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明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明代论文,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明代经济史研究发展平稳，笔者所见有关明代经济史（含明清）的论文约90篇。但分布颇不平衡，一些传统课题如土地制度、手工业、民族经济与民族贸易、市镇经济等问题研究不多，有的甚至无人涉及。以下就所见论文作一简要介绍。
财政 梁方仲曾介绍日本京都大学所藏几种文书为嘉靖四十五年泉州府德化县黄册原本，这已为目前史学界普遍引用。栾成显经过考证，认为它们并非黄册原本，实际上一类是嘉靖时泉州府永春县造报的保甲文册，一类是嘉靖四十五年德化县蒙府信牌备造送查的嘉靖四十一至四十五年钱粮文册。他介绍了在明清徽州契约文书中发现的散叶形式的黄册钞底及成本的黄册底簿，考证了有关问题，评述了它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价值（明代黄册底籍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文史总第38辑）。栾成显另外考证了历史所所藏一种徽州鱼鳞册残本为祁门县龙凤时期所造，分析了该鱼鳞册所载田土资料，探讨了徽州地区龙凤经理的历史渊源、具体过程及其历史地位，认为它作为当地明朝开国之初第一次土地经理所确定的田土数额和税粮科则，地权影响延及洪武时期乃至明代和清代。他并认为明代鱼鳞图册始造于龙凤时期（徽州府祁门县龙凤经理鱼鳞图册考／中国史研究2）。关于鱼鳞图册另有冯丽蓉《明清无锡〈鱼鳞图册〉简介》（史林4）。张海瀛根据明万历《山西丈地文册》，考察了《明代山西万历清丈与地亩、税粮总额》，为万历清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例。他认为明代山西地亩和税粮隶属于布政司、山西都司与行都司、王府三个不同系统。他并对明代耕地面积提出了看法，认为应将明代全国耕地面积分为行政与军事两个系统考察，明代耕地的最高数额不应当在明初的洪武二十六年，而应当在明中叶万历清丈之后（中国经济史研究3）。
鲍彦邦探讨了《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影响》，指出，为了保障北京和北边的粮食供给，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明政府在漕粮“不得蠲免”及“务运本色”的指导方针下，不仅对漕粮折征的数额实行了有条件和有限量的控制，而且对漕折银的用途也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但正德以后，由于漕粮“改折数多”和漕折银“积年逋欠”，直接导致了京边仓储的日趋匮乏及粮食供给的日益紧缺，对明代社会及明王朝专制统治产生了严重而深刻的影响（暨南学报1）。林枫考述了《明代南昌、袁州、瑞州三府的官田重赋问题》，认为三府重赋主要源于政治原因，包括元末陈友谅所加重赋和明初朱元璋采取镇压支持过张士诚、陈友谆的地方的政策所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蓝勇探讨了《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6）。
姜晓萍探讨了《明代商税的征收与管理》，认为从商税税目和税率的变化看，以仁宣时期为界，明代的商税征收呈前简后繁、前轻后苛的趋势，从榷税范围看，明代税网之密，前所未有。明代商税制度的完善，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业发展的必然反映，各个时期征税状况的变化，恰恰反映了明代商业的复苏、繁荣和走向重创的曲折过程；为了确保商税征收的正常进行，明政府逐步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税务管理制度（西南师大学报4）。
明代军费以前研究不多。邱义林指出，明中前期军费供给发生了一些变化，卫所世兵制募兵代替，军费开支由劳役、实物而变为实物、货币，由多渠道的、分散的供给办法发展成为国家财政集中统一供给，军费收支的经济结构由于货币的介入而从简单到复杂过渡。这些变化的原因在于国有土地所有制向土地私有化过程，屯田制难以继续施行，军户制度的破坏导致卫所世兵制的破产，商品经济的繁荣改变了军费供给的形式，瓦解了世兵制（明代中前期军费供给特点的形成与演变／江西社会科学6）。梁淼泰研究了明代“九边”军饷，估算了九边军饷粮料草布的单位折银数，弘治至万历前期各朝各镇的各项九边饷数并估银数，以及九边钱数的实在收入数和实在用数（明代“九边”的饷数并估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
农业、手工业 张国雄分析了“湖广熟，天下足”的发生发展，认为一谚语至迟在弘治初年已经出现，最初它主要表达人们对两湖开发寄予的殷切期望，而并不象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是两湖商品粮已大量输出并由此成为全国重要粮仓的标志，弘治以后至明末这一谚语才初步名符其实，清代完全成为现实。从其内部来说，促使这一谚语内涵发生变化的首要原因，是两湖内部先进农业区的建设，其粮食生产具有初步的商品生产性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也至关重要，从外部来说，以外省尤其是江浙对其商品粮输出的依赖为前提（“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3）。张国雄又研究了明清时期的两湖开发，指出其重点已由唐宋时的湘中丘陵、鄂北岗地和鄂东丘陵、沿江平原转向江汉─洞庭平原和西部山区，形成了新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格局，因此进入了全国先进农业省的行列，其内部出现了鄂东、江汉、洞庭、湘中四大块经济最发达、生活最富庶的先进经济区，唐宋时期发展程度高的鄂北被摔在了后边。并指出，随着农业开发，两湖农业生态环境出现了森林资源减少、河湖状况改变两个突出变化。