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葡萄牙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西斯论文,葡萄牙论文,政权论文,试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葡萄牙国家法西斯化，发端于1926年的军人政变，完成于1936年的萨拉查文人独裁政权。葡萄牙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虽迟于意大利，但早于德国和日本。葡萄牙是怎样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的？它又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笔者拟就这两个国内学术界鲜有论及的问题，陈述几点管见。
一
葡萄牙国家法西斯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10年10月4日—1926年5月28日）：议会民主制向军人独裁制过渡阶段。
1910年10月4日，葡萄牙资产阶级共和党、军队中的进步力量和工人阶级采取联合行动，进行了推翻君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废黜国王唐·曼努埃尔二世，宣布葡萄牙为资产阶级共和国①。191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使葡萄牙的社会发展前进了一步，共和国制定了在当时是进步的1911年宪法，国内有了基本的民主自由。建立了由众议院（164名议员）和参议院（71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众议院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参议院议员由各社团代表选举产生，每隔三年改选一半。共和国总统由两院议员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选举产生，任期四年，不得连选连任②。此外，共和国还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打击教会势力，规定政教分离；实行世俗婚姻，准许离婚，资助未婚母亲；废除贵族称号；在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大学里进行民主改革；在工业企业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允许工人罢工等③。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内的社会动荡，改革很快被迫中止④。
在1910-1926年的第一共和时期，葡萄牙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十分紧张。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E·诺埃尔指出，共和国存在的16年中，政局很不稳定，还不如拉丁美洲最动荡的国家⑤。一方面，资产阶级自身不善于管理；另一方面，君主派又以西班牙为基地屡搞阴谋。因此，政府更迭十分频繁。1919年换了4个政府，发生过一次君主派暴动；1920年换了9个政府；1921年换了5个政府；1925年换了5个政府并且发生过3起军事政变事件。16年中，共换8位总统，44个政府，发生过24次暴动。据官方统计，1920-1925年在里斯本街道上先后爆炸了325枚炸弹⑥。
1925-1926年间，创办不久的安哥拉首都银行散发的假钞票遍及全国，这件金融丑闻加剧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⑦。葡萄牙反动派乘机进行破坏活动，不断散布：“葡萄牙的议会制政体垮台了，必须建立军事独裁。”⑧
布腊加市驻防军司令曼努埃尔·戈麦斯·达·科斯塔将军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26年5月28日发表宣言，号召军队起来反对“不能容忍的国家现状”和“过时的议会制”。他当即率军向里斯本进发，沿途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共和国政府投降了，代之以三头政权：科斯塔将军、右翼军人奥斯卡·卡尔莫纳将军和门德斯·卡贝萨达斯海军少校。同年11月，更加狡猾的卡尔莫纳将军踢开同伙，自任政变军人集团首领，建立起军人独裁政权。卡尔莫纳出任总理和临时总统，并宣布葡萄牙为“没有独裁者的独裁制国家”⑨，葡萄牙“议会民主制就这样被废除了。”⑩
第二阶段（1926年5月28日—1932年7月5日）：军人独裁蜕变为文人独裁阶段。
军人独裁政权建立之初，并未提出过很具体的施政纲领。事实表明：这一政权同前几届政府没有多大区别，只是高官厚禄主要落到军人集团手中，不再由议会支配(11)。鉴于国家财政的严重困难，卡尔莫纳政府试图通过整顿财政、平衡收支来刺激经济发展，但结果未能奏效。于是，他便邀请科英布拉大学法学系经济学和财政学教授、被视为天主教极右派利益的代表、君主制同情者的安东尼奥·德·奥地维拉·萨拉查出任财政部长。萨拉查接受了邀请，但他提出一个条件：授权给他完全控制国家的全部收支。萨拉查没有马上被授予这样的权力，旋即离职并声称：“我回到大学里去等待。”(12)当时，国内财政状况仍在继续恶化。1927年，葡萄牙向国际联盟申请贷款，国联派了一个委员会到里斯本考察后，于1928年初答复：要有法律保证和国联监督，才可提供贷款。葡萄牙政府不接受这一条件，于是靠国联贷款来减轻财政困难的计划落空(13)。正当葡萄牙面临财政崩溃危险之时，国外又流传说，葡萄牙的殖民地即将被瓜分。迫于形势，1928年4月27日，卡尔莫纳总统接受了萨拉查先前提出的条件，重新任命他为财政部长(14)。