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古希腊与中国古代语言学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语言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古印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0）02－0019－05
就现代语言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而言，语言学的摇蓝是古印度（以下称印度）、古希腊（以下称希腊）与中国。这三个地方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左右几乎同时出现了从哲学角度讨论本国语言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一些语言理论。公元前六世纪以前，世界上是否存在过对语言问题的思考、研究，现在已经很难判断。也许存在过，有较多的事实可让我们作出这种假设，但是在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猜测以前，至少在发现语言学的新“罗塞塔石碑”前，我们不能肯定。
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语言学在印度大约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持此观点，是因为大概从那时候起，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作为印度文学书写语言的梵文，对时人而言几乎变成了一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它基本上被接近当时印度口语的白话文所替代。到公元前四世纪末梵文已完全变成死语了。由于保留这种完美的过去语言是未来世界的需要，当时出现了很多著名的研究者，他们开始描写梵文的语言系统。他们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比较完整地描写了梵文的语音与词法系统。这些成果即使从现代语言科学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大的成就。据我所知，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科学的方法来描写语言。
印度学者在词法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在分析词的构成时发现了“词根”、“后缀”与“词尾”三种主要造词单位；对于造词法的概念印度语言学家也很清楚，他们构造的系统很完整。他们的很多观点我们今天仍可全面接受，作为现代形态学的一部分。
印度语言学家也按词法判断标准区分四种不同词类。在这四种词类之内，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动词”，因为它包含着句子当中最重要的消息，同时一般也无法省略。印度学者也考察过不同词类在句子里的关系，提出“谓语”概念后，研究了它与名词（即主谓与动宾结构）的关系；同时他们也分析变格在句子当中的作用等。
对于语音来讲，印度研究者想要尽可能详细地分析，描写词的发音，是由于诗学要保留词的原来声音的缘故。印度的语言学家认为语音最小的单位是音节。 这种观点也反映于印度文字所谓天城书（Devan āgarī）里。它一共有三十六个字母，每个字母表示辅音加元音a 的联系。要是辅音不跟a联合，在这种情况下音节符号要再加上特别的符号。
印度学者也第一次用发音位置来描写音节的发音，这样他们又给后来的发音语音学打下了基础。
另外，印度语言学家也研究过综合语言学的问题，例如考虑词是“永远无变”的还是有变的，分析词形与词义的关系是自然依靠的还是惯例的等。印度最有名的语言学著作是波你尼（Pānini ）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四世纪初编写的《八卷》（Ashtādyāyī）与波颠闍里（ Pata
jali）的注释《大疏》（Mahābhāsya）。《八卷》不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部梵文语法书，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本关于某种语言语法的著作。
希腊的文化比四大文明古国稍微年轻一点：它三千五百年前在古里特岛才开始形成。第一次关于语言的思考见于著名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前427—348）的著作《克拉底洛篇》（Cratylus）。 此书反映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399）的主要思想。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关于词源、语言来源、词形与词义关系等的思考，也遇到了名词与动词等主要词类的概念。
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2—322 ）在他的作品里面又补充了连词与冠词的概念，提出变格、数与性等语法范畴，还提到主语与述语的问题。由于诗学的需要也考虑过语音方面的问题等。不过总的来说亚氏思想体系跟语言学的关系不如与哲学或逻辑的关系密切。
