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势论文,机制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均势”有两种最为基本的含义：其一是指国际政治的状态和结果；其二是指国家的政策和行为。在理论研究中赋予一个重要概念过多含义显然不利于学术交流的正常进行，近年来有关均势理论的讨论在概念使用上大致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用“均势”(balance of power)来指代体系中的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实力对比大致相当的一种状态，而用“制衡”(balancing)来表示国家采取的平衡其他国家实力的一种策略。①即使作这样的区分，均势与制衡的关系仍然是有待解决的理论议题。这是因为，在均势如何生成的问题上存在“人为生成论”和“自动生成论”两种不同观点，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均势是否需要依赖国家采取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使体系中的实力分布保持平衡。②然而，无论是均势自动生成论还是人为生成论，都没有清楚地说明和解释均势状态产生、维持和变化的机制。正因为此，针对冷战结束后的制衡缺位现象，许多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对均势理论提出了质疑。如果要恢复均势理论的解释力，那么完整地说明均势状态与制衡行为之间的关系，阐释均势形成的途径、条件和因果机制，就成为完善这一理论、应对其他理论挑战的必然要求。
一 均势生成机制及其变化
尽管均势是一种周而复始的规律性现象，但这种状态的生成绝非自然而然，而是需要一定的条件、通过一定的途径。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均势生成的条件和途径，对于澄清理论上的误解和争议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均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关于体系如何达到均势状态的系统论述并不多见。在提出均势的一般生成机制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考察既有研究中关于均势生成途径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提炼。
传统均势学说主要是对欧洲国家间外交活动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以增加或减轻天平一侧的分量来维持平衡作比喻，列举了达到均势的具体外交手段，包括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③相比而言，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分类更为精炼，他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内部制衡(增强经济和军事力量、实行明智的战略)和外部制衡(加强和扩大联盟，或者削弱和缩小敌对同盟的力量)两种手段来实现均势。④
近来，其他一些学者对均势生成路径作了更细致的讨论。埃尔曼(Colin Elman)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把均势的形成界定为体系内权力变化的负反馈机制，即均势是体系中权力分散化而非集中化的过程，这些负反馈机制包括：人为制衡、双边制衡、相互扩张、作茧自缚和同伙相争。⑤利维(Jack Levy)则指出了均势生成的三种途径：霸权的自我克制；霸权遭遇制衡联盟而收缩；霸权在战争中被打败。⑥不过，霸权自我克制是一种可能却又不可靠的机制，而且单极体系下很难期望霸权国能够保持有节制的行为。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论述来看，国家采取内部或外部制衡成为均势生成的两种主要机制。那么，是否还存在制衡行为以外的机制呢？从另一些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肯定的答案。莱恩(Christopher Layne)考察了过去几个世纪里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从失衡到均势的历史过程，表明权力中心的崛起是一种经常性的现象。⑦亚当斯(Karen Adams)则认为，单极世界的衰落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霸权国可能走向衰落，而其他大国可能赶超。⑧面对当前美国的巨大优势，沃尔兹也指出，“新的均势的形成依赖于一个或者多个主要大国增强自身的实力而进入强国行列”。⑨以上论述可以认为，潜在或实际霸权国的衰落和其他大国的崛起使得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会自然发生变化，使体系向均势回归。本文将这一过程归纳为均势生成的第三种机制，即权力中心的自然成长(natural rise)。与内部或外部制衡不同，自然成长是体系中权力分布自动向平衡演变的一种机制，它既不需要国家具有恢复均势的意图，也不依赖国家的制衡行为。只要国际体系中新兴大国的崛起是一种固有的现象，失衡的实力分布就会向均势的方向发展，这也符合系统论的负反馈机制。
国家的自然成长和内部制衡都涉及经济基础的发展，那么自然成长是否也可以看做一种内部制衡呢？虽然内部制衡也需要经济发展作支撑，但这一机制要求国家将经济能力大规模转移到军事领域，以形成与霸权国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一个现实的例子也可以说明经济发展与内部制衡之间的差异。在冷战期间，美苏两极均势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苏联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德国取代，而这一时期正是冷战中均势的黄金时期。同样，日本是当今第二经济大国，其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迅速崛起之后并没有改变追随美国的基本行为模式。因此，经济发展并不等同于内部制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也不会完全阻碍国家采取内部制衡的方式。当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或发达与否，会显著制约内部制衡施展的程度和力度。
综上所述，本文归纳了均势的三种主要生成机制，分别是：(1)内部制衡：国家调动内部资源投入到军备上，以制衡潜在或实际霸权国的实力，从而使得体系中的实力分布向着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考察内部制衡的主要指标是国家的军事投入；(2)外部制衡：国家通过结盟的方式，共同制衡潜在或实际霸权国的实力。衡量外部制衡的标准是主要大国结盟的频度及其变化的程度；(3)自然成长：主要大国既不显著地扩张军备，也不进行外部结盟，新兴大国的崛起和霸权国的相对衰落使得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向着平衡的方向发展。自然成长的表现是主要国家在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异，并且有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明显超过霸权国的增长。
