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革命——弗洛姆论技术的人道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论文,技术论文,弗洛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裔美藉著名思想家弗洛姆（E.Fromm 1900-1980）是本世纪的同龄人。他一生的学术宗旨是，在这个他所称之为“不健全的、病态的”现代社会，通过确立一种“人道主义的伦理学（humanistic ethics）”来促成一个“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由于在弗洛姆看来，这个病态社会的根源在于技术的非人道化的发展，而要促成一个健全的社会，首要的是实现技术社会的人道化，因此，对技术的批判和对技术社会的改造方案也就构成了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1968年出版的《希望的革命：走向人道化的技术》一书中，弗洛姆对他的这种技术批判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
1 十字路口的技术文明
弗洛姆认为，在现时代，一个新的幽灵正在我们中间徘徊，然而不幸的是，只有极少数人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个新的幽灵就是：“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新社会。”[（1）]在这个新社会中，人本身被转变为整个机器的一部分，尽管他生活富裕，有诸多的娱乐，然而却是被动的，缺乏活力和感情。在这个新社会中，个体主义和私人稳秘悄然隐去；心理学上的调节和其它方法作为一种新的内省经验的麻醉物必将支配人对他人的情感。弗洛姆指出，对于这种新的社会类型，奥威尔和赫胥黎曾分别在《1984年》和《美丽新世界》中以虚构的形式作过警示性的预言。
弗洛姆认为，在现时代，这种新社会的幽灵正凯歌而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最不祥的征兆就是，我们似乎失去了对自己的体制的控制。我们执行的是计算机为我们做出的决定。除了更多地生产和消费之外，我们别无其他的目的；我们不要求什么，也不要求什么。我们不仅处于被原子武器毁灭的威胁之中，而且也受到被动性所导致的内在死亡的威胁，这种被动性是由于我们逃避责任，不愿决策所造成的。
那么，为什么在人对自然获得最辉煌的胜利的同时，人却成了自己的创造力的囚徒，陷入了毁灭自己的最严重的危险之中呢？弗洛姆认为，这是因为技术的非人道化发展的结果。我们人类在追逐科学的过程中，获得了知识，他能够利用这些知识来驾驭自然，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由于片面地强调物质消费，人类丧失了与他自己、与生命的接触。他丧失了宗教信仰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人道主义的价值，他倚重于技术和物质的价值，丧失了深层的情感体验的能力，也丧失了与这些体验相伴随的喜悦与悲伤。一句话，他所创造出来的机器变得如此强大有力，以致于它反过来支配着人类了。
但我们是否就面临着一个悲剧性的、无法摆脱的困境吗？这就是说，我们非得生产病态的人来确保一个健康的经济？或者说，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物质资源、我们的发明和我们的计算机服务于人的目的吗？弗洛姆显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认为，他的观点同埃吕尔与芒福德一样是乐观主义的。在《技术社会》一书中，埃吕尔极力描绘了即将到来的新社会，以及它对人的毁灭性的影响。面对着这个极端缺乏人性的幽灵，埃吕尔认为它可能会获得胜利。但是，埃吕尔相信，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充分意识到技术的发展对人的个性和精神生活所造成的威胁，如果他们决心打断技术这种演化的过程，以维护他们的自由，那么，这个非人道化的技术社会就绝不至于成为现实。芒福德的立场与埃吕尔是一样的。“大机器”尽管早就出现在埃及和巴比伦的社会中，但它却是可以遏制的。
然而，无论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他们至少都意识到了这个新社会的幽灵的存在。可悲的是，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幽灵的存在。他们怀抱着19世纪的古老信念，认为机器是达到某个目的的一种工具，可以帮助人类减轻负担。他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危险，如果允许技术按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它就会象癌细胞一样蔓延起来，最终威胁到个体的和社会生活的整个系统。
弗洛姆认为，他同埃吕尔和芒福德的思路是相同的，甚至是更加乐观的。尽管新社会可能到来，但人也可以打断它的演化进程。我们能够把处在十字路口的技术文明引向一条人道化的道路。的确，对于弗洛姆来说，他看到了把社会系统复归到人的控制之下从而打断巨机器的到来的可能性。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建立在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上的：
