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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浪潮的风云激荡，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也被卷涌到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作为一种以“消解”为主要特征、并且消解性极强的文化形态，也正消解着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从而对世界性文化格局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在我国，这种影响已日益明显。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我国文化界不时有一股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涌动。有些看法颇为流行，比如认为当今经济、文化的发展日益全球化，我国经济呈多元发展趋势，并寻求与国际接轨，那么文化同样走向多元化，并寻求加入世界潮流，而当今文化主潮便是后现代主义；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化除了归于世界性的后现代主义潮流，似乎便别无选择，便要落后于时代。有的在文化研究中极力推崇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念，诸如解构主义、个体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等；也有的将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念贯彻在文化实践之中，消解意义、消解价值，追逐平面化、零散化，使文化活动游戏化、商品化和享乐化，等等。面对这股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汹涌漫延，我们该如何认识它，该采取怎样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
作为西方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产物，后现代主义确乎是西方社会比较时兴、也比较具有时代特点的一种文化形态，它的形成发展自有其社会背景和现实基础，或许也比较适合当代西方人的文化需求。至于说这种文化形态是不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是否必定会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也许就值得怀疑了。且不说我们该怎么看，即便是西方学者从他们的文化立场来看待，也并不是都取肯定态度的。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曾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文化，是建立在自由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1）这是一种“个人至上”的文化， 追求无拘束的个人自由，在主题上“它坚持自我的绝对专断，强调人不受任何限制，迫切寻求超越。”（2 ）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享乐主义即自我满足，反美学，反文化，缺乏应有的价值信念，因而“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人们企望从文学艺术中寻求刺激和意义，以此顶替宗教的作用。这种努力已使现代主义变成了当今的文化模式。然而现代主义也已衰竭。各式各样的后现代主义（它们以幻觉拓展意识的无穷疆界）仅仅是在对个性的抹杀中努力地分解自我。”（3）还有， 现代文化的再一个特点是“缺乏中心”——因为过于强调消解，强调自我表现和文化个性，充分多元化的同时就是彼此缺乏沟通，彼此隔绝，这样就使“现代性本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现代主义在巅峰时期的所作所为就是抛出一个又一个新的革命运动（而且每个运动都有一篇宣言）：未来主义、意象主义、漩涡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现代主义既新鲜而且又是新闻。它宣布新的美学，新的形式，新的风格。然而这些‘主义’现在成了‘明日黄花’（或者如一句俏皮话所说的那样，
所有的‘主义’〔isms 〕现在都成了‘过时论’〔wasms〕）。没有中心；有的只是边缘。”如今，“不论国内， 还是国际，现代主义文化都缺乏中心。”（4）所有这些， 都会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危机，“从长远看，这些危机能使一个国家瘫痪，给人们的动机造成混乱，促成及时行乐〔Carpe diem〕意识，并破坏民众意志。这些问题都不在于机构的适应能力，而关系到支撑一个社会的那些意义本身。”（5）按贝尔的看法，一个社会的文化还是需要建构， 需要信仰和中心，“哪里有中心，哪里的人能在紧张的相互作用下造成活跃的气氛和竞相努力的集中效果，哪里的文化就会欣欣向荣。”当然，贝尔为西方社会所设想的出路，是“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这是否行得通，则又另当别论。
另两位西方学者德路兹和加塔里在《反欧狄浦斯》一书中曾把西方文化的演变过程描述为这样几个阶段：在造化之初，世界上只有某种原始的流，一切都没有形态。当这种原始的流开始被组织起来时，出现人的生命和社会文化形态，此即“规范形成”时期（Coding）；到神圣帝国时代，进入“过量规范形成”时期（overcoding），即在原始社会规范之上又加上大量规范，形成一套等级森严的体系，可称作“专制的指符”（ despotic signifers ）； 资本主义时代是“规范解体” （decoding），即摧毁一切神圣的东西，把世界从错误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一个可以被科学说明、衡量、挣脱了一切旧式的、神秘的、神圣的价值的客体；此后，人们为了寻求补偿的途径，力图重新创造一种规范，但已无法回到过去的社会体制中，而只能从个人的立场去努力，去建立一个局部的、具有鲜明个人性质和主观色彩的领地，这称作“规范重建”时期（rocoding）；与此相反，一些人以更激进的解决办法，采取极端反叛的形式立意消灭所有规范，回到规范和科学产生之前那个原始流时代，这是些患精神分裂症的人，尼采式的超人——这是本世纪60年代人们对事物的态度。