5月，萨拉查以“能审查各部的财政，有权对其增加的开支予以拒绝”为条件，接受了邀请。萨拉查推行的主要经济措施是“开源节流”。具体说来：(1)加紧剥削殖民地人民，冻结本国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大幅度提高捐税，尤其是向商人和企业主征收的糖、油、汽油和其他商品的间接税；(2)削减国民教育部预算，1928年撤销了里斯本大学法律系、波尔图大学哲学系和科布拉市的高等师范学校。另外，还砍掉了用于建立小学和中学的全部拨款；(3)积极引进外国贷款和投资(15)。通过大幅度削减支出、增加收入和加强货币管理，萨拉查在其任职的第一财政年度（1928～1929年），使葡萄牙财政收支15年来第一次出现了顺差。当年收入217.5万孔多，支出190万孔多，顺差27.5万孔多。萨拉查因此声誉鹊起，成为葡萄牙经济舞台上的关键人物。他在其财长任内，一直设法保持国家预算收支平衡，从而解决了葡历届政府一个长期棘手的问题，提高了威望，因此“获得了祖国救星”称号(16)。
1929年，萨拉查将其视线移向政治领域，大事赞扬极右民族主义，自己则扮演了一个民族复兴倡导者的角色。1930年7月30日，他组建了一个名义上的非党派组织（实际上的官办法西斯政党）：全体葡萄牙人联合会——国民同盟，并自任该同盟首领(17)。萨拉查企图把全体葡萄牙人都集中在他的目标之下，一再警告其他党派的领导人，要想继续开展他们自己组织的活动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只有一个理论，我们大家是一股力量，在这问题上是没有商量、妥协、通融可能的。”这个理论就是：“同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议会制作斗争。”(18)国民同盟成立后，不仅控制了国家宣传，而且操纵了国家最重要职位人选的提名(19)。这一点，对于萨拉查由一个经济独裁者发展为政治独裁者是很有意义的。因此，1932年7月5日，萨拉查“被任命为拥有独裁权力的总理”(20)，组建了新一届文人独裁政府。萨拉查一当上新政府首脑，就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给葡萄牙的独裁制下了这样的定义：“这个制度与法西斯独裁制一样，它是有权威的，无论在执行国家使命或社会任务中，都摒弃民主原则。但是它在执行的方法上与法西斯独裁制度有所不同。”“新葡萄牙除了采用不同的法西斯方法外，也遵循教权主义的原则”(21)。这样，葡萄牙军人独裁政权最终蜕变成了文人独裁政权(22)。
第三阶段（1932年7月—1936年11月）：萨拉查法西斯独裁统治巩固阶段。
这一阶段，萨拉查在立法、行政、组织等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通过制定新宪法确定国家新政体。
为破除1911年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推行国民同盟起草的法西斯总体宪法，1933年3月19日，葡萄牙全国举行了只有各家家长参加的全民投票。据官方公布的材料，80万人投了赞成票，近50万人弃权，6190人投了反对票。按政府此前宣布的规定，竟“把弃权票计算在赞成票内”，从而把总体宪法强加给了葡萄牙人民(23)。该宪法把法西斯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它规定：葡萄牙为一个“新国家”——“中央集权的劳资协会主义共和国”。按照意大利法西斯方式建立起一套劳资协会体系。国家元首为共和国总统，七年选举一次，类似议会的机构是国民大会，四年选举一次。国民大会仅起讨论议案作用。内阁总理由共和国总统任命，只对总统个人负责，不对国民大会负责。国民大会和内阁会议均有立法动议权，但“以内阁为主”。此外，内阁有权不同国民大会协商就可颁布法令，在紧急情况下有权批准国际条约和协定。“实际上新宪法使萨拉查这个不换班的内阁总理所拥有的无限权力合法化”(24)。
2、限制、剥夺国民的选举权。
1934年，葡萄牙政府根据新宪法制定了相应的选举法。该选举法使四分之三的成年人丧失了选举权。选举法规定：“只有纳税一百埃斯库多以上并能看书写字的男性公民和中学毕业的女性公民，才有选举权。”(25)在选举法实施过程中，当局对这种已经大打折扣的选举权，还以种种方法横加限制。比如，以行政命令剥夺选民的选举权；没收反对派选票；剥夺反对派摊派代表参加计票的权利；逮捕反对派的宣传员等。从而确保当选总统和国民大会议员都是国民同盟提出的候选人(26)。1934年12月16日，葡萄牙举行首次国民大会议员选举。国民大会共有90个议席，只有全国唯一合法政党国民同盟提出的一份候选人名单。选民只能在该候选人名单中选择，不许选举名单以外的人。结果，所有90名候选人全部当选。其实，他们只获得377792张选票，选民人数仅占全国人口的6%(27)。
1935年2月，卡尔莫纳将军重新当选总统，“新国家”体制就这样逐步建立起来了。
3、取缔国民同盟以外所有政党和派别。
萨拉查在他政治活动的早期就宣称，“绝对的权力是可以存在的，绝对的自由是永远没有的”。“党派自由是最大的祸害，必须反对”(28)。为此，1930年5月他在里斯科大厅讲话时正式提出，政党应由同业协会所代替才“符合现实”。1932年，他呼吁：全国人民都应团结在国民同盟周围。1934年5月26日，在纪念军事政变八周年的演说中，萨拉查再次强调，法西斯运动“就是要永远废止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党派斗争”。1935年，他明令解散国民同盟以外的所有党派。这些党派的领导人“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或海岛，有的则受到警告不得参加政治活动”(29)。
4、制定《劳动法》和《殖民地法》，加强对本国人民及殖民地人民的统治。