同时在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外，不同地形区的变化也相互影响，研究明清时两期两湖人地相互作用的机制，要把两湖不同地形看作一个系统综合考虑，这点对目前长江中游的开发极有启发意义（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龚胜生作了《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指出，三省耕地均以水田为主，但省际间有较大差异，湖南、江西、湖北水田分别为92.8%、85%、55.9%，在空间上呈明显的梯度分布，而自然条件制约是这种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且土地开发程度越深，自然制约也越清晰；以水田为主的耕地结构使该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稻米产区，水田比重差异也是造成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粮仓地位高低的主导因子（中国农史2）。以上各篇系对湘鄂赣开发和环境的研究，梅莉则考察了《明清湖北茶叶及其生产分布》，并与唐宋时期作了比较，又将明清湖北茶叶发展分为明代至清初的沉寂期、清中叶后的复兴期（湖北大学学报2）。
其它地区农业史的研究。李伯重研究了《“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认为明清江南气候算土地的变化大体上有利于水稻生产，人类努力的变化也在积极促进水稻生产的发展，他又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入手，并证以史料记载，指出，明末（十七世纪初期）江南水稻亩产量约为1.6石米，而清中叶（十九世中期）则约为2.3石米，增长幅度大致为44%，明清江南水稻产量确实在不断提高，直至清代中叶方达到其在传统农业时代（1950年以前）的顶峰，他并指出，这个提高并未伴随有水稻亩均劳动投入的明显增加，因此难以用“内卷化”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史研究4）。李令福通过匡算各类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在明清各时期山东各地区占总耕地的比率，考察了《明清山东粮食作物结构的时空特征》，指出，在空间分布上，粮作结构随地形高下发生极大差异，鲁西北平原地区与鲁东南丘陵山区因地势不同，农作物结构也有差异，鲁西北平原以小麦、高梁、大豆为主，其次为粟，鲁东南丘陵山区以粟、大豆为主，其次为小麦，在时间上，传统粮食作物在结构上发生了重要调整变化，大麦、高梁播种面积比率不断增加，粟的地位下降，夏播复种大豆得到推广和普及，从而促使复种指数逐渐上升，提高了粮食的单产和总产量，他认为，这不是山东一省的特殊情况，而代表着整个北方旱作农区农业生产力通过内部结构的合理调整向纵深发展的总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李令福另考察了《明清山东盐碱土的分布及其改良利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
杜常顺从少数民族游牧业、官营畜牧业和农村畜牧业三方面考察了《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的畜牧业》，指出，就少数民族游牧业和官营畜牧业来看，本区域整个畜牧业经济呈萎缩趋势，但这并没有影响畜牧业在本区域内外的经济联系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一作用显示出畜牧业在区域经济中所具有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青海师大学报3）。陈伟明则考察了《明代的渔业养捕技术》（暨南学报3）。
水利方面，张建民对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农田水利作了总结，指出，明清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体现出建设难度越来越大，设施因地制宜多样化、规模小、存废无常、水利科技含量低等显著特点，诸特点互相关联，尤以科技因素为关键，正是由于科技手段滞后与水土客体变化剧烈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了水利建设中存在不易消除的矛盾或者说无法逾越的障碍；在农田水利经营中，广泛实行官督民修，绅衿作用显著，地位加强，利益原则普遍贯彻实行，雇募制大量实行等，是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内容，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当时的生产关系及其它社会关系（试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农田小利：以长江流域为中心／中国农业2）。张建民另考察了《明清汉水上游山区的开发与水利建设》，指出，明清时期伴随着大量流移人口的聚集落居，汉水上游山区出现了持续的开发高潮，种植业与林产品相关的手工业副业急剧增长，以农田灌溉为主的水利建设也有相应的扩展，但由于垦殖主体及客观环境条件的限制，致使山区垦殖开发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粗放性、不稳定性，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农田水利建设衰落，认为开发的结果，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地考察，亦是得失兼有，功过并存，反映着开发与发展，以至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深刻和复杂（武汉大学学报1）。王社教分防洪蓄水区、防洪排水区、蓄水引灌区三类考察了《明代苏皖浙赣地区的水利建设》及特点，并指出，明代本区的水利建设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工程规模小、缺少统筹规划、灾后补苴有余，平时预防不足，漕运影响农田水利建设，由于种种原因明中后期本区的水利工程逐渐失修、破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施由民考察了《明清时期江西水利建设的发展》（古今农业3）。
