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建筑的适应性利用(译文)论文_张立平[译]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浙江杭州 310000

摘要:目的——遗产建筑愈发成为澳大利亚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元素,同时遗产保护也带来了经济、文化和社会效益。建筑在利用的决策涉及到对场地、遗产、建筑资产和市场趋势的多方面考虑。而建筑保护的角色已经从单纯地保留转化为城市再生与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对以适应性利用之法来应对这个挑战的呼声则愈演愈烈。城市的发展与再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举足轻重。而本文的目的便在于探讨遗产建筑的保护是如何对可持续的城市环境做出贡献的。

研究方法——本文审视了那些参与到遗产建筑的适应性利用的建筑师、开发商和管理人员的观点和经验。总计60次半结构式访谈来调查那些利益相关者对与遗产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相关的可持续问题的理解

调查结果——随后的数据显示了尽管可持续会带来积极地结果,但遗产建筑的适应性利用同样会带来诸多问题;不仅仅是遗产建筑是否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对象,或许它已经被适应性再利用所忽视。

研究价值——遗产建筑对可持续性三原理的贡献之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在遗产价值的保护和可持续城市设计的进程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

关键词:澳大利亚 遗产 建筑保护 城市再生 可持续性 适应性再利用

Adaptivereuseofheritagebuildings

Liping Zhang

Abstract:Purpose – There is growing acceptance that heritage buildings ar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Australia’s social capital and that heritage conservation provides economic,cultural and social benefits to urban communities.The decision whether to reuse a building entails a complex set of considerations including location,heritage,architectural assets,and market trends.The role of building conservation has changed from preservation to being part of a broader strategy for urban regeneration and sustainability.A growing body of opinion supports the view that adaptive reuse is a powerful strategy for handling this change.Urban development and subsequent re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conservation of heritage buildings may contribute to a more sustainable urban environment.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views and experiences of architects,developers and building managers who have been involved with the adaptive reuse of heritage buildings.In total,60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drawn from this stakeholder group to investigate thei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ustainability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he adaptive reuse of heritage buildings.

Findings – The subsequent data show that despite many positive outcomes in terms of sustainability,the adaptive reuse of heritage buildings is considered to create many problems;not the least of which is whether heritage buildings are icons that should be conserved or whether they are in fact eyesores and unviable for adaptive reuse.

Originality/value – The contribution of heritage buildings to the three tenets of sustainability has not previously been explored comprehensively and as a result there is a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preservation of heritage values and progression of the sustainable urban design agenda.

Keywords:Australia,Heritage,Building conservation,Urban regeneration,Sustainability,Adaptive reuse Paper type Research paper

一、引言

遗产建筑是澳大利亚社会资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澳大利亚愈来愈多的人认为遗产建筑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效益(Bullen&Love,2010)。环境与遗产部(DEH,2004)认为遗产建筑是过去的宝贵记忆并会为社会群里烙下历史的印痕,因此当为后代而对其保护。将历史保护同环境问题整合在一起已经成为可持续性首要关注的对象。(Stubbs,2004;Bullen and Love,2010)。在建成环境中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旧区更新策略中,许多具有文化和历史重要性的建筑被改造并得到了再利用,而非遭受了被拆除的厄运((Ball,1999;DEH,2004;Wilkinson&Reed,2008;Wilkinson等人.,2009;Bullen&Love,2009)。

迄今为止,对遗产建筑经济效益的研究还比较有限(Bullen&Love,2010)。因此大众认为遗产建筑的保护是血本无归的,就连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也一同被忽略了。在澳大利亚西部,如佩斯市(2011),已经在倡导对历史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可以带来丰厚的财政储蓄和回报,也可以为后人保护好宝贵的历史。

适应性再利用能够帮助社会群体、政府和开发商降低在城市发展和扩张上所付出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成本(Ball,1999;Wilkinson&Reed,2008;Bullen&Love,2009)。适应性再利用可以将使遗产建筑为人们可达、可用,同时以可持续的方法激活该区域。许多城市已经意识到对遗产建筑的再利用是任何再生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Ball,1999)。然而,许多业主和开发商仍然无视遗产建筑的再利用,因为规划和建筑法规会限制它们的运作(Bullen&Love,2010)。为解决这一问题,澳大利亚财产委员会(2005)倡导遗产法规应当保护历史建筑最优的、最实用的特点。本文研究了在城市再生、保护和可持续性背景下的实践者对于遗产建筑适应性利用的观点和经验。