希腊的语言研究来源跟印度不同：它不是出于保留传统语言的需要。到公元前四世纪时希腊虽然也开始出现不懂约公元前八世纪荷马 （Homer）的大著作《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塞》（Odyssey ）的情况，但是由于时间差别还不是太大，所以真正不懂的地方还不多。希腊的语言学源于实用主义，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诡辩学派。实际上是诡辩学派开始“研究”希腊语语法——他们当时语言的语法——利用语法知识教会类似于中国游说之士的演讲人逻辑地推论自己的论点。一开始时他们搞的语言研究更接近“语法修辞”，不过到公元前二世纪我们在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前170—90）的《读写技巧》（Technē grammatikē ）里已找得到真正语言学意义上的希腊语语法描写。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使用了跟现在几乎一样的语法系统：提出了名词、动词等八种词类，再加上每一个词类的定义。这些定义现代语言学也还能接受。另外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还专门谈了动词与名词的语法范畴。
对于中国语言学来说，我们在这里主要要讲两汉语言研究。这有两个原因：一、两汉是中国语言学产生时期，所以是中国语言学的基础。二、汉代以后的语言研究到清代为止，或者与两汉无大差异（词汇学），或者受印度语言学影响（语音学）。
中国哲学家开始对语言的思考大体跟印度、希腊同时，即起始于“百家争鸣”的时代。思考内容也基本一致：墨子谈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荀子在儒学的基础上，公孙龙在名学的基础上各自发展了孔子的“正名”之论；如此等等。中国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跟印度、希腊思想家一样，也考虑过事物的名称不决定于它的本质，而决定于社会习惯的约定。
据我所知，中国对语言的具体研究，最初跟《尔雅》、《方言》、《说文解字》与《释名》四部词汇学著作的出现有联系。中国那时开始出现语言学方面的书估计跟在印度的原因相同：因为《六经》的语言特别是在词汇方面跟汉代语言的差别已经相当大，想要懂五百多年前写的古籍的语言，这种需求引起了汉代经学的产生与词汇学的发展。
印度也有词汇学，但是它的内容本质上跟中国词汇学不同：它不解释词义。梵文死化后很类似于规则的人造语言，它的词汇再也没有像活的语言那么大的发展与变化，所以梵文学家没感到编词典，解释词义的必要。梵文词汇学主要包括构词法，类似对词源的说明。而希腊则缺乏词汇研究，这主要跟希腊文学史没有印度、中国那么长有关。再说希腊人主要讲究诗歌，对其它文学作品的保存不太重视——这样历时性的语言文献也要比印度、中国少得多。
词汇研究当然也可以出于方言比较的需要，汉代扬雄的《方言》就是研究方言词汇的语言学著作。但是希腊方言虽然多，区别却并不像中国那么明显，主要是人口少，面积又小的原因。希腊方言跟各地书面语基本一致，也说明希腊人还体会不到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
至此我们要提个问题：如果三国（即印度、希腊与中国）思想家开始时对语言的思考基本一致的话，那么后来怎么会产生印度与希腊主要搞词法研究而中国学者却研究词义这种区别呢？原因出于三种语言语型不同：古汉语跟梵文、希腊语语型不同，绝大部分词是单音节的，词又没屈折，这种语言几乎不存在词法，所以无法研究。我们也知道在一种语言之内发展最快的部分就是词法，然后是词汇、语音系统，最后是固定性较强的句法。活动、有变化的东西总是比较容易引起人的兴趣，反过来相对固定的现象人也许根本注意不到。比较事物在时、空间的差别是人类学说最古老的研究方法之一——比较法。因为印度语言学家在很长的历史过程当中收集了不少反映印度语言的文献，故从历时角度进行比较；希腊语言学家却主要从共时角度来研究自己的语言。所以印度与希腊学者对发展最活跃的词法最感兴趣。对汉语而言，发展最快的语言分支却不是词法，而是发展速度在其后的词汇。
三国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虽然都只是本国语言，但是印度与中国学者研究的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用的死或半死的书面语，希腊学者却研究广大群众活动的口语，原因估计在于文化，特别是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的态度不同。
在孔子哲学对三皇五帝时期无限赞赏的思想的影响下，过去了的上古时期成为一种渴望重新达到的文明高度。跟这个时期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就是《六经》与它的语言。
希腊文化没有印度、中国悠久。希腊人虽然也赞赏所谓“黄金时期”，但是他们首先没有像《六经》这种古籍，再说从公元前五世纪起哲学的发展主要源于对古埃及文明衰落的震惊，以及商人作为希腊社会中的一个阶层，其重要性日益增长等原因，所以产生了无神主义、怀疑主义、个体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主义等种种讲究利益并强调现在与未来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最后也影响到希腊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下面我们想要探讨中国语言学为什么在两汉时没有产生语音与句法学：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古代三国语言学家只对在一定的时间过程当中有明显变化与发展的语言现象才进行研究。两汉语音系统如果跟《六经》相比的话，虽然也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也并不明显，人所共知的是，西汉语音系统是上古音。我们不要忘记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在一代三十年时间之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可以说语音在语言发展当中是变化比词法与词汇慢的语言分支；我们同时也知道中国汉字虽然包含着关于其语音的消息，但是汉字本身不能确切地表示语音。以这两点为出发点的话，可以在这里提个假设：没有《诗经》的话，中国学者也许自己根本体会不到语音学。
