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和韩国吸收、利用外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西哥论文,利用外资论文,韩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墨、韩两国在吸收、利用外资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原因有内外诸多因素。但从两国遵循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式考察，它们在吸收外资规模、结构、投向及政府政策配套等方面的不同，诚然是造成两国差异的基本因素。
一、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吸收外资的轨迹
1.墨西哥吸收外资的轨迹
墨自30年代起奉行一种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内向发展模式。国家通过外汇管制和本币高估、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和税收豁免等，促使建立起大批轻纺工业企业，鼓励国内自己创造非耐用消费品，以取代进口。50年代初开始，在日常消费品国内市场基本饱和后，它就直接转向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的“进口替代”生产。这时，它吸收外资以直接投资为主，除客户工业外，外资企业主要从事“进口替代”产品生产，以满足墨国内市场的需要。
但自60年代中期起，墨跳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阶段，直接向“进口替代”高级阶段发展遇到了如下问题：（1）由于贫富悬殊，广大居民收入增加不多，此外落后的农业结构，都导致耐用消费品国内市场很快趋向饱和；（2）长期高保护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品因成本高而很难打入国际市场；（3）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进口替代”工业必须进口大量价格昂贵的资本货和中间产品，所需外汇靠大量出口价格低廉的初级产品获取，造成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方面逆差不断增加；（4）由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进口替代”工业化较初级阶段需要更为深厚的基础条件，基础设施落后已严重影响其经济进一步发展。而外资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矛盾：（1）大量进口企业所需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以及利润的大量汇出[①a]，使其国际收支更趋恶化；（2）与其民族工业争夺产品市场，有些制造业部门甚至被外资企业所控制。[②a]
因此，进入70年代，墨一方面颁布外资法，对外资投入的部门，所占股份及利润汇出等方面作了明确限制。同时，对有些外资企业采取收归国有或出资购买其股份，实现“墨西哥化”[③a]，以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并扩大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力图以进一步国有化和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控制和直接干预的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另一方面，求助于当时丰裕的外部资金，大举外债，发展石油工业和公共部门，以继续强化“进口替代”高级阶段工业化的发展。
2.韩国吸收外资的轨迹
战后初期，生产发展水平和工业基础远比墨落后的韩国，也走上了类似墨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道路，但与墨不同：（1）它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完全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以满足国内消费者基本生活需要，很少受西方经济理论影响；（2）对民族工业保护也比墨低；（3）对农业生产较墨重视。因此，到60年代中期，当其“进口替代”初级阶段生产发展因国内市场饱和而达到极限时，没有像墨那样为争取“经济独立”而继续奉行“进口替代”内向发展模式，而是根据当时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限制外资，实行国有化的机遇，及时转向了市场化发展取向的“出口导向”外向发展模式。它充分利用其廉价劳动力优势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发挥本地相对比较优势，大力吸收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用价廉物美的产品打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并在许多行业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相对比较优势。进入70年代，随着其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当进一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遇到困难时，它继续捕捉发达国家提供的各种有利“机遇”，进一步大举外债，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品结构的升级，让大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1981年，其重化工业品出口已超过了轻工业品的出口。
二、两国吸收外资规模、结构及投向等不同
墨、韩两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大力吸收外资发展民族经济，但在吸收外资规模、结构、投向及政府配套政策等方面的不同，从而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首先，利用外资规模不同。一国利用外资规模大小应由其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增长率以及投资利润率等相关因素所决定。国际资金充裕与否对外资需求国吸收外资规模大小不起决定作用。但在70年代，墨受当时石油美元充盈、利息率低下的诱惑，在出口增长和投资利润率低下、外贸和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情况下[①b]，大举外债，发展石油工业和公共部门。[②b]墨错误地将国际资金供应量当作外资利用规模这一因变量的一个自变量，最终导致举债规模过大，超过了其自身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而韩始终坚持吸收外资规模的扩大必须以其国力的实质性提高为前提，并运用法律手段严格规定外债额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外汇收入及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的最高比率。特别防止利用外债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国民经济和出口创汇的增长速度，其偿债率一般保持在12—13%的水平，很少超过20%的警戒线。因此，在70年代，尽管韩同墨一样也大举外债，但其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增长率及投资利润率都比墨高，特别是出口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35.6%，其吸收外资规模的扩大同其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增长率及投资利润率的提高相一致，保证对外债有足够的清偿能力。