（1）人性既不是一个抽象物，也不是一个无限可塑的东西。它有自己独特的品质、法则和替代。人是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通过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分析中，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其功能失效的过程，并制定出能把社会系统的正常经济功能与参与其中的人们的最佳幸福相耦合的规范。
（2）对我们当前生活方式的被动性、孤独烦恼、私有性的匮乏和非人化的倾向，人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同时人们又渴望一种能够满足人类在最近几千年的历史中发展起来的那些既不同于动物，也不同于计算机的特殊需要的快乐的、有意义的生存。
很显然，第（2）点提供了恢复人对社会系统的控制并技术人道化的需要，而第（1）点则提供了可能性。弗洛姆认为，现在在美国和整个世界上，尽管确有一些人被暴力、“法律和秩序”、官僚政治的方法因而本质上是非生命的东西所吸引，但另一些人则对生命、对新的观念表示出深深的渴望。这是一股新的潮流，“它的目标是激活个体，恢复人对社会系统的控制并使技术人道化”。[（2）]这一潮流是以生命的名义而发动起来的，而且有着广泛与普遍的基础，因为在今天，技术对生命的威胁已经不只是指向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而是指向全人类。
2 现存的技术系统
完全机械化的技术电子社会可能成为未来的社会系统，但也可能不是。它的确可以从现在已经存在的技术系统发展出来。然而，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意识到它的危险并改变我们的社会发展方向，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看到这个社会。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地分析与理解现存的技术系统的由来、它的发展前景、它的指导原则以及它对人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促进现存技术系统的人道化的基础上，将社会的发展纳入到人的控制之下。
（1）它的由来
弗洛姆认为，要想从18-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通往未来的历史轨道上，确定我们现在的技术文明所处的精确位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要在我们需要去的方向上行进的话，必须有一张正确的地图。这个新地图需要指明我们现在的技术系统的来源与去向。这就是说，新地图要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现在已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色是，人用机械能（蒸汽、石油、电、和原子的能源）替代生命能（动物和人的能源）。这些新的能源是工业生产急剧变化的基础。与这种新的工业潜力相联系的是特定的工业组织，也就是大量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小工业企业的东西，它们由它们所有者管理，相互竞争，剥削工人，并为分享利润与工人对抗。在这些企业里，管理人员是它的企业的主人，就好像他是他的家的主人，他认为他应该是他命运的主人。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正目睹着它的开始。它的特点不是生命能被机械能所替代，而是人类思想被机器思维所替代。控制论与自动化使得制造一种功能比人脑更精确更快的机器成为可能。控制化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少量大公司成为经济机器的中心，并且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将完全统治它。企业由自足的职业官僚所管理。在私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盟变得如此紧密以至于这种联盟的两个组成部分变得不可区分了。在今天，大多数人吃得好，住得好，娱乐得好，而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们也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加入大多数人的队伍中。
（2）它的非人道化的前景
那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现存技术系统有一种什么样的前景呢？对此，弗洛姆对2000年的社会与人的景象作出了他自己的骇俗描述。