在均势形成和恢复的过程中，上述三种机制可能单独或共同起作用。那么，在不同的国际体系环境下，这些机制是否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显然不是，某种机制是否起作用及其程度大小，取决于这一机制所需要的条件。比如，如果以外部制衡来达到均势，大国必须拥有可供选择的盟友；内部制衡要求国家有较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及迅速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能力；自然成长则要求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实力增长速度超过潜在或实际霸权国的增长速度，否则体系内的实力分布只可能向正反馈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条件下，生成机制的作用大小有所区别，其中最有可能、作用最大的机制可以称为主导性生成机制。由此，本文的核心在于揭示均势主导生成机制变化的原因。
比较几种生成机制的条件和作用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外部制衡、内部制衡和自然成长三者之间，均势所依赖的实力资源存在着由外到内的转化过程。由此，本文的主要假设是：权力结构变化导致均势生成主导机制的变化。随着体系中的权力集中程度提高，大国之间的实力分布变得不平衡，从而导致体系恢复均势所需要调动的资源增大，均势的生成机制将从依赖主要大国之间的外部作用到内部作用的转化。
在均势形成的主要途径中，每一项机制都有其起作用的条件。归纳起来主要有实力门槛、联盟的可获性和负担成本三项，⑩由此可以推导出以下解释性假设：
第一假设：体系中权力集中程度与制衡的实力门槛成正比，即当权力集中程度提高时，制衡的实力门槛将会提高；而当权力集中程度降低时，制衡的实力门槛也会降低。权力集中程度与实力门槛之间的正向关系是非常明确的，不过从概念的性质和具体表征看存在着差异。与实力分布的概念一样，权力集中程度是一个体系层次的要素，而国家之间的实力门槛表现为两个国家之间实力的差距，是一个单元层次的要素。制衡需要一定的实力为后盾，只有实力相近时才能维持均衡的状态，国际体系中大国实力是相对的，权力集中程度的提高使大国实力分布变得不均衡、大国数量减少，这样国家只有具备相当的实力才能担当平衡者的重任。在多极体系下，权力集中程度最低，国家制衡的方式多样且灵活，外部制衡成为均势生成的主导机制，国家的制衡实力门槛最低。在两极体系下，只存在两个主导性的大国，制衡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这对制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单极是一种国家实力差距太大以至于很难制衡的结构，对于国家采取制衡行为的门槛最高。
第二假设：体系中权力集中程度与联盟的可获性成反比，即当体系中的权力集中程度增大时，联盟的可获性将会降低；而当权力集中程度降低时，联盟的可获性将会增大。正所谓“国无常敌，亦无恒友”，任何国家出于现实利益考量都可能结为盟友。但在现实中，结盟的机会和对象会受到许多要素的制约，国家尤其需要考虑通过结盟能否得到可靠的支持以有效应对威胁。这实际上涉及联盟可获性的问题。(11)如果联盟的可获性降低，意味着可以结盟的对象变少，联盟的变化比较困难，或者联盟对维护安全的作用不大。摩根索认为：“历史上的权力均衡最重要的表现，并不是两个单个国家之间的平衡，而是一个国家或一个联盟与另一个联盟之间的权力均衡”。(12)从国家类型的角度来看，国际体系中的联盟可以有大国—大国、大国—小国、小国—小国三种形式。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大国在联盟中起着主导作用，小国之间的联盟很难对均势产生本质的影响，大国—小国型的联盟则是以大国为主导，大国数量的多少决定了联盟可获性的高低。
第三假设：体系中权力集中程度与制衡所负担的成本成正比，即当体系中的权力集中程度增大时，负担成本将会增大；而当权力集中程度降低时，负担成本将会降低。制衡所承担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要以投入的军事和经济资源来衡量，而军事和经济资源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在多极体系下，以外部制衡为主导机制，国家间的联盟使得单个国家所负担的成本相对降低。在两极体系下，国家仍可通过联盟的手段来降低负担成本，但是，国家的主导制衡机制是内部制衡，这就意味着国家要单独承担绝大部分的成本。在单极体系下，由于霸权国在各个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其他国家很难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和缔结盟国来制衡。
综上，结构变迁导致均势生成机制变化，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假设，而结构变化主要是指权力分布的集中或分散程度的转变。科学的解释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经验上的有效性。以上对影响制衡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基本假设，并且对每一个检验假设进行了简单的演绎分析，在逻辑上推导了假设，为了达到解释的效果，还需要在经验上证明，做到逻辑与经验的统一，因此，下文转入均势历史演进的分析，以观察结构变迁与均势生成主导机制变化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
二 案例检验：多极与两极状态下的均势生成
(一)多极体系与均势的形成(1815-1914年的欧洲均势)
自1648年民族国家体系形成至一战结束，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呈现出一幅大国之间为争夺体系霸主而不断竞争的图景。1799年至1815年，欧洲经历了一场法国试图称霸、其他国家联合反霸的战争。经过与法国的多次较量，欧洲反法同盟最终成功阻止了法国从一个潜在霸权国转变为实际霸权国的企图。1815年之后的欧洲国际体系中，大国主要有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五国。而在此后100年间，欧洲国际体系内的大国数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1861年意大利统一、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联合建立奥匈帝国和1871年德国统一。因此，19世纪60、70年代以后，欧洲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有英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六国。(13)不过，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欧洲多极体系的基本性质。
