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崇敏[1]2006年在《《文学季刊》与1930年代文学》文中提出《文学季刊》及其系列期刊作为叁十年代大型的纯文学创作月刊,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套杂志的创刊活跃了北方文坛,促进了南北文坛的了解,消除了南北畛域,它对京派作为一个创作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汇聚了京派年青作家,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和了解;推出并发表青年作家的作品,为京派文学的发展及其黄金时代的到来推波助澜,这也意味着它保留了京派发展、壮大、流变的历史轨迹。这套杂志刊载的散文一定程度上变革和丰富了叁十年代艺术性散文创作的观念和手段,强调散文的意象与诗性建构,运用叙事学的观念和方法,肯定了散文的虚构性,打破了以往散文凝固不变的创作模式,为具有先锋姿态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坚实的舞台。在《文学季刊》系列杂志上,“人”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关键词,进步作家们力图从精神上启蒙国民,当然政治、经济的解放也是人的解放中的一个重要层面,没有政治、经济的解放不可能建立健全人格,所以,《文学季刊》上发表的作品从两个层面来关注人的解放工作,一方面对于阻碍人成为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进行深刻的批判,关注国计民生;另一方面继续推进五四以来未竟的“启蒙”工作,并呈现出独特的民生关怀的人文立场和文化品格。总之,《文学季刊》系列杂志聚合了共同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的京派作家和左翼文学界,使叁十年代“京派文学”和“左翼文学”互动相生、交相辉映,并彰显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血脉不断、源远流长的文化抗争精神。
崔传燕[2]2017年在《《文学季刊》研究》文中指出《文学季刊》作为叁十年代中期北平影响极大的文学刊物,为当时一批知名作家和不少青年作者提供发声平台,极大地活跃了叁十年代的新文学创作。刊物致力于新文学建设,发表多篇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迹。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华北政治危局和刊物自身的经济压力之下,《文学季刊》艰难地维持了两年,共出版2卷8期,以每期300多页的篇幅呈现出一个厚实多样的文学世界。本文主要从以下五部分展开对刊物的研究。第一章,在30年代时代背景和出版环境的整体视野中分析刊物生成发展过程和刊物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定位。刊物创办之后引起广泛关注,笔者在文学史料搜集中分析刊物的办刊态度和经营方法,研究其成功之道。第二章,重点分析编辑对刊物的影响,并简要说明刊物的最终停刊命运。编辑是刊物的组织者和负责人,其办刊思想和选稿标准影响刊物的面貌。本章通过对刊物主编及其他编辑的研究、对《雷雨》发表过程的梳理,探索编辑变动、编辑权力对刊物的影响,分析政治、人员、经济多方压力对刊物的复杂影响。第叁章,重点分析刊物的小说成就。小说创作是刊物的重点,本章对小说的题材和创作主题进行分析,研究小说中的左翼倾向与反抗意识、人性叙事与启蒙意识,体现出小说创作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与深化,分析小说中女性形象时代内涵。第四章,重点分析刊物的散文与诗歌成就。刊物中散文和诗歌借鉴西方理论与继承古典诗歌传统并重,进行多样化的诗体建构与多元化的散文尝试,走出创作新方向。笔者在诗歌、散文与小说特点相比较中进一步明确刊物的定位与政治色彩。最后,结语部分概括刊物的文学史意义。从刊物的办刊实绩、聚合力、编辑策略叁个方面介绍刊物的特殊贡献。
石健[3]2011年在《靳以综论》文中提出靳以早期爱情小说多以个人情感波折为蓝本,以极端情绪化为醒目特征。作为主观性严重的作家,靳以的人生体验充斥着阴郁、伤害、憎恨的阴影,这在整个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始终在一种强烈的怨恨情结驱动下写作,许多作品都明显带有忧愤交织的色彩。而早期作品中自我中心主义的蔓延,使靳以延续了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导致判断、认识、处理问题的简化,在对人性之恶的体认中,夹杂着一种向整个世界和人类寻求抱复的扭曲心态,破坏大于建设、以全面毁灭为主要手段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在其作品中相当浓厚。不过,在1935年之前的早期作品中,靳以体现了多方面的才华,在滥情化的同时既有委婉、细腻的爱情作品,也有关注小人物和异域流亡者的悲悯之作,还以一种粗犷豪放的风格,创作了关注东北民生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充分体现了靳以的人道主义情怀。靳以积极而自觉地试图融入1930年代的大众化文学潮流,反复书写着“从个人到众人”的时代主题,一直延续着“五四”以来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呼唤正义与光明,批判丑恶与黑暗,但也产生了诸多主题先行的急就章。单纯的惩恶扬善、爱憎分明框架,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严重的模式化特征。由简单的道德评价来批判人性的阴暗,使其民粹主义追求常处于巨大的摇摆之中,总是难以摆脱情绪化的弊病。《前夕》等抗战作品,充满强烈的宣传鼓动色彩,也影响了艺术效果。