弗洛姆认为，如果人们知道现代技术社会所要演进的方向，那么，我们都会立即采取适当的手段去打断这种演化的方向。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那么，在他们被惊醒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命运已不可逆转了。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将前往何处，并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新社会是那么不同于古希腊与罗马社会，不同于中世纪，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现在，大多数人仍然按照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概念去思考问题。当他们看到人类比50年前有更多更好的机器时，认为这只不过是进步的标志。他们相信，直接的政治压抑的减少意味着个人自由的增加。他们的2000年的景象是中世纪以来人类抱负的彻底实现。他们没有看到“2000年可能并不是一个人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时代的完成与终结，相反却是一个人类不再作为人类，而转变为没有思想的和没有感觉的机器的时代的开始”。[（3）]
弗洛姆认为，事实上，这种新社会的危险早在19世纪就由一些天才人物所预言，马克思看到了机器生产给人带来的危险，相信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必须转变为一个人道化的社会。然而，对于弗洛姆来说，只有芒福德，这位我们时代的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才对新社会作了最深刻与最辉煌的描述。芒福德由分析新社会在过去的根源而使得他对新社会的看法更有深度。这个新社会联系过去与未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巨机器。巨机器是一个整体组织的和同质化的社会系统，通过这个系统，社会象一个机器一样运作，而人只是作为它的零部件而发挥作用。这种由整体协调，由命令、权力、预见以及所有的控制的持续增加所促成的组织类型，在像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社会中的早期巨机器中取得了神奇的技术成就；而借助现代技术，它将在未来的技术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弗洛姆认为，芒福德的巨机器有助于我们理清现时代的一些现象。在现时代，社会已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在其中，人只不过是一个活的部件。然而，20世纪的巨机器与古代的巨机器是不同的。首先，在古代巨机器中，作为活的部件的劳动力是被压迫的劳动力。对死亡和饥饿的惧怕迫使他们去完成他们的任务。但在今天，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工人的生活是舒适的，这种生活对于他的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
其次，今天巨机器的官僚也不同于古代巨机器的官僚。在今天，管理人员与工人的生活方式基本相同，尽管他们比工人的收入要高，但他们之间的消费只是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差别。雇佣者与工人抽同样的雪茄，开看起来似乎是同样的车。他们看同样的电影与电视，他们的妻子拥有同样的电冰箱。不仅如此，今天的官僚也在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古代巨机器的官僚。这就是他们同他们所指挥的工人都是机器的附属物。他们同工人一样，都是异化的。
（3）它的指导原则
弗洛姆认为，现存的技术系统之所以具有一个非人道化的前景，并向一个没有人性的机器化新社会演进，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坏的指导原则上的。在弗洛姆看来，现在的技术系统由两个原则所指导，这两个原则规定与控制了这个系统中的每一个人的行动与思想。
第一个原则就是，“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4）]如果能够造出原子弹，我们就应该造出原子弹，即使它可能毁灭我们自己。如果能够旅行登月，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登月，而不管我们在地面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一原则意味着否认人文主义传统所发展起来的一切价值。根据人文主义传统，事情只有在人出于他的成长、快乐与理性需要做它的时候，只有它是美的、善的或真的时候才能够去做。很显然，一旦这种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的原则得到普遍接受，所有其他的价值就会废黜，而技术发展将成为伦理学的基础。
第二个原则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5）]弗洛姆认为，最大效率的需求导致最小个体性的需求。社会机器越有效，人们就越相信这一点，个体被削减成一个纯粹的量的单位，他的人性体现在一张打孔卡片上。这样的单位能够更容易的为官僚体制所管理，因为他们不制造麻烦与摩擦。