1933年9月23日，为监督各行各业的生产及其产品分配，萨拉查颁布了一部《劳动法》。这部劳动法是按照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颁布的劳动法的基本精神炮制的(30)。按照劳动法，葡萄牙境内建立起多种类型的劳资协会组织：有广大工人、职员参加的国民职工会（亦称法西斯职工会），企业主和商人参加的同业公会，医生、律师、工程师参加的同业协会，由地主领导联合雇农到地主所有务农者的“人民之家”，船主或船长领导的“渔民之家”，等等。社会上每一劳动成员都得参加相应组织，否则，“就不能找到工作”(31)。上述劳资协会组织通过“选举”产生的领导，须经政府批准认可，否则不能开展工作；各级劳资协会的财政经费收支，要受政府机关——劳动就业和社会救济会的监督。此外《劳动法》还规定：所有劳资协会都无权组织罢工，也无权同外国工人和国际上的工会组织进行联系(32)。不难看出，《劳动法》不过是“新国家”用以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全面监督与控制的工具。
为加强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掠夺，兼任殖民部长的萨拉查于1930年7月8日颁布了一部《殖民地法》，此法后来作为附录纳入1933年新宪法。它声称：“占领并使海外领土殖民化，使在这些地方生活的土著人文明化的历史责任，是葡萄牙国家的组织纲领的一部分”。“葡萄牙殖民帝国与其宗主国之间是牢不可破的”。“国家有责任强迫土著人为了公共社会总利益的公共工程而工作，执行行政、法律的决定，履行稽查的义务”。此法颁布前，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曾称为省。根据该法，又改称殖民地，并取消了殖民地人民过去所享有的有限自治权。此外，它还规定了下列具体行动方针：加强里斯本对殖民地控制；增派天主教传教士团并加紧传教活动；鼓励葡萄牙人向殖民地移民；在殖民地广泛采用葡本国使用的警察手段。这样，《殖民地法》不仅把几百年来在殖民地实行的专横政治压迫制度和超经济强迫劳动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而且得以进一步强化(33)。
5、建立新闻检查制度，强化对人民政治思想控制。
1926年，葡萄牙军人独裁政府成立不久，就建立起了一套新闻检查制。萨拉查政府将其推广到戏剧、广播、电影和整个出版部门。检查内容，不仅针对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而且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国内所有被认为是危险的、影响民众的消息，国外传来的有关群众骚乱的消息，一概都在受检查之列。不少书籍被没收，作者及出版者被处罚。国外出版的书报资料，只要其内容不为现政府所欢迎，同样会被没收或查禁。总之，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事先没有经过检查官审批，任何文化活动都不得开展。
6、对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施用暴力。
萨拉查建立极权制的“主要手段还是直接使用暴力”(34)。最初，主要是依靠实现国家政变的军队。由于军队中军官们的排他性比君主制时代还严重，所以，其后几年萨拉查便采取措施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镇压机构，扩大了治安警察和共和国国民近卫军（宪兵队）的编制。共和国国民近卫军被派驻各地，配备有机关枪和大炮，“它被广泛用于镇压罢工和示威游行”(35)。治安警察中的“国际卫国警察局”（亦称“皮德”），是萨拉查仿效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建立起来的秘密警察组织。
萨拉查集团通过“皮德”广泛使用下列方法对其政敌进行迫害的：不经审判就长期监禁；采用残酷的刑讯，秘密审讯；剥夺被告的辩护权；判处特长刑期的徒刑，并且不经审判和侦讯就任意延长刑期。“皮德”的活动遍及全国。秘密警察对全体居民进行监视，它在每一个居民点（即使一个很小的居民点）都设立秘密的侦察机构。因而，滥行捕人现象司空见惯。对犯人进行巧妙刑讯是它们的一大“发明”。当时盛行一种盖世太保的葡萄牙门徒所发明的、称为“塑象”的刑讯方法，即强迫犯人连续站立几昼夜。凡熬过刑讯的人，不是判处长期监禁，就是流放到大西洋上佛得角群岛中的萨尔岛塔腊法耳集中营(36)。因此，“塔腊法耳”也就变成了萨拉查政治迫害的同义语。
随着上述行政、立法等项措施贯彻实施，萨拉查及其文人独裁政府权力明显增强。1936年5月至11月，业已担任了政府总理、财政部长、殖民部长的萨拉查，借口“由于国际局势所造成的极端困难状况”，又先后兼任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37)。所以说，1936年是萨拉查集大权于一身的一年，也是他的所谓“新国家”牢固建立起来的一年。
二
从总的历史背景看，葡萄牙法西斯政权的建立，是一战后初期政治经济危机以及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产物，它与葡萄牙总的经济政治状况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法西斯政权建立时期，正是葡萄牙面临严重政治经济危机的时期。法西斯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肢体内滋生起来的一颗恶性肿瘤。然而，两次政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为什么像英、法、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出现了法西斯组织，但法西斯却没有在这些国家兴起以至最后夺取政权呢？这说明：除了政治经济危机这一客观原因和萨拉查自身主观因素外，葡萄牙还有不同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具体说来：