曾雄生从农业结构、农作制度、作物引进、农业技术、人口和粮食等方面作了《明清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西方圈地运动之比较》，认为二者都是在工商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衣着原料生产和粮食生产在土地占用上所产生的矛盾现象，但由于各自农业结构不同，二者的结果却迥然有别，西方圈地运动促使四圃制出现，芜菁和三叶草等饲料作物引进，农具改良，农村人口减少，粮食自给有余并可出口；中国的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则促使多熟制进一步发展，甘薯、玉米等粮食作物引进，农具倒退，农村人口增加，粮食不足，依靠进口（中国农史4）。宗殿考察了《徐光启对发展我国农学的贡献》，指出徐光启扩大了我国农业的研究范围，开辟了新的农学研究方法，总结了南方稻田旱作经验和一些新作物的栽培经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农学思想风土学说，对我国农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使我国传统农学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农业考古1）。
刘重日认为明后期农业雇佣劳动者，不但短雇、日工的身份是自由的，长工的身份也是自由的，并且这种“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认为在明代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了一个阶段后的明末，随着农村雇农和日工劳动的大量出现，在非身份性的地主经济中，存在着把劳役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过渡现象，这种不纯粹的混合形态，也是资本主义萌芽范畴的一种形式（明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略／求是学刊3）。
手工业方面，冼剑民、谭棣华从生产与运销机制考察《明清时期广东的制糖业》，认为制糖业是明清广东的龙头手工业，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它从小农户的自营产销向产销分离、商人包买转变，从自给自足生产发展为市场的商品生产，从小规模的多农户合资建寮发展为银号、糖商、蔗农的联营产销，使糖厂规模也从小到大，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由于大量洋糖的输入和本身落后的生产技术，广东的制糖业衰落了（广东社会科学4）。
商业 商人 商业研究不多。周志斌考察了晚明南京商业的兴盛、特点和原因，认为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主体商业的消费性、工商业人口的外来性（略论晚明南京的商业／学海4）。高寿仙从商业资本、商业运行和商业精神两方面探讨了《儒家家族主义伦理对明清商业发展的影响》，指出，家族在资本调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必然大大有利于商人队伍的扩大，有利于商业资本总体规模扩张，但严重导致了商业资本的耗散，限制了再投资的可能性，使商业经营长期不能突破“家计型”模式而转入“营利型”模式，成为经济起飞的严重障碍；在缺乏商业法保护的传统中国，儒家家族主义伦理有巨大的约束力，家族成员间的合作便作为自然的形式获得应用和发展，家族之间的提携和合作导致了资财雄厚的商业宗族的出现，以家族为主体的乡村社会结构在为商人家庭提供保护的同时，又构成了商业发展的阻碍力量，这不仅体现在宗族义行造成的资本耗散上，更重要的是束缚了商业进取精神的展开，这种家族主义观念和传统中国不适宜商业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式结合在一起，严重抑制了近代商业模式以及社会转型和经济起飞的产生（北方论丛2）。
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兴起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地少人多的结果。谢元鲁从新的角度作了解释，他认为人口压力固然是晋商兴盛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明清时期除人口压力外，山西地区出现了异于明清以前的重大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给山西带来了历史的机遇，导致了晋商的兴起。由于这一时期北方边境地区出现了由秦汉以来的战争格局转向和平格局的历史性变化，以及清代中俄关系的发展，导致了明清时期内地与蒙古、中国与俄国边境贸易发展，从而促进了山西商人的兴盛，而清末民初随着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以及近代铁路和轮船交通的兴起，北方边境贸易形势变化，对山西商人的衰落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叶的四百年间，中国内地与蒙古地区以及中俄政治经济关系的变迁，既是山西商人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山西商人最终衰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师大学报2）。张民服考察了明清晋商活动地点、经营商品以及向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向，认为晋商的商业活动曾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他们的商业活动既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种种制约，又受到封建体制的种种束缚，以后又遇到外国资本主义的竞争、排挤，使之不能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下去（试论明清晋商的商业活动趋向／中国史研究2）。
徽商的商业活动，张雪慧详细考察了徽茶在全国各地及海外的行销及徽商的茶业活动（徽茶行销及徽商茶业活动考略／徽州社会科学3）。