同一原则的第二方面是最大输出，即我们生产得越多越好。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成功可以由它的总量生产的提高来测量。一个公司的成功也是如此。福特公司可能因为一个昂贵的新车型的失败而损失几千万元，然而只要生产曲线上升，这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不幸。我们很少有人询问质的问题，或者量的增加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这种迷失在一个不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中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社会中，一个方面——量的方面，阻塞了所有其他的方面。然而，越多越好的原则将导致整个社会的不平衡。如果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做得更多，那么，生活的质就会失去它的重要性，那些曾经是手段的活动就会变成目标。
（4）它对人的影响
弗洛姆认为，现存的技术系统这种组织类型对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它将人削减成一个机器的附属物，而只由它的韵律与需求所统治。它将人转变为一个纯粹的消费者，他的唯一目的就是拥有更多的东西，消费更多的东西。这个社会生产许多没用东西，在同样的程度上，也生产许多没用的人。人，作为生产机器上的一个嵌齿，已经成了一个东西，而不再是人。他花大量的时间做一些他不感兴趣的事情，与他不感兴趣的人交往，生产一些他不感兴趣的东西；而在他不生产的时候，他就消费。
人的被动性是人在现存的工业社会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心理特色。他接受，他被供给食物，但是他并不消化他的食物。然而，人的被动性只是他总体综合症的一个症状，这个总体综合症可称为“异化综合症”。由于他是被动的，人不再与世界发生积极的联系，而被迫屈从于它的偶像以及它们的需求。因此，他总是感觉到无力、孤单和忧虑。他不再有自我认同的感觉。服从是他避免无法忍受的忧虑的唯一方法，但是即使是服从也难以减轻他的忧虑。
3 技术社会人道化的步骤
（1）一般的前提
弗洛姆认为，如果要考虑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技术社会的人道化的问题，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性不多且不确定。第一种可能性是继续保持原来已采纳的方向，这必将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骚乱，其结果不是热核战争，就是严重的人类病症。第二种可能性是试图用武力或暴力来改变这一方向，其结果必将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暴力和野蛮的专政。第三种可能性是使社会系统人道化，使它为人的福利和成长服务，换言之，为人的生命进程服务。在这种情形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要素将保持完好无损。但问题是，这能做到吗？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该采取哪些步骤呢？
弗洛姆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为此，他将工业社会的人道化的一般目标规定为：“我们的社会中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改变的，它激发并推进了人的成长和活力，而不是去损伤他，它激活个人，而不是使他变得被动与接受；我们的技术能力是服务于人的成长的”。[（6）]在弗洛姆看来，如果我们真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获得对经济和社会系统的控制。
弗洛姆认为，一旦这种技术社会的人道化的目标确立以后，我们就应该确立一套人道化计划的步骤。而制定这套人道化步骤的标准就是，促成人的最理想的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限度的发展。计算机应该成为以生命为指向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部分，是由人的理性和意志决定的目标的工具，而不是一种从一开始就蹂躏这个系统，并最终毁灭这一系统的癌症。而那些决定我们对事实的选择，影响对计算机的控制的价值，必须在关于人性的知识、以及它的各种可能的表现，它的最佳的发展形式和有利于这种发展的真实需要的基础上来获得。“这就是说，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7）]
那么，弗洛姆究竟提供了那些实现技术社会的人道化的步骤呢？
（2）激活个体
弗洛姆认为，要达到人的美好的生活，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他必须是积极的，建设性运用他所有的能力；我们社会的最大病症之一，是通过剥夺人们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参与他在其中工作的企业事务的机会，使人变得被动。在弗洛姆看来，人的这种“被动性”部分来源于在所有的集中化的企业中运用的“异化的官僚主义的”方法。