（注：参见〔美〕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见《比较文学讲演录》，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4页。）当代美国学者詹明信在引述以上看法后概括说：“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明之，那就是，规范解体的时代是现实主义；规范重建（或者各种规范重建）的时代是现代主义；而患精神分裂症要求回归到原始流时代的理想正恰如其分地代表了后现代主义一切新的特点”。（注：参见〔美〕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见《比较文学讲演录》，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5页。）这些特点诸如追求“新的平淡感”：“后现代主义的那种新的平淡，换个说法，就是一种缺乏深度的浅薄”；（注：参见〔美〕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见《比较文学讲演录》，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又如“破碎感”：“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转变，就是从 ‘蒙太奇’ （montage）到‘东拼西凑的大杂烩’（Collage）的过渡”，或者可称为“符号链条的断裂”（拉康语）；（注：参见〔美〕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见《比较文学讲演录》，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如此等等。
可见，即使西方学者也并不认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更不认为这是一种值得追逐的现代时髦，相反，认为它容易导致“精神分裂”，导致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看法，对于那些以新潮为时髦而趋之若鹜者，也许不无告诫警示的意义。
当然，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在西方本土如何发展以及是利是弊的问题，也许用不着我们去过多评价，值得注意的则是它对于世界各民族文化所采取的姿态以及所可能施加的影响。就后现代主义文化本身的基本观念而言，它本来是主张消解中心和权威，反对文化霸权，张扬个体主义和民主平权的，然而在当今所谓文化全球化的实际运作中，它自行扮演的是领导世界文化新潮流的角色，所坚守的仍然是欧美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所表现出来的也依然是帝国文化或殖民者文化那种君临一切、试图征服一切民族文化的咄咄逼人的姿态。它之流布所及，将以其极大的渗透力和消解性，侵入别民族文化的肌体，极有可能消解各种异质文化既有的规范和价值体系，从而实现对这些异质文化的同化。从“消解”到“同化”，也许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实现全球化的必要步骤和既定战略。所谓“全球化”——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文化全球化——大概都未必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对等交流、互通互补乃至融为一体的过程，而更可能是强势者消解、同化弱势者的一个垄断化的过程，这在经济全球化的运作中大致能看出这种迹象，那么对于文化全球化来说恐怕也是如此。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一些民族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这种经济、文化的全球化浪潮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后殖民”理论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理论把当今西方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渗透、消解乃至控制，视作温和隐蔽的殖民侵略行为，从而表示反感和抵制，表明了弱势文化对于强势文化不愿认同和不甘投降的文化姿态。一些西方理论家也敏感到了这种文化冲突的不可避免，如美国当代政治评论家亨廷顿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要推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引发各种冲突；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又将首先是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那些具有深厚文化传统根基的民族国家，绝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传统，因此要实现文化上的征服，比从经济、政治上征服要更为困难。当然，他也分析了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有的民族国家在外来文化浪潮冲击下，自动放弃民族的文化立场和理想信念，否定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崇尚别人的文化观念和发展模式，而实际上由于国情不同又不可能真正走向别人的那种发展道路，处于无所依归的两难境地无所适从。亨延顿将此称之为“精神分裂”现象，他认为90年代初的俄罗斯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分裂国家”。亨延顿此番研究分析的本意，当然主要是为他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而并非为别的国家民族的命运着想，然而他的这番论说，犹如警钟长鸣，是很令人警醒和深思的。
