十年》、安岗的《新闻论集》、郭超人的《喉舌论》、徐光春的《我说新闻》与《哲学与新闻》，梁衡的《新闻原理的思考》、林枫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和《新闻改革理论探索》，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杨思迅的《新闻学教程》，何光先的《现代新闻学》，孙旭培的《新闻新论》，颜建军的《第四产业大崛起》、童兵的《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王益民的《系统理论新闻学》、刘建明的《基础舆论学》、姜秀珍的《新闻统计学》、沈良桂的《新闻开拓规律探索》、阎玉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学》等。实用新闻学方面的代表作有徐铸成的《新闻艺术》、范敬宜的《总编辑手记》、丁法章的《我当晚报老总》、穆青的《新闻散论》与《新闻工作散论》、唐绪军的《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与《新闻写作方法论》、桑义磷的《新闻报道学》等；历史新闻学的得奖作品与代表性作品有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与《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王士谷的《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蒋齐生的《新闻摄影一百四十年》、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方汉奇、陈业劭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李龙牧《中国新闻事业史稿》、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尹韵公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方蒙的《范长江传》、顾行、成美的《邓拓传》、顾雪雍的《奇才奇闻奇案——恽逸群传》、方汉奇的《报史与报人》、顾执中的《报人生涯》、徐铸成的《八十自述》等等。
从得失看走向，从过去看未来。
展望21世纪，随新闻事业的繁荣、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传播的研究必将拓宽领域，深化细化；因特网新媒介、多媒体、新闻业集团化、新闻体制改革的研究日益成为重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的结合，本体研究与环境研究的综合、决策研究、应用研究与发展理论研究的结合。
展望明天，新闻传播研究，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从“术”到“学”，50年历程，新闻传播学必将在新世纪中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