在历史上，一场针对潜在霸权国的大战之后，就此组建的联盟通常并未立即瓦解，而是通过相应的制度进行利益重新分配。(14)1815年反对法国的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大国通过凡尔赛会议以及相关的条约建立起一定的协调机制。由于协调机制的建立，一些学者认为，1815年以后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体系与权力均衡的原则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这体现在大国之间的有限合作、对价值的关注等方面。不过，一方面，以维持正统原则为核心的欧洲协调未能持续太久就名存实亡；另一方面，“欧洲协调”植根于欧洲均势传统，并且明确以建立和维持大国间平衡为目标。(15)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协调”的主要内容正是各国以均势原则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而且，战胜国设计的遏制和平衡方案远不只针对法国，而是多方面的。在此，可举两个例子予以说明：一是针对法国的平衡关系，通过增加法国周边国家的力量来堵住法国对外扩张的通道，战胜国剥夺法国自大革命后所征服的所有领土，同时恢复了各低地国家的独立；二是着手合并德意志各邦，但又保持德意志的分裂。当时德意志的300多个小邦被合并为30个较大的国家，组成德意志邦联。对于这种安排，基辛格评论道，“德意志邦联旨在共同抵御外侮，它是个完美的设计，虽强大到不怕法国的攻击，却又太分散尚不足以威胁到邻邦。这个邦联平衡了普鲁士超强的军事力量与奥地利无上的威望及正统地位。其目的在于阻止德国走向全国的统一，保存各诸侯国与王国的王位，同时又防阻法国的侵略。它在这三方面均很成功。”(16)
欧洲大国之间维持数十年的和平直到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才被打破。俄国企图谋求在近东和黑海地区的主导权，却被英、法、普、奥等大国结成的欧洲反俄联盟所挫败。(17)1856年之后的15年间，欧洲大陆发生了一系列短暂而有限的战争，这些战争主要围绕着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而展开。这个阶段，大国制衡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尤其是英国和俄国改变了积极介入西欧的态度，而此时，撒丁王国和普鲁士不失时机地扩张实力，改变了西欧的政治格局。(18)意大利和普鲁士的统一使得欧洲权力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1871年普法战争以后，欧洲从战争相对频仍的年代进入了长期的“武装和平”时期。总体而言，1871年至1891年这20年间，欧洲大国关系重新回到了相对稳定状态，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把这种状况归结为俾斯麦奉行的新外交以及英国在欧洲大陆重新扮演积极角色。(19)在俾斯麦领导下，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孤立法国、防止其他欧洲大国与之结盟。一方面，俾斯麦力争联合其他欧洲大国孤立法国，比如在1872年建立俄、普、奥三皇同盟；另一方面，俾斯麦的努力不断被打破，从而在欧洲大国之间又出现了一个频繁结盟与反结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英国没有像前一时期那样对欧洲大陆的战争采取孤立态度，而是再次扮演起平衡手的角色，尤其是在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期间，与俄国和奥地利一道在外交上采取干预措施，将德法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这些大国之所以积极地干预，是因为“没有国家愿意欧洲均势继续朝着对德意志帝国有利的方向转化”。(20)1890年俾斯麦去职以后，德国采取了扩张性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此后15年间，欧洲大陆逐渐形成了以德、奥、意三国同盟与英、法、俄三国协约为核心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这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标志着欧洲的实力分布重新恢复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然而，战争的到来也意味着这种状态即将被打破。
从上述历史的演进来看，欧洲多极均势的显著特点在于多种外部制衡方式并存，有效地维持了欧洲大国之间实力的平衡，防止任何一个大国成为欧洲霸主。
在欧洲均势格局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以维持大陆均势为目标的平衡手——英国。从历史上的实践来看，所谓的“平衡手”主要是以变换结盟或者支持对象作为基本手段，仍然可以被看做有意识的外部制衡的表现形式。除了英国在维持欧洲大陆平衡中所起的作用，列强之间在争夺中所采取的领土补偿和分而治之政策也维持了实力分布的现状，并且起到了相互制约的作用。在维也纳和会所作的战后秩序安排上，领土分割上的平衡是一项重要内容，继续维持中欧地区的分裂局面，防止新的大国出现是欧洲大国的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在欧洲历史上，结盟的组合与重组在均势的维持过程中“具有主要的和经常性的意义”，(21)正如摩根索所言，“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中，权力均衡大体都是通过联盟实现的。”(22)联盟形成与演变的历史事实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论断。1815年后，欧洲国家建立了神圣同盟、四国同盟。1833年东方三君主会议后形成了俄、普、奥三皇同盟。普法战争后，在法德关系中，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十分突出，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表现。它反映在俾斯麦对欧洲大陆实行的“均势政策”上。因此，20世纪后期出现了大国之间频繁的结盟活动，主要有：1872年三皇同盟及其1881年的恢复，1879年德奥同盟，1882年德奥意同盟及其1887年续约，1887年英、意、奥匈的地中海协定，1887年5月西班牙与意大利协定，1887年6月俄德再保险条约，1887年12月奥匈、意、英的东方联盟，1893年法俄协约，1902年英日同盟，1904年英法协约等等。本文对1815-1914年之间欧洲国家建立的正式军事同盟作了统计，下表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结盟情况：
表1 欧洲国家建立的正式军事同盟(1815-1914年)
没有大国参与 一个大国参与 两个以上大国参与总计
1815-1822 1 4 38
1823-1854 1 8 17 26
1855-1870 0 5 11 16
1871-1891 0 2 12 14
1892-1914 6 4 10 20