1、资产阶级的软弱，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以及由此造成的封建残余势力大量存在，给葡萄牙日后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也为法西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首先，从国家政体看，虽然1910年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政权，但是，这次革命仅仅“是上层革命，而且并没有完成”(38)。列宁写道，不能认为这次革命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在这次革命中，“显然都没有积极地、独立地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斗争。”(39)所以，革命后建立的政权，不过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混合物。“地主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仍然留在政权里。这些阶级所关心的不是实现社会改革，而首先是镇压已经高涨起来的罢工运动。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共和党，由于本阶级的软弱性，又不可能对社会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它还十分害怕群众的革命积极性。”(40)所以，联合政权“没有解决葡萄牙当时面临的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没有实现土改，没有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没有使国家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41)
这些都是影响共和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其次，在经济生活中，由于革命不彻底，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20年代的葡萄牙“是资本主义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异常落后，以致所有的国际统计年鉴对绝大多数国家的资料都有所刊载，但却没有葡萄牙的资料”，“它不仅没有重工业，加工工业也不发达”(42)。构成其工业基础的是纺织、酿酒、栓皮栎树皮加工和鱼类罐头业。这些工业设备陈旧，很多工厂都以手工操作为主。1923年底，葡萄牙注册的工业企业总计64470家，其中5个工人以下的工厂占37820家。全部工业企业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工业，以及铁路、城市公共交通都在英国资本控制之下。全部产业工人不超过25万(43)。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1926年葡萄牙军人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取消议会，公开建立独裁统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产阶级自身力量不够强大。
在农村，封建土地关系依然存在。20年代的葡萄牙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60%以上。那些大块的土地均为大土地占有者所有，南方平原地区最大的地产达两万公顷；北方山区小土地所有制占优势，仅有两公顷以下土地或全然无地的农民占绝大多数。土地可出租或转租。值得注意的是，在葡萄牙甚至出租耕畜和农具，而且实物地租多于货币地租。农村居民分为大中封建地主、少数富农、中农、贫农和农业工人五个阶层。其中，“中农”实际上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小农还穷，贫农中大部分人没有土地(44)。另外，无论大土地占有者的大地产还是农民的小块土地，耕作技术都很落后。主要农具是单铁轮铧犁（葡语称“拉布雷古”），或者是无铧木犁。几乎不施任何肥料。因此，土地收获率很低。1925-1929年，每公顷土地的平均产量：小麦为6.4公担，玉米为10.6公担。农村居民绝大部分生活非常贫困，有相当一部分人常年打赤脚。人口死亡率居欧洲之冠(45)。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葡萄牙工业资本的积累进程和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造成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的又一重要原因。
再次，封建残余势力的严重存在，也影响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根据1930年的调查材料，葡萄牙5岁以上居民中，文盲占66%(46)。一些落后山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人们实际上处在愚昧无知的状态。尽管有些地方农民运动不断发生，有时声势也不小，但一般都是为争取土地而进行的斗争。农民对国家政体、1910年宪法不甚关心，对自由、民主、人权等资产阶级斗争目标也不甚了解。又由于资产阶级软弱，不可能对社会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这样，农民身上原有的封建枷锁尚未被打碎，又套上了资产阶级政权加上的繁重税收枷锁，“经济上的困难越发严重”(47)。他们对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与大地主相融合的政府十分不满。所以，当1926年军事政变发生，封建王朝式的军人独裁政权建立时，农民以及其他阶层居民大多采取了“默许或中立态度”(48)，对反动势力进攻没有进行抵抗(49)。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葡萄牙法西斯政权的建立与封建残余势力的大量存在有着极为亲密的血缘关系。换言之，封建残余势力的大量存在，是建立法西斯政权的重要前提。