两汉时朗诵的《诗经》也许不押韵的地方已开始出现，但还不如后代多。一般来说一种语言现象一出现马上就有人来分析它，一下子说明它的原因，这类情况极少。再说汉代的《诗经》如果还保留着音乐成分，即《诗经》里面的诗不朗诵而唱的话，不押韵的地方会更不明显。也许两汉学者已经感觉到古韵与今韵的差别，不过我们现在手里没有证明我们这种怀疑的证据。真正地、大量地开始进行古、今音差别研究是在印度语音学影响下才出现的。
由于语言系统里发展最慢的分支是句法，因而它在一段时间之内发生的变化要比词法、词汇、语音小得多，需要相当丰富的历时性的语言材料才会体会到句法的变化与发展。虽然印度有这种材料，希腊的语言学家最后也体会到了句法系统，但是两国的句法分析非常简单，几乎只把句子分为主语与述语部分就完了。两国研究者体会到句法估计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语言有词法，一定的词类在屈折型的语言中只能作为一定的句子成分，因为词法与句法关系这么密切，所以语言学家才会把词法与句法联成语法。
我们也已经提到过汉语是没有内部屈折的语言，句子成分间的关系不是用词的不同形式表达的，而是基本上只用词序实现的。要体会到词序性的句法的话，首先需要比比较法还深刻一些的概括研究方法，像归纳法、扣除法、抽象法等综合方法。在三国哲学作品当中这几种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我们虽然也找得到，但是当时的学者好象还没达到实际明白这些理论的价值并加以使用的程度。
两汉语言有虚词也许可以作为研究语法很好的基础，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六经》语言虚词并不多，到战国初年汉语中虚词的数量才开始增加。我们也已经说过一种现象在语言当中需要一定的时间学术界才会体会到它，更不要说研究它。再说战国时很多虚词的虚化还没完成，往往也作实词用，所以这对学者感觉到虚词与实词的区别，对形成虚词定义产生了限制。另外，只研究少数的，除了副词以外跟句法分析没多大关系的虚词，不算是系统地研究语法吧。
后来中国学者虽然有机会看到梵文的语法书，但是主要因为汉语跟梵文语型不同，所以这些理论也无法帮助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母语语法。
最后我们为了本文的系统完整至少补充一点：由于在古代汉语里在大多数情况下词等于字的缘故，中国文字学跟词汇学关系很密切。中国文字学非常发达，而在印度与希腊却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学说、研究。这种缺乏跟字型有关系——汉字系统复杂，便于作为研究对象，而印度与希腊拼音字母都相当简单。研究拼音字母的来源，字母跟语言分支的关系等，印度与希腊学者从当时学说发展水平来看，还无法解决这类问题。
我们在本文中简单地比较了一下印度、希腊与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研究情况。我们在此种比较之下得到的主要结果可以用下面的表表达：
印度语言学希腊语言学中国语言学
词法研究●●○
词汇研究●○●
语音研究●◎○
句法研究◎◎○
文字研究○○●
说明：
●有过这方面的研究
○没有过这方面的研究
◎有过这方面的“原始性”的研究
我们看了这张表后可总结如下：
一、印度语言学者主要研究词法、词汇与语音
二、希腊语言学者主要研究词法
三、中国语言学者主要研究词汇与文字
这样看起来在古代语言学方面成就最大的是印度，因为它研究语言学不但很全面，而且在每个分支里面的研究也相当成功，而语言研究成就最小的是希腊，不过我们不能仅以数量来决定事物的重要性。而按质量进行比较的话也相当困难：印度和希腊没有文字学，中国又没有词法，中、印两国虽然都研究词汇，但是前者重视词义，而后者却更注意造词法。除了印、希同时研究词法，两国之间几乎找不到共同地方可以相比，更不用说三国了。
不过我们这次比较的最重要的目的反正也并不是决定三国语言学哪个水平最高。读者自己肯定也能感觉到我们在比较中主要找不同之处的原因、理由，这是我们文章的目的，说明三国古代语言学是在关于语言的哲学思考差别不大的基础上产生的，后来的个体发展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出于语型、文化发展与社会风俗习惯不同的原因。总结起来我们认为古代语言学是在进行比较过程中产生的，并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语言变化。
后来三国语言学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局面，罗马人占领希腊后开始大量地接受希腊的文化与学说，包括语言学在内。罗马帝国分开后，东罗马帝国作为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者，八世纪左右把希腊学说传给阿拉伯学者。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方越过两百多年的野蛮时期后，在罗马文化的基础上，在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下欧洲学问又渐渐地复活起来了。十八世纪末当地语言学家“发现”梵文后，把希腊与印度语言学遗产联合起来，在两国语言学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
在中国，汉代以后的音韵学研究是在两汉语言学的基础上，在印度语言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后来清朝语言学也源于两汉时期的语言研究。不过中国古代语言学不仅对本国语言学有影响，对其他地方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等使用汉字的亚洲国家的语言学创造影响也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