总计823 53 84
来源：作者自制，对联盟的统计主要根据ATOP数据库，该数据库的网址为http://atop.rice.edu/。
从上表来看，欧洲国家在100年间结成的正式军事同盟多达84个，其中有大国参与的军事同盟占绝对多数——至少一个大国参加的同盟有76个，两个以上的大国参加的同盟有53个。而国家间结盟最为频繁的时期主要集中在19世纪中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欧洲均势先后遭到法国和德国的挑战，正是欧洲大国力量对比不稳定的时期，而其他大国总是能够通过结盟或战争方式维持或恢复它们之间的势力均衡。(23)
在欧洲国际体系中，国家间实力对比与结盟模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利维和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统计分析支持了这一结论。在研究了欧洲历史上的霸权威胁与大国制衡行为之间的关系之后，他们发现，当体系中有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达到了总体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时(即界定为霸权威胁)，其他大国有显著的结盟倾向来制衡这个潜在霸权，而体系中的权力集中程度越高，制衡联盟的规模也会越大。(24)
在多种外部制衡手段充分展现的同时，内部制衡的手段是否也有所显现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并不像外部制衡那样突出，因为这一时期军备竞赛的紧张程度相对而言是较低的。比如，在19世纪后期的20年间，德国是欧洲大陆军力增长最快的国家，1895年的兵力相比1875年增长了约18万人，其中1890年至1895年这五年之间就增长了约10万人，而俄国和法国这两个陆地大国在这20年间才增长了10万人左右。对于德国谋求欧洲大陆霸主的企图，19世纪后期的俄国与法国主要是通过缔结和变换联盟的方式来应对的。
总体而言，各种外部制衡机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包括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划分势力范围、建立缓冲地带或中立国、结盟与反结盟以及扩充军备等。其中，结盟与反结盟在维持和恢复欧洲均势的过程中具有主要的和经常性的意义。
(二)两极体系与均势的维持(1945-1989年的美苏均势)
二战结束标志着国际政治中心的转移，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被美苏两极的全球扩张与对峙所取代。1945年前后，美苏关系逐步从战时的盟友向战后的敌人转变，美苏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对峙成为20世纪中期以后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
在战后初期，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在经济上，美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二战刚刚结束之后，苏联的经济总量约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而在冷战期间大部分时间里，苏联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重约在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之间浮动。(25)不过，凭借二战后保留的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长期维持高额军费支出以及1949年成功研制出核武器，苏联逐渐成约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从而形成并维持了两极均势结构。
美苏均势的形成经过了几个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处于优势阶段，到了60年代中期以后，美苏之间的实力对比基本达到了相对平衡，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军事实力上，无论是在军费开支、常规力量对比还是核力量对比方面，两个超级大国都展开了激烈的竞赛。图1给出了1945年至1990年之间美苏两国的军费开支情况，从绝对数额的变化来看，美苏在60年代以后的水平基本接近，此后苏联的军费开支甚至超出美国。根据拉西特(Bruce Russett)等人的研究，在核力量对比方面，1945年至1950年处于美国的核垄断时期，1951年至1957年处于美国的核主宰时期，1958年至1966年期间处于美国核优势时期，而从1967年到冷战结束处于力量基本均等时期。(26)
图1 美国和苏联的军费开支(1945-1990年)
(单位：亿美元，按当年的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Correlates of War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 Set(1816-2001)",Version 3.0.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美苏均势形成时期，在此之间，美国处于相对优势阶段，由于50年代以后苏联经济快速发展，美苏之间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苏联军事力量更是全力发展，从而形成了与美国的均势。60年代中期以后直到冷战结束，是美苏均势的维持时期。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比以往有所衰落，(27)这一阶段苏联在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上处于攻势；80年代以后，苏联在经济上的困难逐渐影响到其与美国继续争霸，力量对比趋势重新开始向美国有利的一方倾斜。两极均势以苏联解体宣告结束。
两极状态的出现对均势的形成与维持机制有很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像摩根索这样的传统均势理论家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曾指出，美国和苏联的权力与它们目前或潜在的盟国相比，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只需依靠自己就可以决定它们之间的权力均衡了，而一个盟国的背叛或另一个盟国的加入不再能够对权力均衡构成实质性的破坏。(28)总体而言，冷战期间的两极均势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体系内矛盾的焦点集中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其他国家对体系总体态势的影响不大。两极状态的维持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维持高额军费开支、武器技术的变革、核力量的垂直增长以及军事扩张等是竞争的主要内容。美苏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军事优势都非常敏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敌我界限相对而言是比较清晰的，都将对方视为自身的安全威胁，中小国家需要依靠其中的一方获得安全。正如沃尔兹所说，当体系中的大国数量减少时，大国之间对于威胁的不确定性下降，在两极结构下，谁威胁谁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29)