反对异化的官僚政治的程序，弗洛姆倡导一种人道化的经营管理的方法，它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尽管企业庞大，计划集中和采用计算机控制，个体参与者仍然在经理、环境和机器面前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不再是在活动中不起积极作用的无能的分子了。只有以这样方式肯定他的意志，个人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他的精神上的平衡才得以恢复。
人道化的经营管理的原则也体现在如下方面：不同于异化的官僚政治中所有的权力只是从上向下灌输下来的方式，在人道化的经营管理中，有一条双行道；接受上层决策的“属员”按自己的愿望和利害关系作出反应；他们的反应不仅到达上层决策者那里，而且迫使他们倒过来作出反应。在决策过程中，“属员”有权向决策者挑战。这样的挑战首先需要一个规则，如果有足够数量的“属员”要求相应的官僚机构（不管哪一层）回答问题，解释它的程序，决策者就必须对这些要求作出反应。
（3）人道化的消费
弗洛姆认为，维护人所具有的不可剥夺的生活权利这个原则是没有附加条件的，并且意味着有权接受生活的必需品，有权受教育和得到医疗保健；至少有权接受象狗或猫的主人对待其小动物的同样的待遇，这些小动物为了得到喂养，无需“证明”任何东西。如果人们认可这个原则，如果一个男人、女人或青年人不论他干什么，他的物质生活都不致于陷入困境，则人的自由的领域必定得到大幅度的扩张。曾在经济上依赖于他人的人就不会因害怕忍饥挨饿而不得不受他人的压榨。
这个原则如何才能得以实现呢？弗洛姆认为，一些经济学家曾经提出的“年保证收入”的解决方法是可行的。然而，年保证收入的倡导者必须对付下面的反对意见：即人是懒惰的。如果不工作就挨饿的原则被废除的话，人就不愿意再工作了。但是，这个假定是错误的。人有一种内在的积极主动的倾向，而懒惰只是一种病理性的症候。在一个“强制劳动”的系统中，由于很少注意工作的吸引力，因而人们都试图逃避它，那怕一会儿也好。如果整个社会系统在工作义务中没有强制和威胁，那么只有少数病态的人才会喜欢无所事事。很可能少数人会喜欢一种类似于修道院式的生活，完全使自己致力于内在的发展，致力于沉思或研究。但是，既然中世纪能够容忍修道院的生活，那么，无疑地，我们富足的技术社会就更能容忍它。
（4）心理更新
弗洛姆认为，如果只使人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从而保证了他生理上的生存，但却不能使那些人类的特殊的需要和机能——如爱、敏感、理性、喜悦等等得到满足，人这个系统就无法正常地运行。确实，由于人仍然是一种动物，他首先必须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然而，他的历史却是一部探求和表现他的超生存需要的记录，如在绘画、雕刻、神话与戏剧、音乐与舞蹈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不幸的是，现存的技术系统是建立在对这些超生存需求的压抑的基础之上的，在现代技术社会，人处于一种异化综合症之中。因此，实现心理更新是我们避免和驱走新社会的幽灵的必然选择。
在弗洛姆看来，心理更新就是转向一种对生命的新态度。这种对生命的新态度应该体现在下述原则上：人的发展要求他有能力超越他的自我、他的贪婪、他的自私、他与同胞的分离，从而他的根本性的孤独的狭隘樊篱。这种超越是他向世界敞开并与之相连，是他易受伤害但却拥有一种认同与完整的体验的条件；也是使人有能力享受一切活生生的东西，并把自己的能力倾注到他“感兴趣的”的周围世界它的条件。总之，对生命的新态度，就是一种重生存（to be），而不是占有（to have）和利用（to use）的生活方式。
对于这种重生存而不是占有的生活方式，弗洛姆在他后来于1976年出版的《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作了更详细的论述。在这本书里，弗洛姆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性格结构，抵制重占有的价值取向和发扬重生存的价值的取向，才能避免一场精神上与经济上的灾难”。[（8）]而要改变人的性格结构，就必须确立一门关于人的新科学。
三百年前，人类形成了一门新的科学，它提出了以观察和认识自然界的原则并把这看做是控制自然界的先决条件。时至今日，这种新的科学使人类梦想的许多技术乌托邦成为现实。弗洛姆认为，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科学。这种新科学是一种关于人的人文主义科学，是作为重建社会的实用科学和艺术的基础科学。弗洛姆相信，如果我们今天社会中的自然科学所享有的优先地位能够转让给这种新型的人文主义科学，那么，我们就可能还有生存的机会。但前提是，必须有许多关心人类命运的优秀男女意识到：确立新的人文主义科学的目的是，不是去寻求人对自然界的统治，而是寻求人对技术、对非理性的社会力量和制度的统治，因为正是这些东西威胁着我们人们的生存。
技术的乌托邦，比如飞行，凭借自然科学的力量已在我们的时代成为现实。弗洛姆坚信，如果我们象对技术乌托邦那样，也倾注同样多的力量、智慧和热情，那么，关于弥塞亚时代的人的乌托邦——一种没有经济强制、战争和阶级斗争的，人们团结与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新人类也将借助新的人道主义科学成为现实。这就象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读一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那决不会有潜水艇一样，如果我们只是阅读先哲们的论述而不行动，我们就决不会建立起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