其次，利用外资的结构不同。墨逐渐转向以借贷为主吸收外资后，外债总额不断迅速增加，从1964年的17.24亿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37.62亿美元[③b]，1982年又猛增到810亿美元，而且，从私人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迅速增加，1965～1976年，增长了747%，私人贷款逐渐超过了官方贷款。特别是短期外债，以惊人速度膨胀，1977～1981年，短期债务总额从3.76亿美元增加到226.54亿美元，增加了60.25倍，占外债总额的比率从1.4%上升到30%。1982年，短期外债继续膨胀，比1981年又增加数十亿美元。[④b]随着短期债务的与日俱增和中、长期债务的逐渐到期，1982年，墨还本付息总额达156.84亿美元，占出口收入的56.8%，从而陷入了清偿危机。而韩由于惧怕日本投资者控制其企业，故在1955～1980年期间宁肯举债而不愿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后者仅占其外资总额的5%。但其在举债过程中，非常重视外债结构，通常积极争取期限长、利率低的政府贷款，严格限制举借商业贷款，其在韩外债总额中所占比重始终控制在15%以内，并且注意安排好外债的年期结构。在其外债总额中，短期和中长期外债的比例较为合理，一般维持在2∶8之间。在中长期外债中，又以年期在3年以上的长期外债为主，通常占80%左右。其合理的外债结构不仅降低了筹资总成本，而且推迟了债务高峰期，避免外债偿还短期化给外债偿还造成的困难。
第三，外资的投向不同。墨为继续推进“进口替代”高级阶段工业化发展，在70年代，将吸收的外资主要投放在石油工业和“进口替代”工业部门，及其与之相关的公共部门开支，流入农业部门的外资很少。这种外资投向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资源不合理的配置、消费膨胀、出口停滞、经济增长放慢及工业化进展受阻的不利局面。而韩根据本国资源优势，明确规定外资投向的产业，并进行统一规划，以产业政策引导外资投向，主要将外资投向本国优势部门，直接为出口创汇服务。公共部门的外资利用，也更多地投向服务于出口部门的水电、交通和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起出口创汇和外资利用的良性循环机制，保证外资的投资利润率高于贷款的利息率，以提高外债的自我偿还率。
第四，吸收外资配套政策不同。墨、韩遵循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各自采取吸收外资的配套政策不同，效果也不一样：（1）墨、韩都通过吸收外资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和技术，发展民族经济，但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进口替代”部门。由于面对的是实行高保护的国内市场，政府和企业通常很少关注对引进技术的改造和创新。成本高、效率低已成了许多企业难以克服的痼疾。而韩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出口工业品生产。由于面对的是竞争激烈的国际大市场，政府和企业都特别重视对引进技术的吸收、利用、改造和创新，努力改善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特殊竞争力。1962～1979年，韩共引进外国先进技术1461项，其生产的主要工业品中，约40%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墨开始主要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当外资企业产品不断挤占甚至垄断其内部市场时，政府就采取收归国有等方式，实现“墨西哥化”；而韩先以债款为主发展面向海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民族企业在国际市场激烈角逐中不断发展壮大，政府有选择地鼓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合资、分包合同等多种形式与当地民族企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并采取诸种措施支持民族企业对引进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创新，借鸡生蛋，最终取代外资企业，独立在国际市场展开竞争。
（3）为吸收外资，墨、韩都建立了出口加工区。但墨在其同美边境设立客户工业区，只单纯为解决就业和获取外汇，对民族工业发展贡献不大。而韩一开始就把出口加工区作为技术转让、改造和创新的基地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特殊中心，协助企业通过分包合同，组成附属性企业网络，把引进的新技术逐步扩散到区内外民族企业，并通过形成的卫星企业获取原材料以带动国民经济发展。
墨、韩两种发展模式在吸收外资方面的上述不同，造成墨于1982年陷入债务危机，而韩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下，不但未发生危机，反而利用外资促进了其经济腾飞。
三、80年代初以来两国吸收外资成效不同的主要原因
80年代初，墨爆发债务危机后，先作应急性调整。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其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和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影响下，改变发展模式，实行结构性调整：（1）迅速拆除关税、非关税保护，（2）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开放商品、投资和金融市场；（3）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4）强化财政纪律，实行自由兑换等。墨在逐渐转向市场化的开放性发展模式中，也曾采取了一些过去韩实施过的政策措施。那么，为什么1994年岁末又会发生金融危机，而韩经济仍然能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呢？显然，酿成墨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其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及吸收外资方面的得失探究，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90年代初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化。无论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及技术转让等方面都今非昔比：（1）60和70年代韩转向市场化“出口导向”外向发展模式时的诸多有利因素已不复存在。（2）墨转换发展模式，要将大批工业品推向国际市场，遇到了发达国家日益增强的贸易保护主义及众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产品的激烈竞争。（3）墨要借款筹措发展资金因外债重压犹存及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而困难重重。（4）要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也因发达国家间资本双向对流与日俱增，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为契机，竞相展开吸收外资的“热战”而增加了外国投资者更大的选择性和挑剔性。（5）苏联解体后，随着众多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都竞相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增加了墨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难度。