其次，相对于多极体系，两极体系中结盟的变化急剧减少，联盟之间的敌对关系长期难以改变。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是两大对立的军事同盟，同盟内的成员并没有像欧洲历史上那样频繁地改变支持对象和成员身份。另一方面，即使某一盟国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也没有改变美苏均势的基本格局，比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两大集团内部分别出现了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但这一时期美苏力量对比正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两极状态下，联盟的变化对于改变体系中的均势状态的作用不大。当然，这并不是说两个超级大国不需要盟国的支持，因为美苏之间旷日持久、逐渐升级军备竞赛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军事优势、防卫自身和争夺霸权，同时也是为了显示保卫盟国的决心、维持自己的可信度。(30)
最后，核武器的出现是一种新的现象，也改变和增加了平衡的砝码。沃尔兹认为，即使没有核武器，美苏之间的长期和平同样能够维持，这是两极状态相比多极状态所固有的优势所致，其他一些学者对沃尔兹的这一论点不甚赞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核武器的出现不仅仅维持了两大国的长期和平，同时也成为两大国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均势的维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存在核武器的情况下，两极状态下的平衡不仅仅是实力的平衡，也是一种“牢不可破的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31)核武器的存在与发展弥补了核国家在其他物质力量上的不足，与此同时，核武器也成为美苏竞争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其巨大杀伤力和恐怖后果使其成为对国际体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武器，对于保持苏美实力平衡、甚至维持两国之间的相对和平状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冷战期间美苏两极均势与历史上的欧洲多极均势有着很大的不同，体系中大国数量减少，均势的形成和维持手段失去了先前的多样化，两极之间的军备竞赛的烈度加剧、程度提高，这成为维持均势最主要的方式。
(三)对均势生成因果机制的详细说明
上文以19世纪欧洲多极体系和20世纪后半期美苏两极体系为例，阐述了均势在不同权力结构下的变化及其特点。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多极状态下的均势生成与维持比两极状态下更富多样性、也更容易变化，为何如此？
对比而言，两种体系最大的区别在于体系中的权力集中程度和大国数量。在欧洲国际体系中，有五个或六个主导性大国存在，体系中的权力是相对分散的、集中程度较低。而20世纪中期以后，主导性大国的数量显著下降，尽管英、法、德等传统大国仍然可以称之为大国，但是与美苏的实力对比不可同日而语，体系中仅有两个主导性大国存在，权力分配相当集中，由此使联盟的可获性、制衡的实力门槛以及负担成本发生改变。
(1)联盟可获性
权力的集中和大国的减少首先改变了结盟的模式。在多极状态下，大国之间频繁地变换联盟对于维持彼此之间的实力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结盟与军备二者之间是互补的，但是，从短期来看，大国之间结盟也可以发挥对自身在军备上准备不足的替代性作用，迅速地增强自身抵御外敌的能力。(32)对于美苏而言，二战结束以后，两个超级大国都形成了自己相对固定的势力范围，美国主要集中在南美和西欧，苏联集中在中东欧、中亚地区。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建立以后，内部成员的变化不大，此后美苏争夺扩展到了中东和非洲等边缘地区。一方面，美苏两大国的活动范围是全球性的，可以说其结盟范围比欧洲多极均势下的大国更加广泛，但另一方面，这些需要争取的对象在军事上的主要作用是作为海外军事基地、防止对方的进一步扩张，美苏需要为这些国家提供巨额的经济援助和强有力的军事保护，而不能够发挥有效增强自身实力的作用。
当双方实力相近时，结盟对大国独立性的损害不大，因此，在欧洲体系中，大国可以经常性地更换结盟对象来增强自己与其他大国对抗的砝码。而在两极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实力相对较弱，对于它们而言，与超级大国结盟意味着在安全上需要得到霸权国的保护。赫茨(John Herz)认为，由于美国和苏联为其盟国提供安全上的保障，削弱了围绕在两个超级大国身边的那些国家的领土主权，因而两极结构显著地改变了联盟的性质。(33)沃尔兹则指出，北约和华约与旧式的联盟有很大区别，不过是安全担保条约而已。(34)
(2)实力门槛
权力集中程度的改变也提高了制衡的实力门槛。在多极状态下，大国只需灵活地变换结盟对象就可以改变实力对比状态，应对潜在霸权的威胁。两极体系下由于联盟的可获性降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需要投入更多经济和军事资源，从而提高了制衡的实力门槛。当一方增加军费开支时，另一个大国必须增加更多；当一方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增多时，另一方也试图制造更多的核武器。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悬殊的实力差距使它们很难加入到这种竞争中去，而对于美苏两极而言，维持均势所需要的实力门槛也是逐步提升的。19世纪的欧洲，大国之间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不大，兵力基本保持在数十万人的等级，军费开支最多不过数百万英镑；而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兵力都维持在二百万以上的等级，军费开支逐步从数百亿增加到数千亿，核武器的数量也从数百枚提升到数千枚。
(3)负担成本