2、萨拉查能在葡萄牙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既与他利用当时国内混乱局势有关，也与反动势力支持有关。
1926年，葡萄牙虽建立了“没有独裁者的独裁制国家”，但是，第一共和时期葡萄牙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动荡不安的状况在这之后的几年中却一如既往。1930年5月，萨拉查在里斯本里斯科大厅演讲时，形容当时的社会状况说，总括“葡萄牙的形势，只需用一个字眼‘混乱’，就足够了。”两个月后，他又说：“谁都知道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来自经济、财政、政治、公共管理等处于一派无组织状况的葡萄牙。”(50)1932年5月，他强调指出：“可以说，葡萄牙生活中已没有严肃和法律，无组织现象到处都有，混乱随时可见。”“只有严厉执法，只有取缔政党、工会，只有新闻检查，重建武装力量和警察，才能诞生出强国”(51)。国家长时间混乱，人民渴望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但当时掌权的军人独裁政府偏又做不到这一点。这就促使垄断资产阶级、大地主和相当一部分反动军人下决心采取决定性行为，选择既能维持其在国内统治，又加强其在殖民地统治的政治力量或“铁腕人物”，借以镇压人民革命，稳定社会秩序。这样，就为法西斯文人独裁政权建立开辟了道路。
萨拉查利用自己“理财”成功获得的声誉，依靠支持自己的各派反动势力，大事张扬要建立一个强盛的“新国家”，从而逐步完成了国家法西斯化。
萨拉查的支持者，来自国内国外两方面。国内主要来自统治阶级中的右翼。其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等，希望得到一个强有力政府的保护，以对付因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政治改革和十月革命影响而“大为活跃”的人民革命运动。天主教教会等宗教势力，则积极参与推行法西斯主义，利用教坛为“新国家”、为“祖国救星”歌功颂德。“新国家”则以恢复和扩大其被共和国废除了的经济政治特权作回报(52)。此外，反动军人、右翼知识分子、被废黜的国王及其支持者反革命的专制派等也积极支持萨拉查独裁政权。
国外支持者主要来自德、意、英三国。轴心国支持萨拉查，有三点原因：其一，萨拉查在葡萄牙建立法西斯政权，是德、意在欧洲扩大法西斯势力和阵地的需要；其二，葡萄牙地处伊比利亚半岛，是出入地中海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其三，葡萄牙渔业较发达，水力资源以及铁、钨、锰、锡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这些战略物资，对德、意扩军备战十分必需。所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仅在思想上武装过葡萄牙法西斯分子，而且在建立独裁政权的过程中“直接支持了萨拉查”(53)。
英国的支持，情况特殊一些。众所周知，近数百年来，葡萄牙殖民帝国一直是英国的保护国、附庸国。“英国以保护葡萄牙及其殖民地为交换条件，换得了商业上的利益，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54)对英国政府来说，继续给予葡萄牙保护，并促成萨拉查建立起一套新国家体制，“不仅能保证偿还所欠英国的债款，而且能够让英国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得到加强。”(55)因此，英国政府对萨拉查建立独裁政权，同样给予了“无限的支持”(56)。
3、萨拉查之所以能推进国家法西斯化，还因为当时葡萄牙缺乏一种能够阻止建立法西斯独裁的力量。
当时理应起来阻止建立法西斯独裁的力量，是工人阶级政党。但是，工人阶级政党存在致命弱点：一方面，政治上不成熟；另一方面，自身力量也不够强大。为说明这一点，有必要略述一下葡萄牙工人运动史。
早在19世纪上半叶，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葡萄牙就出现了工人运动。1850年，葡萄牙工人阶级创办了第一份自己的报纸。在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直接影响下，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传播。1875年，出现了葡萄牙工人党——社会党。可是，社会党从建立时起就分为两派——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和右翼（可能派）。后来，左翼内部又发生意见分歧，而机会主义者便把党拉向右转，结果阻碍了工人阶级政党影响的扩大。
19世纪后期，国内共和运动有了发展，工人阶级也参加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但是，由于社会党的软弱，推翻君主制运动的领导权遂落入资产阶级共和党手中。1910年革命后，社会党的某些领导人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败坏了无产阶级政党声誉。广大党员反对这种背叛行为，因而党内分歧加深，并导致许多党员纷纷退党(57)。