二、适应性再利用和遗产建筑的保护

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是基于业主的需求(Latham,2000;Wilkinson等人.,2009)。功能的转换需要对现存的建筑或结构进行部分或整体的修复与更新。在澳大利亚大多地区,适应性再利用总是在不断地更新废弃或是无效的建筑的过程中进行(DEH,2004)。建筑更新涉及到主要内部空间的重组以及服务升级或是替换。当然,适应性利用也可以进行简单的修复工作,比如功能用途层面上的变化。

当适应性再利用应用到遗产建筑上时,就不仅仅是保存建筑本身,也需要保存初始建造者的努力、技艺和贡献(Bullen&Love,2010)。适应性再利用也需要保存建筑学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价值(Latham,2000)。因此,Bromley等人(2005)已经发出倡导:适应性再利用是遗产保护的重要形式。有名望的、纪念性的或是有历史重要性的建筑就不仅仅局限于狭隘的遗产价值之中。愈来愈多的地方建筑,比如过剩的办公建筑或废弃的政府大楼,被认为拥有遗产价值(Hamer 2000)。适应性再利用的实践结果连同保护活动的概念上的价值观念共同支持着将遗产建筑的再利用作为一项持续策略。Cooper(2001)认为,适应性再利用的成果包括材料和能源效率的提高(环境可持续性)、成本降低(经济可持续性)和保留(社会可持续性)。

维护遗产建筑

城市再生需要愈来愈多的保护城市的历史区域,并且将这些空间再利用的活动(Ball,1999,2002;BullenandLove,2010)。对遗产建筑的保护已经成为城市再生的重要驱动力(Pendlebury,2002;Strange and Whitney,2003)。Pickard(1996)争论到,可持续的历史环境应当:

●反映当地生活

●提高生活质量

●保持当地的识别性、多样性和活力

●减少非更新遗产建筑的消耗

●对遗产建筑建立集体责任制

●允许公共群体参与

●使保护目标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更普遍地整合,并为此提供强力的政策框架

●明确历史中心区变化的潜力

在环境绩效方面,遗产建筑在适应性再利用后并无法达到新建筑的标准。它们或许是不经济的,也或许其设计对功能的转换并不适宜,对商业建筑来讲尤为如此(Ball,1999;Douglas,2002)。最成功的适应性再利用项目应当尊重并保持建筑的遗产重要性,同时以当代人的眼光为后代谋求福利。当一座建筑不再履行它初始的使命,改造就成为了将建筑的遗产重要性保护和维持的唯一途径。澳大利亚的一些州立机构,例如西澳洲,正准备颁布遗产建筑适应性再利用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一些标准来保证适应性再利用项目对建筑的遗产价值产生最小的影响,例如:

●需要新的工作使之在当代可辨识,而不是对建筑历史风格拙劣的模仿

●寻求新的功能要与周边区域相一致

●令人沮丧的“fac,adism”—取出建筑的“内脏”并且保持它的fac,ade

三、研究方法

业主和从业者所面对的决策制定程序在涉及到适应性再利用和与可持续性相关的问题时是多样的。一种诠释性研究方法因此被采纳,因为它可以获取到与适应性再利用的决策制定程序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的信仰、行动和经验。此外,考虑到适应性再利用的活力,需要仔细考虑建筑的“背景”,即其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经济性质上的影响力。

数据收集

访谈被选作为主要的数据收集机制,因为它可以反映那些不容易被直接觉察的问题(Taylor &Bogdan,1998)。访谈被用来理解与适应性再利用相关的观点和经验,也提供了一种获取“背景”的途径(Kvale,1996)。访谈指南是质性访谈运用最为广泛的格式,同时也被用来研究(Patton,1990)。在这种方法下,采访者列出相关的主题或问题,但可以一定程度上灵活变换 词语和问题的顺序。采访者通常关注的主题如下:

●将遗产建筑的适应性利用作为达到可持续的策略的效力

●遗产建筑适于或不适于适应性再利用的特质

●不同因素对适应性再利用决策的影响力

●遗产建筑的适应性利用面临的障碍与机遇

四个月中进行了共计60次半结构式访谈,对象包括建筑师、开发商和建筑管理者等利益相关人员。被采访者通过他们对此研究可能做出的贡献而被选择。通过分层随机抽样,佩斯市都会区的公司中的个人代表被挑选出来并受邀才加到研究中来。

内容分析是数据收集的主要分析技术。在其最简单的模式下,这项技术是对信息的提取和分类。由数据得出的推断只能在某种关系下得出,即数据将会同其制度上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背景有怎样的关系(Krippendorf,1980)。通过运用QSR NVivo9.0来对由访谈得出的文本进行分析,可以使主题的发展、附加的数据来源和期刊注解成为分析的一部分。运用NVivo可以使研究人员培养有机的编码方法,因为它可以编译文本中的触发物或是兴趣的种类,并用其来追踪闪现的或正在发展的想法与理念(Kvale,1996)。随着分析过程的开展和报告的产生,这些编码可以被修改、集成或是移植,运用逻辑搜索促进对冲突和矛盾的认识。这个过程使得关键主题在适应性再利用的过程中被仔细考虑,或是使人们认同拆除决策的制定是合理的。

四、调查结果与讨论

NVivo的编码机制可以辨别并验证大量标准。通过采访作为实施遗产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策略重要原因的标准如下:“鼓励进一步保护”(92%),“提高建成环境的质量”(78%),“减少私人改造”(76%),“维持社区的文化特征”(72%)。决定是否对特殊建筑实施保护的最重要问题是:“需要回应城市环境的变化”(98%),“可持续性原则的整合”(95%)与“需要将老建筑看作可再生的资源”(95%)。

采访过程需要被采访者确定他们对一系列陈述的认同程度。所有被采访者都认为“使建筑随时间适应变化可以增加其价值”,并且“建筑的年代并不一定会影响到其有用性”。关于建筑的荒废是否成为其被处理的有力证据,被采访者中未对此达成一致。类似地,应答者觉察到建筑荒废同样具有在发展的潜力。

采访者认为,对建筑进行适应性再利用的最为重大的考虑是:“减缓其老化过程”、“提供安全健康的环境”、“建筑区位的便利性”、“建筑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以及“建筑如何融入街景”。动机被证明是鼓励业主和开发商来保护建筑而不是拆除并再开发的方法之一。被认为最具说服力的动机包括“减少对在列遗产建筑的需求”和“建造工作的货币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加速规划进程”是最无效的动机。。采访者高度支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并强烈反对拆迁和再建造。对最初的规划和设计似乎有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以至于这些建筑可以被保护和再利用。

五、适应性再利用决策的制定

被采访者认为不同的因素应当在决策制定阶段被予以考虑(图表1)。应答者认为“文化重要性”(68%)和“遗产重要性”(83%)应当与利益相关者一同评估。此外,不同功能选择的实用性方面需要进行充分探索,同时保持社会价值和遗产价值。

可 行性研究应该决定是否项目目标可以满足可持续性基准以及拆迁以及之后的重建是否可以增加密度及容积率。74%的被采访者意识到在可行性研究中需要明确决定适应性再利用的技术与经济挑战。特别的是,关于现存的部件和有意为之的建造方法如何维持建筑结构完整性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在相互协调下,一项成本收益分析被延伸做三重底线目标(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

适应性再利用的机遇与障碍

采访中鉴定了关于适应性再利用的一系列障碍与机遇(图表2与图表3)。尽管经济利益被普遍关注,但是存在着一种转变,关于可持续性的不同信条。然而,无力预估适应性再利用的经济可行性成为了一种障碍(53%)。这表明了意见的分歧,即关于分别预估改建和新建费用的难度。当考虑到环境和社会的生存能力时,分歧便愈发的扩大。这里认为适应性再利用的障碍是无力预估环境和社会的生存能力的比率分别为61%、77%。