靳以的创作旅程,从奔腾不止的情感漩涡投入源泉枯竭的时代主潮,不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题材的单调与重复背后,折射出作家一直受制于精神的桎梏而无法超越自我,从而导致创作生命主体性的严重缺失。当然,这种在追赶时代中迷失自我、无法超越早期创作的教训,在现代作家中又绝不是靳以本人独有的。靳以的小说与散文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同构性特征,这与其对现实的怨恨心态,以及主动放弃诗歌而从事散文体写作的选择密切相关。靳以的大量散文,在极端暴烈风格的间隙,也有一些面貌不同的佳构,相对于小说体现了更为持久的生命力。靳以曾主编多种大型文学期刊,如《文学季刊》《水星》《文季月刊》《文丛》《收获》等,绝大多数与左翼文学期刊声气相求,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有机组成。靳以还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通过编辑与教育工作,培植和发现了许多文学新人。靳以浓厚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对文学战斗功用的强调,必然影响到他的编辑思想。总之,靳以是一位追求进步、光明与正义的文学工作者;靳以的限度,既是他个人的,也是一个特定时代的。靳以通过文学活动,为中国新文学史做出了坚实的贡献,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他的文学生涯,亦可为探询现代知识分子艰难而矛盾的精神之旅,提供富有意蕴的个案。当前对靳以的研究既不充分,同时存在诸多问题。一些经典文学史着,包括着名学者,在对靳以尤其是其文学创作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十分粗疏乃至甚为荒谬的论断,反映出现代文学界对非一流作家的研究中还存在相当薄弱的环节。对靳以编辑思想研究的欠缺在于:一是受制于传统研究的误区,流于空泛,而没有结合作家整体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进行深入研究,而这对于长期被误读的靳以来说尤为重要。二是由于靳以编辑的刊物具有编辑人员较多的复杂性,尤其是初次接编的《文学季刊》,虽然他承担主要编务,但是在选稿方面有多大的权限则要细加甄别,这样方不致被期刊的面目遮蔽其独特的编辑思想。叁是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以上欠缺也是目前许多文学期刊研究大同小异、缺乏深入开拓的写照。为此,结合靳以的创作实践与文学观念,以此还原其编辑思想,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路径。存在问题更多的是对于靳以文学创作的研究。第一,这是由靳以本身相对贫乏的创作实绩所决定的。第二,存在以人格论文品的弊端。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靳以为人宽厚、待人友善,其“平凡化”创作风格的定位与此不无关系,这也就忽视了作品中极端情绪化的一面。而靳以于1959年去世,对其研究亦有许多为逝者讳的因素,即多带有缅怀性的溢美成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以《圣型》为代表的早期爱情作品进行人道主义的误读,从而既遮蔽了作家对待女性非常苛刻而偏激的态度,也大大忽视了这些作品对此后创作的影响。第叁,还暴露了传统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首先,或以题材和内容为依据,或以作家的宣言为依据,将靳以的创作一刀切为截然不同的时段,忽视了作家的整体创作倾向。其次,陈陈相因,对前人的结论缺乏深入辨析;最后,由于靳以文学活动的复杂性,有人从其文学活动区域、接近的文学团体等方面出发,生硬地将其归属为某一流派或团体,既曲解了靳以的创作,又遮蔽了其独特之处。第四,尽管建国后的靳以文集出了不少,但所选的作品主要局限于“呼唤光明”的一面,远远不能体现其创作全貌。一些很有特色的作品如《洪流》《夜》等,长期湮没无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对靳以的文学活动重新评价和深入研究既十分必要,又大有发掘的潜力,同时可以为深化现代作家研究、探求新的学术增长点提供有益参考。本文在文学史脉络中重新梳理靳以的整体文学活动,尤其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辨析和匡正,力求有所突破,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陈丽平[4]2003年在《《文学季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季刊》是30年代北平文坛上重要的文学刊物。它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确定这一刊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位置和特殊性，是本文集中讨论的课题。全面地了解《文学季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现代文学诸多问题的理解。 本文共分叁章： 第一章：追溯《文学季刊》产生的历史渊源，涉及到《文学》月刊及其相关历史，并简述《文学季刊》的创刊和终刊，探究其动因。第二章：通过考察刊物，探讨办刊倾向，阐述此倾向形成原因。第叁章：介绍刊物特殊性之所在——“京派味”，并探讨其成因。
黄艺红[5]2017年在《茅盾和郑振铎对左翼文学“左”倾思想之修正——以《文学》《文学季刊》的创办为例》文中提出成立初期的左联因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要求盟员写标语、撒传单,走上街头参与革命运动。激进的斗争方式导致盟员的身份暴露,左联出版的机关刊物也因为鲜明的政治立场,不断遭到查封,这些都给左联带来近乎毁灭的打击。为争取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茅盾与郑振铎合力创办左联刊物《文学》,并使《文学季刊》成为与《文学》性质相同、稿源相通的姊妹刊物,这对壮大左翼文学、团结非左翼作家、沟通1930年代的南北文坛,起到积极的作用。