明代牙贴以往未见报道，杨其民介绍、考释了新发现的嘉靖三十五年盐城县沙沟柴行牙贴，并叙述了牙人、牙行的历史演变（买卖中间商“牙人”、“牙行”的历史演变：兼释新发现的《嘉靖牙贴》／史林4）。
王振忠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了明弘治年间叶淇改开中法为运司纳银制后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的迁徙、占籍、定居及其社会生活，以及清道光间实行纲盐改票后的衰落，认为徽商的家族形态和商业组织使它具有潜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排挤西北商贾势力，同时徽商迁入淮安河下对徽州乡土风俗在当地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江淮论坛5）。王振忠另对迁到浙江的徽商鲍氏家族作了个案研究（明清浙江盐商徽歙鲍氏研究／徽州社会科学2）。于海根则分析了徽州盐商的好儒人格、崇义人格、宗法人格（试析明清徽州盐商的文化人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宋景良探讨了《明清商人的婚姻家庭关系》（广州师院学报3）。
明清时期商人著述颇多。张正明、高春平介绍了明代《晋商王文素及其〈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晋阳学刊1）。杨正泰探讨了《明清商人地域编著的学术价值及其特点》（文博2）。
对外贸易 十六、七世纪西方航海势力纷纷向印度洋与太平洋扩张，新的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中国国内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商人集团积累了雄厚的商业资本，积极向海外发展。林仁川指出，由于国内外形势的这些变化，中国海上贸易从传统的官方朝贡贸易逐渐演变为新型的私人海上贸易，他比较了私人海上贸易与官方朝贡贸易在经营目的、商品构成、管理体系、商人流向上的差异，并比较了移居东南亚各国的中国华侨与犹太移民的不同特点（论十七世纪中国与南洋各国海上贸易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存在着频繁的贸易关系，被称为马尼拉帆船贸易，并由此开辟了太平洋丝绸之路，刘文龙对此作了考察，他指出，马尼拉帆船贸易不仅保证了中国与拉美之间长期而稳定的经济关系，而且也带动了两地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具有深远意义（马尼拉帆船贸易──太平洋丝绸之路／复旦学报5）。
澳门是十六、七世纪东方贸易的重要港口。聂德宁考察了《明末清初澳门的海外贸易》，指出，万历时葡萄牙人窃据澳门后，成为其在东方海上贸易活动中藉以沟通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东洋吕宋（马尼拉）等地海上贸易的中转口岸，牟取暴利，而后西方殖民列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为争夺澳门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他认为，明代后期以来澳门海外贸易的繁荣是以当地众多中国商人为主体，以丰富的中国商品为基础的（厦门大学学报3）。杨仁飞考察了明朝在澳门的外贸管理体制、进出口税制及特点，认为明朝对澳门外贸税制管理是比较认真的，但这一税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然而它对中外贸易的发展还是有促进作用的，较低的进出口税鼓励葡萄牙等国商人来从事可以获利巨丰的贸易，有利于中国产品推向世界市场（论明朝对澳门实施的外贸税制／学术研究2）。
陈绍刚利用丰富的中西文史料，尤其是荷文史料考察了《十七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糖业及对外蔗糖贸易》，统计中国蔗糖对三个主要外销市场欧洲、波斯和日本的输出总量在最多的1637年高达40000担，总销售额200000两，认为蔗糖外销刺激人们为追逐利润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福建等地的农民纷纷将稻田改种甘蔗，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结构，台湾则在荷兰人统治下形成了地主荷兰人、承包租佃耕地的中国豪门富户与受雇耕种的中国人三层经济关系的蔗糖生产结构，他认为，十七世纪上半期中国蔗糖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各贸易地区之间以及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中的地位及其对中国地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
薛国中认为，从国际贸易来探索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明清之际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必然对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如能象西欧国家那样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使海外贸易持续保持优势，并进一步扩大，极有可能进行产业革命，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世界市场需求推动下，必然会象西欧那样跃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已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得到长足发展，最后很可能实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但明清政府对内抑制商品经济，对外闭关自守，厉行海禁，海外中国商人未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一部分长期流寓异国他乡，积累的资本难以输入祖国，一部分回国后因政府抑制工商业而将资本投入土地从事封建性农业，中国工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从国际贸易中源源不断得到充足的营养，故而发展迟滞，在此期间，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却不失时机地在国际贸易中迅速成长，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明清之际中国海外贸易与资本主义萌芽／长白论丛2）。