时至今日，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世界市场的不断开拓，从经济到文化的全球化看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过，这全球化将如何“化”法，却并不是确定不变的，与其说它是由某种单一力量所主宰，不如说是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合力”作用所形成。尽管西方后现代主义正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行销全球，呈咄咄逼人之势，然而它是否会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垄断之势从而独霸天下，还要看各民族文化采取怎样的立场和态度，是否能容忍和接受这一严峻的现实。对于我们华夏民族文化来讲，同样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国人对于全球化浪潮似乎普遍感到欢欣鼓舞，以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上后发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并不感到其中有什么危机，不像一些第三世界弱小国家早有警觉，时时防备着全球化浪潮所可能带来的后殖民侵略。也许是因为我们也曾有过老大帝国的辉煌历史以及足够悠久强大的传统，因而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中潜沉着某种自尊自大心态，即使在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发展方面的落后，但在文化方面，却似乎从不认为自己属于弱势文化，进一步说未尝不可与欧美文化争一争“中心”地位；退一步说也坚信对异域文化有足够的吸纳与同化能力。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未必可以低估和轻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所具有的强大渗透力和消解力。倘若我们缺乏应有的防范意识，丧失应有的文化立场，而只是盲目地追赶新潮，则如西方学者所预言的导致“精神分裂”，导致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或许就不是虚妄之论。
当然，如前所说，从经济到文化的全球化已是一种必然趋势，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全球性影响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现实。面对这种形势，我们要想退出全球化进程而重新寻求自我封闭式发展，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而放弃自我立场，完全顺应和投合所谓世界潮流，当然也不可取。比较切实可行的是以积极的开放的姿态，慎而取之，化而用之。比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变革中求发展的国家来说，面临着破旧与立新的双重任务。从破除一切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旧的体制规范方面而言，那种批判的、消解或解构的观念意识又还是需要的，是具有某种革命性意义的，当今一些学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念加以借鉴并进行阐发的。但问题在于，这样做的时候需要避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走向极端，不加区分地把一切既有的传统规范和价值信念都消解掉。从我们的基本国情出发，面向新世纪的文化发展不仅需要解构，扬弃旧的体制规范，更需要积极的重新建构，尤其是在当今人们的价值取向已充分多元化乃至出现某些价值迷乱的情况下，也许更需要明确和强化应有的主导价值取向，坚守自己的价值信念和必要的规范。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立场与那种要极力促使一切规范解体的后现代文化观念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再如关于“文化工业”的问题。在西方，文化工业实际上已成为后现代文化的生产方式和表现形态，对于它的产出方式如技术性、复制性、批量性、商品性等等姑且不论，仅就它的文化品性而言，似乎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特性：一方面是它的通俗化与大众化，多方面投合大众的文化消费趣味，满足大众的消费需要；而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则是如前面所引述的几位西方学者所说的，如普遍的“平淡化”和“零碎化”，陷入“缺乏深度的浅薄”，成为“东拼西凑的大杂烩”，追求享乐主义和寻求自我满足，缺乏价值信念，消解民众意志，反美学，反文化，等等。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大众传播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后现代文化的影响，我国也显露出“文化工业”的某些发展趋向，因而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和讨论。（注：参见《文艺报》1998年3月5日、4月 14日、7月28日等对“文化工业”问题的讨论。）我认为， 相对于过去完全把文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对大众进行宣传教化的工具而言，适当拓宽文化功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包括健康有益的消闲娱乐需求）还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消解起码的价值信念、美学追求而归于庸俗的享乐主义，更不意味着只求发展大众文化而消解学术文化，消解民族的人文精神，相反，恰恰是需要发展学术文化以倡导人文精神，从而不断为大众文化注入人文内涵，引导其不断提高文化品位。在这方面也是可以而且需要与后现代文化划清界线的。
总之，面对随着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的后现代文化的冲击，我们需要冷静地认识分析后现代文化的利弊，对其强大的渗透力和消解力有足够的警惕，从而坚持我们应有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加强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和参与世界文化全球化浪潮，遏制和打破后现代文化垄断化局面的形成，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