社会党的软弱性和机会主义观点严重阻碍了它自身的发展，使社会党不能成为群众性的党，并且助长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在工人运动中自由泛滥。第一共和时期，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新兴的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1919年出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的劳动总同盟。20年代，该同盟有成员近10万，在工人运动中占优势地位。但是，同盟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推行着一条极端有害的策略——引导无产阶级脱离政治斗争，他们提出“无产阶级对1926年政变保持中立”的口号，导致了工人阶级也像劳动人民的其他阶层一样，消极地对待了这次政变(58)。
为了能有效地领导工人阶级，1921年葡萄牙共产党宣告成立。这一事实本身具有重大意义。从此，先进的工人阶级开始熟悉马列主义并摆脱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但是，总的说来，葡共在1926年军事政变时还是一个人数不多、力量薄弱且与广大群众联系较少的组织。党的领袖还没有威望，他们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无政府主义观点还没有肃清(59)。所以，葡共“无力领导工人阶级起来抗击反动派的进攻”(60)，自然也就不可能“影响事变的进程”(61)。
4、葡萄牙法西斯政权的建立，有其赖以植根的社会思想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葡萄牙国内出现了一种标榜所谓“整体主义”的社会思潮。“整体主义”，否定近代社会所取得的文明、进步和自由，反对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所有理论，抨击民主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安东尼奥·萨迪纳和佩吉多·雷伯洛是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代表。军人独裁政权建立前后，法西斯主义思想开始在葡萄牙泛滥，整体主义者极力推崇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可能解决葡萄牙的一切现实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他们在20年代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称为整体派。这一派的思想主张，是日后反动军人和萨拉查推行整个国家体制和政治经济制度法西斯化的重要理论武器。
综上所述，葡萄牙国家法西斯化，经历了一个由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向军事独裁制过渡，再由军事独裁制向文人独裁制过渡的过程。葡萄牙之所以采取法西斯专制统治这种上层建筑形式，笔者理解：首先是出于镇压业已高涨的工农运动的需要；同时，也是继续加强对其广大殖民地人民统治的需要。换言之，葡萄牙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一种产物，是身处风雨飘摇之中的葡萄牙殖民帝国自身发展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必然形式。
注释：
①③⑧-⑩(13)(15)(16)-(26)(28)-(36)(38)(40)-(49)(52)(53)(55)(56)-(61)格·尼·科洛米耶茨《葡萄牙现代史概要》，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1、22、29、30、30、31、33-34、32、38、38、38、32、38、32、39、39-40、40、40、33、36、41、42、41-42、47、44、44、45、4、23、22、11、12、12-13、13、14、23、30、51、43、64、5、51、25、26、28、26、28页。
②⑤-⑦(14)查尔斯·E·诺埃尔《葡萄牙史》，纽约1952年版，第224、231、231、231、233-234页。
④E·E·布莱克、E·C·赫尔姆赖克《20世纪欧洲史》(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11)威廉·兰格《世界史编年手册》（现代部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5页。
(12)H·V·利弗莫尔《葡萄牙史》，剑桥1947年版，第462-463页。
(27)叶·瓦尔加《葡萄牙和法西斯国家对西班牙的干涉》，莫斯科1937年版，第27页。
(37)波尔·德康《葡萄牙社会史》，巴黎1959年版，第490-491页。
(39)《国家和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203页。
(50)(51)朱庭光《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493页。
(54)《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8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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