人口 高王凌考察了《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增长及分布变化，认为明初（十四世纪末叶）人口为7000万以上，明后期（1600年）为15000万左右，清代初期（1682年）为7000-8000万，1700年到9000-10000万，1750年达20000万左右，1800年超过30000万，1850年40000万以上（清史研究3）。李令福考察了《明代山东省人口发展的时空特征》，根据明代载籍人口统计数据并加修正，提出洪武二十四年山东人口为567万，较元至顺十六年126万年增长率为56.9%，增长之快与元末明初因战乱人口严重损失的历史事实不符，因此他认为增长原因主要为明初通过严刑峻法检括众多的元代逃隐流民造成的，而自然增长与外省移民所带来的人口机械增长仅是次要原因，他考证了明中后期载籍人口数据误差的各种因素，估计正统至正德年间全省载籍人口较实际低一成左右，正德以后至少低二成左右，明代正常增长年份全省人口增长率约为4‰，据此算出万历三十年山东人口已突破1000万大关，在区域特征上，鲁西北东昌、济南、兖州增长较鲁东南丘陵山区青州、登州、莱州三府为快，而以东昌府为最快，因之，明代山东人口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初人口最为稀少的东昌府，到明末发展成最稠密地区，鲁西南的兖州府、鲁北平原的济南府处于中等水平，而明初人口稠密的青、登、莱三府落于最后，人口分布重心由鲁中南山地东北麓及胶莱平原逐渐西移于沿运平原地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张建民指出，明代湖广人口大量迁入和出生、迁出并存，探讨了其原因及对社会风俗、社会秩序的影响（明代湖广人口变迁论／经济评论2）。
林金树指出，每一次人口流动潮的出现都为当时政治经济形势所决定，都与封建国家的农村经济政策密切相关，他以人口流动（包托空间流动和职业流动）为主线，结合土地利用和种植业的变化，宏观探讨了《明代农村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的关系，他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人口流动主要为封建政府有计划的移民运动，也有盲目流徙的逃民，移民运动促进了落后地区和边区的开发，调整了人口与土地布局，但根本没有改变农村单一经营方式，没有启动农村经济全面开发，更谈不到改变农村经济结构问题，逃民的大量存在则妨碍了农村经济复兴，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还不甚明显；中期出现大批流民群，从总体上看影响了农村经济变革的速度，但对局部地区的开发还应肯定；后期大批农村人口从粮食生产中分流出来，从事商业性农业和工商业活动，表现为由农村流入城镇和农村中的“迁业”流动，这一时期的大流动冲击了自然经济形态，调整了农村经济结构，使商业性农业的收入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并促进了经营方式的转变，是明代农村人口流动中深层次的、最具变革意义的流动（中国史研究4）。
其他 15-17世纪是世界历史由中世纪封建农本经济向近代重商经济的转变时期。薛国中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出发，考察15-17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他根据西方历史经验，提出由农本而重商、由中世纪而近代的三个基本条件：有相当发展程度并作为近代化基础的农业，有相当发展的私营工商业及其必备资金与技术，有繁盛而广泛的海外贸易与国际市场，这些条件在15-17世纪的东西方都是具备的，因此在早期近代化进程中中国与西欧最初是同步的，但二者结果不同，关键在于西方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中国顽固坚持抑商政策。他认为无论地主经济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其他学说，都不能令人信服地论证中国没有由农本向重商、鲂世纪向近代转化的机制，并认为既不能以某种历史发展模式强加于一切国家和民族，也不能只强调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而忽视甚至否定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一致性（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成败：对15-17世纪中国历史的再认识／武汉大学学报2）。王翔从丝棉商品生产、婚姻关系衍替、重商思潮勃兴、市民群体崛起等方面探讨了明清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等级结构、心理结构、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他指出，从中可感受到明清江南地区中国封建社会旧秩序无可奈何没落的最初迹象（论明清江南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江海学刊3）。