许多适应性再利用的障碍是关于成本的,就像现在的观念认为拆除老建筑重建新建筑比再利用要经济的多。人们认为服从建筑法则存在诸多问题因为这样并不能鼓励技术创新。47%的采访者认为,在大多案例中,适应性再利用是节约成本的,但是材料匹配现存基础/结构/设备的可能性和其价格是备受关注的焦点。人们认为保护老建筑比新建更能为社会群体创造美好的环境(58%)

尽管老商业建筑经常无以支持被动式技术的发展,人们认为现存的建筑的确可以提供机会来验证新的创新技术并为拥护可持续性提供多种方法(65%)。现存建筑的区位被看做是市场机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仍有54%将其看做是适应性再利用的一种障碍,另外56%将其看做成机遇。

六、适应性再利用对可持续性的影响

73%的采访者认为适应性再利用将通过减少老建筑的拆除量来影响可持续性。然而,正如图表5所示,仅仅有61%的人认为这种影响是有益的。图表4则显示12%的采访者认为这种影响会使消极的。共计77%的采访者认为建筑适应性再利用后的经济生存能力将会提高并随之对适应性目标产生积极影响。但这只有在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内考虑成本和效益因素才是可行的。尽管适应性再利用被看做是比再开发更为可持续的选择,但觉则是敏感的,41%的采访者认为决策需要在这样的选择的基础上制定,即将土地最大化利用,例如增加密度。在识别这些因素的采访者中,仅仅有46%的认为这将会对可持续性产生积极影响。采访者中76%认为能源效率是影响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虽然其中43%认为在某些案例中适应性再利用会抑制能源效率以及增加城市密度的几率,但是在视觉舒适以及文化遗产价值等方面人有诸多益处。提供现有建筑的结构部分仍是有用的,53%的采访者认为适应性再利用应当充分考虑可持续性的问题。大部分采访者强调道这必须在个案的基础上进行评估,但是适应性再利用应当采取创新方法来保持建筑的长期的可持续性。

适应性再利用被看作是富有成效的,提及经济可行性的采访者中有75%认为拆除一座建筑的成本远高于改建的成本。62%的采访者认为环境效益是一个因素,55%的涉及案例研究的表示建筑的环境效益会在使用有效的加热、绝缘和低影响材料下提升。通过适应性再利用来使用现存建筑能提供机遇来创造更加使人赏心悦目的环境,同时保持街景和我们的场所感。

七、结论

作为可持续性的一部分,遗产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受到了众多采访者的支持,但仍有关于可行性,尤其是经济问题的诸多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当地社区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场所感以及其中价值。当地社区的遗产投资可以顾及到当地的环境并有助于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些同遗产建筑和街景所提供的视觉享受和其独特性所组成的物理环境关系密切。通过遗产建筑,人们对当地环境抱有强烈的归属感,这是同面对一座新建筑多产生的震惊是完全不同的。遗产建筑是文化的符号,并且其保护影响到社区的幸福感、场所感从而影响到社会的可持续性。由于这些因素,再利用遗产建筑比在无视容积率和效率的情况下取代之更为合适。老建筑能够成为一种提供当地环境归属感的视觉景象。

任何关于遗产建筑再利用的评估都应当包含这样的标准,即保证适应性再利用不会影响到建筑的遗产价值。尽管适应性再利用呈现出可持续性积极的一面,但也产生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愈发集中于对遗产建筑进行作业所产生的技术问题。遗产建筑中所用到的许多材料和部件都是特殊定制的,无法进行简单的再利用。这些问题将影响到实施适应性再利用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并可能是开发商觉得不切实际。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当开发商觉得有利可图才会进行适应性再利用项目的开发。是否能增加遗产建筑对开发商的吸引力在于法律的引导,即降低建筑标准和规划需求并提够持续的财政奖励,例如减免税收。该研究就关注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关于遗产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的决策制定在于是否遗产建筑应当予以保护或者是否他们只不过是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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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者

PeterA.Bullen

p.bullen@curtin.edu.au

论文作者:张立平[译]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5年17期供稿

论文发表时间:20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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