结构的变化也使联盟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多极体系下，结盟会直接影响体系内的权力分布，联盟内的国家是相互保证安全，共同承担制衡成本。结盟行为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联盟对象的变换更加容易。而在两极体系下，只有两个主导性的大国，联盟内的成员主要依靠“极”国家提供安全，它们是安全的消费者；由于实力门槛的提高，大国数量的减少，两个超级大国就需要单独承担大部分的制衡成本，联盟也具有确定性。“极”国家一方面要直接面对对方的竞争，同时还不得不为处于自己阵营的国家提供搭便车的机会，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由此所负担的成本更大。而对于那些依靠它们的盟友来说，不用过多地分担制衡威胁的成本，搭便车是一种合算的选择。(35)
缔结联盟和扩充军备是制衡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以上考察到的三种因素对于这两种方式的施展起到最直接的影响。当存在可以共同分担制衡成本的大国时，国家能够利用结盟的方式应对潜在霸权国的威胁，而当大部分制衡成本只能独自担当时，国家不得不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到与潜在霸权国的军备竞赛中。
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体系中权力集中程度的变化，由此改变了联盟可获性、实力门槛以及负担成本，这三者影响到不同类型的制衡行为的施展，进而引起了均势生成机制的转变。因此，本文的因果关系是由两个变量(结构变迁与生成机制变化)以及三个中间环节(联盟可获性、实力门槛和负担成本)组成的因果链构成的，由于其中一个环节的变化也会导致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这个因果链不是直线式的，而是一个网状的复杂结构，用图示的形式可以将它表示如下：
图2 均势生成机制变化的因果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 单极体系下均势回归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以来，有关单极体系持续性和稳定性的讨论是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的焦点。(36)从近20年来大国关系的实践看，单极体系下的大国制衡行为呈现出外部制衡缺位和内部制衡薄弱的特点。结构变化对制衡行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当体系中的实力分布从多极转变为两极或者从两极转变为单极时，权力集中程度呈现出显著加强的趋势，由此也提高了其他大国制衡的实力门槛。从短期来看，通过有限的军事投入巩固自己的实力基础、保障自身的核心国家利益、在经济发展与军事建设之间进行平衡，同时又避免与霸权国展开直接军备竞赛，这无疑是那些次等大国明智的战略选择。那么，在美国霸权地位仍将维持的情况下，大国制衡行为的发展趋势如何呢？
本文在第一部分已经指出，除了内部和外部制衡行为之外，均势生成还有第三种路径，即大国的自然成长。即使在单极体系下，由于霸权国无法控制其他大国内部实力上升的速度、规模，或者有效避免自身实力下降和过度扩张的趋势，通过大国实力的自然成长积聚基础，单极体系仍然有向均势回归的可能性。
(一)竞争压力与趋同效应
大国竞争的压力以及社会化过程带来的“趋同效应”(sameness effect)是单极体系向均势回归的第一个动力。
对大国而言，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必须通过自助的方式来保全自身。冷战结束并未改变大国关系以竞争为主的态势，主要包括在安全方面的竞争，对稀缺经济资源的获取与争夺，以及对荣誉、尊严等非物质性因素的谋求。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尽管竞争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其内容和性质没有改变。斯韦勒把冷战后的大国关系确定为“位势冲突”(positional conflict)，这一说法体现了大国竞争的实质，大国为了确定自己在国际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而你争我夺。(37)对一个国家在实力分布中所处位置产生重要影响的资源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比如能源需求、市场份额、势力范围等，这些资源影响到大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繁荣，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威望等级。
在竞争压力之下，大国的成功在于学习和汲取其他大国成功的经验。在历史上，某个大国获得成功所依赖的经济生产方式、政治体制以及军事作战方式都被其他国家所模仿，国家的学习和模仿被沃尔兹称之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社会化。(38)效仿尤其体现在军事领域，比如，国家之间通过冲突或战争中的交往见识了更为成功的军事体制，在战争中取胜的需要促使它们竞相模仿和采纳这些成功的做法。桑托斯(Jo
o Resende-Santos)对军事实践和技术扩散的研究表明，“国家不断复制上一场战争中的最佳实践，来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39)这些都体现了国际政治中的“趋同效应”。(40)效仿实践并不仅限于军事领域，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上，学习强者都是一种显著的趋势。当然，国际政治中的趋同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不意味着国家会消除在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文化内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只是表明国家出于提升实力、赢得竞争的目的，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求进行自主的、有选择性地学习。
(二)不平衡发展与大国崛起
主要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增长速度的差异是单极体系向均势回归的第二个动力。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些国家获得权力，另一些国家则丧失权力。由于国家之间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权力总是以不同的速度增长，权力地位的变化是国际体系中的必然现象。正如吉尔平所论证的，发展不平衡是世界政治中的一条客观规律，不同国家之间增长率的不同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41)一般而言，大国之间的增长率差异水平比较明显，当有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快于霸权国的发展速度，而且这种发展状态保持相对稳定、维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体系中的实力差距就会缩小，实力对比会向着对新兴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