孟彭兴探讨了《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生活的嬗变》，指出，明中后期是高度发展的封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的局面，是对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的巨大冲击，商品经济的发达集中反映在城市的繁荣上，后者对整个明代社会风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发达的明代城市始终没能摆脱中国传统的历史阴影，发育成为真正的工商业中心并形成自治权力，但高度发展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诱导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奢变，说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是极其脆弱的，而这种变异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文明的价值重构具有先期导向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田培栋认为明政权的政策、制度阻碍破坏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对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原因的探索／首都师大学报1）。
乔志强、陈亚平认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城市化趋势是随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以工商业为主的非农业行业和大量人口向城镇集中，城镇数目增多，规模扩大，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多的一种自然演进的原生型城市化趋势，它显示出明显的二重性倾响，一方面市镇发展造成了人口聚集，形成具有稳定市场、非农业行业的城市化社区，一方面城镇和乡村存在相互依赖支持的关系，分散的、家庭化的手工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城市工场手工业的进一步扩展，不利于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因而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不能出现，这种城市化只能在小规模、低水平的基础上缓慢进行。19世纪中叶近代城市化模式进入中国后，与原生型城市化模式相对接，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的联系，新的城市化模式既使一些城镇迅速发展，又造成城市结构失衡、城乡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形成一种二元结构的城市化道路（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山西大学学报4）。蒋正华比较了河南集镇与江南市镇，指出，二者在起源、功能、开市日期上基本相同，但河南少有江南那样的专业市镇，作用远不如江南市镇，河南多商业性集镇，江南多商业与生产兼有的市镇，二者差异主要由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致（略论明清河南集镇与江南市镇的异同／中州学刊3）。乐承耀、徐兆文考察了《明清时期宁波府市镇的发展》（浙江学刊3）。
常建华认为，明代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大致上始于成化以后，发展于嘉靖以降，具有追逐时髦、竞相奢侈和违礼逾制的特点，原因有君主专利的中央集权机制紊乱、绅士群体变化的影响、社会经济变革的刺激，他认为，这种变迁是进步性和腐朽性的抱合与统一，无论从那一种意义上讲，都是明朝政权稳定的破坏力量（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4）。
吴量恺考察了明代“农民非农化”倾响，认为“农民非农化”的现象贯穿在资本主义从萌生到形成的全过程中，是社会变异的开端，是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都市化的前提和基础，是封建经济的对立性发展，预示新经济结构的萌生，是明代经济发展中的曙光。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导致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结构、经营结构及市场结构、市场机制的变化，表明我国正在从古代向近代社会发展，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从农业向工业经济发展，而“非农化”是变异中的关键（明代中后期“农民非农化”的倾响与社会结构的变异／中国农史1）。
一般认为，徽州是传统家族制度相当完善的地方，家族充当着基层政权的角色。高寿仙分析了明初休宁族长朱胜右的经济状况，指出，它表明明代初年徽州族长并不一定由富户担任，一般自耕农既可，甚至具备佃人的身份也不影响他的威望和地位（明初徽州族长的经济地位：以休宁县朱胜右为例／江淮论坛4）。
王日根研究了明清会馆。以往或将会馆看作工商业者行会，或看作是一种同乡组织，他重新界定为：“会馆是明清时期易籍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适应了社会的变迁而产生，又不断地改变了自己的形态，在对内实行有效整合的同时，又不断谋求与外部世界的整合”，明清会馆兴起的动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力度与范围的增大，以及阶级阶层要素的变动，其社会整合功能主要体现在会馆内部整合、移民社会整合、中外文化整合，会馆作为民间自发性组织能有效地执行社会整合功能是由会馆与封建政府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会馆在中国传统社会变迁中既保存了传统，又容纳了社会变迁，因而在保持社会的平稳转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整合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他另考察了会馆与神灵文化的关系（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历史研究4，明清会馆与社会整合／社会学研究4，论明清会馆与神灵文化／社会科学辑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