其次，要改变数十年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非易事。1992年前后，墨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遇到了如下问题：（1）由于没有充分注意宏观经济结构的综合平衡发展，导致作为基础的农业改观不大；第二产业调整改革不到位，主要是对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发展较快的只是客户工业；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金融和服务业发展迅速，但与第一、第二产业缺乏有机联系。（2）长期受“进口替代”高保护的墨民族企业，生产率一直很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政府重点主要放在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上，低生产率的痼疾仍困扰着大部分企业，它们被推向市场后，面对外国产品激烈竞争而困难重重。（3）墨经济发展长期严重依赖进口，实行贸易自由化，不断开放国内市场，更使进口有增无减，而出口则由于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制成品成本高，缺乏国际竞争力，又难以取得进展，加上货币高估，导致外贸赤字不断增加，从1991年的110.63亿美元猛增到1994年的295亿美元，成了拉美地区贸易逆差最为严重的国家。（4）大批中、小企业关、停、并、转和私有化，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广大土著农民的破产，造成失业人口不断增加，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第三，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经济体制转型中遇到的问题，理应充分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来弥补经济发展中的不足，但墨改革开放后的一时成果，使政府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为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加入经合组织，使其迅速变成一个发达国家，采取了一些背离其经济实际的外资政策：（1）墨受国际跨国游资充盈、利率较低的诱惑，在国内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赤字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超计划大量吸收外资，特别是短期资本。在萨利纳斯执政期间，共吸收外资417.4亿美元，比其预期目标240亿美元增加了73.4%，而流入的证券投资额到1994年初已占其外资总额的80%。（2）把外资大部分投入第三产业，特别是用来弥补经常项目日益严重的赤字。生产性投资在外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1993年，用于生产性投资仅占外资总额的29%，比1992年还下降33%，而且多数投在墨美边境的客户工业区。（3）在通过发行债券筹措资金、外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为保持预算平衡，墨又在国内大量发行比索购买、美元偿还、利率为15%的国债（Tesobonos），导致1994年底外债总额猛增到1656亿美元，占GDP的45.2%。（4）在证券市场监管规则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墨为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和经合组织，比韩还快地推行金融业的开放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
其结果是：（1）大量超计划外资流入加大了通胀压力及国际收支逆差。1991～1994年累计通胀率达53%，外贸逆差达870亿美元。（2）大部分资金投入非生产性领域，导致经济中信贷总量放松，国内私人储蓄率减半，从1989年前占GNP的15%下降到1994年的7.5%，使其经济发展进一步维系在外资身上。（3）金融市场过度“繁荣”形成的泡沫经济掩盖了经济转型中的问题，使整个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而且大部分外资不引向生产性部门，对利率和汇率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1994年，比索已高估30%。（4）比索因缺少坚实的物质基础，贬值是必然的，但墨政府出于诸种政治方面考虑，几次错过了调整货币政策和进行汇制改革的良机，用高利率吸收大量短期资金来支撑比索对美元比价的稳定。最终因墨内外形势变化，大量外资外流，外汇储备枯竭而酿成了举世瞩目的金融危机。
韩面对国际形势巨大变化，之所以能利用外资，促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
（1）通过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并直接或间接地用于扩大出口，使出口增长迅速。出口额从1962年的5481万美元增至1989年的622.99亿美元，增长了1137倍，为提高其偿债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1988年其纯外债额仅130亿美元。
（2）利用外资较快地完善了其内部积累机制，以外资养内资，充分发挥外资的“输血”和“造血”作用，不断提高自我积累能力，使内部积累率占投资率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54～1961年的24.3%升至1986年的107%，达到了投资资金自筹化。
（3）引进外资与引进先进技术紧密结合，大力引进发达国家转移的技术。1962～1986年，共引进4044项，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加强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及人员培养，并通过参与国际市场激烈竞争，逐渐造就了大批能应对国际市场迅速变化的企业家和职工队伍，从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4）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从1985年起，韩为摆脱沉重外债负担，逐渐转向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主。调整外资政策，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1994年底，已增至103亿美元。在继续巩固重化和机械工业基础上，将外资重点引向高科技产业，如电脑及其相关产业、通讯、半导体、生化及光纤等。建立“出口自由区”，以吸收外资发展尖端新技术，增加尖端工业品的出口。
（5）为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及增强其产品国际竞争力，韩在大量吸收外资的同时，加速了对外投资的步伐，从1980～1985年的4.79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86～1989年的12.74亿美元。1994年对外投资累计总额猛增到94.37亿美元。韩在对外投资中，一方面将其淘汰的技术和设备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也进入美“硅谷”，以获取尖端技术。
注释：
①a 1951～1973年，墨外国直接投资利润汇回总额达43.27亿美元，比1973年外国投资累计总额还多19.6%。
②a 据1968年统计，墨500家资本最多的公司中，外资居控制地位的有134家，占500家资本总额的15.4%；在另外20家中，外资虽低于50%，但能起控制作用。因此，500家大公司的1/5资本掌握在外资手中。
③a 继50～60年代对石油、铁路和电力工业国有化后，70年代又对泛美硫磺公司、卡纳内亚铜矿公司、阿乌特兰矿业公司等大型外资企业实行墨西哥化。
①b 1977～1981年，墨累计外贸赤字达164亿美元。1970～1981年，财政赤字增加了近10倍。
②b 70年代后半期，墨将总投资的约40%和外债的60%用于发展石油工业，1982年仅石油公司所欠外债就达248亿美元。
③b 罗萨里奥·格林：《1940～1973年墨外债》1976年西班牙文版，第153页。
④b 路易斯·德塞万斯蒂安：《拉丁美洲的危机和外债》，西班牙联盟出版社，1988年，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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