冷战结束之后，除了美国和日本维持着较大的军费开支之外，其他大国军事开支的绝对规模并不大。这是因为，英、法、德等三个欧洲国家的安全还依靠美国保护，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重心在经济上。由于经济增长是指数级的增长，增长率的差异对经济总量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从统计角度看，当年均增长率为0.5％时，经济总量翻倍的时间约需要140年。增长率越高，翻倍所需时间越短。当增长率分别为1％、2％、4％、5％、7％和10％时，翻倍所需时间分别为70年、35年、18年、14年、10年和7年。(42)在七大国中，美、日、英、法、德属于主要的发达工业国家，经济总量长期高居世界前列，经济增长率一般都不高(近五年普遍低于3％)。中国和俄罗斯则属于正在转型中的新兴经济体，最近一些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很快。
从最近五年的经济增长来看，在主要大国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对快速、稳定，而且中国已经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了30年，经济总量已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俄罗斯在经历了冷战后的转轨也进入了复苏期，近年来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尽管在经济总量与其他大国的差距较大，不过也在迅速地缩小这种差距，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已接近世界前十位；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存在经济增长起伏不定的问题，不过由于经济总量规模较大，这些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增长。(43)主要大国在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上的差异表明体系中的实力分布是变化的，其方向并不完全向着霸权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据中国官方的统计，1979年至200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8％，(44)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总量不足10年就可以翻一番。近年来，学术界非常热衷于讨论中国崛起的话题，许多国外学者也认为中国是制衡美国的候选者之一。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最近发布的《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认为，到2025年相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主要军事强国，而美国实力仍然最强但相对地位将大大降低。在未来20年里，中国带来的影响将大于任何其他国家。(45)有学者认为，把中国认定为美国最主要挑战者的断言为时尚早，不过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美国霸权的存在给其他大国的发展带来了压力和动力，实力分布还是在向着回归均势而不是继续失衡的方向发展。
总体来看，冷战后大国没有对美国构成有效的制衡，但并不意味着霸权能够持久、均势一去不返。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霸权国的存在与扩张，大国竞争的压力更加凸显，其他大国会通过学习和模仿成功的经验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同时在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一国或多个次等大国通过积聚实力重新回到强国行列，将会使体系中的实力分布逐渐向均势回归。
四 结语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学界对结构现实主义及其主张的均势理论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所谓现实主义已经过时的论调不绝于耳。为了回应对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批评，本文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均势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上，考察了均势这一规律性现象的生成机制，并且确定了其与结构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考察了均势的生成机制及其变化原因。结构的变化导致均势生成机制的变化，这一因果关系是通过若干因果环节和链条连接起来的，其中联盟可获性、制衡的实力门槛是两个主要环节，它们随着结构变化导致的权力集中程度的变化而改变，从而改变了大国制衡所负担的成本，最终影响到均势生成机制的作用方式。
理解结构变化与均势生成机制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制衡缺位现象。当前主要次等大国没有对美国进行制衡，恰恰是权力结构变化通过一系列因果链条而导致的结果，制衡缺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转化带来的副产品。在单极状态下，联盟的可获性降低，制衡的实力门槛提高，再加上美国奉行霸权护持战略，这三者共同作用导致制衡行为需要负担的成本显著升高，从而抑制了制衡行为的发生。(46)即便在金融危机和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的背景下，我们也很难期待国际体系会迅速从单极恢复到均势状态。不过从长期来看，考虑到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压力和社会化进程，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促使新兴大国的崛起和霸权国的相对衰落，均势生成机制仍然可能从自然成长转向制衡行为。
注释：
①Jack S.Levy,"Balances and Balancing:Concepts,Propositions,and Research Design",in John A.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A New Debate,Prentice Hall,2002,pp.128-153; Susan B.Martin,"From Balance of Power to Balancing Behaviour: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in Andrew K.Hanami ed.,Perspectives on Structural Realism,New York:Palgrave,2003,pp.61-82.