黄艺红[6]2018年在《走向开放包容的左翼文学阵营——《文学季刊》及其相关刊物考论》文中指出叁十年代的"文学"系列杂志包括上海的《文学》、北平的《文学季刊》《水星》及至后来上海创办的《文季月刊》《文丛》《烽火》。北上而后南下的《文学季刊》及其后续刊物以潜在的左翼立场和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与非左翼文学的沟通合作,持续推进叁十年代文坛生态的逐步好转,体现左翼文学阵营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左"倾错误的自我纠偏,其文艺路线的展开终以广泛团结作家、联合同道促进文坛的和谐繁荣,追求民族、国家的自由和解放为旨归。
英溪[7]2004年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季刊》创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台湾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呈现活跃局面,2004年3月10日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季刊》(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即是一例。2003年,台湾一批爱好文学的同人,深感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发起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期望凝聚现代文学的爱好
英溪[8]2005年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季刊》创刊》文中认为近年来 ,台湾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呈现活跃局面 ,2 0 0 4年 3月 1 0日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季刊》 (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即是一例。 2 0 0 3年 ,台湾一批爱好文学的同人 ,深感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发起成立了“中国现
于天池, 李书[9]2003年在《李长之的编刊生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 与《文学季刊》始末(一)1933年秋天,章靳以应立达书局的邀约编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正在他感到从资望和能力上难以胜任的时候,郑振铎先生来北平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合聘教授,靳以便去燕京大学郑振铎的住处邀请他来担纲此事。章靳以与郑振铎是旧交,又有师生之谊,再加上郑振铎参与主编的《文学》杂志在上海正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越来越严重的压迫,郑振铎痛快地答应
佚名[10]2017年在《2018年度新文学史料[季刊]》文中认为全国邮局征订邮发代号18-162《新文学史料》创刊于1978年,以发表"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为主,同时刊登这个时期的文学论争、文艺思潮、文艺团体、文学流派、文学刊物、作家、作品等专题资料,刊登有关的调查、访问、研究、考证文章及不易见到的材料和文物图片等。《新文学史料》具有极高的史料参考价值,是一部反映现、当代文学历史和现状,集学术性、资料性、研究性为一体的史料性刊物,是海内外文学研究工作者十分重视、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型文学季刊。
参考文献：
[1]. 《文学季刊》与1930年代文学[D]. 吉崇敏. 吉林大学. 2006
[2]. 《文学季刊》研究[D]. 崔传燕. 山东大学. 2017
[3]. 靳以综论[D]. 石健. 吉林大学. 2011
[4]. 《文学季刊》研究[D]. 陈丽平. 天津师范大学. 2003
[5]. 茅盾和郑振铎对左翼文学“左”倾思想之修正——以《文学》《文学季刊》的创办为例[J]. 黄艺红.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7
[6]. 走向开放包容的左翼文学阵营——《文学季刊》及其相关刊物考论[J]. 黄艺红.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
[7]. 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季刊》创刊[J]. 英溪.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
[8]. 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季刊》创刊[J]. 英溪.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9]. 李长之的编刊生涯[J]. 于天池, 李书. 新文学史料. 2003
[10]. 2018年度新文学史料[季刊][J]. 佚名. 新文学史料.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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