②英尼斯·克劳德(Inis Claude)最早论述了均势人为生成和自动生成的区分，相关的介绍参见Colin Elman,"Introduction:Appraising Balance of Power Theory",in John A.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pp.10-11。摩根索和沃尔兹分别是人为生成论和自动生成论的代表，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128。
③[美]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十二章”。
④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18.
⑤Colin Elman,"Introduction:Appraising Balance of Power Theory",pp.10-12.
⑥Jack Levy,"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in T.V.Paul,James J.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Balance of Power: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36.
⑦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1993,p.9；莱恩对其观点的重新思考可参见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2,2006,pp.7-41。
⑧Karen Ruth Adams,"New Great Powers:Who Will They Be,and How Will They Rise?",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2005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Honolulu,Hawaii,March 2-5.2005.
⑨[美]肯尼思·沃尔兹：《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3页。
⑩对这些条件的初步讨论，参见刘丰：《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36-42页。
(11)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p.30-31; Mark R.Brawle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in T.V.Paul et al.eds.,Balance of Power,pp.82-83；Jo
o Resende-Santos,Neorealism,States,and the Modern Mass Ar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8.
(12)[美]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235页。
(13)关于欧洲多极国际体系中大国数量的确定，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62。
(14)对历史上大战之后的制度安排、利益分配与秩序重建的分析，参见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15)Michael Sheehan,The Balance of Power:History and Theory,New York:Routledge,1996,p.122.
(16)[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17)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18)Stephen Van Evera,Causes of War: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p.172-173.
(19)Stephen Van Evera,Causes of War,p.173.
(20)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第15页。
(21)李义虎：《均势演变与核时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2)[美]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250页。
(23)[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页。
(24)Jack S.Levy and William R.Thompson,"Hegemonic Threats and Great-Power Balancing in Europe,1495 – 1999",Security Studies,Vol.14,No.1,2005,pp.1-33.
(25)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p.74.
(26)[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王玉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267页。
(27)许多研究表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相对衰落，代表性的著作有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Joseph S.Nye,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
(28)[美]汉斯·摩根索：前引书，第423页。
(29)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70.
(30)对维持盟国的可信度在美苏竞争中的作用的分析，参见R.Harrison Wagner,"What was Bipolar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1,1993,pp.96-97.
(31)Scott D.Sagan and Kenneth N.Walta,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A Debate Renewed(Second Edition).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2002,p.45.
(32)结盟与军备是两种可以互补和替代的手段,对二者各自作用的分析,参见Volker Kraus,"Arms,Alliances.and Success in Militarized Disputes and Wars,1816-1992",in Paul F.Diehl ed.,The Scourge of War:New Extensions on an Old Problem,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pp.122-123:James D.Morrow,"Arms Versus Allies:Trade-offs in the Search for Secur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2,1993,pp.207-233.
(33)John Herz,"The Territorial State Revisited: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in James N.Rosenau ed.,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9,pp.76-88.
(34)Kenneth N.Waltz,"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The New World Order:Contrasting Theories,London:Macmillan,2000,p.4.
(35)这是联盟中的集体行动问题，对此的分析参见Jr.Mancur O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48,No.3,1966,pp.266-279.
(36)中外学术界对冷战后国际格局有单极、多极、一超多强、多极化等不同判断。“极”的概念反映了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对比状况，如果从客观实力分布而非未来趋势看，美国实力仍远超其他国家，可以被认为是唯一的极国家。当然，单极不等同于霸权和帝国秩序。
(37)斯维勒从现实主义视角对冷战后大国竞争的本质有很好的揭示，参见Randall L.Schweller,"Realism and the Present Great Power System:Growth and Positional Conflict Over Scarce Resources",in 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Unipolar Politics: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p.28-68.
(38)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74-77.
(39)Joo Resende-Santos,"Anarchy and the Emulation of Military Systems: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the Technology in South America,1870-1930",Security Studies,Vol.5,No.3,1995,pp.193-260; Joo Resende-Santos,Neorealism,States,and the Modern Mass Army。从军事史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复制其他国家军事体制和作战方式的做法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战争是达尔文式的，对国家而言关乎主宰与生存，对个人而言则生死攸关。当一支军队在战场上遭遇了新的或者不同的武器与作战方式，它必须适应这些武器和作战方式，而适应的过程常常是竞相仿效。军事史学家的研究可见John A.Lynn,"The Evolution of Arrny Style in the Modern West,800-2000",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18,No.3,1996,pp.505-545.
(40)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27; 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p.7；道格拉斯·诺斯等经济史家的研究也支持这种趋同效应，他们认为，正是有效率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组织形式在西欧的出现和推广才促使西欧各国相继崛起，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41)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Chapter 3".
(42)[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前引书，第409页。
(43)具体数据可参见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网址为http://www.worldbank.org.
(44)这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参见http://www.stats.gov.cn.
(45)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p.vi,该报告的电子版本可参见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46)对冷战后制衡受到抑制的分析可参考刘丰：前引文，第36-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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